“以电为纲”的节能考核,不吝一味猛药;在节能指标渐行渐近之时,基层官员、地方经济和广大民生都在经历痛苦煎熬
　　
　　11月8日晚11时,位于雁门关外的“煤电之都”山西朔州笼罩在黑暗之中。
　　昔日灯火通明的北城开发区,朔风凛冽,寥寥数盏路灯孤独地亮着。更多的大街则是漆黑一片,只有汽车划出的光柱,才能让藏匿在黑暗中的行人惊鸿一现。
　　从9月1日开始,这个城市的路灯只亮一半,并提前1小时关闭;当地的69家高耗电企业,全部被限电停产。
　　过去5年,很少有人意识到,“十一五”的节能大考,竟会以如此方式席卷中国。
　　
　　电力“被短缺”?
　　朔州,煤电之都。年产1.3亿吨电煤,仅次于鄂尔多斯,大多通过大秦铁路运往秦皇岛,尔后出渤海南下;火电装机容量近500万千瓦,所发电84%输往京津唐,点燃京城1/5路灯。
　　无人料到,这样的能源富地,在2010年秋冬之交,突然开始“拉闸限电”。
　　从9月1日起,朔州69家地方企业分3批被限电,市区所有景观灯,每天只准开1.5小时。
　　压力,来自“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山西省长王君已在不同场合谈到减排:“这个事不商量,谁的孩子谁抱走。”
　　和河北、安徽等地频频对居民用电“下手”不同,朔州的拉闸目前只限于工业和景观用电。
　　在“十一五”的前4年,朔州都是节能减排的“好孩子”:去年年底,因为成绩卓著,朔州市长冯改朵还被评为“中国节能减排二十佳市长”。
　　今年7月初,在朔州全市“节能降耗电视电话会议”上,冯改朵却说“不论采取什么措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
　　变化来自今年6月的节能考核“新政”:国家实行以万元GDP电耗为“标杆”的节能考核办法;且万元GDP综合能耗与万元GDP电耗的降幅上下相差不得超5个百分点,否则就有弄虚作假之嫌。
　　上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万元GDP综合能耗和电耗降幅相差甚远、甚至方向背离的情形,已屡见不鲜。
　　见到朔州市经贸委主任孔庆虎前,他正和朔州的电网企业在办公室激烈交锋:当地一家耗电大户水泥厂被限电停产后,又偷偷恢复了生产——许多工厂的生产、民用和取暖用电是同一线路,这让拉闸与“保民用”发生了碰撞。
　　孔的办法是:责成电网给被限电企业装上“电力负荷控制系统”,一旦超负荷,立即自动跳闸。
　　说是限电,其实就是让彻底停产。尽管朔州宣布对“限制类企业”执行每度0.3元的惩罚性电价,但其已无用武之地。
　　目前,朔州经贸委资源科的干部们,日夜在“被停产”的69家企业巡逻,防止这些企业“偷电”。而这些企业,此前均和电网签有供电合同,如此限电有违《电力法》。
　　节能任务“铁定完不成”?
　　据测算,今年朔州万元GDP综合能耗必须下降7.1%,才能完成“十一五”计划。按照“新标杆”,万元GDP电耗必须降低2.1%以上,才算真正完成目标。
　　一边拉闸,朔州市政府一边提出“五保”,即保居民用电、保冬季供暖、保煤矿生产、保电气化铁路运行、保陕京天然气管道加压。
　　这“五保”,都是底线:居民用电和供暖涉及民生和稳定,自不待言;朔州煤矿生产除涉及全国冬季供煤,也有确保安全的因素;而大秦铁路在朔州境内有3个牵引变电站,陕京天然气管道在朔州设有加压站,如若限电,后果不堪设想。
　　朔州经贸委做了测算,要达到“五保”,11、12月最起码用电5.82亿度,而该市11、12月全额用电指标为7.4亿度,“五保”之外的其它用电指标只剩下1.58亿度。
　　然而,朔州的近500万火电装机,每月至少要自用电2亿度。这意味着,如果不对3/4的火电机组进行停机,朔州的节能任务“铁定完不成”。
　　朔州的神头一电、二电等电厂,是京津唐电网主力电厂。涉及首都供电安全,已成政治问题。朔州市最后将电厂停机的“紧急申请报告”打往山西省政府“应急办”,而对方一直没有答复,“这样拖下去,朔州肯定完不成”。
　　事实上,在临汾等地,已有电厂因节能被暂时停机。山西省电力公司日前发出警告,目前该省最大停机容量已达259.5万千瓦,这导致“史上最严峻缺电形势可能出现”。
　　
　　“贡献型经济”的尴尬
　　朔州当地的火电厂,“把污染留在当地,把清风送往首都”。每年250亿度的发电量,80%以上通过超高压输电线路送往北京。因为实行坑口低电价,这些电厂占用了朔州40%的用电指标,却只产生了6%的GDP。
　　“做大GDP分母,减小电耗分子”,这是地方降低能耗的基本方法,“但用40%的电耗去支持6%的GDP,这样的考核体制肯定有问题。”朔州官员对此颇有微词。
　　央企所属的发电厂一枝独大,却少受地方节制——这已成朔州官员的最大心病。
　　采访中,朔州一些官员很是羡慕山西晋城等城市,“那里有大化工,随便关停一个就能完成任务,不像朔州地方企业,都是些小山药蛋。”
　　朔州市的“上书”,是实情,亦是博弈手段。朔州部分官员坦言,“十一五”后,必然要对完不成节能减排的地方官员进行问责,“朔州的特殊情况,上级总要考虑一下吧。”
　　除了惹不起的诸电厂,朔州市境内还有些“更硬的茬”:中国能源命脉的大秦铁路,年发运电煤4亿吨,每年占用朔州2.3亿度的电耗指标;陕京天然气3线,加压站每月占用朔州600多万度电耗指标;“这些都只产生分子,却不产生分母”——这些企业,产值并不在朔州统计。
　　“我现在是又卖矛,又卖盾。”孔庆虎很无奈。他认为,这种情形,等于山西为首都、为全国节能减排做贡献,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
　　朔州市统计局能源中心主任张东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电耗绝对是最准确的指标,“但以前没有这样统计,现在突然这样统计”,导致地方措手不及。
　　朔州市煤炭局副局长高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朔州煤炭的资源整合、兼并重组一直走在山西最前列,67座地方煤矿中,单井年产已达130万吨。在2005年时,这里的多数矿井实行炮采,用电量有限;但现在均实行综采,导致用电量突飞猛进。
　　神头泉,每秒涌水8立方,是朔州最大的水源,也是桑干河的源头。建在神头泉附近的一电厂和二电厂,均以该泉水为冷却水源。从2005年开始,为保证北京官厅水库用水,朔州新上马的电厂均开始使用风冷,虽然自耗电量超过水冷机组,但却节约了宝贵水源。但如今,这些耗电较高的风冷电厂“却不招人待见”。
　　中煤集团朔州格瑞特矸石电厂,去年刚刚投产。总经理助理史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格瑞特是典型的循环经济企业,采用两台13.5万千瓦的风冷机组,每年可消化130万吨煤矸石。
　　该厂的设备,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机组,每天补水不过几十吨;但32台132KW的冷却风扇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耗电颇多。
　　为了响应朔州市政府“电厂自用电率下降0.5%”的号召,该电厂投资了20多万元,把厂区的照明灯全部换成了节能灯;下一步,准备再投资300万元,为4台凝结水泵上马“高压变频”。
　　“对我们而言,下降0.5%太难了。”在格瑞特的厂区,许多路灯黑压压一片,“电厂本该灯火通明的。”史剑苦笑。
　　这也是全山西的尴尬。作为“华北水塔”的山西,近年主推“输煤变输电”的调产政策,使得风冷电厂遍地开花;而目前力推煤炭综采,消灭90万吨以下煤矿,也导致用电量与日俱增。
　　山西省商务厅一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山西煤炭丰富、电价低廉,历来高耗电企业云集;国家选定的千家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山西居然占到90家,“前些年大力招商引资,许多高耗能、高耗电企业落户山西”,“当时只注意减排,没人注意节能,现在问题终于出来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各地了解到,环评一直是项目立项的前置条件,这使新项目的减排工作普遍进展顺利;但是,本该也是前置条件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却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前只是一项统计指标,今年后半年突然开始严格执行”。
　　
　　“十一五节能”遗产
　　席卷全国的“保节能”拉闸限电,导致生产秩序被打乱。
　　产能一直严重过剩的铁合金、电石、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突然进入“卖方市场”。这些,均是朔州的拳头产品;但是,诸多企业只有望市场而兴叹。
　　“水泥市场价每吨涨了60元。”11月9日下午,狮头股份(600539.SH)朔州分公司供应科的边国繁等人无所事事,“你有再多钱也买不到货。”
　　这个年产50万吨水泥的当地龙头企业,在10月9日被拉闸限电,导致停产。此前,朔州一条铁路专用线和引黄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该企业是这两项工程的主供货商。
　　“可能会引发大量合同纠纷,引发千万以上的索赔。”边国繁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铁路桥梁等工程需要连续浇筑混凝土,“一旦中断,许多工程就整体报废。”
　　水泥厂位于神头镇毛道村,从厂区往南望去,神头泉附近的大批火电冷却塔清晰可辨。“离电厂这么近,怎么就突然缺电了呢?”该企业几名工人和保安很不理解,“我们每月效益工资只有1500元,这样停下去,让我们吃什么?”
　　朔州经贸委主任孔庆虎更担心的是,诸多高耗能企业已经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苦熬了两年;如今好不容易遇到市场回暖,却遭遇节能减排,“这样到年底,这些企业就可能无法恢复元气,彻底死掉了。”
　　中国能源专家、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不久前到朔州调研,孔庆虎向其述说了基层的节能烦恼:“‘十二五’的盘子不能再这样简单地按地区搞一刀切,否则节能减排就走入了死胡同,产业就全部死光了。”
　　“‘十二五’期间,应该认认真真考虑以产业、行业定能耗,不要再以区域定能耗。”孔庆虎建议,“比如给电厂煤耗定下标准,达不到的可以强行技改,再达不到则关掉,这样不会对企业造成伤害”。
　　“尽管考核指标和节能手段都存在很多问题,但政府和企业都开始真正重视节能了。”张东升等人认为,这是今年节能大考的最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