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危机中,全球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报告的损失高达1.8万亿美元,其中18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损失超过了50%。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成为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点。
　　为此,美欧国家向金融体系注资额高达1.4万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资产高达4.8万亿美元,并为4.6万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负债提供了保证,为拯救金融体系付出巨额的成本,这是西方国家主权债务迅速膨胀、诱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上述数据仅代表大型金融机构危机造成的直接财务成本,远远低于其造成的潜在宏观成本。“金融巨人”的倒下具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和监管制度含义,前提是准确把握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真正原因。
　　业务日趋复杂是危机原因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各国纷纷拆除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间的防火墙,欧美大型商业银行逐步由传统的“信贷中介”演变为“全能的金融市场中介”,“股权文化”取代“信贷文化”,经营模式由“购买-持有”模式转向“发起-分销”模式。
　　部分欧美国家大型银行资产非信贷化、资金来源批发化、收入非利息化的趋势越演越烈。如德意志将衍生品交易业务、股票和债券发行业务、现金管理和清算业务等三大类业务作为核心。其2009年中的资产负债表中,信贷仅占资产的15%,存款仅占负债的21%,67%的资产和50%以上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花旗银行的贷款占资产、存款占负债的比例也仅为32.8%和41.5%。
　　在本轮危机中,这些银行暴露出重大的信用损失和资产减记,而传统经营的银行损失却很小。
　　杠杆率迅速攀升亦加剧了风险。高杠杆是商业银行信贷中介功能在财务结构上的具体表现,也是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源头之一。在本轮危机之前几年的低利率环境、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背景下,金融部门的杠杆效应明显上升。
　　1993~2007年,美国商业银行杠杆倍数(有形资产/有形普通股)由16倍上升到25倍;进一步分析发现,杠杆效应上升主要是大型银行引起的,前10大银行的杠杆倍数由18倍上升到34倍,而且这还不包括表外业务;2000~2008年间,英国主要银行的杠杆倍数也从20倍上升到30倍。若考虑表外实体以及衍生产品的内嵌杠杆率,2008年美国、欧洲大陆、英国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杠杆倍数为45倍、50倍和35倍。本轮危机期间,大型金融机构为维护资本充足率而进行的去杠杆化,压低了金融资产价格,所导致的价格下降螺旋,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业务关联性显著上升导致大型金融机构风险迅速蔓延为全球化问题。过去三十年间,金融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境外资产和负债占GDP的比例平均上升了6倍,集中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二十家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际承担了全球金融中介的功能,这些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附属机构或表外机构主导了全球债券、股票、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结构化金融产品和场外衍生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负债管理,推动了全球银行体系迅速膨胀,2002~2009年间全球银行体系总资产从13.2万亿美元增加30.5万亿美元。金融体系关联性的上升使得某个市场流动性断裂和损失迅速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的重新组合,金融市场的冲击被迅速传递并放大。
　　此外,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也是大型金融机构酝酿系统性风险的原因。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全社会的“风险中介”,因此金融机构的薪酬水平、薪酬结构和薪酬期限安排应与其业务内在风险相适应。但长期以来国际化大银行的薪酬机制主要基于短期业务表现,未能反映业务的风险成本。
　　一是金融机构随着资产可交易性上升导致风险转移幻觉,业务决策短期化,过度承担风险;二是内部人主导薪酬机制,奖金支付甚至不考虑股东的利益,2007~2008年间许多大银行盈利水平大幅度下滑,甚至严重亏损,高管层仍领取巨额的奖金和离职费用;三是薪酬的绝对水平过高,2004~2007年间全球前7大批发银行的薪酬费用上升了74%;四是金融机构薪酬水平过度向前台业务倾斜,前台业务与中后台风险管理、监督部门之间薪酬水平存在系统性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