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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贡为“孔门十哲”之一，世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的“言语”才智是得到肯定的。从《左传》的记载中分析子贡如何效力于鲁、卫，又是如何在诸侯间的外交上面展现一个儒家文人在礼乐崩坏，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之交是如何将孔子宣扬的“礼”贯穿到实践中的。子贡则是天下战乱，各国纷争前提下为维护己国利益而出现的无数“爱国”文士之一。
关键词： 子贡 外交 “礼”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又字子赣，春秋末期卫国人。作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被史家司马迁定位言语科的优等生，对子贡的口才机智倍加推崇，认为“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①。由此有人认为子贡是“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②。
笔者认为子贡毕生为鲁、卫效力，在哀公时期多次充当使节为逐渐衰弱的鲁国维护尊严，保护利益。他杰出的表现毫无疑问地表现了他的才智。但是不能就此断定子贡就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甚至为楷模抑或先驱。文章主要从《左传》中子贡的外交史实探索其在外交中体现的精神，以此给子贡更恰当的评价。
一、子贡在哀公时期的外交活动
《左传》记载子贡在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至二十六年（前469年）之间，曾多次出使，不辱使命，面对大国，不卑不亢，在外交谈判上取得了相当的政绩。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哀公与吴人在鄫会盟，势力日渐强大的吴向鲁“徵百牢”。这种要求超过了周朝先王规定的礼数，但是，鲁大夫景伯认为“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予，必弃疾于我”③，于是就给了。
接着，吴太宰伯嚭又召见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④。伯嚭见季康子没来，便质问子贡：“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⑤子贡的回答很巧妙：“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⑥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君远离国都参加会盟，大夫们便不能虚国而出，既然你们可以不按礼数勒索礼品，那么很可能做出难以预料的事。这话貌似谦卑实却揭露了吴国强索牛羊猪各一百头的违礼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鲁国的面子也为季康子的违礼进行了开脱。《左传》这段话的记载，印证了《论语·先进》说：“子贡，侃侃如也。”表现了他的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及在任外交使节时很善于辞令。
时至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哀公又与吴人会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⑦，以巩固5年前两国在鄫地建立的盟约关系。由于形势的变化徘徊在吴齐之间的鲁国决定暂不同吴国重温旧盟，子贡再次被委以重任。会谈中，伯嚭代表吴国提出“必寻盟”。对此，子贡对盟约的礼法进行严密的申诉：“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接着子贡又代表鲁哀公说：“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⑧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时结盟的形式必须具备的要素有，一是有共同接受的约束，二是托明神以监督，而“制其义”、“结其信”，则至少应该是口头表达的希望。如果随意更改盟约，那么天天结盟、寻盟就没有用处，没有意义。由此可以说明子贡对外交辞令掌握的熟练。从子贡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既没有撕毁旧盟，又没有重申旧盟，而是紧扣中心，有礼有节，只强调不必重温，从而完成了拒温旧盟使命。
从上面子贡的几则对话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子贡在语言上的技巧及熟练的外交辞令。由此我们再对子贡在外交中所体现的精神进行简单的分析。
二、子贡外交中体现的精神
哀公时期礼崩乐坏，人心离散，鲁国虽仍保持着文化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国势不断下降成为弱国之一，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徘徊于强国之间，苟且安生。面对这样的形势，鲁国于各个诸侯之间的交往更显得重要。那时的诸侯间的外事活动中尤其注重礼节，对“礼”的理解是否熟悉透彻则对交往中的得失有着莫大的关系。
子贡不仅对“礼”的仪节形式和种种的规定有细密、纯熟的掌握，如在公元前495年，子贡刚入孔门时，邾子朝鲁，子贡观礼，他还根据鲁定公和邾隐公在朝见过程中的失礼行为，道“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后，子贡的话得到证实，虽被孔子批评为“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者也”⑨，但是这正从反面证明了子贡在心底对外交中礼节的注视。而且对与“礼”的本质内容，以及“礼”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并见之于自己的言行。上一段的论述中可清晰看出子贡在哀公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完全以孔子提倡的“礼”论为准绳。
虽然在鲁哀公时期的外交史上子贡永远称不上主角，但是其杰出的表现、精炼的言辞尤被当时的人怀念，如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越以霸主的身份派舌庸来与鲁谈，为鲁国和邾国解决领土争端，划分交界处，然后订立盟约。会盟时，越国的代表仅一名大夫，而鲁国“三子皆从”，双方的规格极不对等。然而鲁国既没有军事实力反抗，又没有擅长外交斗争的人拒绝盟约，“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⑩。
子贡亦认识到和平外交的重要性，《韩诗外传》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要他们各人谈各人的志向。其中子贡说：“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他和平外交的愿望，与后期出现的纵横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就当时的历史进程也是不相符的。礼崩乐坏，征伐不断，企图以和平的手段避免诸侯间的战争是不切实际的。
综上所述，子贡虽然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外交家，但他依旧是春秋战国之交乱世间文人的代表，从他的实践中可以窥探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外交特质。由子贡可以看出此时孔子弟子们奔波于列侯的行为与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思想已不能相提并论，他们也将孔子的“礼”运用到实践中。
注释：
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鬼谷子全书·中篇.转引端木子贡生平事略考，王文章《人物春秋》.
③左传·哀公七年.
④左传·哀公七年.
⑤左传·哀公七年.
⑥左传·哀公七年.
⑦左传·哀公十二年.
⑧左传·哀公十二年.
⑨左传·哀公十五年.
⑩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关键词： 子贡 外交 “礼”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又字子赣，春秋末期卫国人。作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被史家司马迁定位言语科的优等生，对子贡的口才机智倍加推崇，认为“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①。由此有人认为子贡是“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②。
笔者认为子贡毕生为鲁、卫效力，在哀公时期多次充当使节为逐渐衰弱的鲁国维护尊严，保护利益。他杰出的表现毫无疑问地表现了他的才智。但是不能就此断定子贡就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甚至为楷模抑或先驱。文章主要从《左传》中子贡的外交史实探索其在外交中体现的精神，以此给子贡更恰当的评价。
一、子贡在哀公时期的外交活动
《左传》记载子贡在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至二十六年（前469年）之间，曾多次出使，不辱使命，面对大国，不卑不亢，在外交谈判上取得了相当的政绩。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哀公与吴人在鄫会盟，势力日渐强大的吴向鲁“徵百牢”。这种要求超过了周朝先王规定的礼数，但是，鲁大夫景伯认为“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予，必弃疾于我”③，于是就给了。
接着，吴太宰伯嚭又召见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④。伯嚭见季康子没来，便质问子贡：“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⑤子贡的回答很巧妙：“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⑥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君远离国都参加会盟，大夫们便不能虚国而出，既然你们可以不按礼数勒索礼品，那么很可能做出难以预料的事。这话貌似谦卑实却揭露了吴国强索牛羊猪各一百头的违礼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鲁国的面子也为季康子的违礼进行了开脱。《左传》这段话的记载，印证了《论语·先进》说：“子贡，侃侃如也。”表现了他的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及在任外交使节时很善于辞令。
时至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哀公又与吴人会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⑦，以巩固5年前两国在鄫地建立的盟约关系。由于形势的变化徘徊在吴齐之间的鲁国决定暂不同吴国重温旧盟，子贡再次被委以重任。会谈中，伯嚭代表吴国提出“必寻盟”。对此，子贡对盟约的礼法进行严密的申诉：“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接着子贡又代表鲁哀公说：“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⑧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时结盟的形式必须具备的要素有，一是有共同接受的约束，二是托明神以监督，而“制其义”、“结其信”，则至少应该是口头表达的希望。如果随意更改盟约，那么天天结盟、寻盟就没有用处，没有意义。由此可以说明子贡对外交辞令掌握的熟练。从子贡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既没有撕毁旧盟，又没有重申旧盟，而是紧扣中心，有礼有节，只强调不必重温，从而完成了拒温旧盟使命。
从上面子贡的几则对话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子贡在语言上的技巧及熟练的外交辞令。由此我们再对子贡在外交中所体现的精神进行简单的分析。
二、子贡外交中体现的精神
哀公时期礼崩乐坏，人心离散，鲁国虽仍保持着文化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国势不断下降成为弱国之一，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徘徊于强国之间，苟且安生。面对这样的形势，鲁国于各个诸侯之间的交往更显得重要。那时的诸侯间的外事活动中尤其注重礼节，对“礼”的理解是否熟悉透彻则对交往中的得失有着莫大的关系。
子贡不仅对“礼”的仪节形式和种种的规定有细密、纯熟的掌握，如在公元前495年，子贡刚入孔门时，邾子朝鲁，子贡观礼，他还根据鲁定公和邾隐公在朝见过程中的失礼行为，道“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后，子贡的话得到证实，虽被孔子批评为“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者也”⑨，但是这正从反面证明了子贡在心底对外交中礼节的注视。而且对与“礼”的本质内容，以及“礼”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并见之于自己的言行。上一段的论述中可清晰看出子贡在哀公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完全以孔子提倡的“礼”论为准绳。
虽然在鲁哀公时期的外交史上子贡永远称不上主角，但是其杰出的表现、精炼的言辞尤被当时的人怀念，如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越以霸主的身份派舌庸来与鲁谈，为鲁国和邾国解决领土争端，划分交界处，然后订立盟约。会盟时，越国的代表仅一名大夫，而鲁国“三子皆从”，双方的规格极不对等。然而鲁国既没有军事实力反抗，又没有擅长外交斗争的人拒绝盟约，“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⑩。
子贡亦认识到和平外交的重要性，《韩诗外传》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要他们各人谈各人的志向。其中子贡说：“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他和平外交的愿望，与后期出现的纵横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就当时的历史进程也是不相符的。礼崩乐坏，征伐不断，企图以和平的手段避免诸侯间的战争是不切实际的。
综上所述，子贡虽然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外交家，但他依旧是春秋战国之交乱世间文人的代表，从他的实践中可以窥探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外交特质。由子贡可以看出此时孔子弟子们奔波于列侯的行为与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思想已不能相提并论，他们也将孔子的“礼”运用到实践中。
注释：
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鬼谷子全书·中篇.转引端木子贡生平事略考，王文章《人物春秋》.
③左传·哀公七年.
④左传·哀公七年.
⑤左传·哀公七年.
⑥左传·哀公七年.
⑦左传·哀公十二年.
⑧左传·哀公十二年.
⑨左传·哀公十五年.
⑩左传·哀公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