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者不会对萨特感到陌生。
　　1955年，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女友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45天。1955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包括萨特、波伏娃在内的外国代表团。宴会上，萨特和波伏娃见到了周恩来。波伏娃记述说：“周从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与客人们碰杯，交换微笑……他特地给卓娅的母亲鞠了个躬。卓娅是每个中国青少年知晓的苏联英雄。”
　　当晚，萨特与波伏娃来到长安街。平时安静的街道热闹非凡。故宫红墙边的人行道上，许多小商贩摆起了摊子：卖大碗茶，卖水果。他们还看到了排练的彩车。
　　10月1日，萨特与波伏娃等作为贵宾走上了观礼台。波伏娃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
　　她写道，在长达4个小时的活动中，游行的人们展示了各自领域的成就。彩车上是火车模型、发电机、联合收割机，甚至还有水果和小麦等。队伍中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快乐———他们或微笑，或放声大笑。在中国呆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问波伏娃：“你能说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波伏娃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这是装不出来的。人们在欢庆节日，因为他们想要欢庆。
　　作为哲学家的波伏娃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人群中发自内心的欢乐，感染了外国友人，这些各界名流表现得很克制。他们一边观看活动，一边偷瞥其他外国人。当萨特和波伏娃听到波兰物理学家因菲尔德的话时，才知道大家都被感染了：“当你看到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
　　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看焰火。因为是作家，他们与茅盾夫妇被安排在同一桌。除去彼此间交谈外，他们都注意到正在向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
　　当然，萨特和波伏娃也看到了中国人的一些毛病，不过他们更愿意以另一种角度来解释它：“中国几千年来都有吐痰的习惯，他们觉得在公共场合吐痰很正常，即使在十分正式的谈话中，就像我们经常拧鼻子一样。如果我非得挑一件我在北京最常见的典型物件带回家，我会选择痰盂和热水瓶。”
　　有一次，波伏娃与女作家丁玲共同进餐。当波伏娃看到丁玲工作台上有支画笔，便问她是否在作画，但丁玲只笑笑，什么也不回答。其实，这在中国非常正常，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但波伏娃不太理解，因为在她看来不够礼貌。
　　几位受到外国友人直率性格感染的中国人说：“我们有时不知道怎样表达内心的情感。人们常说我们中国人就像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这一点，萨特和波伏娃也有体会。波伏娃认为：“中国人平易近人，能与我们建立牢固的关系。”
　　195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萨特这样来表达他看到的中国发展速度：“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确切地说，在当时，萨特和中国，彼此都是陌生的。对于这次访华，萨特除了在1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对新中国的感受》，以及在法国《观察家》上发表《我所看到的中国》以外，只接受过一些专题采访，而没有多作评论。
　　从另一角度来说，萨特的部分作品，包括《墙》、《房间》，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陆续被译成汉语。但了解的人毕竟有限。5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在国际上的声誉虽有所下降，鉴于萨特与苏联的微妙关系，中国仍然对他抱有友好态度。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国人眼里，萨特更多地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相传萨特在北京与茅盾等人会面时，由于不了解彼此的作品，只好谈论美食。
　　对于萨特而言，这45天的中国之行，也许只算得他访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段插曲，既不比他与前苏联的复杂纠葛，也不比他在古巴演讲的激昂澎湃。他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个遥远的中国，将会有整整一个80年代的年轻人把自己当成了精神的依托。他们反复体味“他人就是地狱”、“自我选择”、“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长久以来，恐惧、孤独、失望、厌恶第一次宣泄而出。他们充满悲观，又渴望自由。他们试图弄清楚“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试图读懂艰涩的“存在与虚无”的内涵。
　　有趣的是，二十年以后，这一代人中有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声称当年“错爱上了萨特”。青年时代的激情难免缺少理性和明智，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斜视”而让人不易看透的萨特。更有人说，进入90年代以后，萨特在中国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被“打回了原形”——打回原形岂非是针对妖孽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