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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现代性与本土化路径研究（编号：13YJA751039）。
摘 要：方方小说《风景》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小说以第三者小八子的客观视角讲述了七哥一家人的生活，在零度感情的介入下展现人物在困境中的生命状态，通过人物在困境中的不同选择，揭示人虽殊途，但终将同归的生命哲学。不论人物选择何种生存方式，他人都无法评论孰是孰非，因为人行走在这条征途上，都会到达生命的归宿处，死亡的交汇口。
关键词：《风景》；生命状态；生命抉择；死亡
作者简介：杨茜（1995-），女，湖南怀化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文教育与文学评论工作；彭在钦（1964-），男，湖南浏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学科、影视与戏剧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学、语文教育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风景》讲述了武汉平民区“河南棚子”七哥一家的生活状态，重点讲述了七哥在恶劣的家庭环境中艰难的生存过程，并用二哥的生命状态和人生选择与七哥形成对比。在不同的困境里，二哥选择自杀以达到内心对爱情的至死不渝，七哥选择在现实的社会里左右逢源改变人生命运。人物在困境的不同抉择下，展现自己对生死的思考，揭示作品的生存哲学。
一、探索：生命所处的不同状态
方方利用第三者“小八子”的客观视角，真实地展现了生活的原生态样貌。“她是‘情感零度介入’的，嘴角挂着一丝残酷的冷笑，俯瞰下面的芸芸众生。”[1]方方对人的生存状态采取了一种近乎真实的描述，人的生命在肉体的困顿和精神的崩塌中游离。
（一）肉体的困顿
《风景》的叙述背景是武汉底层市民的聚居地——“河南棚子”。“而实际上老汉口人提起河南棚子这四个字，如果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那简直是等于降低了他们的人格。”[2]因此在众人眼中，河南棚子其实是恶劣、粗俗的代名词。七哥一家有十一口人，人均不足一点五平米。“弟兄们一天天长大，地铺上已经挤不下七条汉子了。”[2]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哥开始上夜班，七哥被父亲一脚踢到床底下，省得占哥哥们的床位。七哥的住处——床底，又湿又闷，什么虫子都有，而父亲的这一脚，使得七哥就这样开始了他床底漫长的旅居生涯。
七哥肉体的困顿不只来自于床底阴暗、潮湿的居住环境，还有身上留下的每一处伤痕，遭受的每一次打骂。“父亲用大脚趾抬起他的下巴，骂道：‘你这个杂种。’然后一脚蹬翻了他。”[2]之后，父亲让五哥将七哥提到角落里，六哥用竹条用力地抽打七哥光溜溜的屁股。在鞭打的惨剧中，五哥与六哥总是乐意充当打手的身份，大香与小香则时常是七哥惨遭毒打的始作俑者和看客。
粗劣的生活方式，狭窄的生存空间，七哥已经降至动物般的低劣生存状况。姐姐大香小香用近乎“虐待”的伎俩折磨着小弟弟“七哥”，这既是贫贱家庭的孩子无聊的“娱乐”形式，也是弱肉强食的人性竞争的“游戏”和“预演”。
（二）精神的崩塌
生命长河里的萍水相逢，毫无征兆的偶然相遇，使得二哥步入一条与家人完全不同的轨道，并愉快地在这轨道上流尽鲜血而后死去。二哥救了溺水的杨朦与杨家人结识。杨朦一家和谐融洽、民主平等的生活氛围使二哥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阳光和温暖。文革时，二哥为了杨朗，为了爱情，一次次放弃回城的机会，对二哥来说，爱情是他所有的精神寄托，是他所有的美好憧憬。
“一个活人和一個死人这之间又有多大差距呢？死者有没有可能在他们的世界说他们本是活着而芸芸众生则是死的呢？死，是不是进入生命的更高一个层次呢？”[2]二哥逐渐形成自己对人生死的判定，对理想精神的追求，但在文革时期，二哥的理想与爱情都受到了毁灭，这种毁灭，是对生命的困惑和钳制所导致的无法逃离的痛苦，在这种困境之下，他毅然决然抛弃这个丧失人性，泯灭良知的世界。奄奄一息之时，他对杨朗说了一句“不是死，是爱”。[2]活在世上，已经没有爱，只有死亡，才能继续指引他随爱前行。二哥坚定地选择对爱情对精神的执着，并乐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纵观二哥一生，他所面临的是一个个接踵而至的精神难题。遇到杨朗一家后，他经常跑去杨朗家，这是一个活在底层粗暴家庭里的人，对家的温暖产生的向往，是精神上对文明的渴求。直到父亲说出那句，“骨气就是不要跟有钱人打交道，让他们觉得你是流着口水羡慕他们过日子。”[2]他将心里已经发芽的对文明、对精神的追求又重新掩盖，一个是内心的寻求，一个是外在的尊严，二者存在矛盾，精神面临抉择。二哥一步步地迈向他自己未来想要建设的理想领空，但是爱情的背叛，使得二哥的精神世界遭到崩塌。
二、解读：生命困境中的不同选择
与生存世界融为一体的现实人和精神追求的文明转变者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七哥，现实生存，在社会的染缸里如鱼得水；二哥，逆世而逐，在精神的原野上引吭高歌。
（一）现实人摆脱生存的桎梏
与够够的相遇，“是七哥最美丽和善良的日子”。[2]但是，唯一的知心伙伴够够却不幸命丧车轮，他最后一丝来自人的温暖遭到幻灭。下乡后，七哥超越肉体困境、尝试摆脱生存桎梏，潜意识中对生死的思考逐渐萌芽。“他从未想到过的关于死的问题在那一晚却想了无数次。”[2]七哥对生死的透彻领悟让他明白“正常的死人不说话”，所以，要活得像人，就和活得像死人没有区别。出现梦游，正是他规规矩矩做阴间死人的体现，也是七哥潜意识与思想深处对生存困境所反映的生存欲望。苏北佬说“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2]因此，他抛弃了既定的教师生涯和结婚对象，选择了一位认识不长，无法生育且比自己大七八岁的女人。在她身上，七哥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终南捷径——一位高官父亲。 “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又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2]这是七哥对社会现实总结出的生存哲学，他用着这套哲学，在现实生活里过得如鱼得水。生命就像是树叶，是树叶就要努力地找养分让自己绿油绿油的，何须在乎那养分从何而来，争夺他人还是自己光合作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自己摆脱生长的瓶颈，能让自己尝到活着的滋味。
（二）文明者奔向精神的原野
二哥在“河南棚子”这个地域上过着群居生活，但他与这些群体并不相同。《风景》中描述的是一群怎样的人呢？野蛮、无礼、冷漠。当父母争吵时，邻居们充当着一个个看客，前来观看热闹。“他们一边嚼着饭一边笑嘻嘻地对父亲和母亲评头论足。”[2]父亲以拳头解决问题，母亲爱在男人面前卖弄风骚，家里的兄弟姐妹自私自利，干着弱肉强食的勾当。在这样的环境下，二哥必定带着同样的人性特质，但是，他却是这个群体里的异类。杨朦一家的相处模式使他明白人与人之间应该民主和谐，他常借着复习功课的名义待在杨朦家，在那里，二哥能感受到心里的安宁。他是彻底被文明唤醒的沉睡者，“我觉得像狗一样，特别是小七子，连狗都不如。”[2]这是二哥开始对自我生活质量的反思和叩问。二哥想要通过知识，成为一名建筑师，想要以文明的方式，过温暖而祥和的生活，一步一步地走向他理想中塑造的精神世界。
但是，二哥堆砌起来的文明构图，被历史的洪流冲散的干干净净。历史因素在方方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物命运、故事转折、情节跌宕，都在人无法掌控的历史因素参与下得以完成。杨朦父母因为文革自杀，让二哥知道了生死之间的差别，不是肉体的生存与毁灭，而是精神追求的生存与毁灭。当杨朗用自己贞洁换来回城的机会，亲口说出不爱二哥之类的话，他的世界崩塌了，他想筑建的文明城堡无望了。二哥在精神世界毁灭的现实面前，会有怎样的结局呢？除了死，别无他法。
二哥的死，是文明者的死亡。世界并没有温柔以待，而二哥，却用温和柔软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他没有对肮脏的现实世界破口大骂，而是安静的流尽自己的鲜血。每一个人都屈服在现实世界的脚下，而二哥仍然守着他的信仰，选择死亡奔向他追求的精神原野。
三、归宿：死亡是生命殊途的交汇口
海因里希·波尔说过：“艺术家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正如一个真正的牧师总是伴着祈祷一样。”[3]死亡在方方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人在共同的生命长河选择不同的生命路途，难以定论活法的孰是孰非，但最终的结局都是归于尘土，归于死亡。小说人物既有肉体困顿，也有精神崩塌，死亡意识在作品中体现为安详的乐园，这个乐园是各路人走至尽头最后的归宿。
二哥的精神圈由底层“河南棚子”跳入了现代文明，所以二哥做出的选择跟七哥截然不同。二哥选择追逐自己理想的伊甸园，用精神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现实面，逆社会黑暗旋涡而上，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走到不同个体都将到达的交汇口——死亡。七哥的最后结局虽然暂时还未出现躯体死亡这一步，但是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又同归。”[2]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七哥即使肉体还未死亡，但已与死无异。
在方方笔下，死亡，是人轻松的一种状态，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如同充满阳光照射的乐园，安详宁静、云淡风轻。谢晓燕说：“方方描写的死亡五音繁会，但这些死亡都不是悲剧，而是喜剧，让人压抑的感情得到了最透彻的释放。死亡在方方善于驾驭调度的笔下灿烂、绚丽、流光溢彩，如一树奇异的花，把一切苦难、伤害、痛楚与扭曲都治愈了，又如一团燃烧的冰，让人觉得奇异眩目。”[4]
方方曾说：“对于生活的残酷，有的作家采取抚慰的方式，给人以安慰劝说，但我无法将这些真实的丑相给掩盖，我要把这种不和谐赤裸裸地呈现，我要让人看到生活的本质，看到生活本身的残酷，看到人们在与生活搏斗时人性的扭曲与异变。”[5]七哥在自己人生途中做出的选择是人性最真实的展现，并非一个卑劣者对卑劣社会的反击，而是一个受尽折磨的人对社会的适应，一个转型成功的现实人对社会的把玩。《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一书中提到七哥的身份是社会的恶俗者，在我看来，七哥应该称之为社会的现实人，而非恶俗者。七哥所遭受的压迫、羞辱和折磨是最为巨大的，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伤害。一个人对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最为基本，与自己遭受的伤害比起来，七哥的选择无可厚非。因此，七哥的身份更适合社会的现实人，而非卑劣的恶俗者。
一个是精神追求的文明者，一个是社会利益的现实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最后都会在死亡的交汇点碰面。正如七哥反复说出的人生哲理：“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又同归。”[2]所有的生命，最终都会悄无声息的飘零，如何成长就显得并不重要，总之都会在各自殊途上一步步走向生命的交汇口——死亡。
参考文献：
[1]张晓平.杂谈王朔、方方等人的小说[J].文学自由谈，1990，第2期.
[2]方方.风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南川，黄炎平.与名家一起体验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52.
[4]谢晓燕.祖父和父亲在方方心中——方方创作个性谈[D].郑州：郑州大学，2005.
[5]王辰瑤.方方：人本质上有不可愈合的伤口[J].青年时讯.2000（3）.
摘 要：方方小说《风景》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小说以第三者小八子的客观视角讲述了七哥一家人的生活，在零度感情的介入下展现人物在困境中的生命状态，通过人物在困境中的不同选择，揭示人虽殊途，但终将同归的生命哲学。不论人物选择何种生存方式，他人都无法评论孰是孰非，因为人行走在这条征途上，都会到达生命的归宿处，死亡的交汇口。
关键词：《风景》；生命状态；生命抉择；死亡
作者简介：杨茜（1995-），女，湖南怀化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文教育与文学评论工作；彭在钦（1964-），男，湖南浏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学科、影视与戏剧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学、语文教育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风景》讲述了武汉平民区“河南棚子”七哥一家的生活状态，重点讲述了七哥在恶劣的家庭环境中艰难的生存过程，并用二哥的生命状态和人生选择与七哥形成对比。在不同的困境里，二哥选择自杀以达到内心对爱情的至死不渝，七哥选择在现实的社会里左右逢源改变人生命运。人物在困境的不同抉择下，展现自己对生死的思考，揭示作品的生存哲学。
一、探索：生命所处的不同状态
方方利用第三者“小八子”的客观视角，真实地展现了生活的原生态样貌。“她是‘情感零度介入’的，嘴角挂着一丝残酷的冷笑，俯瞰下面的芸芸众生。”[1]方方对人的生存状态采取了一种近乎真实的描述，人的生命在肉体的困顿和精神的崩塌中游离。
（一）肉体的困顿
《风景》的叙述背景是武汉底层市民的聚居地——“河南棚子”。“而实际上老汉口人提起河南棚子这四个字，如果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那简直是等于降低了他们的人格。”[2]因此在众人眼中，河南棚子其实是恶劣、粗俗的代名词。七哥一家有十一口人，人均不足一点五平米。“弟兄们一天天长大，地铺上已经挤不下七条汉子了。”[2]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哥开始上夜班，七哥被父亲一脚踢到床底下，省得占哥哥们的床位。七哥的住处——床底，又湿又闷，什么虫子都有，而父亲的这一脚，使得七哥就这样开始了他床底漫长的旅居生涯。
七哥肉体的困顿不只来自于床底阴暗、潮湿的居住环境，还有身上留下的每一处伤痕，遭受的每一次打骂。“父亲用大脚趾抬起他的下巴，骂道：‘你这个杂种。’然后一脚蹬翻了他。”[2]之后，父亲让五哥将七哥提到角落里，六哥用竹条用力地抽打七哥光溜溜的屁股。在鞭打的惨剧中，五哥与六哥总是乐意充当打手的身份，大香与小香则时常是七哥惨遭毒打的始作俑者和看客。
粗劣的生活方式，狭窄的生存空间，七哥已经降至动物般的低劣生存状况。姐姐大香小香用近乎“虐待”的伎俩折磨着小弟弟“七哥”，这既是贫贱家庭的孩子无聊的“娱乐”形式，也是弱肉强食的人性竞争的“游戏”和“预演”。
（二）精神的崩塌
生命长河里的萍水相逢，毫无征兆的偶然相遇，使得二哥步入一条与家人完全不同的轨道，并愉快地在这轨道上流尽鲜血而后死去。二哥救了溺水的杨朦与杨家人结识。杨朦一家和谐融洽、民主平等的生活氛围使二哥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阳光和温暖。文革时，二哥为了杨朗，为了爱情，一次次放弃回城的机会，对二哥来说，爱情是他所有的精神寄托，是他所有的美好憧憬。
“一个活人和一個死人这之间又有多大差距呢？死者有没有可能在他们的世界说他们本是活着而芸芸众生则是死的呢？死，是不是进入生命的更高一个层次呢？”[2]二哥逐渐形成自己对人生死的判定，对理想精神的追求，但在文革时期，二哥的理想与爱情都受到了毁灭，这种毁灭，是对生命的困惑和钳制所导致的无法逃离的痛苦，在这种困境之下，他毅然决然抛弃这个丧失人性，泯灭良知的世界。奄奄一息之时，他对杨朗说了一句“不是死，是爱”。[2]活在世上，已经没有爱，只有死亡，才能继续指引他随爱前行。二哥坚定地选择对爱情对精神的执着，并乐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纵观二哥一生，他所面临的是一个个接踵而至的精神难题。遇到杨朗一家后，他经常跑去杨朗家，这是一个活在底层粗暴家庭里的人，对家的温暖产生的向往，是精神上对文明的渴求。直到父亲说出那句，“骨气就是不要跟有钱人打交道，让他们觉得你是流着口水羡慕他们过日子。”[2]他将心里已经发芽的对文明、对精神的追求又重新掩盖，一个是内心的寻求，一个是外在的尊严，二者存在矛盾，精神面临抉择。二哥一步步地迈向他自己未来想要建设的理想领空，但是爱情的背叛，使得二哥的精神世界遭到崩塌。
二、解读：生命困境中的不同选择
与生存世界融为一体的现实人和精神追求的文明转变者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七哥，现实生存，在社会的染缸里如鱼得水；二哥，逆世而逐，在精神的原野上引吭高歌。
（一）现实人摆脱生存的桎梏
与够够的相遇，“是七哥最美丽和善良的日子”。[2]但是，唯一的知心伙伴够够却不幸命丧车轮，他最后一丝来自人的温暖遭到幻灭。下乡后，七哥超越肉体困境、尝试摆脱生存桎梏，潜意识中对生死的思考逐渐萌芽。“他从未想到过的关于死的问题在那一晚却想了无数次。”[2]七哥对生死的透彻领悟让他明白“正常的死人不说话”，所以，要活得像人，就和活得像死人没有区别。出现梦游，正是他规规矩矩做阴间死人的体现，也是七哥潜意识与思想深处对生存困境所反映的生存欲望。苏北佬说“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2]因此，他抛弃了既定的教师生涯和结婚对象，选择了一位认识不长，无法生育且比自己大七八岁的女人。在她身上，七哥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终南捷径——一位高官父亲。 “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又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2]这是七哥对社会现实总结出的生存哲学，他用着这套哲学，在现实生活里过得如鱼得水。生命就像是树叶，是树叶就要努力地找养分让自己绿油绿油的，何须在乎那养分从何而来，争夺他人还是自己光合作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自己摆脱生长的瓶颈，能让自己尝到活着的滋味。
（二）文明者奔向精神的原野
二哥在“河南棚子”这个地域上过着群居生活，但他与这些群体并不相同。《风景》中描述的是一群怎样的人呢？野蛮、无礼、冷漠。当父母争吵时，邻居们充当着一个个看客，前来观看热闹。“他们一边嚼着饭一边笑嘻嘻地对父亲和母亲评头论足。”[2]父亲以拳头解决问题，母亲爱在男人面前卖弄风骚，家里的兄弟姐妹自私自利，干着弱肉强食的勾当。在这样的环境下，二哥必定带着同样的人性特质，但是，他却是这个群体里的异类。杨朦一家的相处模式使他明白人与人之间应该民主和谐，他常借着复习功课的名义待在杨朦家，在那里，二哥能感受到心里的安宁。他是彻底被文明唤醒的沉睡者，“我觉得像狗一样，特别是小七子，连狗都不如。”[2]这是二哥开始对自我生活质量的反思和叩问。二哥想要通过知识，成为一名建筑师，想要以文明的方式，过温暖而祥和的生活，一步一步地走向他理想中塑造的精神世界。
但是，二哥堆砌起来的文明构图，被历史的洪流冲散的干干净净。历史因素在方方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物命运、故事转折、情节跌宕，都在人无法掌控的历史因素参与下得以完成。杨朦父母因为文革自杀，让二哥知道了生死之间的差别，不是肉体的生存与毁灭，而是精神追求的生存与毁灭。当杨朗用自己贞洁换来回城的机会，亲口说出不爱二哥之类的话，他的世界崩塌了，他想筑建的文明城堡无望了。二哥在精神世界毁灭的现实面前，会有怎样的结局呢？除了死，别无他法。
二哥的死，是文明者的死亡。世界并没有温柔以待，而二哥，却用温和柔软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他没有对肮脏的现实世界破口大骂，而是安静的流尽自己的鲜血。每一个人都屈服在现实世界的脚下，而二哥仍然守着他的信仰，选择死亡奔向他追求的精神原野。
三、归宿：死亡是生命殊途的交汇口
海因里希·波尔说过：“艺术家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正如一个真正的牧师总是伴着祈祷一样。”[3]死亡在方方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人在共同的生命长河选择不同的生命路途，难以定论活法的孰是孰非，但最终的结局都是归于尘土，归于死亡。小说人物既有肉体困顿，也有精神崩塌，死亡意识在作品中体现为安详的乐园，这个乐园是各路人走至尽头最后的归宿。
二哥的精神圈由底层“河南棚子”跳入了现代文明，所以二哥做出的选择跟七哥截然不同。二哥选择追逐自己理想的伊甸园，用精神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现实面，逆社会黑暗旋涡而上，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走到不同个体都将到达的交汇口——死亡。七哥的最后结局虽然暂时还未出现躯体死亡这一步，但是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又同归。”[2]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七哥即使肉体还未死亡，但已与死无异。
在方方笔下，死亡，是人轻松的一种状态，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如同充满阳光照射的乐园，安详宁静、云淡风轻。谢晓燕说：“方方描写的死亡五音繁会，但这些死亡都不是悲剧，而是喜剧，让人压抑的感情得到了最透彻的释放。死亡在方方善于驾驭调度的笔下灿烂、绚丽、流光溢彩，如一树奇异的花，把一切苦难、伤害、痛楚与扭曲都治愈了，又如一团燃烧的冰，让人觉得奇异眩目。”[4]
方方曾说：“对于生活的残酷，有的作家采取抚慰的方式，给人以安慰劝说，但我无法将这些真实的丑相给掩盖，我要把这种不和谐赤裸裸地呈现，我要让人看到生活的本质，看到生活本身的残酷，看到人们在与生活搏斗时人性的扭曲与异变。”[5]七哥在自己人生途中做出的选择是人性最真实的展现，并非一个卑劣者对卑劣社会的反击，而是一个受尽折磨的人对社会的适应，一个转型成功的现实人对社会的把玩。《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一书中提到七哥的身份是社会的恶俗者，在我看来，七哥应该称之为社会的现实人，而非恶俗者。七哥所遭受的压迫、羞辱和折磨是最为巨大的，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伤害。一个人对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最为基本，与自己遭受的伤害比起来，七哥的选择无可厚非。因此，七哥的身份更适合社会的现实人，而非卑劣的恶俗者。
一个是精神追求的文明者，一个是社会利益的现实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最后都会在死亡的交汇点碰面。正如七哥反复说出的人生哲理：“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又同归。”[2]所有的生命，最终都会悄无声息的飘零，如何成长就显得并不重要，总之都会在各自殊途上一步步走向生命的交汇口——死亡。
参考文献：
[1]张晓平.杂谈王朔、方方等人的小说[J].文学自由谈，1990，第2期.
[2]方方.风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南川，黄炎平.与名家一起体验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52.
[4]谢晓燕.祖父和父亲在方方心中——方方创作个性谈[D].郑州：郑州大学，2005.
[5]王辰瑤.方方：人本质上有不可愈合的伤口[J].青年时讯.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