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有资格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目标的神圣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只有把这情、意、知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有资格做政治家。”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但教育家也应该是将自己的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对事业的热情，对实现目标的神圣感、责任感，判断力和洞察力，同样是教育家必须具备的素质。而这些素质，离不开文化的浸润，表现为教育家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教育家的文化品位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了教育家的人格，表现了教育家的精神风貌，同时表现了教育家鲜明的个性风格。研究教育家，推动教育家办学，教育家的文化品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文化具有渗透性和弥漫性，教育家的文化品位必定表现在教育家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各种表现的形态和方式。不过，我认为，教育家的文化品位应首先定格在他的文化使命感上。
　　其一，以教育家的神圣感和智慧，用文化教育人、影响人、塑造人的心灵，使文化成为教师和学生共同的精神家园。马一浮先生在《对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讲演词》中说得十分明确十分坚定：“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是的，只要这个民族的文化活着，这个国家肯定是活着的。教育家的文化使命，就在于教育中，用文化的方式唤醒师生的道德理性和文化意识，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中成为现代中国人，进而共同建构中国的文化品格。“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真正的教育家，眼睛决不是盯着知识，更不是盯着考试和分数。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知识不等同于文化。教育家的文化使命不是让学生成为“拥有知识的人”，而是成为“睿智的人”(杜威语)。在新的知识观下，知识是一种力量，但只有文化才能真正深入人的骨髓流淌在血脉中。执迷于应试教育，只注重知识教育的人，决不是教育家，也决成不了教育家。这样，教育家的文化品位定格在人的塑造和对国家的生命、民族未来的关注上。
　　其二，以教育家的敏锐和深邃，用文化的价值理想引领人，构筑学校的精神高地。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价值往往凝练成思想和精神。马一浮先生在阐明文化与国家生命的关系后，紧接着说：“文化根本则在于思想。”而“思想的运用和思想本身，就能把地狱变成天堂。”——《失乐园》的作者密尔顿失明后，用这一人生感悟道出了思想的无限力量。人的思想来自实践，也来自对星空的仰望，来自对理想的瞭望。用思想提炼成精神。鲁洁老师说得好：“价值是理想中的现实。”教育家的文化使命，在于引领教师和学生，立足现实，又透过现实，看到理想。让师生共同去描绘学校的愿景，塑造校园精神和形象，改变教师和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切，成为学校的文化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构筑起学校的精神高地，在精神高地上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显然，教育家的文化品位定格在理想的价值、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的品格上。
　　其三，以教育家的勇气与胆量进行文化创新，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同样，创新也是教育家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追求。如何对待创新，教育家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传统的本质不在过去，而在现在，甚至在未来，所以，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不是从零开始，可以是“有中生无”。但是，创新还应该“无中生有”，即对传统有理性的认识、客观的评价，在扬弃中去创新，创新也应重新出发。这就需要思想的解放，以及改革家的勇敢与真诚。教育家正是“不媚平庸”的创新者。二是如何对待创新的结果。因为创新存在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绝大多数创新思想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彼得·德鲁克语)。这就需要宽容。宽松以及宽厚的文化环境，需要教育家的胸怀及境界。三是如何对待创新的“叛逆性”。创新是对原有观念和方式的突围与突破，具有一定的叛逆性，也会使人有点不安。此时，需要教育家的坚信与坚守，更需要教育家的鼓励与指导。我们甚至可以说，教育家是陈规陋习的叛逆者。从根本上说，教育家的文化品位应定格在文化的创新上。
　　教育家在完成文化使命中提升了文化品位，文化品位成就了教育家，成为教育家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