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战乱,也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一顶铁冠加身,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便经历了三年逃亡生活。
　　1960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由于始终做不出令人信服的悔罪状,仍然是“带帽右派”。结果,被发配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在农学院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出纳员。我是调干生,上大学之前就结了婚,爱人在山东潍坊钢铁厂工作。有一天,市委组织部一位部长到她的厂里视察,见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很大,而丈夫远在几千里外的贵州。这位好心的部长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人才,而且不会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调阅档案,便一纸调令,将我调回山东潍坊。此前因为爱人老实心窄,我落难的事,一直没敢告诉她。回到潍坊后,才知道调回了个右派。爱人啼哭,组织部后悔,手捧刺猬没处搁,便让我到发动机厂干了车间统计员。我当年干过会计,算盘打得溜熟,工作完成得自然十分漂亮,工人对我也满有礼貌,不少人甚至称我“老师”。由于不会向顶头上司低声下气,更不知道送礼联络感情,不到一年,便被赶出办公室,撵到装配车间当了搬运工。
　　装配车间的头头并没有歧视我,反而把我这个大学生真的当成了“人才”,放心地让我搞宣传。每天下了班,我便忙着写黑板报,写标语,编文艺节目,画壁画,常常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甚至登上脚手架,画过两丈高的伟大领袖像。我就地取材以技术革新为主题,编写了一出三场吕剧《迎春曲》,自编自导自己伴奏,正式演出获得好评,给车间争得了荣誉。满以为不分黑白、班上班下地忙活,能得到个“确实改恶向善”的好评,早日摘掉铁冠,给老婆孩子减少一点精神压力。“四清”工作队进了场,仍然让我做宣传工作。直到“清组织”,才让工人与我划清界限,从此被冷到一边儿。
　　不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这个十三岁当儿童团长、十四岁参加革命、刚刚三十四岁的“老右派”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抄家,挂牌,敲锣游厂,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紧接着又成了“右派翻案集团”的成员,隔离审查,逼迫交出黑后台。
　　原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全市右派集训,勉励加速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文革”初期,有几个人率先要求平反冤案。结果,参加集训的老右统统成了翻案集团的“成员”。其实,自从集训结束后,我从未与带头“翻案”的人见过面,但无人相信。有口难辩,昼夜逼供,一关就是三十三天。不久,又落入了另一个更加可怕的旋涡——“叛国投修集团”!
　　铸造车间有一个姓丁的部队转业干部,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曾被劳教三年。牛棚开张,他自然成了其中的成员。有一天,他跟我一起搬运时,偷偷问我:“喂,如果不想被整死,敢不敢走人?”我愣在那里,心怦怦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往哪里走?”
　　“苏联。我在部队开过车,技术很过硬。到了边境一带,偷一辆汽车,保证可以冲过去。”
　　“那些边防军是干什么的?没听说,前几天游街的犯人中,就有—个投修未遂的,判了死刑吗?那岂不是自取灭亡!老兄别想入非非了”。我无比恐惧地拒绝了他。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废铁场碰到我,开玩笑地问:“老右,最近挨斗来没有?”我高声答道:“平安无事。”孰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俩的对话,被不远处的一个青年听了去。一个小时后,我就被关进了黑屋子,立刻被解去裤带、鞋带,三班人轮流看守。专案组白天审问,夜间“加温”,逼着我交代“新犯下的罪行”。自从落入右网,我虽然心下不服,却一直强迫自己认罪,拼命劳动,努力改造自己。见到年轻工人破坏公物,我都是好言劝解,哪里来的“新罪行”?顽固对抗就“加温”。不仅拳脚交加,甚至挥起了铁棍。几天下来,已是腿不能走,腰不敢直,耳朵被撕破,右眼差点被一个叫李加明的看守戳瞎,左腿膝盖被他用铁棍打伤……可是,他们急于报捷的战果始终没得到。于是花样翻新——“熬鹰”。三天三夜不准睡觉。逼着一刻不停地高声朗读《毛选》。我读着,读着,便传出呼噜声。但一顿劈头盖脸地“醒脑”后,还要继续读下去。
　　直到这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么“新罪行”。一天,专案组来了新花样:逼迫交代最近与外车间什么人交谈过。我立即想到了与在铸工车间劳动的丁毅,曾经说过一句“平安无事”的话。话刚出口,我从打手们的脸色上看出,口供说到了点子上,方才意识到,是那个听到我们谈话的积极分子向上面作了汇报。那年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认定那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尽管如此,一连几天,我仍然不想交代两年前丁毅说过想外逃的事。反复强调“平安无事”之类的问答,是“黑五类”经常的用语。但从他们有针对性的诱供中,我知道丁毅已经“缴械投降”了。我从心里埋怨丁毅软弱,一个人的一闪念,已经过去了两三年,有什么罪行可言?为什么要交代?既然“顽固到底”已经没有意义,我只得交代了当年他的谈话。但强调,已经两年多了,他一直在老老实实地干活,足以证明那不过是他一时糊涂,不是成熟的思考。打手们如获至宝,立即命我写下“口供”。从此只看押,不再刑罚。一个月后,把我从黑屋子放出来,回到车间劳动,但仍然不准回家。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成了“叛国投修集团要犯”。这案子,成了轰动全市的大案要案。而“主犯”丁毅关押不到三天,就交代了“罪行”,一个在劳教所“锻炼”过三年、一米八五的大汉,竟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他在厕所里拣到一块破灯泡小玻璃片,悄然割断了股动脉。等到决定送医院抢救,已经晚了,他死在去医院的路上。
　　直到整整过去了二百—十八天,看守才准许我回家。此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走资派”、“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剧烈斗争已成强弩之末,但我个人的灾难依然漫无尽期。遵照各种“勒令”,我要担任清砂、搬运以及整个车间的环境卫生。这是三四个人的工作量,一个人累死也难以完成。更可怕的是,装配车间成立了一个五人战斗队,专门负责对我一个人搞专政。在宋凤庆的指挥下,领头的蒋恩贞很积极,他是个身材高大、额头上长着两只小黑眼珠的退伍战士,阶级斗争嗅觉之高堪称一绝。在他的带领和教导下,专政班子里出现了两名干将:一个是名叫于在义的技校毕业生,走路歪歪斜斜,得了个外号“于瘸”;他并不吸烟,却借来烟袋,在我低头弯腰时,烫我的脖子。另一个是当兵不到两年就“光荣退伍”、时下正积极追求一个干部女儿的胡家同。他不仅整天像防贼一样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且动不动就大打出手。为了表现他们的阶级觉悟,除了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更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
　　我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点:下肢浮肿,左臂麻木,左腿肿胀,右眼视力模糊,腰椎间盘突出……几乎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但他们每天分配给的任务,却是几个棒劳力才能完成的。万般无奈,我径直去市革委政治部上访。一位姓郭的解放军营长不但没有厉言疾色训斥,反倒劝我“沉住气,想开些”。不料,一回到厂里,便被揪上了批斗会。一根细铁丝吊着二十多斤重的大木板(在我的“头衔”之上,再加上“反动透顶”四个大字,用红笔打上叉叉),挂上了我的脖子。质问我为什么要去市革委诬告革命群众?不一会儿,铁丝就陷入肿起来的肌肉里。我忍无可忍,瞪着双眼大喊:“你们搞人身摧残,那就来吧——我什么也不回答。“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口号震天响,直到脖子渗出血,批判会方才“胜利收兵”!
　　万般无奈,三天后,我又去了市公安局信访处。接访人是—位姓谭的科长。我自报家门后,小心翼翼地说道:“为了加速思想改造,自愿请求去劳教所改造。”“什么?你想到劳教所去?新鲜!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自己要求去那地方的呐!”他的刮得铮青的下巴高翘着:“哼,你认为劳教所是宾馆、养老院,谁想去就能去?告诉你,那地方,想去的去不了,不想去的还非去不可!你再这样瞎胡闹,那就不是进劳教所的问题!”“同志,我不是瞎胡闹,我是诚心诚意为了加速改造。因为在厂里实在是……”“呸!谁是你的同志?滚回去,不然,我叫武装把你押送回厂!”
　　我急忙溜出公安局回到工厂。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没有再犯“诬告革命群众”的新罪行。大概那位科长因为工作太忙,忘记向厂里反映我的“瞎胡闹”。
　　望尽天涯路,丝毫看不到解脱的希望。难道刚刚步入四十岁的门槛,便去见阎王爷?我深深陷入痛苦迷惘之中。
　　正在这时,厂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侯姓的摘帽右派被“重新戴上帽子,开除厂籍,押送农村,管制劳动”。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步侯某的后尘,不就是一条活路吗?对,豁出二十七年工龄不要,回老家当农民去!我立即写了一份辞职报告:“……鉴于本人健康状况,诚恳要求领导恩准,允许我辞职。回到原籍,在贫下中农的管制下,老老实实进行劳动改造。”
　　报告递上去好多天,如石沉大海。我又写了一份给自己升级的申请:要求开除厂籍。不料,仍然杳无消息,只得到厂革委去恳求。一位姓于的革委会副主任不等我申明来意,便厉声斥责道:“住口!现在你的唯一前途,就是在厂里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他的两只小眼圆睁,一只向右面突出来的门齿翘得老高,仿佛要把我一口吞掉。“哼,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认为我们看不透你的狼子野心?你是千方百计逃避改造。我们早就知道,你们村里的干部,都是你当儿童团长时的虾兵蟹将,七大姑八大姨。你是想躲到他们的保护伞下,继续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妄想!告诉你,只准你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除了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群众的专政,绝没有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包括要求开除!”
　　此时我才明白,他们怕我回到农村逍遥自在,因为我出身贫下中农。而那个摘帽右派,因为是富农出身,就遭到了驱赶的命运。那年月坏出身无异于得了政治癌,处处死路一条,想不到出身好也能带来厄运。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想到了丁毅为之送命的一闪念。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出现在脑际——出逃。
　　运动初期,我与成了走资派的原党委书记杨立志等并肩游厂时,他偷眼瞥见我昂头挺胸,满脸愠色,怕我吃苦头,多次低声劝我:“低下头,别自找苦吃。”这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虽然他刚刚“站起来”,不可能替我说话,但作个证明人还是可以的吧?为了不再落下“叛国”之类把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将一段时间内所受的折磨,包括劳动折磨扼要开列出来。我告诉他,工人两班倒,我要一个人上连班,我干的工序是清洗,还要负责全车间的搬运和卫生。月底工人加班,我一次连续干了二十七个钟头,本来腿就瘸,等到下班,已经不能走路了。信的最后,我申明:“杨书记,我恳求您转告革委会各位领导。今天我要自动离职养病,并没有别的企图。一旦病情好转,如果厂里还要我,我将立刻回厂接受监督劳动。”
　　1972年8月2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天晚上,我让大儿子将信送走,同时离开家,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活。
　　我不敢径直回原籍,先到了岳父家。岳母早已去世,岳父1960年饿死。内弟夫妻虽然已经知道了我的“阶级敌人身份”,却一如既往,仍然将我当亲戚款待,那年月实在难得。十天后,估计搜捕已经过去,方才回到老家。果然不出所料,我离厂第三天,厂里即来人“家访”。但没有说我已逃走,反说在厂里挺好。然后找到村革委会主任,说我是叛国投修要犯,已经私自逃走,一旦发现我回了家,不要惊动,立即打电话告诉厂里。
　　十四岁离家参加革命的儿子突然归来,双亲虽然忐忑不安,却没有说什么。兄弟姊妹却不答应了。大妹妹来信说,离职逃走,是顽抗到底,自走绝路!劝父母“不要收留他,更不要认这个不肖之子”!二弟来信告诫二老:“要认清那家伙抗拒改造的反动本质,立刻让民兵将他押回厂去!”在老家的三弟婚期将至,害怕我给他带来连累和难堪,也劝我赶快离开。正所谓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我连夜从家里逃出。投奔一个右派集训时认识的中学地理教师。这位姓袁的同类,由于“恶毒攻击农业社地里的草比单干时还多”,成了极右,被举家赶回农村。同病相怜,他竟敢收留我,让我在他家里养伤。穷途末路相助,不啻是救命恩人!在他的家里,我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身上的病痛大大减轻。我不忍心继续连累人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然离开老袁家,来到附近一个小火车站,登上西去的列车,向东岳泰山奔去。
　　事后想想,连自己都感到无比惊讶:身无一技之长,能够下定弃职而走的决心,已属不可思议。而刚刚两条腿能走路,便往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跑,谁听了都说是疯癫白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自己竟认为那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狡兔尚有三窟,我岂会不知?我做了两手准备:首选泰山,其次是孤岛。满以为,两处地方,至少有一处可以提供一个藏身之所。
　　当初因公出差,我曾多次经过泰山脚下。上大学之前,还在济南工作了半年。那时,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连逛一逛近在咫尺的巍巍东岳的念头都没产生过。我幼稚地认为,既然泰山为五岳之首,方圆上百里,在人迹罕至的深谷僻地,肯定有独户人家。我哀求人家发善心,收留自己,种地,放牛,作佣工,均不挑剔,不给报酬也心甘情愿,谅不至于遭到拒绝。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家,就退而求其次:栖山洞,做野人。难道偌大一座泰山,连一个容下五尺之躯的山洞都找不到?大海上落难的鲁滨逊,能在荒岛上生活二十七年。我也生着两只手,而且经过十几年的劳动锻炼,难道我就不能食野菜、采野果,开荒种田,维持生命?
　　在泰安车站下了车,我信心百倍地沿着登山石阶,向泰山深处奔去。路上看到几户独居人家,但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过了大门洞开、神像歪倒在地的斗母宫不远,山崖旁有一户人家。我装作找水喝,上前试探。这人家只有一个害哮喘病的老鳏夫。他告诉说,上面有命令,泰山上所有分散的农户,都要集中到山下居住,以防止阶级敌人暗藏破坏。我询问山上有无野兽,借以探知山中有无山洞。老人说,他生在泰山,长在泰山,隐藏狐狸猪獾的小洞有几个,但从未见过能藏住豺狼虎豹等大个头野兽的山洞。
　　我的“首选”梦,还没到泰山顶,便摔了个粉碎!
　　我无心欣赏直插青云的险峰、锤痕斑驳的石刻,更不忍卒睹破败不堪的碧霞寺、玉皇庙,径直越过山头的日观峰,沿着山后的峡谷寻觅。不幸,我既未见离群索居的独户人家,也没找到一处可以栖身的洞穴。
　　夕阳衔山,冷风劲吹。我蜷缩在一个岩石凹陷处,抖索着挨到黎明,借着残月的青光急忙下山,溜回来时的火车站。登上火车,奔向第二个“理想地”——孤岛。孤岛在山东垦利县,是黄河入海处的冲积平原,有一大片尚无人开垦的处女地。荒草遍野,土地肥沃,早就听说有不少盲流在那里开荒种田,是个三不管的世外桃源!
　　在辛店站下了火车,我换乘汽车来到一个叫东营的地方,准备换车去孤岛。在矮小的候车室里,有一个满脸污垢、带着铺盖卷的中年农民,他衔着旱烟袋,正跟身边的一位老者倾诉不平。原来:近几年黄河三角洲发现了大油田,厂名叫“九二三”。为了保证厂区安全,限制、驱赶逃荒去的外地“盲流”。他被强行赶出来,只得返回沂蒙山老家。
　　无问题的农民尚且遭到驱赶,哪会允许“黑五类”存身?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第二条退路,又成空想!
　　书呆子的“深思熟虑”,不过如此!
　　我来到汽车站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大口井旁,扶着高仅及腰的围栏,热泪滚滚。
　　近几年来,哪一天不听到“花岗岩脑袋”们“自绝于人世”的消息?我的“同案人”老丁,关押了不几天,便毅然自杀。几乎在同时,厂里还有三个人自杀。我为什么不能步他的后尘?面前这汪黑洞洞的积水,不就是一条再好不过的“路”吗?只要头一低,身子猛地前倾,一切都解决了!还犹豫什么呢?
　　不幸,年老的父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怜兮兮的面庞,立刻浮现眼前。我退了回来,揩干眼泪往回返。当天深夜,又回到了两个月前出逃地——潍坊。
　　不料,一出火车站,便是当头一棒:在众多的“通缉令”中,最为醒目的一张,竟写着我的大名。罪名:“顽固不化,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畏罪潜逃!”劳动改造了整整十个年头,罪名多得很,却从来没有“破坏生产”这一条。想不到,离开生产岗位两个多月,却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通缉令”上,有照片展示面容特征,有文字介绍身高体重。幸亏是凌晨时分,广场上空荡荡,不然真会被当场捉住押送回厂。那时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使人不寒而栗!
　　急忙溜出火车站,我向着平安匿藏了两个多月的老袁家逃去。到了他家才得知,老袁的冒险义举走漏了风声。我离开之后,他遭到了盘问。我不想连累老袁,立即转身走开。但他将我拉住了:“既然已经来了,要走,也要想好活命的门路和安全去处呀。你只管住下,估计他们不会来搜查。”
　　晚上,他询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只能如实相告:想好的路都走过了,条条是死路。眼下已经无路可走。问到我有啥特长?我说,出逃前照着书本学过针灸,也在自己身上练过。准备做鲁滨逊时给自己治病。老袁连连摇头:“你的去处,只能是偏僻的乡村,如今队队有赤脚医生,谁会求你治病?此路不通!”
　　前些年,我曾经用白铁打过煤油炉子,也曾经用破木板钉过矮凳和饭桌,还给小儿子钉过婴儿车。打白铁,还是要到城市找活,干木匠,则可以在偏僻的乡村转悠。但我仅仅是个“钉子木匠”,哪个肯用你?老袁沉思半晌,让我想办法“进修”:我想到当年的一位同事,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跟父亲学了木匠。我连夜偷偷溜到他家,得知我已无路可走,认真给我上了半夜木工课,又送给我锯刨斧凿等几件必需的工具。我回到老袁家,他找来些破木头、烂板子,让我练艺。我先做猪圈门,再做窗户、风门。又照着葫芦画瓢,做了个桌橱。由粗到细,越做越熟练,两个月下来,竟被认为“像个成熟木匠”。我潜回城里,跟家人一起过完了春节,又补充了几件工具,找来两位亲戚在东北的地址,开始了正式的盲流生涯——闯关东。
　　我改名李广南,来到辽宁新宾县投靠一位远房亲戚。他落籍的大队,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响水河。我谎称自己1962年下放当了木匠,关里生活困难,想到东北找点活干。他似乎相信了我的谎言,积极帮我揽活。我便正式成了“木匠”。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我不惜汗水,倾尽全力,认真对付。当第一批活:椅子、立柜、对箱、板柜等家具做出来时,居然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这个李木匠,对人和气,干活卖力,活路细,还爱惜木料。”我正庆幸初战告捷,出师顺利。亲戚突然告诉我,大队支部书记向他盘问我的来历,说“那家伙越看越不像个木匠”!这个裂着一嘴黄牙、烟卷不离手的矮个子,好几次到我干活的人家,“欣赏师傅的好手艺”。想不到,竟是来搞侦探!倘若一个电报发回关里,一切全露馅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天夜里,便逃向第二个地址: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子。
　　在一个叫臭鹿沟的山沟里,有我的一位姑丈母娘。她青年守寡,带着一双儿女逃荒来到东北嫁了人。我们从未谋面,见了面惊讶得变了脸色。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历数岳父家成员的姓名、现状,好歹使他们相信,我真的是她的亲戚。这个队的支部书记侯贵有,听说来了个盲流,立刻在广播喇叭上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盲流,正潜入我们的生产队,伺机破坏云云!亲戚提醒我,支书的儿子要结婚,正四处寻找好木匠。你只要无偿给他做一套高质量的嫁妆,保证他装聋作哑。我立刻找上门去,毛遂自荐。得到恩允后,使出浑身解数,为他儿子做了一个炕琴,一个被搁、两个木箱、一个脸盆架。不但使他的冷脸换成了笑脸,见我确有“好手艺”,竟然让我以社员的名义,与队里的几个木匠一起,到通化市螺旋厂搞副业,做包装出口商品的木箱。多年来,我一直为刻苦自学考上大学、“堕落”成知识分子而后悔莫及。不料,穷途末路之中,文化竟然派上了用场——我是唯一能看懂图纸的木匠。一时间成了受人尊敬的“师傅”。我第一次感到日子过得很舒坦。
　　谁知好景不长,刚刚潇洒了不到三个月,一场对盲流的大清查席卷全城。我只得挑上工具箱,只身逃回乡下。从此,钻山沟,穿密林,吃百家饭,时刻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转移,宛如无枝可依的惊弓之鸟。
　　在长白山麓整整流浪了三年零两个月,直到厂里向家里打招呼,允许我复工为止。
　　1975年10月回厂后,我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初我一个人的岗位,变成了两个班,共六个人干。我一回去,人员立刻减少。可能他们感到我逃走后给他们带来了不便,竟然没有认真追查,长达三年我去了哪里。直到毛泽东去世,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才清算那三年的“欠账“:无故离厂、破坏生产、执迷不悟、抗拒改造,给予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二年处分。察看期间,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元!
　　直到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下达,右派分子改正,我都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三年逃跑”赎罪。
　　改正后我再次成了香饽饽,有人竟然用各种职务相诱惑。但这个厂伤透了我的心,我决意离开这伤心地。1979年3月我调入高校,终于离开了改造了十七年多、险些丢掉性命的发动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