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8年6月26日,陶斯亮寄来了曾志大姐的“告别卡”。看到大姐那一幅幅从少年、青年、中年,直到最后一幅满脸慈祥灿烂笑容的照片,在我心中留下的是大姐极为美好的形象。今天,我捧读大姐的回忆实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既描述了一些充满激情的火与血的斗争,那些充满母爱和妻情的动人细节也娓娓道来,使我更深一层地了解了大姐,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真实的曾志,和一个真实的她生活的时代。
不搞追悼会,不搞遗体送别,简化直至完全省略那些惯常的丧葬仪式。她不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人最后一瞥,而是给人留下了依然活生生的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美好回忆。
她在这本回忆实录的后记中说,她写这本书,只是因为她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要“求真求实”地把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一些人一些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的确,她记录了一生中所走过的道路,在那个时代洪流中的她的沉浮,有辉煌,有失败,有平凡,也有出奇。她袒露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遮盖、没有矫饰、更没有虚拟的真实的她。
我对曾志大姐的了解,实际上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过程的。1948年11月,沈阳市刚刚解放不久,我调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陶铸身边工作。由于来得匆匆,简单的行李扔在后方的郑家屯。大姐听说来了个新秘书,特地来我住的小房间里看望了一下,见我穿得单薄,就回去拿来几件衣服给我,说:“这都是陶铸的,你穿起来大概也还合身。”她说得很平淡,好像不是把自己的东西送人,倒是如管理部门照例的供应似的。她穿着一般女干部穿的列宁装,看来她和陶铸的家当也不多。我接过衣服,心中升起一股暖流。我们那个时候,把这种上级关心下级叫做“阶级友爱”,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战友,“理所应当”,送给亲人,倒好像是“私心”了。曾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然,她那时候还年轻,虽然穿着如同当时一般女干部一样,但举止中却透着端庄大方,面庞清秀,光彩照人,这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时,她在沈阳市担任职工部长,城市新解放,她的工作很忙,很少回到市委来,所以我没有见过她几次。不久,我就随陶铸进关,来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陶铸作为平津前线指挥部全权代表,先期到北平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北平解放后,又忙着招收平津大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紧紧张张工作了几个月,直到1949年3月份,住进了“四野”政治部驻地朝阳门内东四条的一个小院,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这时,政治部派人到沈阳接家属。管理处来人请示,要不要把曾志一起接来。陶铸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家属,不要去接。”我说:“曾志大姐不是还在沈阳吗?”他说:“她不是家属,不用咱们去接。”这以后,我才知道,陶铸从来不把曾志看作自己的家属,曾志更是从来不把自己当做谁的家属,她总是独来独往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正如她在回忆文章中说的:“作为夫妻,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少。除了在延安我们较为安定地生活在一起五年外,这以前和以后,为了革命工作,我们经常各自东西,我这个最忌别人把我只当做一名‘老婆’看待,而陶铸也很怕别人说他‘听老婆的话’,虽然在我工作上、政治上,他尊重我,从不干涉我。不跟他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可以避免别人闲言碎语,凭自己的能力工作,理直气壮地干,心里自在。”
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在辽吉省委任书记,那环境已经是很动荡了,曾志不在他身边,到更动荡的游击区一地委和五地委当组织部长和副书记,带着警卫员在农村,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南下以后,武汉解放,陶铸任武汉市军管会副主任(谭政为主任),实际主持军管会的全盘工作,曾志则担任军管会物资接管部的副部长,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是都是各干各的,各自住在自己工作单位的住房里。开始,军管会住在胜利街德明饭店(那是原来法租界的一个较好的饭店),陶铸连办公带卧室,是在一个套间的里屋,而我则住在套间的外屋。平时曾志并不回来。有时军管会开会,她回来,身边还像在东北战场上一样,带着佩有卡宾枪的警卫员来来往往。这种情景,你当然不会觉得她是谁的家属。后来,军管会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四野”政治部搬到沿江大道,陶铸的宿舍安置在洞庭街的一个庭院里,主楼是个两层楼房,后院还有一座平房。陶铸见房子比较多,就让政治部秘书处的几位同志搬到平房住。他的楼下原来是有个厅房的两个卧室,他觉得空起来也是浪费,就让刘白羽、陈荒煤、宋之的、王阑西等几位时任随军记者或文化部领导的作家们住了进来。他本人和几个身边工作员,同住在二楼的三个房间里。后来,陶斯亮随野战军的干部子弟小学来到武汉住校,每周回家一次,这时,在物资部担任领导工作的曾志也回来团聚。有时忙起来,一两周不回来也是常事。
长时间以来,我总以为从事革命工作越久的老同志,经历的磨炼越多,情感的硬度越强。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半是严肃的,对亲人的态度也多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漠的。同陶铸夫妇相处的几年里,好像印证了我的这种看法。今天回想起来,似乎事实上也的确有这一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影响全国,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为人们所熟知,在那些年轻的学子中,个个都在争先恐后地用行动去争自由。而女学生们,则是坚持不懈地要求男女平权,用行动来从各个方面表明对旧传统的叛逆。曾志小时候曾寄养在湖南宜章一个吴姓官僚家里,目睹了那腐朽的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妇娼的家庭情形,胸中积蕴着对旧礼教的仇恨和鄙视。1924年,她考入了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为了表示男女平等,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剪掉了一头秀丽的长发。十五岁时,她又坚持像男孩子一样,报名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穿上了灰军装,成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她在报名表上填上“曾志”二字。人家问她为什么改名,她说:“我就是要争志气!”她要让人感到她像男子一样,男人能干的事,她也能干。湘南暴动,她认为城门楼是封建的标志,这位头上裹着红头巾、身背红缨枪的“红姑娘”,上去一把火便把城门楼烧了。有些尚幼稚的共产党人当时实行的“左”的“焦土政策”,烧了公路两边的农民的房子。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被农民头头报复杀害了,暴尸湘江边。曾志满怀愤怒,用梭镖一下子刺死了那个头头。敢爱敢恨,那时的曾志就是这样!到了她随红军转战井冈山和闽西闽南地区时,更是特立独行,常常与游击队的战士一起带着枪神出鬼没,以致于连革命队伍内部都流传着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故事。陶铸在厦门与她第一次见面时竟然惊呆了,原来传说中的那个闽西地区泼辣能干的女游击队长,并不是想象中的粗莽的“母夜叉”,而是看起来如此文静秀丽的女子。秀丽于外而倔强于内,也许正是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妇女们的叛逆性格。她们要狂,她们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当成弱女子,更是绝不肯当别人的附属品。进入北平后,蔡畅大姐来访,曾有意请她到妇联工作。她坚决不肯,理由就是我要像男同志一样地工作!所以,不但在武汉,后来到广州,她也是做的广州市委第四副书记工作,单独住在市委的宿舍,她与陶铸是夫妻,可是谈到工作,那又是保持自己独立工作精神,有了分歧,绝不肯屈从。曾志在她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54年,筹备全国第一届人大时,广州市委书记何伟告诉她,市委推荐她担任人大代表,名单送到陶铸处,陶铸一笔勾掉了曾志的名字,换上了另一位女同志。曾志得知后质问陶铸为什么这样做?陶铸解释说,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分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去。为了照顾方方的情绪,顾全大局,缓和一下矛盾,让方方同志的爱人来当人大代表。曾志一听就火了:“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的关系就否定了我代表的资格!”她认为这样拿她来做交易,因为是他的老婆,就可以“大义灭亲”,怎么能说得通!于是,她就写信给毛泽东,告了陶铸一状。毛泽东大约看了她的信,并且推荐她当了人大代表。曾志为此很得意,因为她不要做什么“家属”,是靠自己的实力嘛!
曾志真的就是这样一位“无毒不丈夫”,情感如此冷漠的女人吗?十年“文革”之后,我读了曾志那篇《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现在又读了她的这部回忆录,我才发现,我对他们的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
陶铸在生命垂危之际,得到汪东兴的通知,在“紧急战备”的名义下,“中央”决定让他立即“疏散”到合肥去,而且,曾志不得随行(如果随行,曾志亦将被禁止同外界联系。陶铸说:“何苦再搭上一个人呢!”也不同意曾志随行)。于是,这对患难夫妻,此刻只能分别了。在共同生活的旅途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分别,每一次分别,两个人都是乐观地奔向新的革命岗位,就是陶铸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狱之时,尽管他们内心深处也有着“永别”的思想准备,但也从未放弃过再见的希望,相信会在新的胜利的形势下团聚。而这一次,他们互相并未说破,却在心底深处都完全明白,这一次是真的要永别了。曾志为陶铸准备了简单的行装,考虑到合肥不会再有人帮他洗澡了,她帮他把洗澡水放好,小心翼翼地扶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躺在澡盆里,为他擦洗。她还特地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小片面包,让陶铸吃下这在妻子照料下的最后一餐。陶铸由于肠道梗阻,已好长时间吃不下东西。为了不使曾志难过,他硬是用去一个多小时,艰难地吃下了这一片面包。由于“上面”不让曾志去机场送行,她只能在家门口送陶铸上车,“我们微笑着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招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三年多的时间,我俩相依为命地在?蛀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忙,或者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这是怎样的三年!一向倔强自尊的曾志,在陶铸被批斗回来之后,对陶铸轻声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争论了!”她还把陶铸在囚禁时写的《赠曾志》那首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悄悄地缝在衣襟里。这还真有点像当年在国民党白区做地下工作,可这的的确确是发生在中南海的事情!
读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一小碗鸡汤,一小片面包,曾志说得如此平静,即使在陶铸上车后“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她和他也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可是,他们夫妇之间平时从来都极少明确表达的那种埋藏在心底的情感,此刻,在即将诀别的日子里,终于再次用平静的方式,浓烈地、火焰般地表达了出来。“最后的晚餐”补偿多年来“被忽略了妻子的义务”。这是一个妻子的内心的真情呼唤,也是为信念独来独往,从不肯为人家属的曾志的另一个真实的侧面!
也许,还应该再说曾志是怎样的一位母亲。1950年夏天,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帮助,曾志找到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儿子来到武汉见她时,已经十七岁,个子很矮,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曾志设法把他安排到一所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曾志当时对我说:“他总是烈士遗留下来的孩子嘛,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吧。”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插手。我看得出来,她其实是在说服自己,似乎是办了一件“私事”,心中不大踏实。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有关她孩子的事了。
我那时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像听神话般地,听到过某大姐,在长征路上,生下孩子没几天,就长眠在草地上;某大姐生下孩子,一点也不犹豫地把孩子交给了贫穷的老乡……许许多多这一类故事,我从不知道,也从没有听到曾志讲过,她就不止一次地有过这种作为母亲情感上最为残酷的经历,只是在很久以后,在“文革”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零星地知道一点,知道她生过三个儿子。如今读了这本书,看到了她叙述的三个孩子先后送人的经过:大儿子生下来还不满月就送给别人了;二儿子出生后,本来想自己抚养,可是“组织上”自行决定,连征求她的意见都没有,就用来换取若干大洋作经费,“卖”给了别人;三儿子(就是后来到武汉的那个)出生才十三天,又送给了别人。作为母亲,把孩子送走前,她都曾为他们喂过最后一次奶,留恋地再去寻找机会看望过他们。但是,每次又都是忍住泪水,背转身去,不再回头地走了。
放下自己亲生的骨肉,有什么能比这个对母亲的情感摧残更为残酷的呢!“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送掉亲生骨肉宛如从娘心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小铁牛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如今要送人了,今生今世难说再见到,我的心情也是难以言喻的”,“提笔写到这里,小铁牛的音容笑貌又仿佛浮现在眼前”。曾志平时毫不外露母子之情,她的确也似乎不像今天的某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动不动就向公众“满含深情”地说自己是什么“不称职的母亲”,或者是“不称职的父亲”,可是,她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了孩子以最深刻的影响。她的大儿子留在农村,成为一个老实的农民;二儿子很小时,染上急病,死掉了;三儿子,在武汉重逢后,经过速成学校学习,奋力上进,最后成为一名工程师。现在,在回忆实录里,曾志说起这一切,却真的不能不充满着内疚了。
回忆实录,也没有讳避自己的缺点、错误,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弱点和不足,她都能照实说来。她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生下来就不同凡响、就有着反抗旧社会的本能和天性。正如书中所一再讲的,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七情六欲,也受着时代的局限。在“左”倾路线下,她也干过一些鲁莽的事,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也不可避免地办了许多错事和蠢事。讲到“大跃进”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时,她在回忆录中认真地审视了自己作为当时广州市工业书记所应负的责任,而没有把诸多的失误往上一推了事。她列出了自己“脑子总是热多冷少,对上照搬的多,对下压力多,重急不重细”等等诸多错误,具体写出的事例有:当时有的食品厂为了虚夸“产值翻几番”,用食油、酒精加水,制出了所谓“食用香精”,她不仅没有制止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反而进行表扬;为了推动技术革新,“只凭一时的热情,希望一步能够登天,要求许多厂普遍实行自动化和生产自动线”,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遭到抵制时,又采取了硬压的办法。回忆实录里写道:“惭愧的是在这些运动中,我曾对推广强化器、管导化不力或公开抵抗的几个工厂的负责同志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如对重型厂谢阳光的批评,对广州水泥厂和锌片厂同志亦有过批评,这是不对的。”
我读过一些目前流传的回忆录,有多少能认真地审视过去,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责呢?
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回忆实录并没有回避革命道路的曲折和错误,“左”倾盲动,白区和游击区的失败,以及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斗争,包括1942年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她都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在谈到这些错误时,她也没有“为尊者讳”。她尊重的是历史事实,她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她写到井冈山时期气度不凡、平易近人、说话风趣的毛泽东,写到她同毛泽东仅有的一次争吵。她说:“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
作家柯岩对曾志的一生有一个较好的概括:“无论是慷慨悲歌,还是衣单被薄;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生离死别,她都面不改色。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手握权杖,无论是升降荣辱,还是黄金如雨,她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严格自律,从容淡定。从一个纤纤少女,直到白发苍苍,她永远是那么正!”是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有了解放的感觉,可以自由的交谈,可以讲出自己心里话。几次我去到她家里看望她,谈到当年在陶铸身边工作时,太年轻,太幼稚,干了许多孩子般的幼稚的事。这时候,她会微笑着,像个老奶奶似的,慈祥宽厚的对我说:“你那时候也做了许多事,是尽了职的嘛!我们都记得的。”她出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不但协助胡耀邦同志为许多同志平反冤案,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作风上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每天上班,从南池子住处到西单北丰盛胡同办公室,她常常是步行来去,中午就伏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下。她说:路不远,走走对身体有好处。她病重临终时,让女儿斯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斯亮找出八十几个装着余剩钞票的薪金袋,总共有几万元。她告诉斯亮:“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她说,“这些袋子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钱,上缴给中组部老干局,留给外地来京看病的困难的老同志用……”
看到此情此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也许真的应该把她当作一面镜子,不时来照照自己!
陶斯亮在《致母亲》中说:“在我送给您的那只小小花圈上,我写下了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是这样的,当您的躯体化为‘零’的时候,却把‘无限’留给了我们。”
曾志的一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一生,她的这一本回忆实录,却又真的是留给我们的那个“无限”的一部分。
我们读回忆录,并不只是出于好奇,探索点内幕新闻,搜寻点奇闻轶事;我们只是想知道当年老一辈走过的道路,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曲折和捷径,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从中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使后来者走得更顺当些。这,就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不遮掩、不虚拟、不伪饰的真实。
留下真实的历史吧,这也许是“革命的幸存者”最为神圣的责任!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搞追悼会,不搞遗体送别,简化直至完全省略那些惯常的丧葬仪式。她不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人最后一瞥,而是给人留下了依然活生生的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美好回忆。
她在这本回忆实录的后记中说,她写这本书,只是因为她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要“求真求实”地把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一些人一些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的确,她记录了一生中所走过的道路,在那个时代洪流中的她的沉浮,有辉煌,有失败,有平凡,也有出奇。她袒露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遮盖、没有矫饰、更没有虚拟的真实的她。
我对曾志大姐的了解,实际上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过程的。1948年11月,沈阳市刚刚解放不久,我调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陶铸身边工作。由于来得匆匆,简单的行李扔在后方的郑家屯。大姐听说来了个新秘书,特地来我住的小房间里看望了一下,见我穿得单薄,就回去拿来几件衣服给我,说:“这都是陶铸的,你穿起来大概也还合身。”她说得很平淡,好像不是把自己的东西送人,倒是如管理部门照例的供应似的。她穿着一般女干部穿的列宁装,看来她和陶铸的家当也不多。我接过衣服,心中升起一股暖流。我们那个时候,把这种上级关心下级叫做“阶级友爱”,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战友,“理所应当”,送给亲人,倒好像是“私心”了。曾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然,她那时候还年轻,虽然穿着如同当时一般女干部一样,但举止中却透着端庄大方,面庞清秀,光彩照人,这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时,她在沈阳市担任职工部长,城市新解放,她的工作很忙,很少回到市委来,所以我没有见过她几次。不久,我就随陶铸进关,来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陶铸作为平津前线指挥部全权代表,先期到北平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北平解放后,又忙着招收平津大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紧紧张张工作了几个月,直到1949年3月份,住进了“四野”政治部驻地朝阳门内东四条的一个小院,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这时,政治部派人到沈阳接家属。管理处来人请示,要不要把曾志一起接来。陶铸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家属,不要去接。”我说:“曾志大姐不是还在沈阳吗?”他说:“她不是家属,不用咱们去接。”这以后,我才知道,陶铸从来不把曾志看作自己的家属,曾志更是从来不把自己当做谁的家属,她总是独来独往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正如她在回忆文章中说的:“作为夫妻,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少。除了在延安我们较为安定地生活在一起五年外,这以前和以后,为了革命工作,我们经常各自东西,我这个最忌别人把我只当做一名‘老婆’看待,而陶铸也很怕别人说他‘听老婆的话’,虽然在我工作上、政治上,他尊重我,从不干涉我。不跟他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可以避免别人闲言碎语,凭自己的能力工作,理直气壮地干,心里自在。”
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在辽吉省委任书记,那环境已经是很动荡了,曾志不在他身边,到更动荡的游击区一地委和五地委当组织部长和副书记,带着警卫员在农村,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南下以后,武汉解放,陶铸任武汉市军管会副主任(谭政为主任),实际主持军管会的全盘工作,曾志则担任军管会物资接管部的副部长,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是都是各干各的,各自住在自己工作单位的住房里。开始,军管会住在胜利街德明饭店(那是原来法租界的一个较好的饭店),陶铸连办公带卧室,是在一个套间的里屋,而我则住在套间的外屋。平时曾志并不回来。有时军管会开会,她回来,身边还像在东北战场上一样,带着佩有卡宾枪的警卫员来来往往。这种情景,你当然不会觉得她是谁的家属。后来,军管会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四野”政治部搬到沿江大道,陶铸的宿舍安置在洞庭街的一个庭院里,主楼是个两层楼房,后院还有一座平房。陶铸见房子比较多,就让政治部秘书处的几位同志搬到平房住。他的楼下原来是有个厅房的两个卧室,他觉得空起来也是浪费,就让刘白羽、陈荒煤、宋之的、王阑西等几位时任随军记者或文化部领导的作家们住了进来。他本人和几个身边工作员,同住在二楼的三个房间里。后来,陶斯亮随野战军的干部子弟小学来到武汉住校,每周回家一次,这时,在物资部担任领导工作的曾志也回来团聚。有时忙起来,一两周不回来也是常事。
长时间以来,我总以为从事革命工作越久的老同志,经历的磨炼越多,情感的硬度越强。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半是严肃的,对亲人的态度也多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漠的。同陶铸夫妇相处的几年里,好像印证了我的这种看法。今天回想起来,似乎事实上也的确有这一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影响全国,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为人们所熟知,在那些年轻的学子中,个个都在争先恐后地用行动去争自由。而女学生们,则是坚持不懈地要求男女平权,用行动来从各个方面表明对旧传统的叛逆。曾志小时候曾寄养在湖南宜章一个吴姓官僚家里,目睹了那腐朽的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妇娼的家庭情形,胸中积蕴着对旧礼教的仇恨和鄙视。1924年,她考入了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为了表示男女平等,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剪掉了一头秀丽的长发。十五岁时,她又坚持像男孩子一样,报名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穿上了灰军装,成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她在报名表上填上“曾志”二字。人家问她为什么改名,她说:“我就是要争志气!”她要让人感到她像男子一样,男人能干的事,她也能干。湘南暴动,她认为城门楼是封建的标志,这位头上裹着红头巾、身背红缨枪的“红姑娘”,上去一把火便把城门楼烧了。有些尚幼稚的共产党人当时实行的“左”的“焦土政策”,烧了公路两边的农民的房子。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被农民头头报复杀害了,暴尸湘江边。曾志满怀愤怒,用梭镖一下子刺死了那个头头。敢爱敢恨,那时的曾志就是这样!到了她随红军转战井冈山和闽西闽南地区时,更是特立独行,常常与游击队的战士一起带着枪神出鬼没,以致于连革命队伍内部都流传着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故事。陶铸在厦门与她第一次见面时竟然惊呆了,原来传说中的那个闽西地区泼辣能干的女游击队长,并不是想象中的粗莽的“母夜叉”,而是看起来如此文静秀丽的女子。秀丽于外而倔强于内,也许正是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妇女们的叛逆性格。她们要狂,她们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当成弱女子,更是绝不肯当别人的附属品。进入北平后,蔡畅大姐来访,曾有意请她到妇联工作。她坚决不肯,理由就是我要像男同志一样地工作!所以,不但在武汉,后来到广州,她也是做的广州市委第四副书记工作,单独住在市委的宿舍,她与陶铸是夫妻,可是谈到工作,那又是保持自己独立工作精神,有了分歧,绝不肯屈从。曾志在她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54年,筹备全国第一届人大时,广州市委书记何伟告诉她,市委推荐她担任人大代表,名单送到陶铸处,陶铸一笔勾掉了曾志的名字,换上了另一位女同志。曾志得知后质问陶铸为什么这样做?陶铸解释说,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分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去。为了照顾方方的情绪,顾全大局,缓和一下矛盾,让方方同志的爱人来当人大代表。曾志一听就火了:“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的关系就否定了我代表的资格!”她认为这样拿她来做交易,因为是他的老婆,就可以“大义灭亲”,怎么能说得通!于是,她就写信给毛泽东,告了陶铸一状。毛泽东大约看了她的信,并且推荐她当了人大代表。曾志为此很得意,因为她不要做什么“家属”,是靠自己的实力嘛!
曾志真的就是这样一位“无毒不丈夫”,情感如此冷漠的女人吗?十年“文革”之后,我读了曾志那篇《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现在又读了她的这部回忆录,我才发现,我对他们的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
陶铸在生命垂危之际,得到汪东兴的通知,在“紧急战备”的名义下,“中央”决定让他立即“疏散”到合肥去,而且,曾志不得随行(如果随行,曾志亦将被禁止同外界联系。陶铸说:“何苦再搭上一个人呢!”也不同意曾志随行)。于是,这对患难夫妻,此刻只能分别了。在共同生活的旅途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分别,每一次分别,两个人都是乐观地奔向新的革命岗位,就是陶铸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狱之时,尽管他们内心深处也有着“永别”的思想准备,但也从未放弃过再见的希望,相信会在新的胜利的形势下团聚。而这一次,他们互相并未说破,却在心底深处都完全明白,这一次是真的要永别了。曾志为陶铸准备了简单的行装,考虑到合肥不会再有人帮他洗澡了,她帮他把洗澡水放好,小心翼翼地扶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躺在澡盆里,为他擦洗。她还特地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小片面包,让陶铸吃下这在妻子照料下的最后一餐。陶铸由于肠道梗阻,已好长时间吃不下东西。为了不使曾志难过,他硬是用去一个多小时,艰难地吃下了这一片面包。由于“上面”不让曾志去机场送行,她只能在家门口送陶铸上车,“我们微笑着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招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三年多的时间,我俩相依为命地在?蛀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忙,或者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这是怎样的三年!一向倔强自尊的曾志,在陶铸被批斗回来之后,对陶铸轻声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争论了!”她还把陶铸在囚禁时写的《赠曾志》那首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悄悄地缝在衣襟里。这还真有点像当年在国民党白区做地下工作,可这的的确确是发生在中南海的事情!
读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一小碗鸡汤,一小片面包,曾志说得如此平静,即使在陶铸上车后“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她和他也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可是,他们夫妇之间平时从来都极少明确表达的那种埋藏在心底的情感,此刻,在即将诀别的日子里,终于再次用平静的方式,浓烈地、火焰般地表达了出来。“最后的晚餐”补偿多年来“被忽略了妻子的义务”。这是一个妻子的内心的真情呼唤,也是为信念独来独往,从不肯为人家属的曾志的另一个真实的侧面!
也许,还应该再说曾志是怎样的一位母亲。1950年夏天,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帮助,曾志找到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儿子来到武汉见她时,已经十七岁,个子很矮,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曾志设法把他安排到一所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曾志当时对我说:“他总是烈士遗留下来的孩子嘛,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吧。”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插手。我看得出来,她其实是在说服自己,似乎是办了一件“私事”,心中不大踏实。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有关她孩子的事了。
我那时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像听神话般地,听到过某大姐,在长征路上,生下孩子没几天,就长眠在草地上;某大姐生下孩子,一点也不犹豫地把孩子交给了贫穷的老乡……许许多多这一类故事,我从不知道,也从没有听到曾志讲过,她就不止一次地有过这种作为母亲情感上最为残酷的经历,只是在很久以后,在“文革”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零星地知道一点,知道她生过三个儿子。如今读了这本书,看到了她叙述的三个孩子先后送人的经过:大儿子生下来还不满月就送给别人了;二儿子出生后,本来想自己抚养,可是“组织上”自行决定,连征求她的意见都没有,就用来换取若干大洋作经费,“卖”给了别人;三儿子(就是后来到武汉的那个)出生才十三天,又送给了别人。作为母亲,把孩子送走前,她都曾为他们喂过最后一次奶,留恋地再去寻找机会看望过他们。但是,每次又都是忍住泪水,背转身去,不再回头地走了。
放下自己亲生的骨肉,有什么能比这个对母亲的情感摧残更为残酷的呢!“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送掉亲生骨肉宛如从娘心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小铁牛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如今要送人了,今生今世难说再见到,我的心情也是难以言喻的”,“提笔写到这里,小铁牛的音容笑貌又仿佛浮现在眼前”。曾志平时毫不外露母子之情,她的确也似乎不像今天的某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动不动就向公众“满含深情”地说自己是什么“不称职的母亲”,或者是“不称职的父亲”,可是,她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了孩子以最深刻的影响。她的大儿子留在农村,成为一个老实的农民;二儿子很小时,染上急病,死掉了;三儿子,在武汉重逢后,经过速成学校学习,奋力上进,最后成为一名工程师。现在,在回忆实录里,曾志说起这一切,却真的不能不充满着内疚了。
回忆实录,也没有讳避自己的缺点、错误,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弱点和不足,她都能照实说来。她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生下来就不同凡响、就有着反抗旧社会的本能和天性。正如书中所一再讲的,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七情六欲,也受着时代的局限。在“左”倾路线下,她也干过一些鲁莽的事,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也不可避免地办了许多错事和蠢事。讲到“大跃进”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时,她在回忆录中认真地审视了自己作为当时广州市工业书记所应负的责任,而没有把诸多的失误往上一推了事。她列出了自己“脑子总是热多冷少,对上照搬的多,对下压力多,重急不重细”等等诸多错误,具体写出的事例有:当时有的食品厂为了虚夸“产值翻几番”,用食油、酒精加水,制出了所谓“食用香精”,她不仅没有制止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反而进行表扬;为了推动技术革新,“只凭一时的热情,希望一步能够登天,要求许多厂普遍实行自动化和生产自动线”,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遭到抵制时,又采取了硬压的办法。回忆实录里写道:“惭愧的是在这些运动中,我曾对推广强化器、管导化不力或公开抵抗的几个工厂的负责同志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如对重型厂谢阳光的批评,对广州水泥厂和锌片厂同志亦有过批评,这是不对的。”
我读过一些目前流传的回忆录,有多少能认真地审视过去,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责呢?
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回忆实录并没有回避革命道路的曲折和错误,“左”倾盲动,白区和游击区的失败,以及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斗争,包括1942年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她都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在谈到这些错误时,她也没有“为尊者讳”。她尊重的是历史事实,她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她写到井冈山时期气度不凡、平易近人、说话风趣的毛泽东,写到她同毛泽东仅有的一次争吵。她说:“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
作家柯岩对曾志的一生有一个较好的概括:“无论是慷慨悲歌,还是衣单被薄;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生离死别,她都面不改色。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手握权杖,无论是升降荣辱,还是黄金如雨,她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严格自律,从容淡定。从一个纤纤少女,直到白发苍苍,她永远是那么正!”是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有了解放的感觉,可以自由的交谈,可以讲出自己心里话。几次我去到她家里看望她,谈到当年在陶铸身边工作时,太年轻,太幼稚,干了许多孩子般的幼稚的事。这时候,她会微笑着,像个老奶奶似的,慈祥宽厚的对我说:“你那时候也做了许多事,是尽了职的嘛!我们都记得的。”她出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不但协助胡耀邦同志为许多同志平反冤案,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作风上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每天上班,从南池子住处到西单北丰盛胡同办公室,她常常是步行来去,中午就伏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下。她说:路不远,走走对身体有好处。她病重临终时,让女儿斯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斯亮找出八十几个装着余剩钞票的薪金袋,总共有几万元。她告诉斯亮:“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她说,“这些袋子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钱,上缴给中组部老干局,留给外地来京看病的困难的老同志用……”
看到此情此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也许真的应该把她当作一面镜子,不时来照照自己!
陶斯亮在《致母亲》中说:“在我送给您的那只小小花圈上,我写下了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是这样的,当您的躯体化为‘零’的时候,却把‘无限’留给了我们。”
曾志的一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一生,她的这一本回忆实录,却又真的是留给我们的那个“无限”的一部分。
我们读回忆录,并不只是出于好奇,探索点内幕新闻,搜寻点奇闻轶事;我们只是想知道当年老一辈走过的道路,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曲折和捷径,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从中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使后来者走得更顺当些。这,就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不遮掩、不虚拟、不伪饰的真实。
留下真实的历史吧,这也许是“革命的幸存者”最为神圣的责任!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