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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年前实施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国家财政资金迅速下达,固定资产投资和整体国内经济活动已经开始强劲复苏。既然达到了预期,现在是时候该考虑经济政策的后续问题了。在一些金融分析师看来,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高达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目前已经走到了退出的十字路口。大家关注的是:经济刺激政策还会持续多久、何时退出?退出会导致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吗?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刺激政策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
不宜“急流勇退”
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就像阁楼上的靴子一样,不是落不落下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落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渐进、温和的过程。
自2009年8月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逐渐趋于稳定,各国股市大幅回升,流动性奇缺、信贷紧缩现象有所缓解,大宗商品价格回暖,油价突破70美元一桶,铁矿石价格提升,海运指数向好,市场风险降低。很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已作出危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有的学者甚至判断全球经济衰退基本结束,并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0年前后开始全面复苏。
在这样的环境下,雷曼冲击渐行渐远,人们探讨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具有政策层面和现实操作的重要意义。
一时间,世界金融危机阴霾渐去,全球范围内的“退出机制”已悄然实施。应该说,“退出机制”已成世界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实施比作上山的话,那么退出政策的实施就是下山,退出比介入还要难一些。王军认为,这是由于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少不会像我们国家八九月份的钱塘江江潮一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2010年内,中国的扩张性政策不可能退出,只可能在优化环境方面做一系列的努力。下一个年度和再往后的演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变化。
寻找巧退时机
“经济政策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提问时表示,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对此,王军的理解是:第一,对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我们觉得用一个“好”三个“不”概括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或者叫极其复杂性。一个“好”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三个“不”或者四个“不”,第一个“不”叫做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够巩固;第二个“不”,当今世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还不断地出现,比如主权债、贸易保护主义、汇率等等;第三个“不”,在国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这么一个形势下,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就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第四个“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的来操作,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王军认为,比如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协调和配合等。
与国际协同
经济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人们感觉到有政府的依靠,对未来“托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退出时机的把握,力度的调控,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实质的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也体现出在经济竞争领域“民进国退”的既有常态,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所取得成就,或者明显成效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
“国际间的协同很重要,过程很艰难。”王军表示,协同尽管艰难,还是要积极地去协同。激励政策的退出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的战略问题。
此外,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当今世界非常复杂,有的国家还在准备加大刺激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的国家已经开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它的政策。
“我相信,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平稳着陆。”王军表示。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刺激政策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
不宜“急流勇退”
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就像阁楼上的靴子一样,不是落不落下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落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渐进、温和的过程。
自2009年8月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逐渐趋于稳定,各国股市大幅回升,流动性奇缺、信贷紧缩现象有所缓解,大宗商品价格回暖,油价突破70美元一桶,铁矿石价格提升,海运指数向好,市场风险降低。很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已作出危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有的学者甚至判断全球经济衰退基本结束,并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0年前后开始全面复苏。
在这样的环境下,雷曼冲击渐行渐远,人们探讨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具有政策层面和现实操作的重要意义。
一时间,世界金融危机阴霾渐去,全球范围内的“退出机制”已悄然实施。应该说,“退出机制”已成世界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实施比作上山的话,那么退出政策的实施就是下山,退出比介入还要难一些。王军认为,这是由于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少不会像我们国家八九月份的钱塘江江潮一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2010年内,中国的扩张性政策不可能退出,只可能在优化环境方面做一系列的努力。下一个年度和再往后的演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变化。
寻找巧退时机
“经济政策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提问时表示,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对此,王军的理解是:第一,对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我们觉得用一个“好”三个“不”概括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或者叫极其复杂性。一个“好”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三个“不”或者四个“不”,第一个“不”叫做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够巩固;第二个“不”,当今世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还不断地出现,比如主权债、贸易保护主义、汇率等等;第三个“不”,在国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这么一个形势下,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就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第四个“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的来操作,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王军认为,比如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协调和配合等。
与国际协同
经济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人们感觉到有政府的依靠,对未来“托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退出时机的把握,力度的调控,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实质的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也体现出在经济竞争领域“民进国退”的既有常态,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所取得成就,或者明显成效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
“国际间的协同很重要,过程很艰难。”王军表示,协同尽管艰难,还是要积极地去协同。激励政策的退出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的战略问题。
此外,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当今世界非常复杂,有的国家还在准备加大刺激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的国家已经开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它的政策。
“我相信,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平稳着陆。”王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