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深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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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南下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给中国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中国从此坚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先行者”,在邓小平“南巡”和“南方谈话”后的二十年里,以自身的发展与探索,逐步实现邓小平当年的理念。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动荡多变。一方面,国际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给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蒙上厚重阴影;另一方面,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手段,实施“和平演变”策略,企图“不战而胜”。在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多事之秋”,全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和“滑坡”趋势,改革步伐因此放缓,政府开始治理整顿,紧接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又影响了治理整顿的实施,一些人由此对改革开放大局提出质疑并发难,中国道路如何走?是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全国人民希望早日走出困局。
  在深圳,自从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以来,社会上对特区的非议与怀疑一直未中断过,尽管深圳特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工资物价、国有企业、金融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要素市场体系、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一直被质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很多来深圳投资的外商和港商都跑了,工厂也停工了。深圳特区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因此,1992年春,邓小平在中国处于“姓社”和“姓资”争论的关键时期,在深圳特区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视察南方和深圳,这是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尤其是对深圳特区的最大支持!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深圳特区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邓小平“南巡”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9年开始,整个八十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虽然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一直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左右摇摆,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较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而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实质内容就是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南方谈话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改变。邓小平对深圳领导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系列的表态,为重新激发、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对深圳特区的发展更具有推进作用和鼓劲作用。邓小平离开深圳最后一刻,对深圳市主要领导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最后嘱咐。南巡一结束,党的十四大就正式确定了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南方谈话不仅推动中国深入进行改革开放,而且它对深圳特区的发展尤其具有关键意义——邓小平通过南巡为深圳推进改革撑腰,一锤定音确定继续推进改革的合法性,成为深圳市领导及整个深圳敢于深化改革的总后台。深圳也由此进一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因此说,邓小平的“南巡”与南方谈话成为推进深圳特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事件,此后深圳20年的探索实践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正确性与价值意义。历史已证明: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价值。
  
  三、深圳实践的探索与启示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也逐步成为普惠政策,特区还能不能“特”,如何“特”,特区的前途实际上面临着重大挑战。为中国改革“探路”的深圳以南方谈话为指导,大胆实践,大胆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
  1992年至2012年,是深圳特区发展史上重要的20年,深圳经历了增创新优势和率先科学发展两个重要时期。两个时期,深圳均经受住重大考验,打开了特区发展新局面。
  在增创新优势时期,中共深圳市委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努力增创新优势,化解优惠政策逐步没有的劣势,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1992年11月21日,深圳市委召开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跨世纪的抉择——深圳赶超“四小龙”若干重大策略》,确定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在宏观调控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
  当时,有学者认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特区的经济特权有破坏公平竞争、阻碍市场改革的消极作用,因此,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了!一时舆论哗然,全国议论纷纷。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的长文,引发了关于特区前途的大讨论。1993年6月23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再造优势”的9条措施。第二年初,深圳又召开市委工作会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同年7月29日,在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市委要求把特区的立足点由过去较多依靠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转到主要依靠苦练内功、增创特区新优势、提高整体素质上来。《深圳特区报》为此开辟专栏,进行了长达两个半月的公众大讨论。199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深圳,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创办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历史贡献,明确提出经济特区的“三个不变”(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勉励深圳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995年4月,中共深圳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吹响了“二次创业”号角,党代会提出增创“十大新优势”。深圳发展开始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向提高整体素质、增创新优势转变。2000年,中共深圳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以“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继续增创体制创新、扩大开放、产业升级、城市功能、依法治市新优势,把深圳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深圳在体制改革方面开始转向体制创新和配套改革,在前期实施单项改革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和完成各种要素市场,初步建立起由“十大体系”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深圳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视察深圳讲话精神鼓舞下,敢闯敢试,再次跃上改革开放的潮头。
  一是在市场体系建设和体制改革方面继续探索领先。
  这一时期,深圳在所有制改革、国资国企管理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均取得新的突破。
  深圳金融业充分发挥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在全国率先推出储蓄通存通兑、缴费一本通、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深港澳ATM大联网、住房按揭贷款、网络银行业务、投资连接保险等100多项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深圳证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达508家,确立了全国性市场的地位。到2002年,深圳已成为全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现代金融业成为深圳三大支柱之一。在商贸流通体制改革方面,1993 年后,深圳深化改革,形成国有商业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平等竞争的开放式的流通体制,从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生活资料商品体系,连锁经营向全方位、多业态、宽领域快速发展,中高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购物中心纷纷建立。同时,深圳还初步形成全国性国债期货市场,1995年,开展深圳国债期货交易的证券部就达300多家,遍布全国各地,交易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同年5月,深圳首家房地产交易市场开业,标志着深圳特区房地产二、三级交易市场开始向专业化、规范化、集中化方向发展;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方面也迈出新步伐,1996年底,全市已有2600多家公司按《公司法》完成了规范工作并办理了重新登记手续,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2002年10月,市国资委下发了《深圳市国有企业产权代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探索适应深圳特区实际的公司制治理模式;同年底,市投资管理公司在莱英达集团实行首席执行官制度试点改革,加速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1996年底,正式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实现了政府所有权与经营职能的正式分离。深圳还大力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到2002年底,全市民营企业已发展有66943户,注册资金达1079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与国有、外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个时期,深圳劳动力市场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出台了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法规,形成了普通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经理市场并存,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多层次、开放型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格局,为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其他配套改革也有新突破。大力发展技术市场,1993年成立市产权交易所,基本形成了技术交易、中介、评估、信息、咨询、专利代理、仲裁和审判一条龙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其中,市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创办,被国内理论界称为“是这一领域的超前探索”。1996年成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我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审判制度作了新探索。据统计,全市技术交易总额自1993年以来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建立起创业投资市场体系,2002年,深圳成立全国首家大型创新型投资企业集团——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并于次年4月正式实施《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创业资本规模达到115亿元,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002年,在深圳设立总部的有10家基金和17家证券公司,使深圳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创业投资规模最大、创投机构最集中的城市。
  为促进深圳的对外开放,1995年7月,全面铺开深圳口岸管理体制改革,在查验方式、收费制度、管理手段电子化等方面先行先试,这项改革极大促进了深圳的对外开放,使深圳成为全面开放的口岸城市。此外,着力推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领域改革,其中大部分改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条件。1994年11月,在全国率先全面实施企业无行政主管部门的改革,随后在1998年和2001年进行两轮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和为大企业开辟“直通车”服务,在转变政府职能上再次做出了“勇敢的跨越”。
  二是在高新技术发展和招商引资方面跃上新台阶。
  1993年后,深圳市委市政府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的第一经济增长点,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1996年出台《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三个一批战略》,采取措施,在税收、用地、贷款、入户、住房、赴港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1996年,组建了11.5平方公里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999年10月,创办了国家级展会——深圳高交会,年年举办,成为“永不落幕的高交会”。 2002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709.92亿元,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954.48亿元。深圳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产业外向发展的中坚力量,涌现出华为、中兴通讯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在招商引资方面,1995年10月,成立深圳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对外商投资提供联合办公的“一条龙”服务。2002年全市协议利用外资51.8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9.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1%,创历史新高。
  三是经济实力增强对国家的贡献加大,成为支援内地建设的重要力量。
  1993年至2002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增幅高达25%,即由1993年的449.28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969.52亿元,人均40369元,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对国家的财税贡献逐年增多。据统计,1994年以来,深圳共上缴中央财政收入达1.23万亿元,居全国大城市前列。
  到1996年底,深圳累计向省内外的老区和贫困地区投放经济合作发展资金6.3亿元,扶持兴建了258个有关交通、能源、老企业技术改造等项目,加强了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
  在增创新优势时期,深圳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格局与产业结构逐渐从早期的“三来一补”模式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先后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六大物流园区,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到2002年,深圳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三大支柱产业。全市生产总值连续实现了1000亿、2000亿和接近3000亿的大跨越。
  四是高起点规划城市,形成“一市多城”的城市格局。
  深圳多次制定与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先特区后全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1999年6月,深圳城市规划荣获UIA“艾伯克隆比爵士荣誉奖”。2000年荣获国家“国际花园城市”称号,2001年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同年,深圳城市总体规划首次获国务院正式批准。加快特区外的宝龙两区城市建设,形成“一市多城”格局。2002年,深圳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343.9平方公里,已成为一座经济繁荣、功能完备、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城市。
  2003年以后,深圳进入率先科学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来深圳视察,要求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争当新一轮发展的排头兵。深圳市委于2008年确定了“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建设国际化城市”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建设“效益深圳”、“和谐深圳”的发展思路。2008年12月,国务院确定深圳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5月,获得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深圳面对土地、能源资源、人口、生态环境“四个难以为继”和社会矛盾凸显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等严峻形势,果断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以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深入推进深港合作和深莞惠一体化;以抓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为突破口,有序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各项改革,以推进“一区四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国际化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大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这个时期,深圳大力推进国企国资体制改革,出台政策大力扶持民企发展,使深圳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据统计,至2009年,深圳民营企业已近3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90%以上。2009年,深圳民营经济增加值约2300亿元,占深圳GDP的30%以上,缴纳税收877.97亿元,占深圳企业缴纳税收的54.2%,民营经济成为深圳经济的生力军。
  在建设国际化城市进程中,深圳继1992年完成特区内城市化之后,2003年又开始加快推进特区外城市化进程。至2004年底,特区外两区完成“撤镇建街”,27万居民全部“农转非”,土地全归转为国有,深圳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
  这个时期,深圳改变了过去“重增长、轻保护,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思维模式,提出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和谐深圳”的跨越,这是深圳特区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深圳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举。2005年9月,全国特区工作座谈会在深圳召开,温家宝总理要求深圳把“特别能创新”作为经济特区之“特”的基本内涵,大胆实践,继续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11月,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要求经济特区要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正式将自主创新战略确定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并完成了20个配套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推动自主创新的“1+20”政策框架,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批准将深圳列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2012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3738亿元。
  为加快特区内外一体化进程,完善特区的发展布局,从2008年起,深圳先后设置了光明新区、坪山新区、龙华新区和大鹏新区,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有序展开大部制机构改革等方面的重点改革,取得显著成果。新华社曾长文评价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是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改革突围”。2010年7月,特区范围正式扩大到全市,特区一体化进程加快。
  在加强深港紧密合作方面,2007年5月,深港两地政府共同签订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2009年3月,出台深港创新圈三年行动计划。2009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前海深港服务业合作区总体规划》,前海开发建设正式启动。2010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前海合作区享有计划单列管理许可权,面积15平方公里的前海合作区的开发成为深港合作的重大举措并成为引领深圳未来的重大改革。
  到2011年,深圳人民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努力促转型,稳增长,提质量,惠民生,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全市生产总值达11502.06亿元;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4141亿美元,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额的12.9%,占全省总额的46.2%,外贸出口总额连续十九年位居内地大中城市榜首。深圳证交所上市公司达到1411家,上市股票1453只,成为全国重要的证券市场之一。社会事业也获得新发展。
  深圳是邓小平亲自倡导建立的经济特区,特区建立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深圳建设者们敢闯敢试,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代发展史上奇迹。
  回顾深圳的探索发展历程,启示有四点:
  一、深圳仍需要大胆试大胆闯,只有敢于改革才有出路。南方谈话肯定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坚持实事求是。深圳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和成为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和“先行者”,就是因为敢于改革。在各个历史时期,深圳发扬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就。目前,深圳多项改革进入操作阶段,涉及社会组织、公务员管理、商事登记、公立医院、土地规划管理、户籍制度等方面,努力再造体制机制新优势,大力推进前海开发开放等,这将使深圳未来的发展更有前途。
  二、通过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形成开放与改革互相促进的格局。深圳通过开放,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海陆空齐全的口岸城市,深圳对口岸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从而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深圳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注意代表国家去参与或引导国际规则的制订,推动企业参与国际经营,同时借助深港合作来推进深圳的区域发展。深圳改革的特点就是开放逼改革,外商促进改革,从而形成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开放的良好格局。
  三、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长治久安。深圳是一个有1200多万人口的移民城市,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但社会矛盾也因此集中凸显。深圳为此大力倡导深圳精神和“义工精神”,努力打造“志愿者之城”、“爱心之城”,在整个城市培育了良好的精神风尚。全市27万义工中,非深户籍义工占到全市义工总人数的50.7%。
  四、重视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创新,为城市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南方谈话留下的精神遗产之一。近年来,深圳率先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将文化立市作为城市的主导战略,文化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追忆南方谈话,回顾深圳的实践,只有一个结论:深圳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更加精彩的“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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