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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一统”思想随着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和行为操守。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社会历经分分合合，但是中国人心中大一统思想却愈加强烈，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无法撼动的文化根基。邓小平作为杰出的炎黄子孙代表，他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关键词：“大一统”思想;“一国两制”思想;邓小平思想
一、“大一统”思想的提出与内涵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就包含了大一统的思想。大一统概念的提出始于战国晚期的春秋学说。《春秋·公羊传》中在注释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这里的大一统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听命于周天子。在汉代，董仲舒特别强调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思想是世间的普遍法则，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宜”。
纵观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在此之后，历经朝代变迁和战乱岁月，中国始终维持着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加强加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前，大一统思想也早已深入民心。
二、“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政治表现与核心
（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可，增强民族情感
顾颉刚说：“战国七雄的疆域开辟得大了，故有一统观念;交通便了，种族杂糅得多了，故无种族观念，因此，九州之说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统一之功”。[3]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强盛，最后得手。秦始皇，汉高帝统一后运用阴阳五行观念结合天命观来进行大一统的统治。汉武帝运用公羊家的“大一统”理论外征匈奴、内定诸夏。魏蜀吴三国均以统一天下为大业。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对立，无论南方汉族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都高举“统一”，“正统”的旗帜，逐鹿中原。在其中，不少少数民族自认为是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4]建立后魏的鲜卑部也认为自己源于黄帝，“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在历史的发展中，各民族逐渐融合，“大一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情感，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可，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大一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融合的动力，这种动力在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升华，最终迸发出凝聚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得到了提升。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风气抗争，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热血奋战，这不仅源于人民对于共同民族的认同，更源于人民对于外来的政治力量的本能的排斥，以及对侵略者的共同仇恨。
（二）“大一统”思想的政治表现：
帝王立足于统一大业，更强调一个稳定的局面，尤其是大清帝国运用一套成熟的、灵活的政教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边疆问题。这套政教制度的核心就在中央集权制度下，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以八旗制度统治满洲，以行省制度对汉人，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辖西南苗夷，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宗主制度对番邦”。[6]在此基础上，在某些地区还派驻中央机构以及军队。而这个命运共同体是以“大一统”思想为基础的国家统一观的精神凝聚的作用——“精卫无穷填海心”。领土上的统一，皇权的通达，万众归一，便是这套政教制度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对政治的作用，形成了一套以“大一统”思想为基础中国的古典政治观。
（三）“大一统”思想的核心
“大一统”思想不断发展，在近现代，逐渐凝聚成国人的一种爱国意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的愿望。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观点，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想，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把统一中国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该实现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我们去完成，后人会怀念我们，否则，就要受责备。”这便是“大一统”思想在现代的体现。“大一统思想”是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让我们时刻记着民族的使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中国第一次出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是在秦朝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度，废除分封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这种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唐朝以后，少数民族政权开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者重要角色，特别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足建立的清朝，他们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大一统思想作为官方思想加以推广和应用。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政治上都采取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三、“一國两制”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统一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一国两制”的初衷和实施过程以及最后的实现结果都是以国家统一为基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祖国统一，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没有这个为基础，那么“一国两制”理论就会失去意义。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7]邓小平：“现在台湾有些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8]他强调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二）“一国两制” 坚持两制并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地区作为国家主义一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解决港澳台地区回归祖国的怀抱后政治体制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有限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9] （三）“一国两制”保证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
在两制并存的情况下，要正确处理主权和自治权的关系。主权是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它高于自治权。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内容本身所要求的，让港、澳、台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就必然要授予它高度自治的权力，同时高度自治也保证了“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
四、“大一统”思想在“香港问题”解决中的体现
“香港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结果，邓小平在第一次与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强调：香港问题是个主权问题;在中英双方达成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在后面的香港以后怎样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最后是15年过渡期的问题。如果香港问题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10]
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采访邓小平时提出：“台湾为什么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到：“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情感问题。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1]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的根本依据在于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这也是实现香港回归的根本依据。邓小平不断强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在谈及为什么要促进祖国统一是，他又强调这是民族情感问题，
“实现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一个国家，两个制度’.”[12]这是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士提及的。
五、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一）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
“大一统”思想造就华夏儿女向往统一、憎恨分裂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是对“大一统”思想的吸纳和继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13]有理有力地驳回了撒切尔夫人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无理主张，捍卫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
（二）对“大一统”思想的超越
1.方式：和平超越武力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每个朝代的建立以及政权的巩固都需要武力方式。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伴随着战乱，不仅损耗国力，民不聊生，同时也给民族情感留下难以修复的伤痕。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在具体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主張以最大的耐心，坚持走和平统一的道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面对少数顽固分裂分子和海外其他阻挠中国统一的力量是也会承诺放弃武力。
2.思维：共存超越取代
在我国古代，实现“大一统”多是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例子。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对“大一统”思想的超越。面对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选择了一条与传统相悖的道路。春秋战国至汉朝之际，大家都举着“大一统”“正统”旗号出兵战场，用自己的武力征服对手，吃掉另一方。通过“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各自保持现有的制度不变，在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通知，在和平的环境中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一箭双雕的策略。目前，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它们与内地的纽带更加紧密，经济上的道路也更加宽广了。
结语
“大一统”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在经过“汉儒”的改造后，又被奉为“正统”并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大一统”思想对藩属国制度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一个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延续两千多年的华夏文化，其中最令我们自豪的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的在历史的演变中成为我们现在爱国精神：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着强烈的国家统一观念，而这种观念也是我国领导人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基础，“一国两制”思想以国家统一为核心，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大一统”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大一统”思想;“一国两制”思想;邓小平思想
一、“大一统”思想的提出与内涵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就包含了大一统的思想。大一统概念的提出始于战国晚期的春秋学说。《春秋·公羊传》中在注释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这里的大一统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听命于周天子。在汉代，董仲舒特别强调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思想是世间的普遍法则，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宜”。
纵观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在此之后，历经朝代变迁和战乱岁月，中国始终维持着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加强加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前，大一统思想也早已深入民心。
二、“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政治表现与核心
（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可，增强民族情感
顾颉刚说：“战国七雄的疆域开辟得大了，故有一统观念;交通便了，种族杂糅得多了，故无种族观念，因此，九州之说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统一之功”。[3]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强盛，最后得手。秦始皇，汉高帝统一后运用阴阳五行观念结合天命观来进行大一统的统治。汉武帝运用公羊家的“大一统”理论外征匈奴、内定诸夏。魏蜀吴三国均以统一天下为大业。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对立，无论南方汉族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都高举“统一”，“正统”的旗帜，逐鹿中原。在其中，不少少数民族自认为是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4]建立后魏的鲜卑部也认为自己源于黄帝，“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在历史的发展中，各民族逐渐融合，“大一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情感，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可，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大一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融合的动力，这种动力在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升华，最终迸发出凝聚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得到了提升。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风气抗争，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热血奋战，这不仅源于人民对于共同民族的认同，更源于人民对于外来的政治力量的本能的排斥，以及对侵略者的共同仇恨。
（二）“大一统”思想的政治表现：
帝王立足于统一大业，更强调一个稳定的局面，尤其是大清帝国运用一套成熟的、灵活的政教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边疆问题。这套政教制度的核心就在中央集权制度下，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以八旗制度统治满洲，以行省制度对汉人，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辖西南苗夷，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宗主制度对番邦”。[6]在此基础上，在某些地区还派驻中央机构以及军队。而这个命运共同体是以“大一统”思想为基础的国家统一观的精神凝聚的作用——“精卫无穷填海心”。领土上的统一，皇权的通达，万众归一，便是这套政教制度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对政治的作用，形成了一套以“大一统”思想为基础中国的古典政治观。
（三）“大一统”思想的核心
“大一统”思想不断发展，在近现代，逐渐凝聚成国人的一种爱国意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的愿望。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观点，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想，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把统一中国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该实现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我们去完成，后人会怀念我们，否则，就要受责备。”这便是“大一统”思想在现代的体现。“大一统思想”是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让我们时刻记着民族的使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中国第一次出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是在秦朝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度，废除分封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这种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唐朝以后，少数民族政权开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者重要角色，特别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足建立的清朝，他们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大一统思想作为官方思想加以推广和应用。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政治上都采取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三、“一國两制”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统一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一国两制”的初衷和实施过程以及最后的实现结果都是以国家统一为基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祖国统一，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没有这个为基础，那么“一国两制”理论就会失去意义。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7]邓小平：“现在台湾有些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8]他强调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二）“一国两制” 坚持两制并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地区作为国家主义一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解决港澳台地区回归祖国的怀抱后政治体制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有限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9] （三）“一国两制”保证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
在两制并存的情况下，要正确处理主权和自治权的关系。主权是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它高于自治权。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内容本身所要求的，让港、澳、台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就必然要授予它高度自治的权力，同时高度自治也保证了“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
四、“大一统”思想在“香港问题”解决中的体现
“香港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结果，邓小平在第一次与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强调：香港问题是个主权问题;在中英双方达成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在后面的香港以后怎样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最后是15年过渡期的问题。如果香港问题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10]
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采访邓小平时提出：“台湾为什么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到：“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情感问题。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1]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的根本依据在于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这也是实现香港回归的根本依据。邓小平不断强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在谈及为什么要促进祖国统一是，他又强调这是民族情感问题，
“实现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一个国家，两个制度’.”[12]这是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士提及的。
五、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一）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
“大一统”思想造就华夏儿女向往统一、憎恨分裂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是对“大一统”思想的吸纳和继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13]有理有力地驳回了撒切尔夫人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无理主张，捍卫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
（二）对“大一统”思想的超越
1.方式：和平超越武力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每个朝代的建立以及政权的巩固都需要武力方式。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伴随着战乱，不仅损耗国力，民不聊生，同时也给民族情感留下难以修复的伤痕。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在具体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主張以最大的耐心，坚持走和平统一的道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面对少数顽固分裂分子和海外其他阻挠中国统一的力量是也会承诺放弃武力。
2.思维：共存超越取代
在我国古代，实现“大一统”多是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例子。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对“大一统”思想的超越。面对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选择了一条与传统相悖的道路。春秋战国至汉朝之际，大家都举着“大一统”“正统”旗号出兵战场，用自己的武力征服对手，吃掉另一方。通过“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各自保持现有的制度不变，在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通知，在和平的环境中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一箭双雕的策略。目前，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它们与内地的纽带更加紧密，经济上的道路也更加宽广了。
结语
“大一统”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在经过“汉儒”的改造后，又被奉为“正统”并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大一统”思想对藩属国制度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一个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延续两千多年的华夏文化，其中最令我们自豪的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的在历史的演变中成为我们现在爱国精神：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着强烈的国家统一观念，而这种观念也是我国领导人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基础，“一国两制”思想以国家统一为核心，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大一统”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