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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矛盾近乎无解，医卫体制铁饼一块。于是，有些医生决定“逃”出这个灰暗的森林。
很多医生表示，他们曾经选择读医，只知道医生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职业，或许还带点救死扶伤的光环。然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却注定他们从业后不能成为简单的，提供医疗服务的职业人。这不禁让医生们意兴阑珊。
从今年开始，一些地方，一些科目出现了“医生荒”，公立医院们遇上了新人不继的问题；另外，一批以80后为主的医生们纷纷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自立门户；互联网医疗的涌流，更将中国不同层次的医生们都卷入其中。
这是医生们寻求“密室逃脱“的出路，还是倒逼中国卫生体制革命的契机？
体制内的医生荒
朱岩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的一名医生。两年前，他离开了公立医院，到深圳一家医疗机构创业。
“过去很多年，我发现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些形式上的工作。”朱岩说，他在协和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而每个病人都只有几分钟的诊疗时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打算弃医的透析病人。
“很多优秀的人慢慢都离开了。”朱岩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网罗了来自北京、广州等地跳槽过来的主治医师级别以上的医生。“在公立医院的环境里，不是所有人被动的选择接受。”
朱岩所在的深圳，一向是（公立医疗体制内）医生缺口显著的一线城市。去年，深圳市人保局公布当地事业单位人才紧缺岗位目录，显示深圳未来五年，医生缺口至少在五六千人。
医疗人才集中的上海，前年也被报道了三级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有的科室更因此而不能开门。另外，杭州多家市属公立医院公开招聘的不少岗位，也频频遭遇“零报考”。
最新的医生荒发生在广州——直到今年8月份，广州市卫生局下属各事业单位的招聘需求，仍有两百多个因为无人报名，或报名人数不足而取消、调减。
“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道出很多医生的心结。
“学医至少5年，毕业后进医院又要先做三年住院医师，相当于做三年的廉价苦力，基本上奔三了才能正式上岗。”深圳某港资医院一位姓陆的医生，如是描述她何以早早放弃在公立医院工作。“上岗以后，就是各种科研，流水线般的看病生活，还有久长的职称晋升之路。”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7.7%的医生有或曾有改行的想法。在调查中，48.05%的医生感觉“非常累”，有80.2%的医生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
多名不愿具名的一线城市医生，均直接对媒体点出，在公立医院里就是钉死在科室里，不跟着主任走就别指望能走远；各种必须跟随的规则，还包括按照科室集体意志去做业务，譬如开出不必要的检验、治疗或者药物单。
“在儿科，做检查对于科室的效益很重要。有时你会牵扯进一种矛盾中，就是有些检查是不需要开的，但上级平时会给压力你，让你不得不这样做。”上述陆姓医生说。
著名的“急诊室女超人”于莺也已离开了公立医院。她认同这种苦衷：儿科用药量少，在“以药养医”制度下的收入低，但现在儿童看病的需求量又很大，把医生们都做累了。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用于妇科等。
80后的新机会
毕烨，上海“爱丁医生”APP创始人，同样离开了公立医院体制。“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她说。“现在医患关系这么恶劣，很多父母即使自己是医生，都不愿意让孩子读医了。”
不过，现实里，直到现在，医生仍然是一个含铁量相当高的饭碗。在卫生体制里，医生们必须要有执业证才能上岗，并且在限定的地点里执业。医院里的医生是有编制的，哪怕是“走廊医生”这样的角色也很少被解雇。
有报道曾透露，在某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对医学生收取的门槛费“至少10万”，还需要动用关系才能进入。这些三甲医院也占据了中国最大的医疗资源，以及门诊量，还有巨大的医疗消费开支。
体制之外，中国医生们的“跳槽”，多数是民营医疗机构，譬如莆田系医院。不过，这些民营医院医疗机构更吸引那些退休了，或者专业教育或从医环境不如主流医院，但希望获得更高收入的医生。
相比起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的专业资质以及专业水平未必能得到保证，他们也没有临床和科研上的任务。而在这个圈子里，很多医生的求职简述往往如下：“形象好，客户广，执业经验丰富，创收能力强……”
另外，医疗业内也认知，体制内医生利用工作外时间到民营医疗机构“走穴”行医，或者自设家庭诊所等也是普遍现象。
多位有过相关民营医院工作经历的医生透露，各类“跳槽”医生与民营医院的关系，就是保底工资加业绩，并从病人业务中获得提成。
近两三年，互联网医疗业务正“默默地”地为体制内的医生们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刘勇就是当中的一名。作为北京妇产医院的医生，他在一家移动在线问诊平台上获得了“额外”的行医机会，建立了自己的虚拟诊所。
刘勇说，在这种平台上他能够保持医疗业务的单纯性。他曾经在虚拟问诊社区里获得了相当数量病人的声誉，其虚拟诊所问诊的收费数倍于公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这使得他不需考虑药费等杂念，用足够长时间的会诊时间——这相当于朱岩们过去一直想要的，让医疗回归服务和诊疗。
“院领导们未必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很多甚至不用手机。另外，很多科室主任也曾进入过这种互联网平台，但他们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平台上的其他医生，所以慢慢也退出了。”刘勇说。 朱岩形容，在公立医院的体系里，那些30岁左右，已经具备执业资格，在主治医师岗位上工作的医生们，是寻求体制外突破的，不希望在传统医疗生态里继续消磨时间的医生群体。线上诊疗机构“春雨医生”的医学总监杨靖也说，在其线上活跃的，便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主治医生们。
“他们的病人、收入和名气都不足够，处于积累爆发期，我们正好是针对这部分人。（在传统体制里），再过两三年这部分人有些会成长为副主任级别。我们正好是把这个承接下来。”
据了解，在过去，皮肤科、牙科等科目是非公立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领域。如今在互联网上，公立医院出现医生荒的重灾区，儿科、妇产科等科目领域，却已成为了在线医疗的热闹之地——“医生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在线上跟他的病人进行交流。”杨靖说，这些互联网上的业务，可以为医生们创造高达过万的额外收入。
另外，在药售有关的药剂师领域，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已经进入到“争夺”医疗专业人士的行列中，在8月里向社会公开招聘药剂师——据统计，目前我国总计有46万家药店，但只配有27万多名执业药师。
寻找病人
在现实中，那些走出公立医院，尤其离开三甲大医院的医生们，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了病人们削尖脑袋往大医院扎堆，自己的病人以后从哪里来？
在一些科目，这类问题在体制之外几近无解。一位北京前三甲医院的医生表示，中国顶级的外科医生，年收入五六百万元并不少见，在打破当前手术体制垄断局面的前提下，公立医院们的外科医生才有机会遇到真正的竞争。
在大多数科目，医生们正在学习如何在医院之外与病患相处，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在线上，我们让病人给医生打分，这在医院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医生们也在慢慢调整自己。”杨靖说。“其实大家也不认同医院的评议体制，在医院里看病厉害但不写论文永远当不了主任。”
现在，一些在社交网络上已经有了名气的，也没有打算在公立系统里继续漫长升迁路线的医生，已经开始了他们在公立医院之外独立打响名堂的路径。在微博上，这样的医生拥有众多的粉丝，他们也可以更自由的给自己制定医疗服务的定价和方式——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开药之上。
在去年和今年，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发布了多点执业的新规，包括取消多点执业医生须经原单位同意这一条——公立医院的院长们是最反对医生多点执业的人群。有评论认为，体制内医疗机构的扩张，医务专业人员短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都在迫使卫生系统把医生们执业的“围墙”所打破。
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龚晓明，是多点执业潮流中的明星人物。据报道，他在上海以及深圳多家医院、诊所执业。龚对媒体说，他希望公立医院以后能够回归公益、教学和科研的本质，而他本身对临床研究的理想，还需要公立医院的平台去实现。
于莺认为目前的政策松动，还远远不能撼动公立体系对医生资源，尤其优质医生资源垄断的事实。实际上，医疗系统的铁饭碗，还是在吸引着一些学生不惜举债报读医科。在中国病人的层面，能否接受高价挂号费（而不是药费），也是很多跳出围墙的医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于莺更希望跳出体制后，能推动医生们对医生角色本身的反思——医疗就是个职业，现在从整个医疗教育到医院体系价值观其实都是扭曲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生不愿意做医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医生）你想不明白这一点，你就只能被体制牢牢地抓住。这个时候你会想，原来天底下那么多的老百姓去骂医生，医生躺在这个当中可悲又可恨，你不懂这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如果你不去尝试，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厄运。”于莺说。
很多医生表示，他们曾经选择读医，只知道医生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职业，或许还带点救死扶伤的光环。然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却注定他们从业后不能成为简单的，提供医疗服务的职业人。这不禁让医生们意兴阑珊。
从今年开始，一些地方，一些科目出现了“医生荒”，公立医院们遇上了新人不继的问题；另外，一批以80后为主的医生们纷纷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自立门户；互联网医疗的涌流，更将中国不同层次的医生们都卷入其中。
这是医生们寻求“密室逃脱“的出路，还是倒逼中国卫生体制革命的契机？
体制内的医生荒
朱岩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的一名医生。两年前，他离开了公立医院，到深圳一家医疗机构创业。
“过去很多年，我发现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些形式上的工作。”朱岩说，他在协和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而每个病人都只有几分钟的诊疗时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打算弃医的透析病人。
“很多优秀的人慢慢都离开了。”朱岩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网罗了来自北京、广州等地跳槽过来的主治医师级别以上的医生。“在公立医院的环境里，不是所有人被动的选择接受。”
朱岩所在的深圳，一向是（公立医疗体制内）医生缺口显著的一线城市。去年，深圳市人保局公布当地事业单位人才紧缺岗位目录，显示深圳未来五年，医生缺口至少在五六千人。
医疗人才集中的上海，前年也被报道了三级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有的科室更因此而不能开门。另外，杭州多家市属公立医院公开招聘的不少岗位，也频频遭遇“零报考”。
最新的医生荒发生在广州——直到今年8月份，广州市卫生局下属各事业单位的招聘需求，仍有两百多个因为无人报名，或报名人数不足而取消、调减。
“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道出很多医生的心结。
“学医至少5年，毕业后进医院又要先做三年住院医师，相当于做三年的廉价苦力，基本上奔三了才能正式上岗。”深圳某港资医院一位姓陆的医生，如是描述她何以早早放弃在公立医院工作。“上岗以后，就是各种科研，流水线般的看病生活，还有久长的职称晋升之路。”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7.7%的医生有或曾有改行的想法。在调查中，48.05%的医生感觉“非常累”，有80.2%的医生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
多名不愿具名的一线城市医生，均直接对媒体点出，在公立医院里就是钉死在科室里，不跟着主任走就别指望能走远；各种必须跟随的规则，还包括按照科室集体意志去做业务，譬如开出不必要的检验、治疗或者药物单。
“在儿科，做检查对于科室的效益很重要。有时你会牵扯进一种矛盾中，就是有些检查是不需要开的，但上级平时会给压力你，让你不得不这样做。”上述陆姓医生说。
著名的“急诊室女超人”于莺也已离开了公立医院。她认同这种苦衷：儿科用药量少，在“以药养医”制度下的收入低，但现在儿童看病的需求量又很大，把医生们都做累了。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用于妇科等。
80后的新机会
毕烨，上海“爱丁医生”APP创始人，同样离开了公立医院体制。“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她说。“现在医患关系这么恶劣，很多父母即使自己是医生，都不愿意让孩子读医了。”
不过，现实里，直到现在，医生仍然是一个含铁量相当高的饭碗。在卫生体制里，医生们必须要有执业证才能上岗，并且在限定的地点里执业。医院里的医生是有编制的，哪怕是“走廊医生”这样的角色也很少被解雇。
有报道曾透露，在某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对医学生收取的门槛费“至少10万”，还需要动用关系才能进入。这些三甲医院也占据了中国最大的医疗资源，以及门诊量，还有巨大的医疗消费开支。
体制之外，中国医生们的“跳槽”，多数是民营医疗机构，譬如莆田系医院。不过，这些民营医院医疗机构更吸引那些退休了，或者专业教育或从医环境不如主流医院，但希望获得更高收入的医生。
相比起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的专业资质以及专业水平未必能得到保证，他们也没有临床和科研上的任务。而在这个圈子里，很多医生的求职简述往往如下：“形象好，客户广，执业经验丰富，创收能力强……”
另外，医疗业内也认知，体制内医生利用工作外时间到民营医疗机构“走穴”行医，或者自设家庭诊所等也是普遍现象。
多位有过相关民营医院工作经历的医生透露，各类“跳槽”医生与民营医院的关系，就是保底工资加业绩，并从病人业务中获得提成。
近两三年，互联网医疗业务正“默默地”地为体制内的医生们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刘勇就是当中的一名。作为北京妇产医院的医生，他在一家移动在线问诊平台上获得了“额外”的行医机会，建立了自己的虚拟诊所。
刘勇说，在这种平台上他能够保持医疗业务的单纯性。他曾经在虚拟问诊社区里获得了相当数量病人的声誉，其虚拟诊所问诊的收费数倍于公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这使得他不需考虑药费等杂念，用足够长时间的会诊时间——这相当于朱岩们过去一直想要的，让医疗回归服务和诊疗。
“院领导们未必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很多甚至不用手机。另外，很多科室主任也曾进入过这种互联网平台，但他们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平台上的其他医生，所以慢慢也退出了。”刘勇说。 朱岩形容，在公立医院的体系里，那些30岁左右，已经具备执业资格，在主治医师岗位上工作的医生们，是寻求体制外突破的，不希望在传统医疗生态里继续消磨时间的医生群体。线上诊疗机构“春雨医生”的医学总监杨靖也说，在其线上活跃的，便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主治医生们。
“他们的病人、收入和名气都不足够，处于积累爆发期，我们正好是针对这部分人。（在传统体制里），再过两三年这部分人有些会成长为副主任级别。我们正好是把这个承接下来。”
据了解，在过去，皮肤科、牙科等科目是非公立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领域。如今在互联网上，公立医院出现医生荒的重灾区，儿科、妇产科等科目领域，却已成为了在线医疗的热闹之地——“医生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在线上跟他的病人进行交流。”杨靖说，这些互联网上的业务，可以为医生们创造高达过万的额外收入。
另外，在药售有关的药剂师领域，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已经进入到“争夺”医疗专业人士的行列中，在8月里向社会公开招聘药剂师——据统计，目前我国总计有46万家药店，但只配有27万多名执业药师。
寻找病人
在现实中，那些走出公立医院，尤其离开三甲大医院的医生们，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了病人们削尖脑袋往大医院扎堆，自己的病人以后从哪里来？
在一些科目，这类问题在体制之外几近无解。一位北京前三甲医院的医生表示，中国顶级的外科医生，年收入五六百万元并不少见，在打破当前手术体制垄断局面的前提下，公立医院们的外科医生才有机会遇到真正的竞争。
在大多数科目，医生们正在学习如何在医院之外与病患相处，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在线上，我们让病人给医生打分，这在医院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医生们也在慢慢调整自己。”杨靖说。“其实大家也不认同医院的评议体制，在医院里看病厉害但不写论文永远当不了主任。”
现在，一些在社交网络上已经有了名气的，也没有打算在公立系统里继续漫长升迁路线的医生，已经开始了他们在公立医院之外独立打响名堂的路径。在微博上，这样的医生拥有众多的粉丝，他们也可以更自由的给自己制定医疗服务的定价和方式——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开药之上。
在去年和今年，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发布了多点执业的新规，包括取消多点执业医生须经原单位同意这一条——公立医院的院长们是最反对医生多点执业的人群。有评论认为，体制内医疗机构的扩张，医务专业人员短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都在迫使卫生系统把医生们执业的“围墙”所打破。
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龚晓明，是多点执业潮流中的明星人物。据报道，他在上海以及深圳多家医院、诊所执业。龚对媒体说，他希望公立医院以后能够回归公益、教学和科研的本质，而他本身对临床研究的理想，还需要公立医院的平台去实现。
于莺认为目前的政策松动，还远远不能撼动公立体系对医生资源，尤其优质医生资源垄断的事实。实际上，医疗系统的铁饭碗，还是在吸引着一些学生不惜举债报读医科。在中国病人的层面，能否接受高价挂号费（而不是药费），也是很多跳出围墙的医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于莺更希望跳出体制后，能推动医生们对医生角色本身的反思——医疗就是个职业，现在从整个医疗教育到医院体系价值观其实都是扭曲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生不愿意做医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医生）你想不明白这一点，你就只能被体制牢牢地抓住。这个时候你会想，原来天底下那么多的老百姓去骂医生，医生躺在这个当中可悲又可恨，你不懂这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如果你不去尝试，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厄运。”于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