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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多权家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正和十七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一样。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疾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床单收殓起来的人。
熬是第一项，就像制糖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自然，也没有统一标准的赔偿。
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了。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天文数字，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他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存活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常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最初一个月，他总想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
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来，有千百次想到死。“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针脚编织时间，大路边留着湿润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款的最后一千元盖的。那时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机，母亲已经衰老得不能继续养活他，他就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了母亲。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做不了什么，高章平就向村委申请批了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块，涨到后来的一年一千，到一千四，到两千四，到去年的每月两百五。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中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难友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个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个导尿管，小屋里也没有飘散着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气息，虽然这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了的话，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一样坐轮椅上厕所，但他能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子上陪读，父亲在地里奔命，他不得不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着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矿工在残疾之后多少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陪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针线者的程度。他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一百块一双的“天价”。
后来，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画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绣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进入了入迷状态。“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十二点做到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和墙上与小侄女合画的水彩画相似，这些刺绣依照的针脚图案与市面上没有区别，但在这间小屋里，似乎有些别的气质。就像阴坡的竹园沟，对坡土地晒化了的日子，沟里还积着有些变了颜色的雪。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的上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钟，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强度，寂静使他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加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十二点再出坡，做到下午五点钟。
贝克特说，世界是一条用七天时间赶制的蹩脚裤子。竹园沟的地形，正像是一条溪沟岔开的两条裤腿。在长达十六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爱要加上罪，父亲献出了鲜血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
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精神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在心里，她并不只是在为眼下这个瘫在床上的儿子翻动身体，还为着从前那个人见人爱的老三。“会撒网钓鱼，会打枪。晚上拿大手电上山，金鸡都躲在树扒里，被他拿手电一照，就不动了，一枪一个。”
作为娘，她无法把这两个儿子区分开。像镇上有些年轻媳妇，一看人送回来不是好手好脚的了，就不认人了，三两年拖死，拿着补偿款改嫁。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线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疾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后来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尘肺，劉云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时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儿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车祸，落下脑震荡。刘云付是文化人，当过并村前的会计，但他逐渐认定自己属狗，就得按照一条狗的命运生活，失去所有的后人。这样想通了，刘云付觉得心安。
相比之下，单纯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鸟，在大难面前显得单薄了些。自生桥的王礼敬四十岁那年因为卷扬机事故双大腿截肢，在家里过了六年，像个孩子一样，时常由妻子背进背出。当着外人，妻子流泪说他“生不如死，死了还好些”，王礼敬沉默不语。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上亮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材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上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只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应该由他这样的人得。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八十六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却没有领到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的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这笔赔偿都被儿子用于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李小梅做不了更多的什么。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有些还变成了灰。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疾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煤灰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
夏天的时候，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
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地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的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我必须活下去，一针一线地绣活路，为了这个家。”
煤矿被誉为工业的粮食，而这些原本在地里种庄稼拔萝卜的农民下了矿井，他们毫无防范意识。矿难频发中，公众看到的只是一场场大的煤矿灾难现场，救援、瞒报、善后、赔款、黄色安全帽和矿工们脸上的煤黑。耸动几日后，一切归复平静。矿难尘埃落定，哭声远去之时，平静而残酷的现实，让人更加难捱。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疾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床单收殓起来的人。
熬是第一项，就像制糖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自然，也没有统一标准的赔偿。
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了。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天文数字，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他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存活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常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最初一个月，他总想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
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来，有千百次想到死。“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针脚编织时间，大路边留着湿润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款的最后一千元盖的。那时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机，母亲已经衰老得不能继续养活他，他就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了母亲。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做不了什么，高章平就向村委申请批了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块，涨到后来的一年一千，到一千四，到两千四，到去年的每月两百五。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中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难友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个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个导尿管，小屋里也没有飘散着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气息，虽然这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了的话，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一样坐轮椅上厕所，但他能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子上陪读，父亲在地里奔命，他不得不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着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矿工在残疾之后多少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陪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针线者的程度。他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一百块一双的“天价”。
后来，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画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绣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进入了入迷状态。“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十二点做到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和墙上与小侄女合画的水彩画相似，这些刺绣依照的针脚图案与市面上没有区别，但在这间小屋里，似乎有些别的气质。就像阴坡的竹园沟，对坡土地晒化了的日子，沟里还积着有些变了颜色的雪。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的上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钟，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强度，寂静使他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加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十二点再出坡，做到下午五点钟。
贝克特说，世界是一条用七天时间赶制的蹩脚裤子。竹园沟的地形，正像是一条溪沟岔开的两条裤腿。在长达十六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爱要加上罪，父亲献出了鲜血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
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精神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在心里，她并不只是在为眼下这个瘫在床上的儿子翻动身体，还为着从前那个人见人爱的老三。“会撒网钓鱼，会打枪。晚上拿大手电上山，金鸡都躲在树扒里，被他拿手电一照，就不动了，一枪一个。”
作为娘，她无法把这两个儿子区分开。像镇上有些年轻媳妇，一看人送回来不是好手好脚的了，就不认人了，三两年拖死，拿着补偿款改嫁。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线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疾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后来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尘肺，劉云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时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儿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车祸，落下脑震荡。刘云付是文化人，当过并村前的会计，但他逐渐认定自己属狗，就得按照一条狗的命运生活，失去所有的后人。这样想通了，刘云付觉得心安。
相比之下，单纯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鸟，在大难面前显得单薄了些。自生桥的王礼敬四十岁那年因为卷扬机事故双大腿截肢，在家里过了六年，像个孩子一样，时常由妻子背进背出。当着外人，妻子流泪说他“生不如死，死了还好些”，王礼敬沉默不语。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上亮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材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上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只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应该由他这样的人得。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八十六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却没有领到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的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这笔赔偿都被儿子用于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李小梅做不了更多的什么。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有些还变成了灰。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疾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煤灰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
夏天的时候，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
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地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的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我必须活下去，一针一线地绣活路，为了这个家。”
煤矿被誉为工业的粮食，而这些原本在地里种庄稼拔萝卜的农民下了矿井，他们毫无防范意识。矿难频发中，公众看到的只是一场场大的煤矿灾难现场，救援、瞒报、善后、赔款、黄色安全帽和矿工们脸上的煤黑。耸动几日后，一切归复平静。矿难尘埃落定，哭声远去之时，平静而残酷的现实，让人更加难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