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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更要注重政策协调，谨慎呵护金融生态系统，用严肃的监管净化这个生态系统，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干预这一生态系统。
股市，是一个事关利益各方的场所，每一笔交易，有挣钱的，就有亏钱的，卖者和买者总是一样多。如果股市政策被舆论绑架，证监会没有一套自己的监管哲学，则必然难以适应如今的证券生态市场，直接导致政策随意性增大，让更多股民遭殃。
救市的关键是救经营，救那些仍有前途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关键是其资产负债表的安全。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前途了，直接倒掉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数万亿元的救市资金用来直接帮助有关企业转型，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会如虎添翼。如果直接拿去买股票了，将远不如公开市场操作中买入债券投放货币的效力，这些流动性几乎是完全沉淀。中国股市中没有所谓的敌对势力，所以也不需要类似当年狙击索罗斯时的“盈富基金”。
救经营也不是高价购买企业资产。价格是推动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最好工具，在有前途的企业最困难的时候，用直接注资的方式廉价地获取股权或资源，以确保国有资产和纳税人资产保值增值。没有救助价值的企业，直接让它破产。只有当旧的泡沫破灭，社会资源价格才会下降，新的企业家才能够利用廉价的基础设施进行创新。否则，高企的要素价格将成为阻碍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国家有再多创新扶持基金都是徒劳。
1 政策不应指挥指数，改革要靠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改革靠的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指数高低没有关系。拿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来说，说的是传统过剩产能要清理，新兴产能的建设要支持。如果传统行业如钢铁、煤炭的股价一路上涨，这些产能还能被清理吗？如果过剩产能霸占了社会资源，就会导致其他新兴行业的资源短缺，或者导致其他新兴行业必须支付高昂成本去获取资源。这样，转型能成功吗？
也有人说，要把新兴产业股票都炒上去，才能支持产业转型。这也是一个误导。如果新兴产业的股价炒上去了，乃至透支了未来多年的涨幅，一个理性的创业者或投资者，应该把股票卖掉。获得资金之后去做更多的事情，支持更多新兴产业，才是对社会更大的贡献。
阻止没落产业的股价下跌，或催化新兴产业的股价上涨，都不是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要做的，是资本市场建设，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金融工具设计自己的投资，实业经营者有更多的渠道参与到资本市场中，能够借助完善的资本市场更好地推动自己的发展。政府能给企业的是一个表演和施展的舞台，而不是股价。如果政府给了企业高股价，理性的股东应该兑现离场。
股灾时，政府要救的并非股价，也救不了股价，否则就没有历史上那么多的股灾了。政府要救的，是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是那些因股价下跌可能遭遇巨大风险的金融系统。救助的方式，应该是在这些金融公司出现危机的时候，廉价地获得其资源，既帮其渡过难关，也大赚一笔，实现救市资金（纳税人的钱）的保值增值。
2 救市资金应救助企业经营
纵观2015年6月底以来施行的各类救市政策，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使用局部暴力手段，这对市场的伤害是系统性的。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也曾救市。在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10月的14198.10点高位下跌，直至跌到6469.95点的过程中，美国并未动用财政资金从二级市场大手笔买股票，而是用最低的价格获得那些最有价值的资产。如果公司不值得救了，美国政府是不会花钱的。
2008年9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Hank Paulson召集华尔街十几家投资银行的负责人开会，商讨雷曼兄弟的命运，Paulson指出，除非能在股市开市前为雷曼兄弟找到买家，否则就只有倒闭这一条路，但是美国政府不会为任何人收购雷曼兄弟出资担保。
但美国政府救了两房。因为这是牵动金融系统的关键企业，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也不是直接买股票，而是为其债务担保，救助其经营。这一对“政府赞助企业”的信用支持，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既然购买“两房”债券的人获得了比美国国债更高的利息，所以也应该承担相应的风险，美国政府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其埋单。
巴菲特也曾出手救市。2008年9月下旬，巴菲特同意对高盛注资50亿美元。作为回报，他获得了高盛市值50亿美元的优先股，同时获得了普通股认股权证，被允许以115美元/股的价格收购高盛另外价值50亿美元的普通股，尽管当时该股股价为125美元/股。对于优先股部分，高盛公司承诺每年支付伯克希尔公司10%的分红，但有权随时回购本公司股票，代价是在巴菲特出价的基础上再加价10%。2011年4月，高盛公司支付55亿美元从伯克希尔公司手中回购了这些优先股。按累计13亿美元的红利计算，这笔交易的优先股部分给伯克希尔公司带来了总计18亿美元的收益。再来看权证部分，巴菲特的公司不必花50亿美元去购买高盛普通股，相反，高盛届时将以股票的形式支付14亿美元的差价。这就意味着巴菲特从这笔对高盛公司历时4年半的长线投资中可轻松获得总计达32亿美元的收益，投资回报率高达64%。尽管在其后的几年里高盛的股价表现并不好，远远逊于辉瑞、苹果等，但巴菲特凭借其“优先股+认股权证”的特殊交易结构大赚一笔。
美国政府救活了两房，从而保住了整个房地产次级债系统；巴菲特在高盛困难的时候救了高盛，维护了高盛的稳定。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把钱直接交给了业务的经营者，直接注入到了公司本身，而不是在二级市场接盘，没有为投机客接盘。接盘侠看起来很英勇，但对企业经营毫无裨益。毫无疑问，国家队的资金，万亿元规模的人民币，如果用来支持有关公司的经营，尤其是符合“供给侧”转型方向的公司的经营，效果一定是立竿见影的，股价会得到很好改善。而如果浪费在接盘上，这些钱一分也不会用于公司的实际经营。
3 救市政策不应被情绪裹挟
证券市场是一个系统性生态系统，尤其是在近年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金融系统成了一个多系统共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维系一个复杂生态系统，靠的一定是某种自然法则——我们称之为市场哲学。有几个基本的市场哲学，我们必须要清楚，管理层也必须要清楚。 3.1 买卖无关乎道德，只是证券市场的交易而已
在2015年7月，中国股市出现了一个怪事，看空的和卖股票的被指责为卖国贼、汉奸。让人不解的是，如果买者和卖者如果不是一样多，这股市是怎么成交的？如果一样多的话，难道一半股民是卖国的？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是用手里的钱傻傻地买股票托市，那样最终不过成为历史的烟尘而已。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在泡沫破灭之后，恰恰能够利用廉价的社会基础设施，从事新的产业。如果你仍然傻傻地用自己的钱托市，让旧的泡沫不破灭，新的企业如何能够获得廉价的基础设施，如何获得廉价的资源？
3.2 职业经理人要为股东负责
股灾期间的另一桩怪事，便是很多金融公司纷纷拿出自有资金救市，甚至公开表态不减持。这看起来好像是义举，但实际上，这些公司用的是谁的钱来托市？是股东的钱。亏钱也同样是股东的。凭什么拿股东的钱去亏损？
如果让僵尸企业霸占着中国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还搞什么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还能有什么创新可言？为了利益而忽视风险控制的企业，就应该接受市场的惩罚。雷曼兄弟倒下了，但华尔街依然是全球的金融核心。
3.3 资产管理人要为资产持有人负责
作为资产管理人，基金经理和各类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经理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也被道德绑架，他们被要求维护市场稳定，不要卖股票。如果他们内心坚定认为市场会下跌却不卖股票，就是对资产持有人的不负责，违背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基本信托原则。这时候，基民也好，还是各类其他资产持有人也好，就应该赎回产品，倒逼资产管理人卖出股票。
3.4 市场的生命力在于交易，交易自由是风险自担的前提
如果不尊重交易的基本原则，任性地践踏这些规则，导致市场没有交易，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不成熟的熔断机制之所以千夫所指，正是因为它直接关闭了交易，导致风险无法在交易中化解。股市也是一个接力游戏，4000点的时候，有人看多，也有人看空；3500点的时候，也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即便跌到了3000点、2500点，甚至2000点以下，同样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只要交易是自由的，每个主体都能够在自己承受范围内承担风险，错了就出局，市场主体也是吐故纳新。
中国的经济金融系统已经成长为一个超级复杂的生态系统，该怎么管？自然界中，有很多简单粗暴地对付生态问题的做法。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地区为了遏制某种生物而引入其天敌，结果由于这个天敌在该地区没有天敌，很快酿成灾难。证券市场也一样，如果不尊重市场规律，简单粗暴地救市、限制价格、禁止交易，会导致证券生态系统的其他环节瘫痪，从而诱发全面危机。
3.5 证监会不应被舆论裹挟，要有独立客观的监管哲学
证监会1月7日晚间答记者问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引入熔断机制是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以后，应各有关方面的呼吁开始启动的。”这就是说，证监会也没办法，社会呼声高，专家都建议要引入熔断机制，舆论都要求引入熔断机制，现在引入了，错在专家和舆论。
2015年发生在中国股市的大动荡，令亿万股民伤痛欲绝，于是许多专家学者们纷纷提出引进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认为引进这个机制，一定可以提高中国股市的稳定性，可以规避暴涨暴跌的风险。专家当时还要求政府立即出资救市，成立“股市平准基金”，买股票。
专家，之所以称为专家，是因为在某一个领域很有研究。提出以上建议的专家，有谁是专门研究“熔断机制”的？专家在专业领域之外，不该伪装专家。而政府的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真正的专家。熔断机制是否需要与现行的涨跌停制度、“T+1”制度、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相协调，是需要政府做全面论证的。
证监会不应被舆论裹挟，要有自己的政策哲学、监管哲学。任何制度，都要全面论证，而不应只听取个别专家意见。任何政策，都要未雨绸缪，不应该在每个市场下跌的当晚惊慌失措。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更要注重政策协调，谨慎呵护金融生态系统，用严肃的监管净化这个生态系统，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干预这一生态系统。
收稿日期：2016-01-11
股市，是一个事关利益各方的场所，每一笔交易，有挣钱的，就有亏钱的，卖者和买者总是一样多。如果股市政策被舆论绑架，证监会没有一套自己的监管哲学，则必然难以适应如今的证券生态市场，直接导致政策随意性增大，让更多股民遭殃。
救市的关键是救经营，救那些仍有前途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关键是其资产负债表的安全。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前途了，直接倒掉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数万亿元的救市资金用来直接帮助有关企业转型，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会如虎添翼。如果直接拿去买股票了，将远不如公开市场操作中买入债券投放货币的效力，这些流动性几乎是完全沉淀。中国股市中没有所谓的敌对势力，所以也不需要类似当年狙击索罗斯时的“盈富基金”。
救经营也不是高价购买企业资产。价格是推动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最好工具，在有前途的企业最困难的时候，用直接注资的方式廉价地获取股权或资源，以确保国有资产和纳税人资产保值增值。没有救助价值的企业，直接让它破产。只有当旧的泡沫破灭，社会资源价格才会下降，新的企业家才能够利用廉价的基础设施进行创新。否则，高企的要素价格将成为阻碍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国家有再多创新扶持基金都是徒劳。
1 政策不应指挥指数，改革要靠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改革靠的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指数高低没有关系。拿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来说，说的是传统过剩产能要清理，新兴产能的建设要支持。如果传统行业如钢铁、煤炭的股价一路上涨，这些产能还能被清理吗？如果过剩产能霸占了社会资源，就会导致其他新兴行业的资源短缺，或者导致其他新兴行业必须支付高昂成本去获取资源。这样，转型能成功吗？
也有人说，要把新兴产业股票都炒上去，才能支持产业转型。这也是一个误导。如果新兴产业的股价炒上去了，乃至透支了未来多年的涨幅，一个理性的创业者或投资者，应该把股票卖掉。获得资金之后去做更多的事情，支持更多新兴产业，才是对社会更大的贡献。
阻止没落产业的股价下跌，或催化新兴产业的股价上涨，都不是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要做的，是资本市场建设，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金融工具设计自己的投资，实业经营者有更多的渠道参与到资本市场中，能够借助完善的资本市场更好地推动自己的发展。政府能给企业的是一个表演和施展的舞台，而不是股价。如果政府给了企业高股价，理性的股东应该兑现离场。
股灾时，政府要救的并非股价，也救不了股价，否则就没有历史上那么多的股灾了。政府要救的，是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是那些因股价下跌可能遭遇巨大风险的金融系统。救助的方式，应该是在这些金融公司出现危机的时候，廉价地获得其资源，既帮其渡过难关，也大赚一笔，实现救市资金（纳税人的钱）的保值增值。
2 救市资金应救助企业经营
纵观2015年6月底以来施行的各类救市政策，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使用局部暴力手段，这对市场的伤害是系统性的。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也曾救市。在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10月的14198.10点高位下跌，直至跌到6469.95点的过程中，美国并未动用财政资金从二级市场大手笔买股票，而是用最低的价格获得那些最有价值的资产。如果公司不值得救了，美国政府是不会花钱的。
2008年9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Hank Paulson召集华尔街十几家投资银行的负责人开会，商讨雷曼兄弟的命运，Paulson指出，除非能在股市开市前为雷曼兄弟找到买家，否则就只有倒闭这一条路，但是美国政府不会为任何人收购雷曼兄弟出资担保。
但美国政府救了两房。因为这是牵动金融系统的关键企业，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也不是直接买股票，而是为其债务担保，救助其经营。这一对“政府赞助企业”的信用支持，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既然购买“两房”债券的人获得了比美国国债更高的利息，所以也应该承担相应的风险，美国政府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其埋单。
巴菲特也曾出手救市。2008年9月下旬，巴菲特同意对高盛注资50亿美元。作为回报，他获得了高盛市值50亿美元的优先股，同时获得了普通股认股权证，被允许以115美元/股的价格收购高盛另外价值50亿美元的普通股，尽管当时该股股价为125美元/股。对于优先股部分，高盛公司承诺每年支付伯克希尔公司10%的分红，但有权随时回购本公司股票，代价是在巴菲特出价的基础上再加价10%。2011年4月，高盛公司支付55亿美元从伯克希尔公司手中回购了这些优先股。按累计13亿美元的红利计算，这笔交易的优先股部分给伯克希尔公司带来了总计18亿美元的收益。再来看权证部分，巴菲特的公司不必花50亿美元去购买高盛普通股，相反，高盛届时将以股票的形式支付14亿美元的差价。这就意味着巴菲特从这笔对高盛公司历时4年半的长线投资中可轻松获得总计达32亿美元的收益，投资回报率高达64%。尽管在其后的几年里高盛的股价表现并不好，远远逊于辉瑞、苹果等，但巴菲特凭借其“优先股+认股权证”的特殊交易结构大赚一笔。
美国政府救活了两房，从而保住了整个房地产次级债系统；巴菲特在高盛困难的时候救了高盛，维护了高盛的稳定。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把钱直接交给了业务的经营者，直接注入到了公司本身，而不是在二级市场接盘，没有为投机客接盘。接盘侠看起来很英勇，但对企业经营毫无裨益。毫无疑问，国家队的资金，万亿元规模的人民币，如果用来支持有关公司的经营，尤其是符合“供给侧”转型方向的公司的经营，效果一定是立竿见影的，股价会得到很好改善。而如果浪费在接盘上，这些钱一分也不会用于公司的实际经营。
3 救市政策不应被情绪裹挟
证券市场是一个系统性生态系统，尤其是在近年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金融系统成了一个多系统共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维系一个复杂生态系统，靠的一定是某种自然法则——我们称之为市场哲学。有几个基本的市场哲学，我们必须要清楚，管理层也必须要清楚。 3.1 买卖无关乎道德，只是证券市场的交易而已
在2015年7月，中国股市出现了一个怪事，看空的和卖股票的被指责为卖国贼、汉奸。让人不解的是，如果买者和卖者如果不是一样多，这股市是怎么成交的？如果一样多的话，难道一半股民是卖国的？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是用手里的钱傻傻地买股票托市，那样最终不过成为历史的烟尘而已。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在泡沫破灭之后，恰恰能够利用廉价的社会基础设施，从事新的产业。如果你仍然傻傻地用自己的钱托市，让旧的泡沫不破灭，新的企业如何能够获得廉价的基础设施，如何获得廉价的资源？
3.2 职业经理人要为股东负责
股灾期间的另一桩怪事，便是很多金融公司纷纷拿出自有资金救市，甚至公开表态不减持。这看起来好像是义举，但实际上，这些公司用的是谁的钱来托市？是股东的钱。亏钱也同样是股东的。凭什么拿股东的钱去亏损？
如果让僵尸企业霸占着中国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还搞什么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还能有什么创新可言？为了利益而忽视风险控制的企业，就应该接受市场的惩罚。雷曼兄弟倒下了，但华尔街依然是全球的金融核心。
3.3 资产管理人要为资产持有人负责
作为资产管理人，基金经理和各类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经理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也被道德绑架，他们被要求维护市场稳定，不要卖股票。如果他们内心坚定认为市场会下跌却不卖股票，就是对资产持有人的不负责，违背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基本信托原则。这时候，基民也好，还是各类其他资产持有人也好，就应该赎回产品，倒逼资产管理人卖出股票。
3.4 市场的生命力在于交易，交易自由是风险自担的前提
如果不尊重交易的基本原则，任性地践踏这些规则，导致市场没有交易，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不成熟的熔断机制之所以千夫所指，正是因为它直接关闭了交易，导致风险无法在交易中化解。股市也是一个接力游戏，4000点的时候，有人看多，也有人看空；3500点的时候，也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即便跌到了3000点、2500点，甚至2000点以下，同样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只要交易是自由的，每个主体都能够在自己承受范围内承担风险，错了就出局，市场主体也是吐故纳新。
中国的经济金融系统已经成长为一个超级复杂的生态系统，该怎么管？自然界中，有很多简单粗暴地对付生态问题的做法。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地区为了遏制某种生物而引入其天敌，结果由于这个天敌在该地区没有天敌，很快酿成灾难。证券市场也一样，如果不尊重市场规律，简单粗暴地救市、限制价格、禁止交易，会导致证券生态系统的其他环节瘫痪，从而诱发全面危机。
3.5 证监会不应被舆论裹挟，要有独立客观的监管哲学
证监会1月7日晚间答记者问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引入熔断机制是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以后，应各有关方面的呼吁开始启动的。”这就是说，证监会也没办法，社会呼声高，专家都建议要引入熔断机制，舆论都要求引入熔断机制，现在引入了，错在专家和舆论。
2015年发生在中国股市的大动荡，令亿万股民伤痛欲绝，于是许多专家学者们纷纷提出引进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认为引进这个机制，一定可以提高中国股市的稳定性，可以规避暴涨暴跌的风险。专家当时还要求政府立即出资救市，成立“股市平准基金”，买股票。
专家，之所以称为专家，是因为在某一个领域很有研究。提出以上建议的专家，有谁是专门研究“熔断机制”的？专家在专业领域之外，不该伪装专家。而政府的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真正的专家。熔断机制是否需要与现行的涨跌停制度、“T+1”制度、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相协调，是需要政府做全面论证的。
证监会不应被舆论裹挟，要有自己的政策哲学、监管哲学。任何制度，都要全面论证，而不应只听取个别专家意见。任何政策，都要未雨绸缪，不应该在每个市场下跌的当晚惊慌失措。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更要注重政策协调，谨慎呵护金融生态系统，用严肃的监管净化这个生态系统，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干预这一生态系统。
收稿日期：201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