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那时候仍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奶奶不喜欢她到我们家里来。不过要是她真来了，我奶奶也不至于摆脸色，而会尽可能礼貌地对待她。
　　“这是什么呀？真有意思。”每次朱丽这么说，并发出呵呵笑声的时候，我奶奶也仅仅只是皱皱眉头，告诉她说那只是一只旧半导体收音机罢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朱丽仍旧呵呵地笑着。朱丽总是这样，用呵呵笑来表示她很愉快。
　　她还指给朱丽看另外一些老东西——一只年代久远的收音机（机箱特别大，在前面蒙着的布上，有一个毛主席像章）;一台双卡录音机（上面有键盘）。
　　“以前这样的东西每家都有。”我奶奶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躺在沙发上的。她的头枕着沙发扶手，在她面前的茶几上，有一盘锥形香，香的烟雾在她脸面上袅袅地散开，稍微隔得远了，就看不清她的脸。在她后面，是一堆花色杂乱的靠垫和靠枕，已经很久没有洗过了，这我是知道的。光线从门边的玻璃窗透进来。玻璃窗有些年头了，沾满了褐色的斑点。
　　我奶奶的身子胖得跟个球似的，她身上的肉松垮垮的，完全不像有的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干瘦。不过她的头发倒挺黑的，每次一洗完头，她就把那一小撮头发拧干，再结成个疙瘩顶在头上。
　　要是她兴致好，还会给我们看老照片，要不就打开皮箱，展示里面的东西。皮箱是我爷爷留下的，一共三只，两只包着棕色皮面，一只包黑色皮面。黑色皮面的那只放了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像章，有百八十个，都别在红绸布上，一拿起，就叮当作响。
　　“可以拿去旧货市场上卖了——”朱丽第一次见到后就兴奋地说。“我家里没有，要是有的话，肯定拿去卖了。”
　　我知道朱丽这么说常常是口是心非，她有意用这种愉悦的语调，不过是想让人觉得她活泼有趣，实际上她并不在乎说的内容。但看得出，我奶奶当真了，她迟疑了一会儿，才慢吞吞装着不在意地说：“现在谁还会买这些呀？”她拿起像章看了看，放回皮箱，似是对这个提议有些不舍，但又不想叫人看出她的不舍。
　　她一向对我的提议置之不理的，我提议过把窗帘换掉，更换旧饭桌、旧沙发、旧电视机，这些她都从来没有采纳过，甚至连一星半点考虑的意思都没有，但朱丽的这个提议好像颇让她动心。她可不是一个念旧的人，我爷爷的遗物，穿过的衣服，她全扔掉了——“不吉利啊。”她只保留了几张照片，也许是怕忘记他的长相，或许是因为她也在那些相片上？
　　她之所以喜欢给客人们看她以前的照片，不过是想借此向人炫耀，她曾经漂亮过。年轻的她扎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发辫，那个年代的人都不讲究衣着的款式，她却能把普通的衣服穿出新意，她的身材苗条，看起来细细柔柔的。
　　“你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我说。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她说。“是生活。”
　　她让别人看照片，最想听到的话是“你以前这么漂亮啊”。每次别人这么说，她就脸上放光，然后给别人看更多的照片，以证明别人的看法没错。
　　朱丽也这么夸她了：“你年轻时候好漂亮啊。”说完还发出讨好的啧啧声，但她竟不为所动，等朱丽一走，她就对我说：“她真是个戏精呀，她以为到处都是供她表演的舞台吗？”
　　我爸和我妈是在我十五岁那年离婚的。那时，我们还住在江边那幢旧房子里，本来，那栋房子前面还有一些临街商铺，后来他们把那些商铺拆除了，把原来灰色的墙，粉成了浅黄色，看起来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幢楼一共有五层，我们住在一楼，外面有一个阳台，我爸在阳台的外面砌起围墙，还在围墙上拴上铁丝网，安装上防盗门，最终把那里改造成了洗衣房。他还在每个房间的窗台外面装上防盗铁条，在铁条上涂刷深棕色的油漆。那时候他还对居家生活充满了天然的兴趣，這就好比一只鸟要去筑巢。
　　他们离婚后就都搬了出去，但他们俩谁也不想带我走，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是不太可能像一个包裹那样，可以随便带来带去的。“要是你跟了我，是必须转学的，那样会影响你成绩的。”我妈说，“要是你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将来会找不到工作。”当时，她已经收拾好了所有的衣物，把那些不能穿、不想穿的衣服，统统给了我，并嘱咐我说，高跟鞋要等再长大一点才能穿，否则会影响发育，西装也要等以后，要等到至少二十岁的时候。她还给我了一些吊带裙和超短裙。“我知道现在你用不着，不过总有一天会需要的。”
　　当时我妈有三十九岁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到了三十九岁，就算很老了。不过那时的她看起来依旧年轻。她五官精致，轮廓分明，下巴中间还有一道让人羡慕的凹槽。她的嘴角有一颗暗红色的痣，有人说那叫美人痣，但也有人说那会带来霉运。她总是化妆，她说她难以接受自己不化妆的样子。
　　那时，她正准备和一个开古玩店的人结婚，之前，她一直都在家具商场帮人卖家具。她是在卖家具的时候和那个开古玩店的人认识的，他是她的一个顾客。
　　她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她的新家，我一直不知道她住在哪儿，离开家之后，她倒时不时会和我见面，但都是在外面。她会带我去看电影，有时候带我去公园。
　　我爸走的时候，我十七岁，他倒不是要去和什么人结婚，而是在他身上爆发了一次他们所说的“中年危机”。他一直郁郁寡欢，为了证明自己年轻，还到健身房找年纪比他小得多的人做女朋友，但这仍然没让他高兴起来。
　　他走的那天，我奶奶对我说：“今后你就得听我的了。”她在说过这句话之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天。两天来，她不吃不喝——不过有时我怀疑，她是趁我上学时偷偷吃喝的，我一直认为，要是一个人两天不吃不喝，准会死掉的——等她终于出来的时候，她的样子吓了我一大跳。她脸色苍白，浑身上下的肉，全都下垂，像一件衣服似地挂在身上。她没有看我，走进厨房，煮了一锅白粥，一个人全吃了。“你没有别的事可干吗？你的作业做完了吗？”她头也不回地说。“你的房间太乱了，你要找时间收拾一下了。你可别指望我给你收拾，现在他们都不管你了，你得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老了，我自身难保了，你可别指望我，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等我将来死了，你可有苦头吃。” 　　我对她的这套故作苦难和高深的姿态早已习以为常，我只是心里在想，她是怎么知道我在后面看着她的。
　　过了一星期，她自己动手把头发剪了。她把剪短的头发全部朝后梳，猛一看起来，就像个留着大背头的男人。
　　“你觉得怎么样？”她问我。我摇摇头说：“不怎么样。”
　　上高中的时候，每天放了学，我和朱丽都不想回家，我们把学校附近和更远一些的商店都逛完了。我们从来不买东西，我是因为没钱，她是不想买。我们只是把逛商店当成娱乐。我们试穿各式各样的衣服和鞋;我们进到家具店，长时间坐在席梦思床垫和沙发上聊天，却假装成在试床垫和沙发的弹性;我们学着商店里的人说话，笑话他们想向我们推销的想法。到后来，那些店里的店员全都认识我们了，只要我们一踏进商店，他们就板起面孔，但他们也实在不好意思轰我们走。
　　朱丽不怕店员，实际上她喜欢别人看她，她喜欢引人注目，但在她的身上，你又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抑制感，这种抑制感，压制住了她想出风头的渴望。两种力量在她身上冲突，让她既想当世界的女王，在内心深处又觉得自己成不了女王。
　　她父母都是医生，平时工作很忙，所以他们从来不在家里吃饭，自然也就不在家里做饭。她家不像我家，她家有种华丽感、一种郑重感，没有我家里那样浓重的油烟味，更不像我家那样杂乱。她家井井有条，即便进到厨房，你会发现里面也很干净，满墙都是崭新的吊柜和厨具。我知道我奶奶看到会怎么说，她会说：“太俗气了，这个家就像一个金漆的纸盒子。”她会很郑重地用这个词——纸盒子，还会对她家所有的家具评头论足，对她家古典式的沙发发出感叹，也不会放过水晶大吊灯：“要是掉下来的话，会砸死人的吧？”
　　“没有一点生活感。”她会下这样的结论。但我没这类感觉，我踩着光滑的大理石地板走进朱丽家的时候，觉得那上面干净得可以滑倒一队人马，这让我在心里对这种有序的生活产生了向往之情。我之所以对她家有好感，还因为每次去她家，她父母见到我就都会跟我打招呼：“来了吗？累不累？快坐下休息吧。你要喝点什么？水果、饮料都在冰箱里，你可以自己拿。”但仔细一想，我又觉得他们跟我打招呼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我是像一根未经修剪的树枝，一只被玩脏了的玩具熊。但他们真的很客气，他们的这种客气，在我同学的父母中是很少见的，很多人的父母，都不屑于与他们孩子的同学讲话，甚至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很粗鲁。朱丽的父母却不，他们克制、精确、彬彬有礼，同样对美、漂亮和华丽有着不懈的追求。朱丽打开她家所有的衣柜给我看过，衣柜里堆积着不计其数我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穿过的羊毛大衣、羊毛衫和丝织衬衣。但朱丽说：“你别这样，这没有什么的，这很平常。”
　　我喜欢看朱丽化妆。不过，在学校的时候她不化，只有周末，我们一起出去玩，或者她自己出去的时候才化。她先用遮瑕霜遮瑕，再涂上厚厚的粉底，扑上粉。但她不使用腮红，这样整张脸看上去就没有血色。她说她喜欢这种没有血色的高级感，并向我暗示，以前的法国贵族都是这样。她涂上了桃红色的眼影，画上眼线，涂上睫毛油，再在鼻梁两侧扫上阴影。
　　她自然有不少的追求者，我常听到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这类话，或者她会说“你是说他吗？他？你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可笑吗？他那么矮，我一点不喜欢他，是他非要赖着不走的。”
　　我知道那些男孩子们是怎么看她的，他们眼里闪现着的欲望那么明显。
　　那时候除了上课，我每天花时间大量阅读。我这么做，是为了在某些场合，适时地说出“达芬奇为了画蒙娜丽莎的嘴，花了十年时间”，或者“打喷嚏太用力的话，肋骨可能会骨折，但是忍住不打的话可能会使脑中或颈部血管破裂从而导致死亡”这样的话。当然我也知道非鸟恐龙类在地球上生活超过了一亿六千万年，跨越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它们最繁盛的时期应该是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恐龙大多来自晚白垩世这样的冷知识。我还知道，人体所含的脂肪，可以用来制造出七块肥皂，所含的石灰，可以粉刷一个房间，碳的含量可以做成二十磅焦炭，磷的含量可以制成两千两百根火柴，人体还含有大约一汤匙的硫磺和一英两的金属，铁的含量还可以铸成一颗一英寸长的铁钉。
　　我这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喜欢看到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朱丽无法反驳甚至无法回应的样子。每到这样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觉得用这种方式报复了她的华丽、她的漂亮和她的不可一世。她会不高兴，但当她和她的那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叫上我。她一般会和他们到酒吧去，或者去游戏厅打游戏。我对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兴趣，之所以有时候会跟着他们去，是因为我想知道另一种生活，想积累与人交往的经验，想知道怎么在公共场合与一个陌生人说话，以及怎么在别人问你问题时，用恰当的语言和语调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这可以让我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但我也会常常因为害怕不被人喜欢，而装出不在意的样子。
　　我没有多少衣服，出去的时候，只能把我妈留下的衣服拿来穿。这时候我已经和我妈一般高了，已经发育成熟，可以穿她的高跟鞋和她的西装了。
　　那次和朱丽出去，我就穿了我妈的一件浅绿色西装，我里面是一件白衬衣，下面是黑色的裤子。我以为这样就算打扮得不错了。为了配合黑色的裤子，我还特意买了黑色凉鞋。但当我穿上那件绿西装，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又觉得这完全不像我。
　　高中的时候，多数时候我穿的都是校服。校服是那种有蓝色装饰边的，款式像运动服。我猜想他们有意把男生和女生的校服设计得没太大区别，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把学生们身体的轮廓掩盖在一堆布料里，以免正在发育的学生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联想。那时我刚上大学，习惯了高中时代的衣服，也总是选择宽大的衣服来穿。
　　“你穿那个衣服干什么呀？”我奶奶在我身后说。她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那是她胸部的脂肪太多了，阻碍了呼吸的缘故。
　　“换衣服啊，难道你没看见？”我没有理她，继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必须对镜子里的这个自己适应起来。我一直对自己不满意，因为我没有朱丽那样好的身材，我上上下下全是直线条。我的皮肤太暗，嘴巴太大，我的乳房也不夠饱满，腰也不够细，更糟的，我的眼角还往下垂，这让我看起来没精打采又愁眉苦脸。不过这时，我觉得自己看起来还不错。 　　“走吧，我们去找他，这就跟他说。”她跟在我后面。
　　“哦，你可别说。”
　　“我要说，我一定要说。哈哈，我一定要告诉他，说你暗恋他。哈哈。”
　　她跳起来往前走，她走得很快，我追不上她。
　　长得低矮的草在我的脚边轻拂着我的膝盖，长得高的差不多都快有我高了，我得用手把它们拨到一边。
　　“快点，你快点。”她不住在催促我。她在尽力避开那些可能会扎到她大腿的草。“啊，这里的空气真好啊。”她跑到了前面。
　　我很高兴她不再谈论刚才那个话题。
　　我们走到树林边，没有见到雷东田，不知他是不是跑进前面的树林里去了。我的鞋的确不好穿，比刚才更磨脚了，时不时的，还会有小石子嵌到我的鞋缝里，我得时不时踢踢脚把石头甩出来。
　　“我肯定会被晒黑的，我的防晒霜涂得不够多。”她说。“他去哪里了？他不就是往这边走的吗？”
　　她大声喊他的名字。
　　“你在是跟我们捉迷藏吗？要是被我们找到了，今晚就罚你请客，我们可是要吃大餐哟——吃海鲜大餐。对吧？”她挤着眼睛冲我说。
　　“我们应该去吃西餐。”我决定附和她。
　　“嗬，今天一定要让你破费不少。”
　　“还不知道你钱带够了没有。”
　　“要是没有，我可以借给你，但你可得还我哟！”
　　“你在哪里？你还不出来吗？”
　　我们一人一句地说着。
　　太阳更往西斜了，眼前的景物变得朦胧胧，总也看不清。他半卧在柳树林后面的池塘边，池塘里长着很多芦苇，水面上漂着浮萍。他的姿势看起来不正常，甚至，在一开始我都没看出那是个人。
　　“你在这里干嘛？”朱丽喊了起来。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我也紧张，我当时想，要是他死了怎么办？我们该拿他的尸体怎么办呢？
　　“哦，老天，你们总算来了，我崴到脚了。”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我差点陷进去。这里全是水，我脚底下現在还是软的。”他衣服和裤子全是泥，上面还沾着很多水草和绿色的浮萍，他脸上和手上也都是浮萍。“你们最好不要过来，这里的泥软得很。”
　　“我们不过来怎么拉你上来？”朱丽生气地说。
　　“我这里太软了，一动就往下陷，我根本不敢动。”
　　“你是傻了吗？怎么会想到到这里来的？”她问。
　　“我没看到这里有水，以为是干的。刚才看着就是干的，现在只是因为我陷下来，你才看到有水的。”
　　“哦，那你肯定像个傻子一样跑过来，奋不顾身冲过去，没想到一下子就陷了下去。是吧？”
　　“我们都别说了，好歹把他弄上来再说。”我说道，我真不喜欢说废话。
　　“我们不能过去，万一我们也陷下去怎么办？”朱丽担心地说。
　　“去找一根树枝来，伸过去让他抓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拉过来了。”
　　朱丽没有说话，看样子在考虑我的提议是不是可行。正在这时他叫了起来：“啊，我正在往下滑！天哪！”我确实看到他在往下滑，就马上扑过去，试着抓他的衣服。为了抓住他，我不得不双腿跪在地上，但膝盖下面的泥很软，我怕陷下去，最后不得不整个人都趴在地上。
　　“快去找一根树枝来！”我冲着她喊。
　　她开始往后跑，就好像突然上了发条。她在树下找了一根树枝，跑回来。“啊，怎么办，怎么办？快，快，把树枝给他抓住！快让他抓住！你们还行吗？你们没事吧？”
　　他抓住了树枝，开始从泥里爬出来，我也开始慢慢往后退，退到比较硬的地方才蹲起来。这时候他也匍匐在地上，顺着树枝一点点往干的地上挪。
　　“我的右脚动不了了。”他说。
　　我们一起把他拉了过来，让他翻身坐在地上。他把灌满泥的鞋脱下来，再脱袜子。他说他的脚踝肿起来了，但他的脚上全是泥，我看不出哪里肿了。
　　“就是这。”他指给我看。
　　我看了看，觉得那里好像确实肿了，就伸手按了按。他叫了起来。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声说，脸红了，“我应该轻一点的。”
　　“看我们怎么把他弄下去？”朱丽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不可能找人来帮忙。”
　　他的右脚使不上劲，我们得变成两支拐杖支撑着他，才能让他站起来。我没想到一个男人这么重，即使是像他这样瘦的男人。
　　他勉强站起来，只能翘着右脚，左脚不停地移动以保持身体平衡。
　　朱丽把树枝给他让他当拐杖，但即使拄着树枝，他也在一跳一跳往前走。我就走过去扶他，把自己当成他的另一根拐杖。
　　“谢谢。”他说，冲我不住地点头，还咧着嘴笑。
　　他笑起来的样子不难看。
　　“你扶他干什么呀？”朱丽说，“让他自己走好了。你这样扯着他，他反而不好走。”
　　我没听她的，还是继续扶着他。他的手臂搭在我的双肩上，我们的身体相互摩擦，他每跳一下，我的身子就跟着动一下。路面崎岖不平，走不多远，我就汗流浃背、精疲力尽。
　　“我们歇一会儿吧。”他停下来，汗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他再次向我道谢。我望着他笑了一下，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他身上有种陌生的气味，他的身子是坚硬的，不像女孩子们那样柔软，这让我既好奇又惊喜。我明显地感到他在有意地接触我的身体，这让我紧张得连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真希望这条路没有终点，这样，我们就能一直走下去了。
　　“你们还是快点吧，天快黑了，天黑了我们连路都要看不见。”朱丽在前面说。
　　她不得不停下来等我们，看起来很不耐烦。
　　“没关系的，让他再歇一会儿吧。”我说。我知道她鄙视我，可我不在乎。
　　“好吧，好吧。我看我们还是走吧，天快黑了。”
　　他把手伸向了我，我像溺水的人握住稻草那样把他的手握住了。等我们终于走到了汽车那儿时，朱丽自动坐到了驾驶座上。“我来开吧，你们准备好了吗？”她系上安全带后，以一种我不习惯的沉着问道。我把雷东田扶到副驾驶的位置，他坐上去后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看来一个人不会那么容易死的。”他说。 　　这时，汽车的发动机开始响起来。“那是我们俩救了你。”朱丽以一种炫耀又自豪的语气说。“哼，不然你以为呢？”
　　我坐在他们后面，半躺在座位上，全然放松下来。天快黑了，月亮升起来，田野远方的树林形成了墨蓝色的阴影，像大地的一道镶边。车顶上的树枝在风中晃动。尽管我浑身是泥（这时都已经半干了），却处于一种晕晕乎乎的状态，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福，以至于不想说一句话。
　　第二天下午五点，朱丽打来电话：“嘿，你出来吗？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啊？是雷东田。哈，我们刚看完电影出来，要去吃饭，你也一起来吧？”她在电话里咯咯地笑着。“是他请客……对不对，是你请客……”她的声音变小了一会儿，但马上又大得像是在对着我的耳朵直接喊话。“你知道吗？他刚才去买了四个冰激凌甜筒，我跟他说了吃不了，我最多只能吃一个，他非要买四个，最后，我们吃到冰激凌都化了，水滴到我衣服和鞋子上。天太热了，反正要叫他赔的！他得陪我买衣服……是不是，你要去陪我买衣服，快说，你刚才同意的……怎么样？你快出来吧，吃完饭我们可以一起去买衣服，我可以给你参谋参谋。”
　　我慌乱地找了个借口，说我奶奶不让我出去，但我脑子里想的却是头一天雷东田伸向我的手。这个时候，我身体上接触过他的部分仍旧在发烫。但她似乎没听见我在说什么，又压低了声音说：“哦，他还向我求婚了，让我毕业后就嫁给他。我说我要考虑考虑，但他带我去看了订婚戒指。还没有买，指环太大了，要定做，他交了定金，过些天才能拿到……我真应该拍照片给你看看，他本来想让我选另外一个的，但另外那个的钻石太小了，站远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心里不停地说着“不可能，不可能。”但到后来，我意识到我不仅在心里说，还发出了声。
　　我听到她在问：“你刚才说什么不可能？”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我像喊叫一样地说道，“你说过你不是他女朋友的。”我继续喊着，泪流满面。
　　“哟，喲，你怎么了？”我听到她假惺惺地说。“哟哟，你都哭了？你是不是哭了？”
　　“我再也不理你了！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我大喊着，喊完之后，还不等她回答，就挂断了电话。
　　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
　　回到卧室躺下，我仍不停地使劲哭着，不是她让我伤心，是因为我有他是爱我的这样的想法。我感到羞愧，只希望从没在这世上存活过。我用被子蒙起头来，使劲地哭着，一直哭到眼睛睁不开了。我想我的眼睛一定肿得跟个桃似的。我一定哭了很久了，我琢磨着，恐怕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我掀开被子，房间里的光线全都消失了，变得一片昏暗，但我还躺着，不想起来。我希望我奶奶不要叫我起来吃饭，这个时候我可不想吃什么饭。
　　不过，应该说，其实我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喜欢陷入到这自我怜悯和自我毁灭的感觉里去。我想象自己是童话里的女主角，被爱人抛弃了，因为我的爱人不知道我才是最爱他，并愿意为他付出所有的那一个。我在心里连连感叹着——为何男人们只是被女人的外表所迷惑，错失了真正对他好的人呢。
　　我被自己感动得哭了又哭，我让泪水肆意地流着;我哽咽着，发誓说要永远守望我的挚爱，而不管他爱不爱我。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呢。
　　正在这时，外面“啪”地响了一声。我停止哭泣，但外面又恢复了安静。我怀疑是我听错了，但外面的气氛很奇怪，要是我奶奶正在做晚饭的话，肯定会有声音，不但有锅碗瓢盆的声音，还会有她不满的唠叨声，但这时候外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看了看手机，已经七点多，早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她竟然没有叫我出去吃饭。
　　我从床上起来，开始整理好衣服和头发——我可不想让她看出我哭过，不然她会有一大堆耻笑我的话等着我的。我拉开门，外面依旧静悄悄的。很快，我又听到“啪”的一声，现在可以确定，声音是从她房间里传来的，听上去有些像是纸盒掉在地上。
　　她的房间在客厅的另一头，我穿过客厅朝她的卧室走去。光线已经很暗了，只有沙发旁边，五抽柜上我爷爷的遗像框的玻璃反射着一丝亮光。她的房门是关着的，我轻轻推开，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但光线要比客厅好一些——这房间的窗户是向阳的，窗帘没有拉上，所以要更亮一些。我看出床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上去像一堆柔软的衣服。那当然是她了。她听到开门声，正尽量把头抬起来朝我的方向看。
　　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准确地说，是她说话很含混，要仔细辨别才知道她什么意思。
　　她告诉我，她动不了了。
　　我拨打了120。在等120的时候，我一直站在她床边。
　　“要喝水吗？”
　　“你饿不饿？”
　　“你想吃东西吗？”
　　我不住地问。
　　她什么也不要。
　　与我不同的是，她显得很平静，好像是在等某个熟人来看她。
　　急救车终于来了，和急救车来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检查了一下，其中一个说她可能是中风了。
　　他们把她连着床单一块拎起来放到车上。
　　“你要一起跟着来。”另一个说。
　　我让他们等我一会儿。我在她床头柜里找到了她的银行卡，又在一个小本子上找到卡的密码——她曾经告诉过我密码放在什么地方。“我不希望在我哪天突然死了之后，你还什么也不知道。”她的退休工资全在卡里，还有我爸和我妈每月汇来的生活费和我的学费。
　　在医院里，她被送去检查，然后又到了观察室。医院病房的床位都已经满了，她只能暂时住在观察室里，等有人出院才能转到病房去。
　　他们让我领了便盆和一次性床单。
　　她一直都没有说话，也许是在生我的气，大概是怪我没有及时发现她。她把她床头柜上的书和药盒都推到地上，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你是不是没吃东西？你出去吃点东西吧。”护士给她打吊针的时候对我说。
　　我撒谎说我吃过了。我坐在她床边医院专门为病人家属准备的椅子上，以便她随时可以找到我。 　　她不看我，她有时候会看看天花板，有时会看看窗外，或者把视线移到点滴瓶上。而我则一直观察她在氧气面罩下的脸色，以确认她并没有真的生我的气。
　　她的床在门旁边，坐在我的位置上，可以看到走道上来来往往的人。观察室里有十多张床，除了一张床还空着外，其他床上都有病人，在每张床的旁边，也都有陪护的病人家属。但有的病人的病情看起来不太严重，他们除了脸色不太好以外，表情看起来轻松自如，就好像是来度假的。
　　“你不想吃点什么吗？我买点东西来给你吃。”我又对她说。
　　“不。”她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发出声音。
　　“你要喝水吗？”
　　“不。”
　　“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
　　“是要撒尿吗？”
　　她点点头。
　　我却不知怎么让她撒尿。当然肯定是用那个领来的便盆。我把便盆的塑料包装拆开，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便盆的两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是要怎么放置呢？我想应该是把它放在她屁股下面，但首先我得帮她脱掉裤子，可我又怎么脱她的裤子呢？她根本抬不起身子。我只能尽力去搬动她，可她重得像一大堆貨物。
　　“我来帮你吧。”隔壁床的家属说。
　　她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烫过并且染成棕黄色的头发高高地挽起来，用一个镶着水钻的发夹卡住。她画着眉毛，涂着口红，但没涂眼影。她照顾的是一个看起来比她大得多的男人，我之所以觉得他老，是因为他脸上满是皱纹，而她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但她说那是她丈夫。
　　她站到床的那边，帮着我把我奶奶抬起来，手脚麻利地扯下她的裤子，动作快得我都没怎么看清楚。
　　“喏，就这样，把便盆塞到下面。”她指示我。
　　我按她的吩咐塞好便盆。
　　“把被子拉下去，”她一副觉得好笑的样子，“这里人来人往的。”
　　我赶紧把被子拉了下去，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放对了位置，我害怕要是我奶奶把尿撒在外面，流到床单上怎么办。
　　我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尿不出来？”我问奶奶。
　　她没有回答，眼睛看着天花板，让我不由得也抬头看了看，但没看出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示意要把尿盆拿出来。那个女人又帮着我把她抬起来。这次我很机灵地抽出了便盆。
　　不出所料，里面是空的。可能是躺在便盆上面太硌了，她不习惯，没能尿出来。
　　护士来进来换针的时候，说要打一整晚，至少要打到夜里三四点。“今天很关键啊。”她说。
　　我累了，趁着刚换完针水，就到走廊上走走。过道上有卫生间里飘来的尿味，还有一股消毒药水味。有推车、供人休息的椅子、体重秤。谁也不能否认，医院气氛沉闷，但它本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出生和死亡……
　　那个女人坐在走廊外面的椅子上。
　　“里面太闷了，出来透口气。”她说。
　　我想这可能是个疑问句，就说是的。
　　“就你一个人吗？你家里人呢？没有别的人来替换你吗？”
　　我告诉她没有。
　　“她是你奶奶？”
　　我说：“是的。”
　　“那你爸爸妈妈呢？他们怎么不来？”
　　我说他们在外地，赶不回来。
　　“哎，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不过我也没人换我，已经有一星期了，我没有回家，陪他住在医院里，我把我的行李箱都带来了。我得看着他，没办法。”
　　我借口要上厕所，就到卫生间里去了。尿味呛人，但我还是要在里面待一会儿，我并不想上厕所，只是想摆脱女人的唠叨。我在里面磨蹭了差不多四五分钟，打开水龙头洗了一下脸，觉得整个人都清醒了才出来。我回到病房，见女人已经不在走廊上了，她回到了病房，坐在椅子上，半个身子趴在她丈夫的病床上。
　　我走出来，开始给我爸打电话，但没打通，不知道他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他去的地方没有信号，要不就是手机忘记充电。我不可能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跟我奶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再说，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关系就从没好过。我又回到病房坐在椅子上，发现从知道我奶奶生病后就再没有想到朱丽和雷东田。
　　我在床沿上睡着了，好像做了好多梦，但一个也记不起来。睡意中，我奶奶示意我躺到她旁边去。我看了一眼吊瓶，刚有人换过，可能是隔壁床的那个女人叫护士换过的。我很困，来不及想这些，躺到我奶奶身边去。她整个人都又松又软，我就像睡在一只鸭绒睡袋里，很快又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自己家的床上，后来才想起是在医院里。我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奶奶，她没睡，正看着门外面。但我还是摸了摸她，她身上是热的。针水已经打完了，挂吊瓶的架子上一瓶针水也没有。
　　“年轻睡眠好，昨晚你一直没醒过。”女人说。
　　她丈夫说，医生们马上就要来查房了。
　　我从床上下来，浑身酸痛，拖着僵硬快散架的身子去卫生间，在水龙头下面洗脸。我把手指头当成牙刷刷牙。这次我没有像昨天那样，闻到卫生间里的尿味，尽管不时有人进来倒便盆和尿壶。我对着一块有锈斑的镜子，用指头梳理头发。我的眼睛里面满是血丝，脸庞明显浮肿，让我的五官产生一种朦胧感，但也许是因为卫生间里的灯光不够明亮。
　　我刚回病房，门外面就传来一阵脚步声。医生们进来了，带头的是一名年长的医生，其他的都比较年轻。他们中的一个走过来对我说，今天由他接手做我奶奶的主治医生。在白大褂的下面，他穿着一件红色的花格衬衫和灰色的牛仔裤，脚下是白色的旅游鞋。他戴着眼镜，眼睛有些浮肿，是单眼皮。
　　“我给你开检查单，你得再带她去做几项检查。”他没有看我，而是在翻看挂在我奶奶床尾的用药单。
　　我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他，却想不起是在哪里见到过，但我确实与他似曾相识。
　　“就你一个人吗？你是她什么人？”他终于抬起头来问。
　　后来，我奶奶再次脑血管堵塞住院了，他仍旧是她的主治医生，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我男朋友了。
　　从学校毕业后，我在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工作，做排版和封面设计，心里面充满对生活的感激。这时的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于生活，对于生活加诸的一切，已差不多能应付裕如。
　　我和朱丽或者雷东田再没有见过面，她有可能真的嫁给了他，开始在他的汽车配件店里上班。我没有想过要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打给我。她好像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就像海浪把海滩上所有的一切都卷走了那样，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有时候我会想起她，也想起那个扶雷东田回来的傍晚，但它已经引不起我任何强烈的感情。我像看电影一样看着那个二十岁的我，我知道，现在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真正的那个我。我已经知道如何运用漠然和高傲来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当然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有时我们把这叫做成长，有时我们把它叫成熟。但我们都知道，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不但生活在我们现有的世界，也生活在未来那个一切都还没发生但注定会发生的世界。而对那个世界，其实我们已所知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