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革命》是列宁1923年1月在病中口授的一篇短文，是对俄国的孟什维克维尼克·苏汉诺夫《革命札记》一书错误观点的批判。苏汉诺夫在他所撰写的《革命札记》中错误地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等，从而以此否认俄国革命。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别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殊性，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政治前提、经济前提、文化前提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批判了苏汉诺夫的错误观点。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论述，是同苏汉诺夫等人的设想大相径庭的。他们不善于从实际出发来思考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把西欧的发展道路固定化、公式化了。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批评苏汉诺夫等人说，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当作到处能够套用的公式，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这在实际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按照列宁的思想，我们在具体讨论和设计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就不能一味地去谈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必须同时研究、甚至必须要更多地去研究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里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按照总的规律来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有关国家在形式上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示了要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会做某些改变、某些修正，这并没有违反世界发展的总的规律，用列宁的话说：“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问题， 是不能离开整个国际环境孤立地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这种情况，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仅仅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已经不够了。因为个别国家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得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当时的俄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既体现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逃脱出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总趋势；同时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又必然带有这个国家与别的国家相比以及此时与彼时相比的自身特点。这些自身特点是否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了呢？不是，这常常是一般发展规律在各个国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一条重要的原理，即历史规律表现为“纯粹的一般”，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进程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
　　苏汉诺夫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是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道路模式，去套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必然会表现出迥乎不同于西欧各国以往革命的一些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