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有个著名的才子叫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别号王湘绮，湖南湘潭举人。
　　王壬秋饱读诗书，但对功名却较淡泊，加之他处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无法施展抱负，又不甘屈于人下，生性落拓不羁，风流洒脱，平生以讲学为主，致使桃李满天下，名载史册。王壬秋在仕途上基本是个布衣，虽是布衣，但他却敢睥睨王侯将相，在清末民初留下许多佳话。
　　
　　睥睨曾国藩
　　
　　王壬秋与曾国藩是湖南同乡，咸丰年间，太平军席卷东南半壁，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忠于清廷的曾国藩在家乡招募湘勇，组建湘军，开辟幕府，罗致人才。曾国藩是个爱才的人，当时不少俊彦进入了他的幕府，许多人都被授以要职，后来都飞黄腾达了。唯独王壬秋不入曾国藩的幕府，经常以布衣相访为客，住几天就走。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秋，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时年44岁。当时还是湘军与太平军苦战之时，有一天抚署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要拜见曾国藩。曾国藩接见后。才知他就是同乡才子王闿运，于是盛情款待。年方23岁的王壬秋在曾国藩面前侃侃而谈，诗词歌赋，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曾国藩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小老弟十分欣赏!谈兴正浓时，王壬秋突然劝曾国藩为文直接以诸葛亮、曹操为楷模。曾国藩开始尚不在意，渐渐听出了弦外之音，王壬秋是借谈诗论文之机暗示他学诸葛亮、曹操拥兵割据，然后推翻清廷。忠于清廷的曾国藩自然听不进王壬秋这番“大逆之论”，不动声色地用笔在纸上写了不少“谬”字，从此不再和王壬秋交谈了。
　　七年之后，湘军攻下南京，王壬秋找到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又旧事重提，鼓动他乘机推翻清廷。湘军很多将领都赞同王壬秋的主张，可是谁也不敢去说服曾国藩，于是王壬秋第二次登门劝说曾国藩。这一次曾国藩仍不做声，只是用手指蘸茶汁在桌上大书特书一“妄”字，王壬秋见状，愤然离去，后来在对学生讲学时说：“曾大(指曾国藩)不识抬举!”当时敢以如此口气轻蔑曾国藩的人，恐怕天下屈指可数了。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为两江总督，被朝廷所器重。有一次，王壬秋去南京造访曾国藩。按理讲，曾国藩应回访一下王壬秋，以示尊重与礼貌。但曾国藩当时架子很大。只是派人要王壬秋去赴宴。心性高傲的王壬秋觉得是对自己的大不敬，他笑着对来人说：“曾相国(对曾的尊称)是不是以为我这次来，只是为了吃他一顿酒饭?”等使者一走，他即刻收拾行李乘小船回湖南。曾国藩自知失礼，马上派人追赶王壬秋，准备当面表示歉意，但轻舟去远，追之不及了。
　　
　　秉笔直书《湘军志》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为了表彰曾家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劳，以六千银元的代价请王壬秋编撰《湘军志》。曾纪泽之所以要王壬秋写《湘军志》，一是要借用王壬秋的大名，二是王壬秋的文笔确实令人赞赏。那知王壬秋在写《湘军志》时。来个秉笔直书，有时还借用一下“春秋笔法”寓褒贬于文字之间，这恐怕是曾家人所始料不及的。
　　光绪七年，《湘军志》写成。王壬秋首先对湘军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烧杀抢掠予以揭露，认为江南的财富被湘军劫掠殆尽。又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很多不是。李秀成被其俘获后，本来要押送北京，当曾国荃看到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将士一见李秀成便跪拜时，便心存忌恨，擅自将李秀成杀害了。当时名将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霖、鲍超等人都不满曾家兄弟的做法，欲离营而去。王壬秋在《湘军志·筹饷篇》中又说，曾国荃家中有良田百余顷，于法应当上田赋册，但当地官吏畏惧他的权势，不敢过问，更不敢上门征税。
　　《湘军志》在四川成版后，王壬秋携版回湘，曾国荃等人审阅后，恼羞成怒，并斥责王壬秋“虚诬”，说《湘军志》是一部“谤书”。此事引起原湘军头面人物极大不满，纷纷指责王壬秋，其中尤以曾国藩亲家郭嵩焘为甚，说：“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不久，郭嵩焘将刻版烧毁，但是，曾为曾国藩四大古文弟子的黎庶昌对《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并将其中五篇选入他编辑的《续古文辞类纂》之中，在评注中说：“此书不著作者名氏(郭嵩焘毁版后，《湘军志》以无名氏方式仍在民间流传)，盖湘潭举人王闿运笔也。”黎庶昌不仅赞美《湘军志》文词，而且还称赞王壬秋为良史。郭嵩焘虽然将《湘军志》毁了版，但《湘军志》仍然流传到了今天。
　　
　　戏弄张之洞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当时可谓是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颇风雅，喜欢结交风流名士，当然也少不了相交王壬秋。王壬秋有次到湖北，被张之洞邀入督府作客。一天，张之洞请王壬秋同往洪山检阅洋式兵操，张之洞得意洋洋地对王壬秋说：“我所练之兵，可以无敌于中国。”王壬秋听罢不吱声，张之洞一连说了三遍，王壬秋仍然默不作声。张之洞不解地问：“王先生是不是以为所练之兵尚有不到之处?”这时王壬秋才冷冷地回答说：“所练之兵毫无用处。我只需用二百名乡兵，不持兵器，只携带扁担绳索，即可于阵前擒汝主帅。”张之洞哈哈大笑地说：“有这么容易吗?”王壬秋一本正经地说：“你的兵将虽然精锐，但决不会开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二百人冲入阵，必有数十人冲至主帅马前，扁担绳索一起上，主帅必然受擒。”张之洞听此滑稽之言，不禁哈哈大笑，调侃地说：“王先生真是用兵如神。”事后有朋友问王壬秋：“你怎么在张总督面前出此儿戏之言?”王壬秋解释说：“张之洞乘马阅操时，以八人围护马行走，如同乘坐八人马轿。而以四人轿载我后行，自以为元帅威风凛凛，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则以滑稽之言压压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岂真能以二百乡兵擒元帅。”张之洞显然也知道王壬秋是故意戏弄他，所以彼此心照不宣，一笑了之。
　　有一次，张之洞在书房与王壬秋闲谈，张之洞自以为博学多才，他对王壬秋说：“我可以算是博学，王先生可算是鸿词，你我合为一人，可以应当今博学鸿词科考试了。”王壬秋听罢，心中颇为不悦，但又不好直接讥讽张之洞学识不深。他便慢悠悠地回答说：“前代诸科所选，博学者多，鸿词者少，不博不鸿者，几乎过半。学风极盛之时，尚且如此，全才确实难得。孔夫子说过：学然后知不足。今之少年，不学而足。中兴人物，并无中兴学风，可叹!”张之洞在当时是公认的中兴名臣，遭王壬秋巧言相讥。一时面红耳赤，默然无语。若干年后，王壬秋在评论张之洞时说：“张之洞是个看书人。所谓看书人则书是书，人是人，了不相涉，即所谓记问之学，博而寡要。”王壬秋的评论对不对，姑且不论，但他在达官贵人面前从不阿谀奉承，这表现了一个正直文人的本色。
　　
　　蔑视袁世凯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借重王壬秋大儒的名气，藉以网罗天下名士为他所用，便以重金聘请王壬秋进京为国史馆长、参政院参政。王壬秋已八十一岁了，他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过官，如今以耄耋之年应袁世凯之聘，时人大惑不解。
　　王壬秋到任后，袁世凯对他优礼有加，专称他为“王先生”，但王壬秋对袁却并不恭敬。有一次，袁世凯写了不少“福”字，分送给诸位参政及大官，以示“恩典”，暗中派人去各家探视是否将其“福”字张挂了，以察其是否忠于自己。这些得到“福”字的人不管是拥袁的还是反袁的，自然都张挂了起来，就连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为了迷惑袁氏，也将“福”字悬挂于厅，并用玻璃罩护，以表爱惜。唯独王壬秋将“福”字置之一旁，不予张挂，视有若无。
　　袁世凯当时身为民国大总统，但他倒行逆施，为天下人所唾骂。王壬秋曾戏作一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此联一出，不胫而走，流传民间。一位友人问王壬秋果真是他写的否?王壬秋毫无惧色地回答：“总统是我年侄，我骂他不是东西，不为犯法。”
　　民国四年，袁世凯加紧复辟步伐，准备于次年元旦登基称帝，规定上大夫以上官爵的人，必须登殿称臣拜贺，而参政是属于少卿上大夫一级，也在朝贺之列。王壬秋不愿参加袁氏登基的丑剧，于是，他用金蝉脱壳之计辞去了所任各职。袁世凯虽为“洪宪皇帝”，对他也无办法。王壬秋在国史馆大概只有一年多点时间，但他始终没有著录一字，也没有草定什么修史条例，可见他并没有为袁氏办事，始终保持了布衣傲王侯的禀性。
　　民国五年，王壬秋在家乡病逝。包括大总统黎元洪在内的达官贵人，儒林泰斗纷为他举哀和撰文。写得情深意厚的要数他的门生杨度了：“旷代圣贤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师生之间，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杨度对老师的评价得到了儒林中大多数人的赞同。敢以诗书傲王侯者，并世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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