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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每年百亿元级的电影票房和电视节目点击量相比，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距离理想的市场生态依然存在不小的距离
12月16日，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迎来了它们的院线时刻，与超高口碑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温不火”的票房。
据猫眼电影统计，截至12月22日，《生门》排片率仅有0.3%，累计票房81.7万元，《我在故宫修文物》状况稍佳，收获了510.6万元的票房，但排片率从2%下滑到1.7%；而与之同台竞技的巨制大片《长城》和风格大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分别斩获6.18亿元、0.9亿元票房。
“我更在意的不是票房，而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关注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对此并不悲观，反而充满了期待。
早在11月28日，《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2016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影展的开幕影片，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千人首映礼。“当时有80%的观众是第一次在院线观看纪录电影，但90%的人会因为看了这部影片而再次走进影院观看纪录电影。”这让他感到兴奋。
与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法一致，纪录电影“叫好不叫座”的现象依然存在；但仍有更多的纪录片正在尝试走进院线，也有部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从口碑大作《舌尖上的新年》，到票房超千万元的《旋风九日》《喜马拉雅天梯》，再到以6653万元票房刷新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纪录电影进院线似乎正成为一种趋势。
正如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晓蒙所说，“中国纪录片市场就像火上的一锅水，气泡已经冒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纪录片行业起飞的临界点就要到了。”
逆势增长
直到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走红，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潜力似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舌尖上的中国》将纪录片从传统的广告、音像、图书扩展到电商销售、电影领域，拉动了纪录片产业链条的市场价值和变现能力，为其带来了上亿元的综合收益。
2015年开始，大量资本疯狂进入电影市场。更多的纪录片创作者和纪录片出品方开始在商业化道路上不断探索，院线化尝试是其一。
“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大火之后，我们向制作方联系购买了版权。”B站（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首席运营官李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B站参与投资、出品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电影。
2015～2016年，开始有纪录电影成为“票房黑马”。
2015年10月，《喜马拉雅天梯》在全国20个城市的200多家影院放映；2016年8月，《我们诞生在中国》排片率从1.5%一路飙升至20%，最终取得6653万元票房，一举刷新了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
据统计，近年来纪录片进院线的数量以50%左右逐年递增，仅2015年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过审的纪录片就有34部，进入院线放映的有14部，均创下了近5年的新高，当年纪录片总票房高达6.93亿元。
有业内人士称，“纪录片行业一直在逆势增长，随着现象级纪录片的出现，大家看到其商业化的可能，纪录电影一定是下一个崛起的板块。”
但不得不承认，中国观众对纪录电影远没有形成固定的消费习惯。
在观众印象中，一直在电视上免费播出的纪录片，与商业大片有着天然的区别，纪录片重视“记录真实，讲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娱乐性。
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纪录电影进院线只是途径之一，现阶段还不能对其期望值过高。”
李东坤从事纪录片行当多年，他分析，纪录电影生产周期长，传播范围窄，在现阶段还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让观众走进影院付费观看纪录电影，可能还没到最佳时机。”
培育新生代
萧寒算是纪录片院线化尝试的“先驱”。
在执导《我在故宫修文物》前，他的《喜马拉雅天梯》在口碑和票房上一度成为行业“标杆”。
然而，票房虽过千万元，但面对高达1300万元的投资，《喜马拉雅天梯》仍然只是赔本赚吆喝。在萧寒看来，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纪录电影”。
他把“成绩”归功于口碑营销。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的“意外”走红，让他再次认识到新生代群体对于纪录片的巨大作用。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故宫博物院邀请叶君、萧寒拍摄了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聚焦故宫文物修护师日常工作。2016年1月，该片在央视纪录片频道上线，一个月后，被上传至二次元社区B站后“一夜爆红”，全网播放量超过9782.7万次。
B站作为国内颇具影响的年轻人文化娱乐社区，用户多为网生一代，“90后”用户占比超过90%。《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产生了7万余条弹幕。
庞大的粉丝群体令“故宫”成为IP，对于其在短时间内拍成纪录电影功不可没。
“在B站，不管多小众的题材，都能找到爱好者。”李旎告诉本刊记者，“B站正在通过弹幕产生连接、反馈和二次创作。而这种氛围是纪录片形成粉丝的基础。有了基础，它的口碑才有发酵点。”
“互联网会大大缩短中国纪录片观众的培育。”在李旎看来，正是由于其区别于以往“故宫故事”宏大的叙事视角，以“人性化”角度切入，才能够迅速引发年轻群体对于“工匠精神”的共鸣。
培育市场新生代的还有全国大大小小的纪录片节。
如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作为一个连续举办14年的国际纪录片盛会，其对纪录片市场的培育功不可没。“我们2年来的坚持，让观影者变成了消费者。现在纪录片节的电影票，一开票就被抢光了。”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秘书长刘军说。 院线预热
还有不少纪录片从业者愿意尝试各种新的模式，为推动纪录片上院线进行预热。
在进入院线前，纪录片《生门》曾尝试“25城一百场先看后付款活动”，取得了好口碑。
而《我的诗篇》则采用互联网手段进行融资、创作、传播等。
《我的诗篇》是一部从诗歌角度深入展现中国3.1亿工人命运的纪录片，自诞生起就被烙上了小众符号。尽管曾摘取国内外多项大奖，但仍难免遭遇“厄运”。
“院线出于影片不具备‘卖相’而不愿排片，加之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发行公司有信心，电影一直没有进入院线。”导演吴飞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尝试了很多方法后，《我的诗篇》选择通过众筹方式进行“点对点”放映。
2015年12月19日，《我的诗篇》启动“百城众筹观影行动”，先后在23个省、202座城市，成功完成了1000场影院放映，覆盖观众10万余人。
在推动众筹观影的过程中，社群参与尤为重要。作为一部当时尚未定档公映、并且没有投入任何宣传广告资源的影片，《我的诗篇》先后与“吴晓波频道”“为你读诗”“十点读书”“荒岛图书馆”“读首诗再睡”“民谣与诗”等财经、阅读和诗歌类社群展开合作，借助社群的平台和用户完成了电影的放映和传播。
而真正走入电影院的观众都是最精准的观众，他们在观影之后的二次口碑传播给《我的诗篇》带来了更多后续的传播度和美誉度。
“众筹观影帮助我们打消了发行公司对于纪录片没有观众的担忧，也消除了影院经理对于纪录片没有观众的偏见。”吴飞跃说，2017年初，《我的诗歌》将如愿进入院线公映。
等待爆发
随着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进入院线，不少业内人士高呼“纪录片复兴的时代到来了”。但在萧寒看来，“春天远没有来临，这只是正常的回归。”
诚如萧寒所见，国内纪录电影市场仍存差距。
美国每年有100多部纪录片上院线；韩国2009年的纪录电影《牛铃之声》有约290万观众，2014年的《亲爱的，别跨过那条河》创造了2亿元票房，超越同时期好莱坞大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每年会有15天时间专门放映250场纪录片。
而在中国，与每年百亿元级的电影票房和电视节目点击量相比，进入院线的纪录片距离理想的市场生态依然存在不小的距离。
在资深电影发行人、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看来，院线电影能盈利的并不多，对纪录片来讲挑战则更严峻。
李东坤认为，纪录片进院线效果普遍不理想，究其原因，无论是排片周期还是对于观众的引导，目前院线的游戏规则都是为商业电影设计的。
“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一部电影最保守的宣发费用是500万～800万元，大片甚至需要800万～1000万元，很多片子的发行和制作费用持平。”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表示，“对于投资一二百万元起步的纪录电影来说，一般难以承受如此高的宣发费用。”
“商业电影自带明星、话题等商业元素，而纪录电影毕竟小众。与商业电影竞争，先天条件就不足。”李东坤说，“一部纪录电影口碑再好，不过几百万元票房，而一部商业大片动辄上亿元。院线排片首先要考虑到收益，如果纪录片变现不如预期，排片率势必持续下滑，让位商业电影。”
院线的排片准则是“票房最大化”，即便冒险也只冒一天。
在电影市场上没有太多经验和成功案例的情况下，院线经理很难主动为纪录片这样的电影类型扩大排片。由此，“票房不佳——压缩排片——票房更差”的恶性循环，往往成为许多纪录电影的宿命。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模式，是目前许多业内人士、组织积极探索的方向。
例如“我的诗篇”有一个庞大的综合计划，它包括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工人诗歌研讨会、系列互联网读诗活动、系列互联网微纪录片以及工人诗集的出版计划，同时“我的诗篇”还有一个三部曲的计划。这样的长线运作，也是打造IP的一种方式。
萧寒预言，在接下来的3～5年，很有可能会出现类型电影的突破性爆发，“我心中充满希望，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让纪录电影离这个目标更近一点”。
“虽然纪录片行业当前还不具备被资本全面关注的条件，但已经有一些前瞻性的资本注意到这个领域了。”李东坤说，“我相信，《生门》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发行和投资方一定是非常冷静的。”
“资本永远是这样，先用一小部分来尝试，博后面更大的市场。”他说，“我们能做的，唯有不断创作高质量的纪录片，才能对得起走进院线的观众。”
12月16日，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迎来了它们的院线时刻，与超高口碑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温不火”的票房。
据猫眼电影统计，截至12月22日，《生门》排片率仅有0.3%，累计票房81.7万元，《我在故宫修文物》状况稍佳，收获了510.6万元的票房，但排片率从2%下滑到1.7%；而与之同台竞技的巨制大片《长城》和风格大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分别斩获6.18亿元、0.9亿元票房。
“我更在意的不是票房，而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关注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对此并不悲观，反而充满了期待。
早在11月28日，《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2016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影展的开幕影片，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千人首映礼。“当时有80%的观众是第一次在院线观看纪录电影，但90%的人会因为看了这部影片而再次走进影院观看纪录电影。”这让他感到兴奋。
与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法一致，纪录电影“叫好不叫座”的现象依然存在；但仍有更多的纪录片正在尝试走进院线，也有部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从口碑大作《舌尖上的新年》，到票房超千万元的《旋风九日》《喜马拉雅天梯》，再到以6653万元票房刷新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纪录电影进院线似乎正成为一种趋势。
正如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晓蒙所说，“中国纪录片市场就像火上的一锅水，气泡已经冒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纪录片行业起飞的临界点就要到了。”
逆势增长
直到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走红，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潜力似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舌尖上的中国》将纪录片从传统的广告、音像、图书扩展到电商销售、电影领域，拉动了纪录片产业链条的市场价值和变现能力，为其带来了上亿元的综合收益。
2015年开始，大量资本疯狂进入电影市场。更多的纪录片创作者和纪录片出品方开始在商业化道路上不断探索，院线化尝试是其一。
“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大火之后，我们向制作方联系购买了版权。”B站（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首席运营官李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B站参与投资、出品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电影。
2015～2016年，开始有纪录电影成为“票房黑马”。
2015年10月，《喜马拉雅天梯》在全国20个城市的200多家影院放映；2016年8月，《我们诞生在中国》排片率从1.5%一路飙升至20%，最终取得6653万元票房，一举刷新了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
据统计，近年来纪录片进院线的数量以50%左右逐年递增，仅2015年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过审的纪录片就有34部，进入院线放映的有14部，均创下了近5年的新高，当年纪录片总票房高达6.93亿元。
有业内人士称，“纪录片行业一直在逆势增长，随着现象级纪录片的出现，大家看到其商业化的可能，纪录电影一定是下一个崛起的板块。”
但不得不承认，中国观众对纪录电影远没有形成固定的消费习惯。
在观众印象中，一直在电视上免费播出的纪录片，与商业大片有着天然的区别，纪录片重视“记录真实，讲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娱乐性。
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纪录电影进院线只是途径之一，现阶段还不能对其期望值过高。”
李东坤从事纪录片行当多年，他分析，纪录电影生产周期长，传播范围窄，在现阶段还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让观众走进影院付费观看纪录电影，可能还没到最佳时机。”
培育新生代
萧寒算是纪录片院线化尝试的“先驱”。
在执导《我在故宫修文物》前，他的《喜马拉雅天梯》在口碑和票房上一度成为行业“标杆”。
然而，票房虽过千万元，但面对高达1300万元的投资，《喜马拉雅天梯》仍然只是赔本赚吆喝。在萧寒看来，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纪录电影”。
他把“成绩”归功于口碑营销。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的“意外”走红，让他再次认识到新生代群体对于纪录片的巨大作用。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故宫博物院邀请叶君、萧寒拍摄了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聚焦故宫文物修护师日常工作。2016年1月，该片在央视纪录片频道上线，一个月后，被上传至二次元社区B站后“一夜爆红”，全网播放量超过9782.7万次。
B站作为国内颇具影响的年轻人文化娱乐社区，用户多为网生一代，“90后”用户占比超过90%。《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产生了7万余条弹幕。
庞大的粉丝群体令“故宫”成为IP，对于其在短时间内拍成纪录电影功不可没。
“在B站，不管多小众的题材，都能找到爱好者。”李旎告诉本刊记者，“B站正在通过弹幕产生连接、反馈和二次创作。而这种氛围是纪录片形成粉丝的基础。有了基础，它的口碑才有发酵点。”
“互联网会大大缩短中国纪录片观众的培育。”在李旎看来，正是由于其区别于以往“故宫故事”宏大的叙事视角，以“人性化”角度切入，才能够迅速引发年轻群体对于“工匠精神”的共鸣。
培育市场新生代的还有全国大大小小的纪录片节。
如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作为一个连续举办14年的国际纪录片盛会，其对纪录片市场的培育功不可没。“我们2年来的坚持，让观影者变成了消费者。现在纪录片节的电影票，一开票就被抢光了。”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秘书长刘军说。 院线预热
还有不少纪录片从业者愿意尝试各种新的模式，为推动纪录片上院线进行预热。
在进入院线前，纪录片《生门》曾尝试“25城一百场先看后付款活动”，取得了好口碑。
而《我的诗篇》则采用互联网手段进行融资、创作、传播等。
《我的诗篇》是一部从诗歌角度深入展现中国3.1亿工人命运的纪录片，自诞生起就被烙上了小众符号。尽管曾摘取国内外多项大奖，但仍难免遭遇“厄运”。
“院线出于影片不具备‘卖相’而不愿排片，加之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发行公司有信心，电影一直没有进入院线。”导演吴飞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尝试了很多方法后，《我的诗篇》选择通过众筹方式进行“点对点”放映。
2015年12月19日，《我的诗篇》启动“百城众筹观影行动”，先后在23个省、202座城市，成功完成了1000场影院放映，覆盖观众10万余人。
在推动众筹观影的过程中，社群参与尤为重要。作为一部当时尚未定档公映、并且没有投入任何宣传广告资源的影片，《我的诗篇》先后与“吴晓波频道”“为你读诗”“十点读书”“荒岛图书馆”“读首诗再睡”“民谣与诗”等财经、阅读和诗歌类社群展开合作，借助社群的平台和用户完成了电影的放映和传播。
而真正走入电影院的观众都是最精准的观众，他们在观影之后的二次口碑传播给《我的诗篇》带来了更多后续的传播度和美誉度。
“众筹观影帮助我们打消了发行公司对于纪录片没有观众的担忧，也消除了影院经理对于纪录片没有观众的偏见。”吴飞跃说，2017年初，《我的诗歌》将如愿进入院线公映。
等待爆发
随着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进入院线，不少业内人士高呼“纪录片复兴的时代到来了”。但在萧寒看来，“春天远没有来临，这只是正常的回归。”
诚如萧寒所见，国内纪录电影市场仍存差距。
美国每年有100多部纪录片上院线；韩国2009年的纪录电影《牛铃之声》有约290万观众，2014年的《亲爱的，别跨过那条河》创造了2亿元票房，超越同时期好莱坞大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每年会有15天时间专门放映250场纪录片。
而在中国，与每年百亿元级的电影票房和电视节目点击量相比，进入院线的纪录片距离理想的市场生态依然存在不小的距离。
在资深电影发行人、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看来，院线电影能盈利的并不多，对纪录片来讲挑战则更严峻。
李东坤认为，纪录片进院线效果普遍不理想，究其原因，无论是排片周期还是对于观众的引导，目前院线的游戏规则都是为商业电影设计的。
“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一部电影最保守的宣发费用是500万～800万元，大片甚至需要800万～1000万元，很多片子的发行和制作费用持平。”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表示，“对于投资一二百万元起步的纪录电影来说，一般难以承受如此高的宣发费用。”
“商业电影自带明星、话题等商业元素，而纪录电影毕竟小众。与商业电影竞争，先天条件就不足。”李东坤说，“一部纪录电影口碑再好，不过几百万元票房，而一部商业大片动辄上亿元。院线排片首先要考虑到收益，如果纪录片变现不如预期，排片率势必持续下滑，让位商业电影。”
院线的排片准则是“票房最大化”，即便冒险也只冒一天。
在电影市场上没有太多经验和成功案例的情况下，院线经理很难主动为纪录片这样的电影类型扩大排片。由此，“票房不佳——压缩排片——票房更差”的恶性循环，往往成为许多纪录电影的宿命。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模式，是目前许多业内人士、组织积极探索的方向。
例如“我的诗篇”有一个庞大的综合计划，它包括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工人诗歌研讨会、系列互联网读诗活动、系列互联网微纪录片以及工人诗集的出版计划，同时“我的诗篇”还有一个三部曲的计划。这样的长线运作，也是打造IP的一种方式。
萧寒预言，在接下来的3～5年，很有可能会出现类型电影的突破性爆发，“我心中充满希望，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让纪录电影离这个目标更近一点”。
“虽然纪录片行业当前还不具备被资本全面关注的条件，但已经有一些前瞻性的资本注意到这个领域了。”李东坤说，“我相信，《生门》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发行和投资方一定是非常冷静的。”
“资本永远是这样，先用一小部分来尝试，博后面更大的市场。”他说，“我们能做的，唯有不断创作高质量的纪录片，才能对得起走进院线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