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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到2009年间的农民工“返乡潮”之后，就近入学带来的随迁子女返乡潮却又再次涌动。专家指出：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或将长期存在，展现出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将成为长期性问题。
新一波农村子女返乡潮
2月24日，海南省保靖县清水坪学校，返乡农民工子女用上了免费新教材。春节过后，大批返乡农民工选择本地就业，返乡就读学生人数陡然增多。该县积极采取措施，为返乡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开辟“绿色通道”，近4000名随农民工返乡的子女顺利在家乡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同一天，安徽省歙县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子女办理转学手续。临近春节，歙县部分外出务工农民陆续返乡，其子女也随父母返乡就读。回乡就读的学生较往年有较大增加。歙县教育局制定落实了“简化手续、就近入学”的工作方案。面对家长询问，学籍管理办事员热心告知国家政策及转学流程，热情帮办转学手续。全县各学校在寒假安排值班人员，接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读后，登记基本信息，及时为每一位回乡就读学生建立成长档案，包括学生的学习情况、身体素质、家庭基本情况、家长务工单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确保随时能与家长联系沟通，跟踪管理。歙县教育局结合实际采取的这些举措，为全县返乡农民工子女转学回乡就读开辟了“绿色通道”，得到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
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小学为返乡农民工子女搭建了入学平台：健全工作机制，帮助返乡农民工子女解决入学后课程对接、学习生活等问题，确保返乡农民工子女回乡读书时的在校生活顺利；加强宣传，有效通过宣传栏、通告、村社干部会议等进行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学籍管理、入学手续办理、贫困农民工子女资助等政策宣传；建立绿色通道，对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全面调查摸底、集中登记、统一标准收费、科学分班，尽力解决其所需的教育教学设备、教科书等问题，采取措施缓解班额容量，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随着义务教育基金入学政策的展开，曾经随父母居住在各地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陆续返乡就学；但是，他们的返乡路，并非顺畅。近一两年，出现了新的农民工子女返乡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与当年农民工返乡潮不同，这一次有很大一部分返乡学生，是独自返乡的。在回归故乡之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普遍存在着日常生活与学习的不适应，深层次存在着他乡与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和融入等文化适应及冲突问题。
教育部：返乡入学零障碍
2015年3月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民工工作有关情况。谈及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
谈及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时，刘利民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保持在80%。此外，政府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不断增加，2014年达到124.6万个。2014年，学籍系统为507万名学生省内转学、62.6万名学生跨省转学提供了服务。下一步，教育部将根据国务院要求，研究制定相关文件，对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做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一是不断提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体现以公办学校为主。在超大城市和义务教育资源承载力短缺的特大城市，进一步推动流入地政府出资购买民办学校学额。二是继续消除随迁子女就学障碍。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办中小学校要制订或主动公开相关政策，明确随迁子女招生计划、手续、时间等，简化就读手续，规范入学程序。三是加强随迁子女学籍管理。及时准确掌握随迁子女学籍异动情况，完善随迁子女综合素质评价，建立健全随迁子女成长档案，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学习、就业等提供基础性保障。四是进一步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
为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一些人口输出大省在2015年间纷纷做出相应政策安排。为更好地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贵州省出台《“雁归兴贵”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累计引导15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计划到2017年，引导75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到2020年，累计引导15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实施教育“9 3”计划和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可免试就读省内中职学校，实行注册入学制，全部纳入免学费范围。对符合中职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可享受每生每年2000元的助学金补助。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可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并择优录取。
在山东省龙口市开发区，大牟完小对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按照“热情接待、分级负责、全力安排”的原则，无条件接收返乡农民工子女到校就读，确保学校周边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同时，对本辖区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调查摸底，建立了相应的学生学籍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切实简化入学手续，结合学情安排班级，并根据义务教育段返乡农民工子女全部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学校不收取或变相收取教科书费、转学费、赞助费，尽一切办法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所需的教科书等问题。此外，学校还认真开展帮扶工作，对返乡农民工子女开展学习、心理辅导，通过“一帮一”“手拉手”等帮扶活动，及时解决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后课程对接、学习生活等问题，使其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为新学期学习打下基础。
“入学”并非万事大吉
返乡子女就学，看似无冲突、无障碍，甚至还有逃脱父母束缚的欣喜和自由，但在这些“表象”背后，是家庭亲情断乳后的另一种行为映射。急促政策动员下的政策执行，实现了返乡子女入学的“零障碍”，但关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深层次政策目标却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农民工返乡子女是不同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四川省的一项调查显示，返乡子女就学的顶层制度设计还有待完善，返乡子女就学的户籍制度仍存障碍。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张烨和副教授叶翔的研究表明：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于随乡入俗。从总体人数而言，近年来随迁子女返乡入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在接受调查的79个班级中，学生总数共计3502名，留守儿童总数为1449名，而返乡子女的数量为425名。从样本校的比例来看，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大致为41.3%，而返乡子女所占比例为12.1%左右。从返乡子女人数分布来看，并没有呈现出“返乡潮”时期“大范围集中聚集”的特征，而是体现出“小聚集、多散落”于各類农村学校的状态。从218份有效问卷统计数据来看，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已经成为广大农村乡镇学校迎评接检以及日常管理的重要维度。其中88.61%的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有特别的关注，46.84%的学校还为留守儿童的就读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调查反映出的数据来看，尽管对返乡子女的关注度也高达67.09%，但当问及是否有针对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的专门政策时，回答为“有”的只占31.65%。这一数据让人颇不乐观。 在政策上针对这一群体的应对措施，大多是上级政策文本中的例行要求，较少针对性的关怀措施。可以说，在大多数学校中，返乡子女群体是放在农民工子女的范畴中加以无区别对待的。
返乡子女对家乡的社会结构、制度及文化明显不适应。返乡子女对学校制度规则系统的差异感受显性、直接，不适感最突出。学校物质设施与城市学校的差距、人际交往的障碍、角色身份的调适等，很容易牵扯出返乡子女的负面情绪，并体现为他乡与故乡的文化适应与冲突。返乡学生在校遇到的新问题在于，家乡学校的课程设置、实施方式反映的教育理念差异及背后的文化差异，造成了学生的不适应。返乡学生一般习惯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突然进入家乡方言环境后，有“乡土情结”者，会指责这些学生用语言符号进行炫耀——更糟糕的是，这很可能是事实。其背后折射着“微妙的文化自卑”和“脆弱的文化自傲”。语言背后的文化区隔和文化冲突显现。
大多数返乡子女在返乡初期主要是通过现代网络和通讯设备来弥补在现实情景中的交往障碍和情感缺失。部分返乡子女，其朋辈群体交往手段除了利用网络寻求虚拟的交往需求外，以社会性的娱乐方式和“街角青年”的暴力互动方式挑战学校规则、用越轨的方式实现向朋辈群体的“炫耀”式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帮助融入新生活
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于随乡入俗，在很大程度上，与就学政策执行低效有密切关系。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呈现较低的政策效能，其主要表现为政策周期衰减过快，政策目标执行浅表化，政策执行动力不足。
目前，在返乡子女入学政策的执行中，学校以完成任务心态，接收返乡学生入学。一位农村校长直言，“光留守儿童都够让人头疼了，现在又来这么多集体返乡的，能不麻烦吗？”“不接收哪儿行啊，这要是被家长告一下，或者捅到媒体，那……”到了班主任和课任教师这一层，其行为方式更是被校方态度左右。当问及班主任和课任教师有没有返乡子女教育的考核及激励措施时，其表情和校长如出一辙。在精细化管理思维指导下的中小学老师管理体系中，返乡子女的管理绩效几乎没有清晰的表达。所以，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也不太可能在精细化规范下贡献太多的绩效，对返乡子女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热情和付出自然不能奢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帮助贫困学生，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给贫困学生资助，而是提高教育贫困学生的教师水平。教师有更强的责任心、更多的耐心去帮助、教育贫困学生，更有利于促进贫困生成长、成才。这对我国帮助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也不无启迪。对于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政府應给予生活上的资助。提高我国乡村教育的质量，关键也在于建设好乡村教师队伍，或者换句话说，精准帮扶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必须精准帮扶乡村教师。
新一波农村子女返乡潮
2月24日，海南省保靖县清水坪学校，返乡农民工子女用上了免费新教材。春节过后，大批返乡农民工选择本地就业，返乡就读学生人数陡然增多。该县积极采取措施，为返乡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开辟“绿色通道”，近4000名随农民工返乡的子女顺利在家乡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同一天，安徽省歙县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子女办理转学手续。临近春节，歙县部分外出务工农民陆续返乡，其子女也随父母返乡就读。回乡就读的学生较往年有较大增加。歙县教育局制定落实了“简化手续、就近入学”的工作方案。面对家长询问，学籍管理办事员热心告知国家政策及转学流程，热情帮办转学手续。全县各学校在寒假安排值班人员，接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读后，登记基本信息，及时为每一位回乡就读学生建立成长档案，包括学生的学习情况、身体素质、家庭基本情况、家长务工单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确保随时能与家长联系沟通，跟踪管理。歙县教育局结合实际采取的这些举措，为全县返乡农民工子女转学回乡就读开辟了“绿色通道”，得到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
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小学为返乡农民工子女搭建了入学平台：健全工作机制，帮助返乡农民工子女解决入学后课程对接、学习生活等问题，确保返乡农民工子女回乡读书时的在校生活顺利；加强宣传，有效通过宣传栏、通告、村社干部会议等进行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学籍管理、入学手续办理、贫困农民工子女资助等政策宣传；建立绿色通道，对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全面调查摸底、集中登记、统一标准收费、科学分班，尽力解决其所需的教育教学设备、教科书等问题，采取措施缓解班额容量，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随着义务教育基金入学政策的展开，曾经随父母居住在各地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陆续返乡就学；但是，他们的返乡路，并非顺畅。近一两年，出现了新的农民工子女返乡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与当年农民工返乡潮不同，这一次有很大一部分返乡学生，是独自返乡的。在回归故乡之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普遍存在着日常生活与学习的不适应，深层次存在着他乡与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和融入等文化适应及冲突问题。
教育部：返乡入学零障碍
2015年3月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民工工作有关情况。谈及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
谈及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时，刘利民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保持在80%。此外，政府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不断增加，2014年达到124.6万个。2014年，学籍系统为507万名学生省内转学、62.6万名学生跨省转学提供了服务。下一步，教育部将根据国务院要求，研究制定相关文件，对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做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一是不断提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体现以公办学校为主。在超大城市和义务教育资源承载力短缺的特大城市，进一步推动流入地政府出资购买民办学校学额。二是继续消除随迁子女就学障碍。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办中小学校要制订或主动公开相关政策，明确随迁子女招生计划、手续、时间等，简化就读手续，规范入学程序。三是加强随迁子女学籍管理。及时准确掌握随迁子女学籍异动情况，完善随迁子女综合素质评价，建立健全随迁子女成长档案，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学习、就业等提供基础性保障。四是进一步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
为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一些人口输出大省在2015年间纷纷做出相应政策安排。为更好地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贵州省出台《“雁归兴贵”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累计引导15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计划到2017年，引导75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到2020年，累计引导15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实施教育“9 3”计划和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可免试就读省内中职学校，实行注册入学制，全部纳入免学费范围。对符合中职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可享受每生每年2000元的助学金补助。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可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并择优录取。
在山东省龙口市开发区，大牟完小对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按照“热情接待、分级负责、全力安排”的原则，无条件接收返乡农民工子女到校就读，确保学校周边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同时，对本辖区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调查摸底，建立了相应的学生学籍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切实简化入学手续，结合学情安排班级，并根据义务教育段返乡农民工子女全部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学校不收取或变相收取教科书费、转学费、赞助费，尽一切办法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所需的教科书等问题。此外，学校还认真开展帮扶工作，对返乡农民工子女开展学习、心理辅导，通过“一帮一”“手拉手”等帮扶活动，及时解决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后课程对接、学习生活等问题，使其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为新学期学习打下基础。
“入学”并非万事大吉
返乡子女就学，看似无冲突、无障碍，甚至还有逃脱父母束缚的欣喜和自由，但在这些“表象”背后，是家庭亲情断乳后的另一种行为映射。急促政策动员下的政策执行，实现了返乡子女入学的“零障碍”，但关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深层次政策目标却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农民工返乡子女是不同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四川省的一项调查显示，返乡子女就学的顶层制度设计还有待完善，返乡子女就学的户籍制度仍存障碍。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张烨和副教授叶翔的研究表明：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于随乡入俗。从总体人数而言，近年来随迁子女返乡入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在接受调查的79个班级中，学生总数共计3502名，留守儿童总数为1449名，而返乡子女的数量为425名。从样本校的比例来看，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大致为41.3%，而返乡子女所占比例为12.1%左右。从返乡子女人数分布来看，并没有呈现出“返乡潮”时期“大范围集中聚集”的特征，而是体现出“小聚集、多散落”于各類农村学校的状态。从218份有效问卷统计数据来看，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已经成为广大农村乡镇学校迎评接检以及日常管理的重要维度。其中88.61%的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有特别的关注，46.84%的学校还为留守儿童的就读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调查反映出的数据来看，尽管对返乡子女的关注度也高达67.09%，但当问及是否有针对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的专门政策时，回答为“有”的只占31.65%。这一数据让人颇不乐观。 在政策上针对这一群体的应对措施，大多是上级政策文本中的例行要求，较少针对性的关怀措施。可以说，在大多数学校中，返乡子女群体是放在农民工子女的范畴中加以无区别对待的。
返乡子女对家乡的社会结构、制度及文化明显不适应。返乡子女对学校制度规则系统的差异感受显性、直接，不适感最突出。学校物质设施与城市学校的差距、人际交往的障碍、角色身份的调适等，很容易牵扯出返乡子女的负面情绪，并体现为他乡与故乡的文化适应与冲突。返乡学生在校遇到的新问题在于，家乡学校的课程设置、实施方式反映的教育理念差异及背后的文化差异，造成了学生的不适应。返乡学生一般习惯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突然进入家乡方言环境后，有“乡土情结”者，会指责这些学生用语言符号进行炫耀——更糟糕的是，这很可能是事实。其背后折射着“微妙的文化自卑”和“脆弱的文化自傲”。语言背后的文化区隔和文化冲突显现。
大多数返乡子女在返乡初期主要是通过现代网络和通讯设备来弥补在现实情景中的交往障碍和情感缺失。部分返乡子女，其朋辈群体交往手段除了利用网络寻求虚拟的交往需求外，以社会性的娱乐方式和“街角青年”的暴力互动方式挑战学校规则、用越轨的方式实现向朋辈群体的“炫耀”式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帮助融入新生活
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于随乡入俗，在很大程度上，与就学政策执行低效有密切关系。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呈现较低的政策效能，其主要表现为政策周期衰减过快，政策目标执行浅表化，政策执行动力不足。
目前，在返乡子女入学政策的执行中，学校以完成任务心态，接收返乡学生入学。一位农村校长直言，“光留守儿童都够让人头疼了，现在又来这么多集体返乡的，能不麻烦吗？”“不接收哪儿行啊，这要是被家长告一下，或者捅到媒体，那……”到了班主任和课任教师这一层，其行为方式更是被校方态度左右。当问及班主任和课任教师有没有返乡子女教育的考核及激励措施时，其表情和校长如出一辙。在精细化管理思维指导下的中小学老师管理体系中，返乡子女的管理绩效几乎没有清晰的表达。所以，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也不太可能在精细化规范下贡献太多的绩效，对返乡子女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热情和付出自然不能奢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帮助贫困学生，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给贫困学生资助，而是提高教育贫困学生的教师水平。教师有更强的责任心、更多的耐心去帮助、教育贫困学生，更有利于促进贫困生成长、成才。这对我国帮助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也不无启迪。对于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政府應给予生活上的资助。提高我国乡村教育的质量，关键也在于建设好乡村教师队伍，或者换句话说，精准帮扶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必须精准帮扶乡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