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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与建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鸟巢，成为继故宫、长城之后新的“中国符号”。而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则成为又一个以建筑形态向世界传递的“中国符号”。它还被称作一个传递了2000年的建筑符号，其中最主要的元素运用即为中国的“斗拱”——我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中的一个奇特构件，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出现。它悬挑出檐，层层叠加，将檐口的力均匀传递到柱子上，其目的是将檐口加大并富有美感。这种形制在北京的天安门、山西应县的木塔、西安的钟鼓楼等很多中国古建筑上都有应用。斗拱既是承重构件，又是艺术构件，它的应用使建筑形成“如乌斯革，如翚斯飞”的态势。传统建筑中斗拱“榫卯穿插，层层出挑”的构造方式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形态的文化表达。
中国建筑师王澍在2012年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建筑界的热点。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建筑大师都曾经获得过这个奖，他们的很多作品也为我们所熟知，比如贝聿铭的巴黎罗浮宫金字塔、香港中银大厦，安藤忠雄的教堂系列，话题人物库哈斯的央视大楼，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北京鸟巢体育馆。王澍获奖的主要作品是宁波博物馆。宁波博物馆建筑形态以山、水、海洋为设计理念。第一层为整体，但从第二层开始，建筑开始分体并倾斜，形成山体形状。加上场馆北部的水域，整个建筑形似一条上岸的船。这种建筑格局体现了宁波的地理形态和作为港口城市的特色。博物馆墙面通过两种方式装饰而成。第一种方式是以民间收集的上百万片明清砖瓦手工砌成瓦爿墙，体现了江南特色和节约理念。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竹条加入混凝土，在表面展现竹的纹理，体现环保理念。
“中国符号”与艺术
艺术家蔡国强曾为上海APEC开幕式做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烟火巨龙方案，引起了当代艺术界的轰动，这是典型的“中国符号”在艺术层面的一个表现。曾有评论家撰文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中国符号热”悄然兴起。除了蔡国强，艺术家王晋曾做过一件由聚氯乙烯透明材料制成，用鱼线刺绣进行装饰的透明的京剧龙袍，题为“中国梦”；徐冰用了1300张宣纸，摹拓了长城的一段和一个烽火台，最终完成了他的作品《鬼打墙》；刘建华的《迷恋的记忆》，用中国旗袍和女体构成一个权力和欲望的意象符号，表现当下中国人心态的一个侧面；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作品里，那撇不掉的淡淡抹痕，被称为“是以老照片的形式回忆‘文革’时期大家庭的伤痕记忆”；隋建国的《衣钵》把毛泽东的形象通过抽空实体的方式上升到了符号化的形态表现；祁志龙的《消费形象》把时尚美女和领袖形象放置在一起，暗示着政治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在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也不乏把中国水墨画和西方油画相结合的表面形式。而在摄影师中，也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线索而创作的系列作品，还有将中国笔墨和照片融合为作品的表现形式。
艺术中的“中国符号”，被评论家叫做“打中国牌”，虽然颇有点批评的意思，可无论怎样，中国艺术家对国际艺术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以及对促进中国艺术进一步发展，终究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文学、电影与“中国符号”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莫言热”持续了好一阵。在当下文学逐渐没落的时代，这个消息似乎振奋了一下中国人的文学梦想。莫言无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文化界又一个崭新的“中国符号”。真希望借此可以使低迷太久的中国文学再度进入一个全新时期，虽然这听起来更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中国电影，除了之前提到的几部作品及其导演、演员在国际电影世界里成为了典型的“中国符号”之外，中国功夫片作为中国唯一的类型片，进入世界视野。先有天才李小龙的开拓，后有成龙、李连杰的崛起，中国功夫电影一直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窗口。好莱坞痞子导演昆汀就曾着迷于港片，《杀死比尔》里更将对中国功夫的膜拜显露无疑。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功夫电影幕后功臣的武术指导，其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虽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动画片，却是准中国故事，充满了中国元素。
李安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把一个完全属于西方的虚构故事，用中国哲学的方式来讲述，是李安作为华人从未忘却的文化修养在起作用。而近年来华人导演和演员频频亮相国际电影节，参展或担任评委，乃至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参与到国际制作的电影中，都无一不证实着中国电影的崛起以及中国电影产业的进步。
“中国符号”与设计
1997年，闻名于西方的华裔设计师谭燕玉，以佛教、干禧年的“龙”系列和“黄河”、“长城”等鲜明的中国风系列逐渐确定了自己在时装界的地位。之后这些年，中国设计师、中国模特、中国品牌在国际上频频亮相，备受瞩目。中国服装年轻一代设计师也不甘落后，80后北京女孩Masha Ma设计的服装频频出现于伦敦时装周，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越来越多华裔设计师在国际时尚界大受好评，“华裔设计热”在时尚圈中持续升温。纽约当红的年轻设计师王大仁今年正式入主Balenciaga，并发布了2013秋冬系列作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设计总统就职典礼礼服的吴季刚，目前事业都发展顺畅；毕业于上海东华大学的女设计师王汁的设计广受国际买家的喜爱；设计师组合刘凌和孙大为，被法国时装品牌聘任为创意总监。
除了服装设计之外，中国传统的家具设计也曾带给过很多设计师设计上的灵感。在遥远的异国丹麦，一位伟大的家具设计大师将中国传统家具设计融入现代美学，使之重生，如今，他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在中国传统椅子设计领域，没有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超越他。这位伟大的设计师就是Hans Wegner，他一生中设计了超过500把椅子，被称为“椅子的大师”。另外，丹麦顶级家具BoConcept也曾在设计Amari系列新品时，运用了中国设计元素。
很多钟表的品牌也都与中国很早结缘，比如雅克德罗（Jaquet Droz）与中国的情缘从1783年就开始了，当时是通过James Cox的公司向中国出售钟表，而“雅克德罗”这个中文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所题。另外，在很多腕表品牌中，也能见到中国元素的踪迹，比如伯爵（Piaget）的“龙凤”系列腕表，其他世界著名腕表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格拉苏蒂（Glashutte）等都加入过特殊的“中国符号”制作限量版。 被过度消费的“中国符号”
实际上，消费者除了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在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比如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牌的手提袋，不仅是为了拥有一个做工精致、可容纳随身携带物品的包，更重要的是这些奢侈品牌的标志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在机场免税商店的员工眼中，“中国符号”就意味着强大的奢侈品购买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线国际品牌纷纷在中国开设专卖店，甚至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也销售奢侈品，是真的说明中国富豪在全世界果然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吗，还是过分的虚荣心作怪，又或是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的表现呢？有人指出，当前国内流行的符号消费被作为一种夸大的时尚，存在过度膨胀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群体在基本的低层次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符号消费；二是片面追求商品的符号意义，忽视商品作为实物的基本使用价值。这两类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物质主义盛行和假名牌大行其道。时尚在中国的发展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虽然越来越多的华裔服装设计师在国际时尚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中国对于发展本土时尚品牌和本土时尚设计师做得还远远不够。
艺术方面对于“中国符号”的过度消费也有体现。张晓刚、岳敏君、刘晓东、王广义被称为川美的“四大金刚”，又称“F4”。早在2007年，他们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拍卖市场的当代艺术版块叱咤风云，市场价也均在千万元以上，这使人们对他们四人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今日，媒体或大众对他们的“符号消费”仍未减少，各杂志封面还是常常能见到他们。虽然天价的拍卖跟艺术家并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度却无限地夸大。“名人效应”背后的艺术家很难在艺术领域进一步有所突破，名气很容易对艺术家产生压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符号”在艺术创作中取得的成功，成为更多艺术家追逐名利的便捷方式，而使得艺术作品“中国符号”指向过于泛滥。
另外，“中国制造”也不能幸免。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制造”还有一些负面代表，比如意味着更多的“山寨”和做工劣质等现象，也是国人应该正视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着“Made in China”，这个最能代表中国创新能力的“中国符号”有可能失去应有的魄力和核心价值。
综上所述，有关时尚、文化、艺术等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都能看到符号消费过度化的体现。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真的不是GDP增长速度多么快，更应该是人们幸福指数的增长，不是吗？过度消费“中国符号”，会损失真正的“中国符号”所富含的内容与价值，也会流失中国在全世界得到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多久以后，我们才能从这些过度消费中抽身，反思我们当下过于浮躁的符号式生活？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鸟巢，成为继故宫、长城之后新的“中国符号”。而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则成为又一个以建筑形态向世界传递的“中国符号”。它还被称作一个传递了2000年的建筑符号，其中最主要的元素运用即为中国的“斗拱”——我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中的一个奇特构件，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出现。它悬挑出檐，层层叠加，将檐口的力均匀传递到柱子上，其目的是将檐口加大并富有美感。这种形制在北京的天安门、山西应县的木塔、西安的钟鼓楼等很多中国古建筑上都有应用。斗拱既是承重构件，又是艺术构件，它的应用使建筑形成“如乌斯革，如翚斯飞”的态势。传统建筑中斗拱“榫卯穿插，层层出挑”的构造方式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形态的文化表达。
中国建筑师王澍在2012年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建筑界的热点。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建筑大师都曾经获得过这个奖，他们的很多作品也为我们所熟知，比如贝聿铭的巴黎罗浮宫金字塔、香港中银大厦，安藤忠雄的教堂系列，话题人物库哈斯的央视大楼，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北京鸟巢体育馆。王澍获奖的主要作品是宁波博物馆。宁波博物馆建筑形态以山、水、海洋为设计理念。第一层为整体，但从第二层开始，建筑开始分体并倾斜，形成山体形状。加上场馆北部的水域，整个建筑形似一条上岸的船。这种建筑格局体现了宁波的地理形态和作为港口城市的特色。博物馆墙面通过两种方式装饰而成。第一种方式是以民间收集的上百万片明清砖瓦手工砌成瓦爿墙，体现了江南特色和节约理念。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竹条加入混凝土，在表面展现竹的纹理，体现环保理念。
“中国符号”与艺术
艺术家蔡国强曾为上海APEC开幕式做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烟火巨龙方案，引起了当代艺术界的轰动，这是典型的“中国符号”在艺术层面的一个表现。曾有评论家撰文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中国符号热”悄然兴起。除了蔡国强，艺术家王晋曾做过一件由聚氯乙烯透明材料制成，用鱼线刺绣进行装饰的透明的京剧龙袍，题为“中国梦”；徐冰用了1300张宣纸，摹拓了长城的一段和一个烽火台，最终完成了他的作品《鬼打墙》；刘建华的《迷恋的记忆》，用中国旗袍和女体构成一个权力和欲望的意象符号，表现当下中国人心态的一个侧面；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作品里，那撇不掉的淡淡抹痕，被称为“是以老照片的形式回忆‘文革’时期大家庭的伤痕记忆”；隋建国的《衣钵》把毛泽东的形象通过抽空实体的方式上升到了符号化的形态表现；祁志龙的《消费形象》把时尚美女和领袖形象放置在一起，暗示着政治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在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也不乏把中国水墨画和西方油画相结合的表面形式。而在摄影师中，也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线索而创作的系列作品，还有将中国笔墨和照片融合为作品的表现形式。
艺术中的“中国符号”，被评论家叫做“打中国牌”，虽然颇有点批评的意思，可无论怎样，中国艺术家对国际艺术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以及对促进中国艺术进一步发展，终究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文学、电影与“中国符号”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莫言热”持续了好一阵。在当下文学逐渐没落的时代，这个消息似乎振奋了一下中国人的文学梦想。莫言无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文化界又一个崭新的“中国符号”。真希望借此可以使低迷太久的中国文学再度进入一个全新时期，虽然这听起来更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中国电影，除了之前提到的几部作品及其导演、演员在国际电影世界里成为了典型的“中国符号”之外，中国功夫片作为中国唯一的类型片，进入世界视野。先有天才李小龙的开拓，后有成龙、李连杰的崛起，中国功夫电影一直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窗口。好莱坞痞子导演昆汀就曾着迷于港片，《杀死比尔》里更将对中国功夫的膜拜显露无疑。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功夫电影幕后功臣的武术指导，其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虽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动画片，却是准中国故事，充满了中国元素。
李安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把一个完全属于西方的虚构故事，用中国哲学的方式来讲述，是李安作为华人从未忘却的文化修养在起作用。而近年来华人导演和演员频频亮相国际电影节，参展或担任评委，乃至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参与到国际制作的电影中，都无一不证实着中国电影的崛起以及中国电影产业的进步。
“中国符号”与设计
1997年，闻名于西方的华裔设计师谭燕玉，以佛教、干禧年的“龙”系列和“黄河”、“长城”等鲜明的中国风系列逐渐确定了自己在时装界的地位。之后这些年，中国设计师、中国模特、中国品牌在国际上频频亮相，备受瞩目。中国服装年轻一代设计师也不甘落后，80后北京女孩Masha Ma设计的服装频频出现于伦敦时装周，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越来越多华裔设计师在国际时尚界大受好评，“华裔设计热”在时尚圈中持续升温。纽约当红的年轻设计师王大仁今年正式入主Balenciaga，并发布了2013秋冬系列作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设计总统就职典礼礼服的吴季刚，目前事业都发展顺畅；毕业于上海东华大学的女设计师王汁的设计广受国际买家的喜爱；设计师组合刘凌和孙大为，被法国时装品牌聘任为创意总监。
除了服装设计之外，中国传统的家具设计也曾带给过很多设计师设计上的灵感。在遥远的异国丹麦，一位伟大的家具设计大师将中国传统家具设计融入现代美学，使之重生，如今，他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在中国传统椅子设计领域，没有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超越他。这位伟大的设计师就是Hans Wegner，他一生中设计了超过500把椅子，被称为“椅子的大师”。另外，丹麦顶级家具BoConcept也曾在设计Amari系列新品时，运用了中国设计元素。
很多钟表的品牌也都与中国很早结缘，比如雅克德罗（Jaquet Droz）与中国的情缘从1783年就开始了，当时是通过James Cox的公司向中国出售钟表，而“雅克德罗”这个中文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所题。另外，在很多腕表品牌中，也能见到中国元素的踪迹，比如伯爵（Piaget）的“龙凤”系列腕表，其他世界著名腕表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格拉苏蒂（Glashutte）等都加入过特殊的“中国符号”制作限量版。 被过度消费的“中国符号”
实际上，消费者除了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在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比如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牌的手提袋，不仅是为了拥有一个做工精致、可容纳随身携带物品的包，更重要的是这些奢侈品牌的标志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在机场免税商店的员工眼中，“中国符号”就意味着强大的奢侈品购买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线国际品牌纷纷在中国开设专卖店，甚至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也销售奢侈品，是真的说明中国富豪在全世界果然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吗，还是过分的虚荣心作怪，又或是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的表现呢？有人指出，当前国内流行的符号消费被作为一种夸大的时尚，存在过度膨胀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群体在基本的低层次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符号消费；二是片面追求商品的符号意义，忽视商品作为实物的基本使用价值。这两类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物质主义盛行和假名牌大行其道。时尚在中国的发展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虽然越来越多的华裔服装设计师在国际时尚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中国对于发展本土时尚品牌和本土时尚设计师做得还远远不够。
艺术方面对于“中国符号”的过度消费也有体现。张晓刚、岳敏君、刘晓东、王广义被称为川美的“四大金刚”，又称“F4”。早在2007年，他们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拍卖市场的当代艺术版块叱咤风云，市场价也均在千万元以上，这使人们对他们四人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今日，媒体或大众对他们的“符号消费”仍未减少，各杂志封面还是常常能见到他们。虽然天价的拍卖跟艺术家并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度却无限地夸大。“名人效应”背后的艺术家很难在艺术领域进一步有所突破，名气很容易对艺术家产生压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符号”在艺术创作中取得的成功，成为更多艺术家追逐名利的便捷方式，而使得艺术作品“中国符号”指向过于泛滥。
另外，“中国制造”也不能幸免。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制造”还有一些负面代表，比如意味着更多的“山寨”和做工劣质等现象，也是国人应该正视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着“Made in China”，这个最能代表中国创新能力的“中国符号”有可能失去应有的魄力和核心价值。
综上所述，有关时尚、文化、艺术等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都能看到符号消费过度化的体现。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真的不是GDP增长速度多么快，更应该是人们幸福指数的增长，不是吗？过度消费“中国符号”，会损失真正的“中国符号”所富含的内容与价值，也会流失中国在全世界得到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多久以后，我们才能从这些过度消费中抽身，反思我们当下过于浮躁的符号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