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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志达集团8亿元骗贷案的相关人员已受到查处,但要改变基层行羸弱的风控能力和粗放的信贷文化,并非一日之功
《财经》记者 温秀
经过近一年的较量后,曾经因违规骗贷名噪一时的葫芦岛农行骗贷案,终于水落石出。
2008年夏天,一家名为辽宁志达集团的民营企业,通过与农行葫芦岛分行里应外合,违规骗取贷款超过8.5亿元;并试图借农行财务重组之际,将其贷款一笔勾销。
此后,随着农行内审,这一案情最终曝光,乃至引起中央金融高层的震怒。(参见《财经》2008年第20期“农行8亿元逃债案”)
今年5月底,《财经》记者获悉,农行葫芦岛分行15位当事人,终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试图骗贷逃债的志达集团的创始人赵宝杰,也已经被司法机关带走。
即便如此,葫芦岛农行并未迎来一个完满的结局,相关债务清收行动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当地一些企业更纷纷打起了“金融危机”的旗号,继续逃废债务。
在严厉问责之下,要改变部分基层行目无法纪、内外勾结的现象, 提升羸弱的风控能力和粗放的信贷文化,显然非一日之功。
问责风暴
2008年夏天,农行总行在集中审计中发现,辽宁志达集团通过旗下多家企业和关联公司,通过农行葫芦岛分行变相越权拆零放贷,累计从农行获得贷款余额为8.5774亿元,占农行葫芦岛分行2007年底50亿元贷款余额的17%。
其中,仅2006年6月到2007年初,农行葫芦岛分行连山支行对志达集团的新增贷款额,就从3.8亿元激增到了8.5亿元。
更加糟糕的是,志达集团与当地农行勾结,以“落债”为名,将债务转移到不具备偿债能力的新公司,并通过虚假分立、关联担保等方式瞒天过海。
至事发前,志达在农行的所有贷款全部转为“不良”。
2008年7月,农行葫芦岛分行和旗下连山支行发生“人事地震”,15位涉嫌银企勾结骗贷逃债的当事人,被要求下岗清收相关不良贷款。
这并未一举扭转局势。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后,部分未被处理的涉案人员,仍在充当着志达集团和农行之间的纽带,“将总行、省行和各界对资产处置问题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给志达方面”,并向清收小组表示,“志达方面已经在积极奔走,相信很快便能息事宁人”。
之后不久,部分清收小组成员又重新上岗,清收进展亦十分缓慢。
今年2月间,审计署对农行的几家分行进行抽查审计,已经暴露出问题的葫芦岛分行也在其列。
其审计结果之一,便是再次确认了农行葫芦岛分行和连山支行在志达贷款上的问题,并上报了国务院。
知情人士称,高层认为虽然涉案金额有限,但性质十分恶劣,而且具有代表性,要求严肃查处。
2009年5月初,农行总行对15位当事人做出了处罚决定。
其中,案发前已经调任辽宁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的前葫芦岛分行行长杨树良,以及农行葫芦岛分行连山支行行长刘凤芹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目前正接受调查。
葫芦岛分行分管信贷和公司业务的两位副行长中,范俊琦被撤职并到龄退休;张树海则被降职两级,不再担任副行长,并成为最近新成立的清收小组的总负责人。
原葫芦岛分行公司业务科科长李守国、连山区支行副行长候军山,以及志达驻厂信贷员王守军都被“双开”。
其他当事人根据责任大小,被处以记大过、记过和警告等不同形式的处分。
《财经》记者获知的一系列内部审计情况显示,杨树良和刘凤芹对志达集团8.5亿元不良贷款的产生,应负有重要责任。
2006年6月到2007年初,在杨树良、刘凤芹等人的审批下,葫芦岛分行和连山支行在没有向辽宁省分行申报的情况下,通过“绕规模”、拆零发放贷款等方式,对志达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变相越权发放贷款近5亿元。这些贷款在发放或“落债”后不久,便开始欠息,逐步出现不良态势。
此外,葫芦岛分行的贷款管理形同虚设。在不少贷款管理资料中,还出现了部门负责人、经营主责任人、经营行行长、审批行信贷管理部门、审批行行长无一人出具意见并签字的情况。这种做法,也使得个别原本应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得以“逍遥法外”。
在农行葫芦岛分行遭遇“问责风暴”的同时,志达集团董事长赵宝杰也于今年5月中旬落网。
知情人士透露,其涉案缘由是,向税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和向农行提供的财务报表严重不符,涉嫌欺诈等问题。
清收难题
涉案人员已遭查处,但债务清收仍然棘手。这一切早在贷款违规发放之初就已经注定。
志达从农行骗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虚假分立“落债”,即通过将企业分拆,把债务关系转移到其名目繁多的子孙公司名下。这一方面可以变相增加整个集团的授信额度和贷款增量,另一方面,在公司分立时,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债权债务分割不平等的问题,导致很多贷款主体根本不具备偿债能力,为最终逃债预留了伏笔。
以志达集团分立的葫芦岛市天鸿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天鸿商贸)为例。该公司于2007年3月承接了辽宁志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志达股份公司)贷款债务四笔共7800万元,当时办理的是正常类贷款转债业务。
但当年12月20日,天鸿商贸即开始欠息;截至2008年2月20日,累计欠息已经达到了260万元,转为“关注类”贷款。随后的2月29日,贷款全部转为“可疑”类。
在债务转移发生后,连山支行不但没有等额减少志达股份公司的授信额度,反而于2007年3月分别贷出四笔共计7800万元贷款,每笔贷款都通过拆零的方式,控制在辽宁省分行对该行授权审批额度(2400万元)之内。
天鸿商贸的前身是志达股份公司拥有的中心商厦分公司,本身经营情况并不好;在公司分立时,更存在着“资产划分不公平”问题。
农行的一份内部审计报告称,天鸿商贸承接了志达股份公司在农行的2.4亿元贷款中的32.49%,但资产划分中,天鸿商贸却只承接了志达股份公司总资产7.05亿元中的19.85%。
农行审计报告称,“这次志达股份公司进行分立,原志达股份公司既保留了有效的资产,又卸掉了部分债务”,而在贷款被列入可疑后,连山支行并未进行催收。
另一起分立、“落债”事件如出一辙。2006年6月27日,志达股份公司分拆成立了一家名为新新家园的公司,公司资产为2.0021亿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1.002亿元,承债约1亿元。但后经核实,这1.002亿元的股权投资并未过户到新新家园。同时,该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占其净资产总额的100%,并不符合农行借款人准入条件。
新新家园本身根本不具备承债能力,因而“落债”后很快便出现欠息。另据透露,“落债”后有5680万元的抵押物没有随之转移到新新家园,导致“抵押担保保障系数降低”。
不仅如此,当时,连山支行和志达股份公司签订的要求追加志达股份公司为保证担保人的《保证合同》,由于未得到志达股份公司董事会的同意,属于无效合同。最终,农行的审计报告称,该次分立存在着八个方面的问题。
经过上述腾挪之后,志达集团事实上实现了金蝉脱壳的目的,银行的债务清收就很难追索到它的优质资产上。目前志达旗下的煜梽预拌商品混凝土配送中心,在葫芦岛当地的混凝土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并不负担上述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
与此同时,赵宝杰也一直在转移资产,据农行辽宁省分行有关负责人称,志达集团已基本没有现金流,旗下地产多为“烂尾”工程,价值几何尚难确认。
另据接近赵宝杰的知情人士透露,案发后,赵宝杰被查处的个人的人民币存款仅有10万元左右,大量资金去向不明。
未竟之路
在银监会、审计署的强力介入下,志达集团骗贷案目前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但当地农行所面临的难题依然“剪不断,理还乱”。
在志达案后,葫芦岛分行的不良贷款率呈急剧上升的态势。究其原因,是股改前夕当地实行了新的贷款政策,不许“倒贷”(收旧贷新),只收不放,使得不少靠银行支持和超额借贷才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资金链突然收紧。
由于无法获得新的贷款,许多企业“得过且过”,宁可选择违约,不再按期偿还贷款利息,并开始着手进行资产转移。志达出事后,许多企业纷纷观望,出现了不少转移资产的迹象,不良率的攀升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农行葫芦岛分行的贷款大都集中于一些与志达类似的民营企业,如果认真追究,不少企业都难辞其咎。
据悉,目前,其中一些企业出现的不良贷款,大都被包装成“金融危机的产物”,归咎为部分“企业盲目扩张、短贷长投,超额借贷,后企业受危机影响,经营萎缩,进而导致资金链紧张所致”。
“如果依法起诉,还可以追回部分贷款,但当地有关部门担心民企普遍出现问题,希望农行方面不要立案追索。”农行葫芦岛分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在葫芦岛农行遭遇的骗贷逃债案中,农行为股改而进行的交叉审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据农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农行建立的审计特派员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业务经营的、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为了保证审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建立了异地交流机制,实行审计特派员制度,并通过由上级行直接负责审计经费和开支的方式,建立了审计的利益切断机制。事实上,不惟葫芦岛分行,农行内部数家分支行,在股改期间,都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问责和调整。
然而,审计背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仅志达案中就有15名农行内部员工遭到问责,这还并未涵盖需要对此事负责的全部责任人,“内外勾结”“一把手作案”的问题之严重,同样令人震惊。
一位在农行葫芦岛分行工作多年的内部人士表示,葫芦岛农行除了城区行偶有新人进入,县区行已经十多年没有进过新人。在当地一个较大的县区支行里,根本没有35岁以下的新人,而以50岁左右的老人居多。
“也许股改后会有一场人事改革,来一次大换血,这样才可能有新生。”不过,他又表示,最根本的还是信用文化,“仅仅注资换血恐怕不够。”■
《财经》记者 温秀
经过近一年的较量后,曾经因违规骗贷名噪一时的葫芦岛农行骗贷案,终于水落石出。
2008年夏天,一家名为辽宁志达集团的民营企业,通过与农行葫芦岛分行里应外合,违规骗取贷款超过8.5亿元;并试图借农行财务重组之际,将其贷款一笔勾销。
此后,随着农行内审,这一案情最终曝光,乃至引起中央金融高层的震怒。(参见《财经》2008年第20期“农行8亿元逃债案”)
今年5月底,《财经》记者获悉,农行葫芦岛分行15位当事人,终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试图骗贷逃债的志达集团的创始人赵宝杰,也已经被司法机关带走。
即便如此,葫芦岛农行并未迎来一个完满的结局,相关债务清收行动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当地一些企业更纷纷打起了“金融危机”的旗号,继续逃废债务。
在严厉问责之下,要改变部分基层行目无法纪、内外勾结的现象, 提升羸弱的风控能力和粗放的信贷文化,显然非一日之功。
问责风暴
2008年夏天,农行总行在集中审计中发现,辽宁志达集团通过旗下多家企业和关联公司,通过农行葫芦岛分行变相越权拆零放贷,累计从农行获得贷款余额为8.5774亿元,占农行葫芦岛分行2007年底50亿元贷款余额的17%。
其中,仅2006年6月到2007年初,农行葫芦岛分行连山支行对志达集团的新增贷款额,就从3.8亿元激增到了8.5亿元。
更加糟糕的是,志达集团与当地农行勾结,以“落债”为名,将债务转移到不具备偿债能力的新公司,并通过虚假分立、关联担保等方式瞒天过海。
至事发前,志达在农行的所有贷款全部转为“不良”。
2008年7月,农行葫芦岛分行和旗下连山支行发生“人事地震”,15位涉嫌银企勾结骗贷逃债的当事人,被要求下岗清收相关不良贷款。
这并未一举扭转局势。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后,部分未被处理的涉案人员,仍在充当着志达集团和农行之间的纽带,“将总行、省行和各界对资产处置问题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给志达方面”,并向清收小组表示,“志达方面已经在积极奔走,相信很快便能息事宁人”。
之后不久,部分清收小组成员又重新上岗,清收进展亦十分缓慢。
今年2月间,审计署对农行的几家分行进行抽查审计,已经暴露出问题的葫芦岛分行也在其列。
其审计结果之一,便是再次确认了农行葫芦岛分行和连山支行在志达贷款上的问题,并上报了国务院。
知情人士称,高层认为虽然涉案金额有限,但性质十分恶劣,而且具有代表性,要求严肃查处。
2009年5月初,农行总行对15位当事人做出了处罚决定。
其中,案发前已经调任辽宁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的前葫芦岛分行行长杨树良,以及农行葫芦岛分行连山支行行长刘凤芹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目前正接受调查。
葫芦岛分行分管信贷和公司业务的两位副行长中,范俊琦被撤职并到龄退休;张树海则被降职两级,不再担任副行长,并成为最近新成立的清收小组的总负责人。
原葫芦岛分行公司业务科科长李守国、连山区支行副行长候军山,以及志达驻厂信贷员王守军都被“双开”。
其他当事人根据责任大小,被处以记大过、记过和警告等不同形式的处分。
《财经》记者获知的一系列内部审计情况显示,杨树良和刘凤芹对志达集团8.5亿元不良贷款的产生,应负有重要责任。
2006年6月到2007年初,在杨树良、刘凤芹等人的审批下,葫芦岛分行和连山支行在没有向辽宁省分行申报的情况下,通过“绕规模”、拆零发放贷款等方式,对志达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变相越权发放贷款近5亿元。这些贷款在发放或“落债”后不久,便开始欠息,逐步出现不良态势。
此外,葫芦岛分行的贷款管理形同虚设。在不少贷款管理资料中,还出现了部门负责人、经营主责任人、经营行行长、审批行信贷管理部门、审批行行长无一人出具意见并签字的情况。这种做法,也使得个别原本应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得以“逍遥法外”。
在农行葫芦岛分行遭遇“问责风暴”的同时,志达集团董事长赵宝杰也于今年5月中旬落网。
知情人士透露,其涉案缘由是,向税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和向农行提供的财务报表严重不符,涉嫌欺诈等问题。
清收难题
涉案人员已遭查处,但债务清收仍然棘手。这一切早在贷款违规发放之初就已经注定。
志达从农行骗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虚假分立“落债”,即通过将企业分拆,把债务关系转移到其名目繁多的子孙公司名下。这一方面可以变相增加整个集团的授信额度和贷款增量,另一方面,在公司分立时,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债权债务分割不平等的问题,导致很多贷款主体根本不具备偿债能力,为最终逃债预留了伏笔。
以志达集团分立的葫芦岛市天鸿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天鸿商贸)为例。该公司于2007年3月承接了辽宁志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志达股份公司)贷款债务四笔共7800万元,当时办理的是正常类贷款转债业务。
但当年12月20日,天鸿商贸即开始欠息;截至2008年2月20日,累计欠息已经达到了260万元,转为“关注类”贷款。随后的2月29日,贷款全部转为“可疑”类。
在债务转移发生后,连山支行不但没有等额减少志达股份公司的授信额度,反而于2007年3月分别贷出四笔共计7800万元贷款,每笔贷款都通过拆零的方式,控制在辽宁省分行对该行授权审批额度(2400万元)之内。
天鸿商贸的前身是志达股份公司拥有的中心商厦分公司,本身经营情况并不好;在公司分立时,更存在着“资产划分不公平”问题。
农行的一份内部审计报告称,天鸿商贸承接了志达股份公司在农行的2.4亿元贷款中的32.49%,但资产划分中,天鸿商贸却只承接了志达股份公司总资产7.05亿元中的19.85%。
农行审计报告称,“这次志达股份公司进行分立,原志达股份公司既保留了有效的资产,又卸掉了部分债务”,而在贷款被列入可疑后,连山支行并未进行催收。
另一起分立、“落债”事件如出一辙。2006年6月27日,志达股份公司分拆成立了一家名为新新家园的公司,公司资产为2.0021亿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1.002亿元,承债约1亿元。但后经核实,这1.002亿元的股权投资并未过户到新新家园。同时,该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占其净资产总额的100%,并不符合农行借款人准入条件。
新新家园本身根本不具备承债能力,因而“落债”后很快便出现欠息。另据透露,“落债”后有5680万元的抵押物没有随之转移到新新家园,导致“抵押担保保障系数降低”。
不仅如此,当时,连山支行和志达股份公司签订的要求追加志达股份公司为保证担保人的《保证合同》,由于未得到志达股份公司董事会的同意,属于无效合同。最终,农行的审计报告称,该次分立存在着八个方面的问题。
经过上述腾挪之后,志达集团事实上实现了金蝉脱壳的目的,银行的债务清收就很难追索到它的优质资产上。目前志达旗下的煜梽预拌商品混凝土配送中心,在葫芦岛当地的混凝土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并不负担上述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
与此同时,赵宝杰也一直在转移资产,据农行辽宁省分行有关负责人称,志达集团已基本没有现金流,旗下地产多为“烂尾”工程,价值几何尚难确认。
另据接近赵宝杰的知情人士透露,案发后,赵宝杰被查处的个人的人民币存款仅有10万元左右,大量资金去向不明。
未竟之路
在银监会、审计署的强力介入下,志达集团骗贷案目前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但当地农行所面临的难题依然“剪不断,理还乱”。
在志达案后,葫芦岛分行的不良贷款率呈急剧上升的态势。究其原因,是股改前夕当地实行了新的贷款政策,不许“倒贷”(收旧贷新),只收不放,使得不少靠银行支持和超额借贷才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资金链突然收紧。
由于无法获得新的贷款,许多企业“得过且过”,宁可选择违约,不再按期偿还贷款利息,并开始着手进行资产转移。志达出事后,许多企业纷纷观望,出现了不少转移资产的迹象,不良率的攀升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农行葫芦岛分行的贷款大都集中于一些与志达类似的民营企业,如果认真追究,不少企业都难辞其咎。
据悉,目前,其中一些企业出现的不良贷款,大都被包装成“金融危机的产物”,归咎为部分“企业盲目扩张、短贷长投,超额借贷,后企业受危机影响,经营萎缩,进而导致资金链紧张所致”。
“如果依法起诉,还可以追回部分贷款,但当地有关部门担心民企普遍出现问题,希望农行方面不要立案追索。”农行葫芦岛分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在葫芦岛农行遭遇的骗贷逃债案中,农行为股改而进行的交叉审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据农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农行建立的审计特派员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业务经营的、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为了保证审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建立了异地交流机制,实行审计特派员制度,并通过由上级行直接负责审计经费和开支的方式,建立了审计的利益切断机制。事实上,不惟葫芦岛分行,农行内部数家分支行,在股改期间,都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问责和调整。
然而,审计背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仅志达案中就有15名农行内部员工遭到问责,这还并未涵盖需要对此事负责的全部责任人,“内外勾结”“一把手作案”的问题之严重,同样令人震惊。
一位在农行葫芦岛分行工作多年的内部人士表示,葫芦岛农行除了城区行偶有新人进入,县区行已经十多年没有进过新人。在当地一个较大的县区支行里,根本没有35岁以下的新人,而以50岁左右的老人居多。
“也许股改后会有一场人事改革,来一次大换血,这样才可能有新生。”不过,他又表示,最根本的还是信用文化,“仅仅注资换血恐怕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