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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我国法定传染病预防控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本次特殊时期疫情对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在应对特殊时期疫情过程中凸显出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短板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推进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流程再造，构建统一高效的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控体系。
关键词：传染病 防治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R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026（2021）06-420-01
眾所周知，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为人类战胜各种疾病提供了有力保障。健全完善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体制机制，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重要传染病的流行现状
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发展阶，一直饱受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历史上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流感等曾夺走了数以亿计的生命。
随着传染病防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发病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就中国而言，2019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报告法定传染病10244507例，死亡25285人，报告发病率达到了7.33‰。在重大传染病中，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位居前列，目前我国约有1.2亿乙肝病毒慢性携带者，每年新增乙肝患者100万例左右;我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2位，每年新增结核感染病例80万例左右。2019年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的传染病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流行性出血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99.6%。与此同时，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近年来在我国境内新发传染病疫情包括特殊时期、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多种传染病，大多为病毒病、人兽共患病。新发传染病受人类活动和社会因素影响，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强，社会影响更大。随着科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我国重大传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使我国传染病科学防控自主和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实现特殊时期、艾滋病、乙肝、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的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传染病防治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的主要问题
1.价值引领作用缺位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公民首要的、最根本的人身权利，高于其他一切利益。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传染病防治法》立法的根本宗旨，也应成为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价值引领。因此，传染病只要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行政机关就应该立即采取防控措施，但这一价值标准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出现了缺位。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必然在客观上延缓有效的行政决策。在《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价值引领缺位的情况下，靠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和手段推进行政决策，易导致对重大传染病的预防性、紧迫性、风险性认识不足，导致决策偏差
2.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条文冲突
《传染病防治法》与其他法律，尤其是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之间存在不协调、条文冲突的问题。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强调政府属地的“块”状管理，而《传染病防治法》则侧重卫生行政部门的“条”状管理。县级政府是否有权发布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和《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不一致。在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部门是否有权征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二条与《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不一致。《传染病防治法》与其他法律尤其是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之间的冲突问题，需要科学总结评估、深入调查研究、尽早修订完善，加强法律之间的衔接和配套，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效果。
3.传染病病种分类不科学
传染病病种具有不可预测性，今后也将会有新的严重传染病继续出现，一旦等到传染病爆发，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给国务院确认公布，会明显贻误传染病防控时机，不利于传染病防治。应当放宽设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病种种类，不宜只用列举的方式对传染病病种进行分类。
4.报告及监测系统不完善
在疾病预防控制实践中，医生、医生所在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这种逐级审核的报告机制，高度依赖于医疗机构的报告，客观上也降低了传染病报告效率，报告监测不能及时成为预警。
5.防控措施和行为无法可依
《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传染病的防控和保障规定已经较为详细，是传染病防控最根本的法律依据。但在传染病防控实践中，《传染病防治法》对出现的如断桥断路、越权执法、粗暴执法等措施和行为却没有相关规定。在法律规定缺位的状态下，极易导致一些防控措施和行为缺乏监管和约束，易导致公民正当权益的损害。
三、传染病预防控制策略
1.不断提高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
在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再加上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工业污染、自然灾害、医院感染等问题，导致新型传染病愈发复杂，难以有效防治。根据近些年来新型传染病的特点来看，有关传染病的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诸多历史上已经控制的传染病也再次出现，例如血吸虫病、性病等，部分传染病每年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例如流行性感冒、乙肝等疾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除了上述几种传染病之外，还有一些新型传染病来势汹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例如禽流感、非洲猪瘟等。新型传染病一般情况下，在发作传播的过程中范围大、传播快、人群易感、来势凶，人类社会因为对新型传染病认识不足，且短时间内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预防与治愈，导致人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严重损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
结束语
总而言之，虽然传染病种类繁多，但只要做到“四个早”——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效地预防传染病的感染。
参考文献：
[1]章巧明.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管理问题与解决方式分析[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9，7（30）：25+27.
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10000
关键词：传染病 防治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R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026（2021）06-420-01
眾所周知，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为人类战胜各种疾病提供了有力保障。健全完善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体制机制，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重要传染病的流行现状
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发展阶，一直饱受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历史上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流感等曾夺走了数以亿计的生命。
随着传染病防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发病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就中国而言，2019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报告法定传染病10244507例，死亡25285人，报告发病率达到了7.33‰。在重大传染病中，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位居前列，目前我国约有1.2亿乙肝病毒慢性携带者，每年新增乙肝患者100万例左右;我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2位，每年新增结核感染病例80万例左右。2019年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的传染病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流行性出血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99.6%。与此同时，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近年来在我国境内新发传染病疫情包括特殊时期、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多种传染病，大多为病毒病、人兽共患病。新发传染病受人类活动和社会因素影响，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强，社会影响更大。随着科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我国重大传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使我国传染病科学防控自主和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实现特殊时期、艾滋病、乙肝、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的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传染病防治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的主要问题
1.价值引领作用缺位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公民首要的、最根本的人身权利，高于其他一切利益。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传染病防治法》立法的根本宗旨，也应成为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价值引领。因此，传染病只要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行政机关就应该立即采取防控措施，但这一价值标准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出现了缺位。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必然在客观上延缓有效的行政决策。在《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价值引领缺位的情况下，靠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和手段推进行政决策，易导致对重大传染病的预防性、紧迫性、风险性认识不足，导致决策偏差
2.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条文冲突
《传染病防治法》与其他法律，尤其是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之间存在不协调、条文冲突的问题。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强调政府属地的“块”状管理，而《传染病防治法》则侧重卫生行政部门的“条”状管理。县级政府是否有权发布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和《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不一致。在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部门是否有权征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二条与《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不一致。《传染病防治法》与其他法律尤其是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之间的冲突问题，需要科学总结评估、深入调查研究、尽早修订完善，加强法律之间的衔接和配套，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效果。
3.传染病病种分类不科学
传染病病种具有不可预测性，今后也将会有新的严重传染病继续出现，一旦等到传染病爆发，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给国务院确认公布，会明显贻误传染病防控时机，不利于传染病防治。应当放宽设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病种种类，不宜只用列举的方式对传染病病种进行分类。
4.报告及监测系统不完善
在疾病预防控制实践中，医生、医生所在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这种逐级审核的报告机制，高度依赖于医疗机构的报告，客观上也降低了传染病报告效率，报告监测不能及时成为预警。
5.防控措施和行为无法可依
《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传染病的防控和保障规定已经较为详细，是传染病防控最根本的法律依据。但在传染病防控实践中，《传染病防治法》对出现的如断桥断路、越权执法、粗暴执法等措施和行为却没有相关规定。在法律规定缺位的状态下，极易导致一些防控措施和行为缺乏监管和约束，易导致公民正当权益的损害。
三、传染病预防控制策略
1.不断提高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
在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再加上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工业污染、自然灾害、医院感染等问题，导致新型传染病愈发复杂，难以有效防治。根据近些年来新型传染病的特点来看，有关传染病的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诸多历史上已经控制的传染病也再次出现，例如血吸虫病、性病等，部分传染病每年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例如流行性感冒、乙肝等疾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除了上述几种传染病之外，还有一些新型传染病来势汹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例如禽流感、非洲猪瘟等。新型传染病一般情况下，在发作传播的过程中范围大、传播快、人群易感、来势凶，人类社会因为对新型传染病认识不足，且短时间内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预防与治愈，导致人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严重损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
结束语
总而言之，虽然传染病种类繁多，但只要做到“四个早”——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效地预防传染病的感染。
参考文献：
[1]章巧明.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管理问题与解决方式分析[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9，7（30）：25+27.
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