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牛李党争全过程，始终有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之兴废变革与之相伴随，科举的发展始终是牛李党争的内容和形式之一，甚至是斗争的焦点所在。随着中晚唐时期科举考试的地位不断提高，座主、门生和同年所建立的关系为朋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牛李党争是科举制内在矛盾爆发的一种表现，对中晚唐的科举考试、政治制度，乃至政局和社会变迁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牛李党争；科举制；影响
　　一、牛党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
　　控制科举是唐代党争双方争夺人才的主要渠道之一，牛党的胜利，使得政坛上的官吏得以被牛党控制，而唐代中后期科举取士一跃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这就说明了科举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政治领域中取得了胜利。科举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唐穆宗长庆元年的科场案，重试的目的就是强化科举的政治作用，其结果直接影响着朝廷官员的录取情况。“文宗一连三年亲自为科举命题，亲自规定考试规格，甚至组织大臣讨论科举考试之优劣。”这种情况表明皇帝对科举事务的干涉已经事无巨细了，不仅亲自出题而且还时常讨论关心科举的优缺点，文宗不管是重用牛党守常派，还是重用李党改革派，其想达到的无非都是试图通过科举而破灭朝中朋党势力这个目的，由此可见科举在政治领域内的重要性。中晚唐以后进士科出身者成为宰相的主要后备人才。只要考中了进士，就可以步步高、一路顺风，“在正常情况下不用十年便可官至公卿，宰相之位也唾手可得。”进士科考试是选拔来日将相的主要来源，社会主流意识也是对科举制度的崇重，进士科成为晚唐官员出身的第一选择。“牛党李珏与杨嗣复重门第与进士出身，不是单纯与李党针锋相对。”这应该与当时社会上崇重进士出身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牛李党争四十余年中，执政宰相除了李吉甫、李德裕和郑覃不是进士出身以外，其余的宰相均是进士出身。在朝廷三省六部和在地方任刺史、县令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科举及第者。总而言之，整个国家的政权已经完全被科举出身的官吏所控制，对于科举制的发展来说在政治上是一个胜利，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只能是政治的腐败。
　　二、加深中晚唐时期座主、门生、同年的关系
　　座主、门生和同年关系，是科举制度而带来的特殊人际关系，唐代科举座主、门生互相联结把持朝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副产品。掌贡举的主司被称为座主，参加考试的考生就为门生，“较早的一手资料见于天宝年间张楚所写的《与达奚侍郎书》，但直到贞元年间，才开始普遍使用。”座主、门生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在《旧唐书》中，也明确记载了一段反映座主门生关系的例子，“贬衢州别驾，衢州刺史田敦，恒知举时进士门生也。初垣当贡部放榜日贬逐，与敦不相面。敦闻垣来，喜曰：‘始见座主。’迎业之礼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俸垣。”这个材料说明，当时的座主和门生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礼仪要求和师徒名义上的关系，而且有了知恩图报等具体内容，这与建立在学术传授基础上的师生关系很明显是有着巨大的区别，这种座主门生关系逐渐确定下来。
　　读书人去参加科举考试，希望自己金榜题名，所以他们对于主考官格外重视。按照科举考试流程要求，新科进士要主动拜谒主考官，门生自然把自己和主考官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是希望日后得到关照和提拔，二是主考官也希望门生能够日后帮助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关系虽然有激励促进的作用，但是一旦为了一己私利而去单纯发展利益关系，那么就会结为利益集团，置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于不顾，利用这种关系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由科举制度造成的座主门生关系、同年关系的风气，已经超过了师生和同学关系，给为了一己私利、重利轻义的人提供了结为朋党的机会，座主门生关系是中晚唐党争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晚唐同年及第举人与座主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参加一系列的游宴活动，不仅增进了座主门生关系，也大大加深了同年在学业、前途、友谊关系等方面的了解和情感联系，为其以后再仕途中相互援引、相互帮助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永贞革新中的主要人物——劉禹锡和柳宗元就是同年。”足以看出同年关系在仕途中的重要性，其中自然有同年相互提携的因素。
　　“既然座主、门生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关系，社会舆论也就要求座主对门生的行为负责。”这也就是说座主、门生在仕途和政治上的进退往往与共，座主、门生、同年有事，也会受到牵连。由此可见座主门生关系在仕途中非常重要，二者其中之一若出了问题，另一人也难以幸免。在科举考试中，座主门生关系又是获取科名的重要凭据，并且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可以收科举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座主、门生、同年之间的关系，是他们更有条件的聚集在一起，形成朋党影响中晚唐的政治命运。中晚唐朋党依靠座主、门生关系大力壮大自己势力的结果，就是助长了朋党之祸，座主是核心，门生就是朋党的主干力量，到了后期也逐渐受到了限制。
　　三、干扰了科举考试的独立性
　　旧党和新党交替执政，表现的不仅是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的争论和冲突，更是政见之争，具有党同伐异的时代特征，一个政党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对另—个政党的完全颠覆，包括思想、学术以及科举取士制度。自科甲朋党出现以后，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造成科场取士不公，朝政混乱。牛党重要成员杨虞卿长期在科举考试中拉拢关系，上下其手，而李宗闵却十分信赖他。牛僧孺之流由科举而结成朋党，又以朋党来操纵科举，同时借助科举扩大朋党势力。唐后期，进士及第者多为高官子弟，这与长官科举选拔的主考官有直接的关系。唐宣宗时，牛党得势，科甲朋党之弊日益严重。大中七年崔瑶任主考官，所录取者皆为权豪子弟，受到朝野的指责。朋党把持科举，必然会造成取士不公的结果，违背科举选拔人才的初衷。这都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科举考试的不公平性，党争严重干扰了科举考试的独立性。
　　作为单纯的选官制度，科举的发展使得自己培养的目标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比如作为朝廷最重视的进士科考试，诗赋考试更大程度上筛选出的是有文采的人，并非有抱负、有志向治理国家的人，这样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就使得天下举子为了金榜题名而完全脱离现实只顾着钻研故纸堆，不知人情世故。明经科也是一样，明经也是当时为世人瞩目的科目，明经科考贴经，“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辩明义理，然后为通。”明经的考试形式类似于完形填空，主考官们为了提高难度，就用孤章断句来出题，为了应付考试，举子们读的更多的是应试参考书。通过这种方式选出来的人才就不得不远离社会现实，而一心陷入应试的考试中，他们两耳不闻天下事，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政坛上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他们根本不懂安邦治国之道。
　　大唐王朝因为科举而兴，也因为科举而亡，党争对科举制的干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举制的衰败是将唐朝送向终结的推手，科举制由单纯的学问名誉制度转化为一个在政治上激烈反应的制度，这一切都是牛李党争围绕科举制长期斗争的公开反映，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必然。
　　作者简介
　　王嘉琳（1993年-），女，汉族，山东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