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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先锋作家徐星用纪录片的形式追踪到了一群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底层农民，多年以来，没有渠道供他们叙述自己曾经的苦难和当下的际遇，他们正被慢慢遗忘
57岁的徐星自称“七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无保险、无收入、无职业，外加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说法有些洒脱的自嘲，也有一丝隐隐的悲情。
有一次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来到徐星家，对他说，“你有巨额的财富，你有遗产。”郝建所说的财富中，就有徐星拍摄的纪录片，比如2008年的《我的“文革”编年史》和目前正在制作的《罪行摘要》。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反革命们”的言说
路牌、村镇、房屋、村民，镜头由远及近地向目标接近。尚未调色的画面，让屏幕中的南方村庄也显得赤裸、粗粝。
在那22个“现行反革命”中，徐星找到了12人。面对镜头，老人中的大部分对当年的冤屈早已麻木。在他们脸上，看不到委屈，也没有愤恨。造成这种麻木的，除了中国农民一辈辈累积下的对政治的不敏感，而更重要的，或许因为数十年来他们都没表达的机会，时间长了，自己为自己找到了受苦的合理性，那是一种认命的姿态。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徐星的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被判刑20年。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徐星离开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路费，剩下的钱都掏出来留给了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
然而更多的“现行反革命”对徐星有着另外的期待。他们希望徐星是官方派来的，这样就可以帮他们平反。镜头中，81岁的王光生对徐星说他要上北京，徐星劝他：“你去了北京你自己吃不消。”
“我要鼓励他们上访，那我就是居心不良。”徐星在电脑前转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徐星明白，“去北京”其实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种自我麻醉，他们会在这种言说和想象里“强大起来”。
可是在历史的浪头之下，这些人是怎么也强大不起来的。文革期间，只因为一些荒唐的理由，这些普通人莫名其妙地背负了罪行。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其实只是因为他在会计室摆弄过一把已经坏掉的气枪；王光生读过不少书，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由于性格张扬，自诩通晓天下事，喜欢抛头露面，结果得了一个“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的罪名。而这封信的内容只不过是向北京反映当地阶级斗争的方式问题；其他还有诸如“对现实社会不满”“参加反革命集团”之类的罪名，五花八门。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罪名，不然就要被打死。”但这个罪名还必须不至于被拉去枪毙，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三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启蒙领导核心小组”，而其中的罪行有一半是翁志渝给自己罗织的。翁志渝本来不是那22张“犯人登记表”上的人选，因为和胡竣录是同案犯，所以被拉了进来。
徐星自己的插队经历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起到了很大作用，起码他懂得如何与农民打交道，知道如何让他们放下对摄像机的戒备。“你要笑，笑着跟他们说话。”徐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经验”。其实，徐星不是特别能侃的人，但他和很多老人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找不到住处，就住农民家里。在农村，徐星和那些当年的“反革命”织补记忆，听他们絮叨、倾诉或者躲闪，然后徐星还要赶回北京，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对着电脑筛选资料。
艰难的寻找之路
徐星家里，正对门口的一面墙摆着个大书架，拍摄器材没地方放，就堆在书架顶上，客厅满满当当。他没有工作室，狭长的客厅里支了张桌子，上面有一个笔记本，一台台式机。徐星正在给纪录片《罪行摘要》制作后期。他一米八八的大块头藏在27英寸的显示器后面，让人觉不出高大。
坐在记者面前，徐星满脸疲倦，他拿过来一筒哈德门，一边看着尚未剪完的影片，一边聊起自己“寻找罪行”的经历。徐星的原始线索只有写有“犯人”原住址的22张登记表，这些“犯人”如今的下落早已无人知晓。为了寻找这些“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其中的12个人，每找到一个，都像撞上了大运。绝大多数人早已从原住址搬走，很多街道也已经由“文革”时期充满革命气息的名字改回本名。为了寻找“现行反革命”陈云水，徐星来到了常山县城的一条街道。登记表上，陈云水住“2弄”，然而1、3、4弄都在，偏偏2弄没有了，也没人记得陈云水这个人。徐星只好硬着头皮冒着被盘查的风险找到了街道办事处，才算打听清楚了陈云水的下落，他已经住进了镇上的养老院。这样的寻找在拍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
徐星没有助手，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坐农民的“蹦蹦车”在无数村镇之间颠簸。在浙江湿冷的小村镇上，徐星只是个孤零零的大个子北京人，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没有官方身份，也不隶属某个单位。影片里的一段颇能说明徐星的的境遇。他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当年“现行反革命”之一王光生的女儿，说要找她父亲。当事人的女儿问他是干什么的，徐星笑了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人家又问了一遍，他只好重复说：“我找你父亲。”最后才补上一句：“聊聊他从前的事情。” 最要命的是，徐星必须时刻准备抽身，想尽办法避免和当地有关部门打交道。他很难向人解释自己扛着的摄像机。
徐星没有工作，几乎没什么收入，拍片子的费用都是朋友们给的。“拿朋友的钱我一点都不客气，还觉得你怎么就给我这么点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朋友，给钱他都不敢要，因为“他们会胡说八道。是朋友的人，懂得我不是用他的钱在嫖赌，是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事”。
其实他可以申请一些基金会的赞助，但是徐星说自己“特别懒”，基金申请又很麻烦，需要自己去活动，他不擅长这个。但徐星坚持用最好的磁带记录这些老人的故事，为这部纪录片，他花掉了十几万。“真的常常会有朋友问我你图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图什么，图这事儿它让我兴奋，让我觉得我生活特别的好，觉得我生活得幸福。”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言语之中，他似乎在有意减轻这件事的沉重感，他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圣徒。
让底层受害者不被遗忘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会认为徐星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屌丝。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因为先锋小说的写作声名远播。和如今他用镜头记录文革中的荒诞与苦难不同，1980年代，他没有加入知青文学浩浩荡荡的大军，没有唱出“青春无悔”的激情，也没有像展示勋章般裸露“伤痕”，反而写起了折射年轻人内心不安和叛逆的《无主题变奏》。那部作品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转型的标志”。
但现在徐星早就不再看重自己曾经的名声，他自称“业余作家”。在接触纪录片之后，他又变成了一个“业余纪录片拍摄者”。而纪录片把徐星拉到了“文革”的正对面，他必须与那段历史短兵相接。“文革”对1956年出生的徐星影响太大，他无法绕开。如果徐星的小说有那么点精神贵族的感觉，那他的纪录片则更靠近地面，靠近人烟。
2008年，徐星制作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调侃自己做纪录片的原因，现在是读图时代，“我是先锋嘛。”在他看来，转身去做纪录片顺理成章。当年的文学先锋转型做生意、做音乐、搞美术的都不乏其人，徐星只不过选择了另一个表达自我的途径。他说，小说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魅力。“最简洁、最快地抓住别人注意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那个艺术理想，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对我来说比较贴切。这都是小说嘛。”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纪录片在徐星的电脑上播放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老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毁了。王光生的妻子在他入狱后跟他离了婚，胡竣录在服刑归来后性情大变，家暴成了家常便饭，把妻子打跑了。这些遭遇，他们很少向人提及，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隐秘往事入土。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纪录片的配乐用的是当年一同与徐星写先锋小说的女作家、音乐人刘索拉的作品。
面对当事人的遭遇，徐星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慨。虽然他有意躲避崇高，但他知道自己这是在抢救一段历史记忆。他说：“我估计将来等我死了以后，谁找中国‘文革’民间的资料，可以到我这儿来找。”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平反了，经过多年的言说，连他们指甲缝里的苦难都被挖出来展览过了，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农民，正在被遗忘。“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一‘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57岁的徐星自称“七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无保险、无收入、无职业，外加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说法有些洒脱的自嘲，也有一丝隐隐的悲情。
有一次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来到徐星家，对他说，“你有巨额的财富，你有遗产。”郝建所说的财富中，就有徐星拍摄的纪录片，比如2008年的《我的“文革”编年史》和目前正在制作的《罪行摘要》。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反革命们”的言说
路牌、村镇、房屋、村民，镜头由远及近地向目标接近。尚未调色的画面，让屏幕中的南方村庄也显得赤裸、粗粝。
在那22个“现行反革命”中，徐星找到了12人。面对镜头，老人中的大部分对当年的冤屈早已麻木。在他们脸上，看不到委屈，也没有愤恨。造成这种麻木的，除了中国农民一辈辈累积下的对政治的不敏感，而更重要的，或许因为数十年来他们都没表达的机会，时间长了，自己为自己找到了受苦的合理性，那是一种认命的姿态。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徐星的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被判刑20年。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徐星离开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路费，剩下的钱都掏出来留给了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
然而更多的“现行反革命”对徐星有着另外的期待。他们希望徐星是官方派来的，这样就可以帮他们平反。镜头中，81岁的王光生对徐星说他要上北京，徐星劝他：“你去了北京你自己吃不消。”
“我要鼓励他们上访，那我就是居心不良。”徐星在电脑前转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徐星明白，“去北京”其实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种自我麻醉，他们会在这种言说和想象里“强大起来”。
可是在历史的浪头之下，这些人是怎么也强大不起来的。文革期间，只因为一些荒唐的理由，这些普通人莫名其妙地背负了罪行。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其实只是因为他在会计室摆弄过一把已经坏掉的气枪；王光生读过不少书，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由于性格张扬，自诩通晓天下事，喜欢抛头露面，结果得了一个“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的罪名。而这封信的内容只不过是向北京反映当地阶级斗争的方式问题；其他还有诸如“对现实社会不满”“参加反革命集团”之类的罪名，五花八门。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罪名，不然就要被打死。”但这个罪名还必须不至于被拉去枪毙，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三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启蒙领导核心小组”，而其中的罪行有一半是翁志渝给自己罗织的。翁志渝本来不是那22张“犯人登记表”上的人选，因为和胡竣录是同案犯，所以被拉了进来。
徐星自己的插队经历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起到了很大作用，起码他懂得如何与农民打交道，知道如何让他们放下对摄像机的戒备。“你要笑，笑着跟他们说话。”徐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经验”。其实，徐星不是特别能侃的人，但他和很多老人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找不到住处，就住农民家里。在农村，徐星和那些当年的“反革命”织补记忆，听他们絮叨、倾诉或者躲闪，然后徐星还要赶回北京，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对着电脑筛选资料。
艰难的寻找之路
徐星家里，正对门口的一面墙摆着个大书架，拍摄器材没地方放，就堆在书架顶上，客厅满满当当。他没有工作室，狭长的客厅里支了张桌子，上面有一个笔记本，一台台式机。徐星正在给纪录片《罪行摘要》制作后期。他一米八八的大块头藏在27英寸的显示器后面，让人觉不出高大。
坐在记者面前，徐星满脸疲倦，他拿过来一筒哈德门，一边看着尚未剪完的影片，一边聊起自己“寻找罪行”的经历。徐星的原始线索只有写有“犯人”原住址的22张登记表，这些“犯人”如今的下落早已无人知晓。为了寻找这些“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其中的12个人，每找到一个，都像撞上了大运。绝大多数人早已从原住址搬走，很多街道也已经由“文革”时期充满革命气息的名字改回本名。为了寻找“现行反革命”陈云水，徐星来到了常山县城的一条街道。登记表上，陈云水住“2弄”，然而1、3、4弄都在，偏偏2弄没有了，也没人记得陈云水这个人。徐星只好硬着头皮冒着被盘查的风险找到了街道办事处，才算打听清楚了陈云水的下落，他已经住进了镇上的养老院。这样的寻找在拍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
徐星没有助手，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坐农民的“蹦蹦车”在无数村镇之间颠簸。在浙江湿冷的小村镇上，徐星只是个孤零零的大个子北京人，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没有官方身份，也不隶属某个单位。影片里的一段颇能说明徐星的的境遇。他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当年“现行反革命”之一王光生的女儿，说要找她父亲。当事人的女儿问他是干什么的，徐星笑了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人家又问了一遍，他只好重复说：“我找你父亲。”最后才补上一句：“聊聊他从前的事情。” 最要命的是，徐星必须时刻准备抽身，想尽办法避免和当地有关部门打交道。他很难向人解释自己扛着的摄像机。
徐星没有工作，几乎没什么收入，拍片子的费用都是朋友们给的。“拿朋友的钱我一点都不客气，还觉得你怎么就给我这么点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朋友，给钱他都不敢要，因为“他们会胡说八道。是朋友的人，懂得我不是用他的钱在嫖赌，是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事”。
其实他可以申请一些基金会的赞助，但是徐星说自己“特别懒”，基金申请又很麻烦，需要自己去活动，他不擅长这个。但徐星坚持用最好的磁带记录这些老人的故事，为这部纪录片，他花掉了十几万。“真的常常会有朋友问我你图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图什么，图这事儿它让我兴奋，让我觉得我生活特别的好，觉得我生活得幸福。”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言语之中，他似乎在有意减轻这件事的沉重感，他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圣徒。
让底层受害者不被遗忘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会认为徐星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屌丝。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因为先锋小说的写作声名远播。和如今他用镜头记录文革中的荒诞与苦难不同，1980年代，他没有加入知青文学浩浩荡荡的大军，没有唱出“青春无悔”的激情，也没有像展示勋章般裸露“伤痕”，反而写起了折射年轻人内心不安和叛逆的《无主题变奏》。那部作品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转型的标志”。
但现在徐星早就不再看重自己曾经的名声，他自称“业余作家”。在接触纪录片之后，他又变成了一个“业余纪录片拍摄者”。而纪录片把徐星拉到了“文革”的正对面，他必须与那段历史短兵相接。“文革”对1956年出生的徐星影响太大，他无法绕开。如果徐星的小说有那么点精神贵族的感觉，那他的纪录片则更靠近地面，靠近人烟。
2008年，徐星制作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调侃自己做纪录片的原因，现在是读图时代，“我是先锋嘛。”在他看来，转身去做纪录片顺理成章。当年的文学先锋转型做生意、做音乐、搞美术的都不乏其人，徐星只不过选择了另一个表达自我的途径。他说，小说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魅力。“最简洁、最快地抓住别人注意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那个艺术理想，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对我来说比较贴切。这都是小说嘛。”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纪录片在徐星的电脑上播放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老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毁了。王光生的妻子在他入狱后跟他离了婚，胡竣录在服刑归来后性情大变，家暴成了家常便饭，把妻子打跑了。这些遭遇，他们很少向人提及，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隐秘往事入土。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纪录片的配乐用的是当年一同与徐星写先锋小说的女作家、音乐人刘索拉的作品。
面对当事人的遭遇，徐星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慨。虽然他有意躲避崇高，但他知道自己这是在抢救一段历史记忆。他说：“我估计将来等我死了以后，谁找中国‘文革’民间的资料，可以到我这儿来找。”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平反了，经过多年的言说，连他们指甲缝里的苦难都被挖出来展览过了，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农民，正在被遗忘。“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一‘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