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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北魏皇帝拓跋宏（孝文帝）带领百万大军南下，准备跟南齐火并。当时正值雨季，据传孝文帝专爱挑下雨、道路泥泞的时候行军。又闷又热，又得赶路，百万大军被这一举动搞得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到了洛阳，大军稍作休整，又是一个雨天，孝文帝宣布“复驱军南进”（魏书·高祖纪下），就是继续走去淮河跟南齐萧家父子干。
随行的代北鲜卑贵族看到这百万大军，从出兵时的军容浩荡到现在一个个哭爹喊娘，心想这要是到了前线，又是一场淝水之战。于是贵族大臣们齐刷刷跪到孝文帝马前，请求皇帝这大军不能再前进了。
孝文帝很不高兴，表示百万大军出动几个月，粮草物资耗费无数，说不打就不打，玩呢。但是你们既然都要求停战，咱们又不能出师无名，这样，我们把大魏的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来，也算咱们这次出兵，没有白折腾。当时许多鲜卑贵族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这就是改变中国进程的孝文帝迁都，孝文帝迁都是北朝“汉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改变了北魏。关于孝文帝的迁都，按史书记载好像他亲政以后就一直在秘密筹划的，然后到南征的时候就恰好水到渠成，顺势就推行下去。
今人研究孝文帝迁都，都是着眼于迁都之后的汉化政策。而很少了解迁都之前，孝文帝在平城经历了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回到孝文帝迁都之前，聊聊这一场意外的迁都事件。
其实不想走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开始亲政，到493年孝文帝始迁都，这其间有三年的时间，从三年间孝文帝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迁都的。那孝文帝都做了些什么呢？
主要是搞基建，孝文帝亲政后就在平城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营建工作。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下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魏书·高祖纪下），所谓国家大事唯“祭”与“戎”，北魏的赫赫武功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孝文帝现在主要抓的就是文化方面的“祭祀”工作。其后又依据古制建造新的太极殿等宫殿，这是为了以后朝会准备的，为了建好太极殿，孝文帝还特地派人前往建康去观摩南朝的宫殿是怎么建造的，以此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魏书·李冲传）。
之后又大肆扩展道路，兴建城门。从当时来看，孝文帝是打算要把平城打造成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在皇帝的支持下，短短几年时间，多项大工程纷纷上马，到孝文帝迁都之前，平城已经是相当有规模了，而当时的洛阳仍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景象。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孝文帝不是一开始就想迁都的，那就是孝文帝当时想在冯太后的永固陵旁边为自己营造陵寝，这件事发生在太和十五年（491年）。说明孝文帝当时还没想到迁都，要是早知道自己不会住进去，何必多此一举。
迁都的理由
但不管怎么说孝文帝最终还是迁都了，关于孝文帝迁都的理由，历来说法不一。大抵有四种比较流行，一是迁都可以加强与中原汉族世家大族的合作，毕竟北魏人口占大头的还是汉族；二是为了避免柔然的骚扰；三是平城附近粮食供应不上；四是减少代北鲜卑贵族对改革的阻力。
其中第二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孝文帝迁都之前，柔然经过北魏几代皇帝的打击，已经残了，构不成什么威胁了。粮食虽然是个大问题，但可以参考隋唐时代长安人口暴增，比平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下，诸如隋文帝、唐玄宗等也只需要让饥民到关东去“就谷”（荒年到有收成的地方去就食），所以粮食问题不至于迁都来解决。
这样一来就剩下“一”和“四”两个选项了，到底是为了加强与汉族世家的合作，还是减少鲜卑贵族的阻力，或许从孝文帝与叔叔任城王拓跋澄的密谈中，可窥见一二。
孝文帝迁都前夕，为了获得支持，曾经密召拓跋澄，向他推心置腹地道明迁都的原因“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魏书·元澄传）”原来迁都是因为平城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此，不能文治，所以要想文治，学习中华文化，就必须离开鲜卑贵族云集的平城。
初次交锋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也曾经想在平城推行“文治”措施，为此他与鲜卑贵族交手两次。第一次就是定庙号和改革官制。先说定庙号，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都会追尊自己的父祖为皇帝，一般来说的话往上追个三五代就差不多了，但是北魏不一样，北魏立国后一下子追尊了28位皇帝，这28位皇帝其实就是拓跋鲜卑发展历史上的部落领袖们。
那有人想说，北魏追尊几个皇帝跟孝文帝改革有什么关系呀？问题大了，这么说吧，孝文帝时代手下很多的王公重臣法理上都算是北魏的宗室，为什么说是法理上呢，因为这些人里面很多跟孝文帝都不同姓，是“异姓”，比如姓“丘穆棱”啊、“步六孤”啊，那异姓怎么能是宗室呢，只因为他们都是那28位皇帝的后代。不光异姓里面这样，同姓里面也有很多，比如东阳王拓跋丕跟孝文帝得往上追溯十几代才有共同的祖宗，实际上从血缘上来讲，他跟孝文帝已经出了五服，没什么关系了。
这种特殊的宗室现象，实际是还是部落制的残余。所谓的宗室成员跟皇帝明明已经是路人关系，但是因为不知道多少代前跟皇帝是一个祖宗，所以被算作是宗室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既然是宗室就得有待遇吧，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一样也不能少吧，国家的权力蛋糕就那么大，分蛋糕的有这么多，这样的结果就是皇帝分到的那块蛋糕会变小。而显然孝文帝不想吃小蛋糕，为此他采取的反制措施就是，重新议定“祖宗”。
“太祖”是皇帝庙号中最显赫最尊贵的一种，以前他是属于孝文帝十四世祖拓跋郁律的，现在孝文帝将其授予北魏的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孝文帝六世祖），并且從今以后只有道武帝的子孙才能算作宗室，不属于此列的王公贵族全部降低等级，这样宗室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用这种手段来团结一批人（道武帝系），打击一批人（非道武帝系），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孝文帝啦（省下来的蛋糕当然是皇帝分的最多）。
虽然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已经改革过一次官制，不过那时候是给官吏发俸禄，还有规定地方官的任职期限。而孝文帝玩的就与众不同了，北魏早期的官制和上面提到的宗室一样，有浓浓的部落制残留味道。与南朝士族门阀凭借门第便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传）”相同，北魏的很多国家政务，“国之大姓（部落首领后裔）”能凭借自己的身份进行干预、决策，因而孝文帝要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改革的手法也很简单，叫做“职司有分”，就是以后什么官职管什么事，不是你官职分内的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一边待着去吧。
有一个简单的案例，太和十五年新太庙建成之后，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按照孝文帝拟定的新官制，这种事情应当由神部（相当于后来的礼部）负责，但是太尉拓跋丕（就是那位东阳王，此时已经被开除皇籍了）表示这种大事以前是只允许国之大姓和宗室（上文提到的那28位皇帝后代）参加的，神部尚书不是咱们族里人不宜参加，而自己曾经“皇室宗属（魏书·礼志）”应当参加，对此孝文帝的回答是，神部尚书可以参加祭祀，因为是职责所在，而太尉拓跋丕也可以参加，不过不是因为你曾经是宗室，而是由于你是太尉，有资格进太庙。
孝文帝的“重定庙号”和“改革官制”狠狠打击了鲜卑贵族的所拥有的旧俗特权，尤其是改官制中，因为孝文帝特别重视“文治”，所以比较重文轻武，以前北魏的也不分什么文武官，现在孝文帝开始区分文武官，并且特别强调，文官严禁授予武人，北魏以弓马定天下，鲜卑一族大都崇尚武功，不修文化，孝文帝来这么一出，直接导致大批鲜卑武人失业。尽管孝文帝通过这两项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權力，但是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鲜卑贵族私下里都在仇视着这场改革。不过到目前为止，孝文帝还能压得住阵脚，“文治”改革也在慢慢往前，虽然速度比较慢（阻力当然大啦），然而太和十六年的一次挫败，彻底浇灭了孝文帝在平城改革的信心，并促使他决定一定要迁都。
为了“祭天”一定要迁都
祭天，祭祀天神，祭祀上天。祭天是古代的重大祭祀，不同民族的有各不相同的祭天仪式。起源于上古时期。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我国古代的祭天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汉族或者说汉文化的“祭天”仪式一般在都城南面的郊外，筑一个叫“圜丘”的台子来祭天，所以叫南郊祭天。
说到北魏，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祭天传统，不过不是在南郊而是在西郊。祭祀方法也与汉族传统的儒家式的典礼大相径庭，因为“西郊祭天”是脱胎于鲜卑部落的传统。根据《魏书·礼志》中的记载，这一祭天仪式很有趣，通常在四月举行（与南郊的正月不同），首先也是在西郊筑造一个大台子，然后将代表拓跋部落联盟时期七个核心部落的木头人，安置在台上，之后皇帝身着鲜卑族的服装（戎服），和国之大姓、宗室一同登上祭台，之后女巫开始跳大神、击鼓，然后从贵族（国之大姓、宗室）子弟中选七个人拿着酒，在皇帝和百官向那七个木头人祭拜的时候，那选中的七个贵族子弟就负责洒酒。
这就是鲜卑特有的“西郊祭天”，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部落遗风啊。对这种看上去很“原始”的祭天仪式，倾心汉化的孝文帝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定完庙号”、“改好官制”后，孝文帝要向这个最大的残留旧俗发起进攻。
太和十二年（488年），孝文帝在南郊造“圜丘”，第二年便开始在南郊，着汉族冠冕、衮服，举行祭天仪式，当然西郊的祭天也没停，也就是说当时孝文帝每年要祭两次天，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六年（492年）三月，自觉已经做好准备的孝文帝正式下诏“省西郊郊天杂事（魏书·高祖纪下）”，就是说正式废了这个仪式了。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这一年四月，南齐的使者出访北魏，亲眼看到孝文帝在西郊，依旧身着戎服、骑着马，举行祭天仪式（南齐书·魏虏传）。显然孝文帝废除西郊祭天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自不必说，是由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旧贵族的反扑。
而西郊祭天改革失败，带来的后果，对孝文帝来讲，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还记得吗，孝文帝通过改定庙号，就是想排除鲜卑旧贵族对于朝政的影响，但西郊祭天却只有这些被排除的旧贵族们才能参加，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就是说这些旧贵族通过西郊祭天的反扑，表明自己依旧能够干预朝政。这样一来庙号改革的意义何在呢？
再来，孝文帝改革官制强调“职司有分”，体现朝廷的权威，但西郊祭天却须从“国之大姓”中选七人主持祭仪（就是那七个洒酒的），此外散居全国各地的部落首领们也都会来参加，可以说这是一场部落的狂欢，那他到底是体现朝廷的权威，还是部落的权威？
孝文帝这样一位凡事以“儒家古礼”为准则，重视冠冕服饰的帝王，在旧贵族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继续举行自己已经下诏废除的“西郊祭天”仪式，继续身穿戎服，纵马狂奔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此时想的或许就是他后来跟拓跋澄说的那句“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吧。
孝文帝想要实现自己的的理想，就必须离开这个被鲜卑旧人包围的平城。太和十六年（492年）四月以后，平城的营建工作就暂停了，雄心勃勃的孝文帝也再没有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而在孝文帝心中已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那就是迁都。
太和十八年三月，孝文帝在新都洛阳颁布诏令，宣布“罢西郊祭天”，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一仪式。
随行的代北鲜卑贵族看到这百万大军，从出兵时的军容浩荡到现在一个个哭爹喊娘，心想这要是到了前线，又是一场淝水之战。于是贵族大臣们齐刷刷跪到孝文帝马前，请求皇帝这大军不能再前进了。
孝文帝很不高兴，表示百万大军出动几个月，粮草物资耗费无数，说不打就不打，玩呢。但是你们既然都要求停战，咱们又不能出师无名，这样，我们把大魏的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来，也算咱们这次出兵，没有白折腾。当时许多鲜卑贵族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这就是改变中国进程的孝文帝迁都，孝文帝迁都是北朝“汉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改变了北魏。关于孝文帝的迁都，按史书记载好像他亲政以后就一直在秘密筹划的，然后到南征的时候就恰好水到渠成，顺势就推行下去。
今人研究孝文帝迁都，都是着眼于迁都之后的汉化政策。而很少了解迁都之前，孝文帝在平城经历了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回到孝文帝迁都之前，聊聊这一场意外的迁都事件。
其实不想走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开始亲政，到493年孝文帝始迁都，这其间有三年的时间，从三年间孝文帝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迁都的。那孝文帝都做了些什么呢？
主要是搞基建，孝文帝亲政后就在平城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营建工作。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下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魏书·高祖纪下），所谓国家大事唯“祭”与“戎”，北魏的赫赫武功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孝文帝现在主要抓的就是文化方面的“祭祀”工作。其后又依据古制建造新的太极殿等宫殿，这是为了以后朝会准备的，为了建好太极殿，孝文帝还特地派人前往建康去观摩南朝的宫殿是怎么建造的，以此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魏书·李冲传）。
之后又大肆扩展道路，兴建城门。从当时来看，孝文帝是打算要把平城打造成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在皇帝的支持下，短短几年时间，多项大工程纷纷上马，到孝文帝迁都之前，平城已经是相当有规模了，而当时的洛阳仍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景象。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孝文帝不是一开始就想迁都的，那就是孝文帝当时想在冯太后的永固陵旁边为自己营造陵寝，这件事发生在太和十五年（491年）。说明孝文帝当时还没想到迁都，要是早知道自己不会住进去，何必多此一举。
迁都的理由
但不管怎么说孝文帝最终还是迁都了，关于孝文帝迁都的理由，历来说法不一。大抵有四种比较流行，一是迁都可以加强与中原汉族世家大族的合作，毕竟北魏人口占大头的还是汉族；二是为了避免柔然的骚扰；三是平城附近粮食供应不上；四是减少代北鲜卑贵族对改革的阻力。
其中第二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孝文帝迁都之前，柔然经过北魏几代皇帝的打击，已经残了，构不成什么威胁了。粮食虽然是个大问题，但可以参考隋唐时代长安人口暴增，比平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下，诸如隋文帝、唐玄宗等也只需要让饥民到关东去“就谷”（荒年到有收成的地方去就食），所以粮食问题不至于迁都来解决。
这样一来就剩下“一”和“四”两个选项了，到底是为了加强与汉族世家的合作，还是减少鲜卑贵族的阻力，或许从孝文帝与叔叔任城王拓跋澄的密谈中，可窥见一二。
孝文帝迁都前夕，为了获得支持，曾经密召拓跋澄，向他推心置腹地道明迁都的原因“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魏书·元澄传）”原来迁都是因为平城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此，不能文治，所以要想文治，学习中华文化，就必须离开鲜卑贵族云集的平城。
初次交锋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也曾经想在平城推行“文治”措施，为此他与鲜卑贵族交手两次。第一次就是定庙号和改革官制。先说定庙号，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都会追尊自己的父祖为皇帝，一般来说的话往上追个三五代就差不多了，但是北魏不一样，北魏立国后一下子追尊了28位皇帝，这28位皇帝其实就是拓跋鲜卑发展历史上的部落领袖们。
那有人想说，北魏追尊几个皇帝跟孝文帝改革有什么关系呀？问题大了，这么说吧，孝文帝时代手下很多的王公重臣法理上都算是北魏的宗室，为什么说是法理上呢，因为这些人里面很多跟孝文帝都不同姓，是“异姓”，比如姓“丘穆棱”啊、“步六孤”啊，那异姓怎么能是宗室呢，只因为他们都是那28位皇帝的后代。不光异姓里面这样，同姓里面也有很多，比如东阳王拓跋丕跟孝文帝得往上追溯十几代才有共同的祖宗，实际上从血缘上来讲，他跟孝文帝已经出了五服，没什么关系了。
这种特殊的宗室现象，实际是还是部落制的残余。所谓的宗室成员跟皇帝明明已经是路人关系，但是因为不知道多少代前跟皇帝是一个祖宗，所以被算作是宗室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既然是宗室就得有待遇吧，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一样也不能少吧，国家的权力蛋糕就那么大，分蛋糕的有这么多，这样的结果就是皇帝分到的那块蛋糕会变小。而显然孝文帝不想吃小蛋糕，为此他采取的反制措施就是，重新议定“祖宗”。
“太祖”是皇帝庙号中最显赫最尊贵的一种，以前他是属于孝文帝十四世祖拓跋郁律的，现在孝文帝将其授予北魏的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孝文帝六世祖），并且從今以后只有道武帝的子孙才能算作宗室，不属于此列的王公贵族全部降低等级，这样宗室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用这种手段来团结一批人（道武帝系），打击一批人（非道武帝系），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孝文帝啦（省下来的蛋糕当然是皇帝分的最多）。
虽然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已经改革过一次官制，不过那时候是给官吏发俸禄，还有规定地方官的任职期限。而孝文帝玩的就与众不同了，北魏早期的官制和上面提到的宗室一样，有浓浓的部落制残留味道。与南朝士族门阀凭借门第便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传）”相同，北魏的很多国家政务，“国之大姓（部落首领后裔）”能凭借自己的身份进行干预、决策，因而孝文帝要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改革的手法也很简单，叫做“职司有分”，就是以后什么官职管什么事，不是你官职分内的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一边待着去吧。
有一个简单的案例，太和十五年新太庙建成之后，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按照孝文帝拟定的新官制，这种事情应当由神部（相当于后来的礼部）负责，但是太尉拓跋丕（就是那位东阳王，此时已经被开除皇籍了）表示这种大事以前是只允许国之大姓和宗室（上文提到的那28位皇帝后代）参加的，神部尚书不是咱们族里人不宜参加，而自己曾经“皇室宗属（魏书·礼志）”应当参加，对此孝文帝的回答是，神部尚书可以参加祭祀，因为是职责所在，而太尉拓跋丕也可以参加，不过不是因为你曾经是宗室，而是由于你是太尉，有资格进太庙。
孝文帝的“重定庙号”和“改革官制”狠狠打击了鲜卑贵族的所拥有的旧俗特权，尤其是改官制中，因为孝文帝特别重视“文治”，所以比较重文轻武，以前北魏的也不分什么文武官，现在孝文帝开始区分文武官，并且特别强调，文官严禁授予武人，北魏以弓马定天下，鲜卑一族大都崇尚武功，不修文化，孝文帝来这么一出，直接导致大批鲜卑武人失业。尽管孝文帝通过这两项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權力，但是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鲜卑贵族私下里都在仇视着这场改革。不过到目前为止，孝文帝还能压得住阵脚，“文治”改革也在慢慢往前，虽然速度比较慢（阻力当然大啦），然而太和十六年的一次挫败，彻底浇灭了孝文帝在平城改革的信心，并促使他决定一定要迁都。
为了“祭天”一定要迁都
祭天，祭祀天神，祭祀上天。祭天是古代的重大祭祀，不同民族的有各不相同的祭天仪式。起源于上古时期。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我国古代的祭天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汉族或者说汉文化的“祭天”仪式一般在都城南面的郊外，筑一个叫“圜丘”的台子来祭天，所以叫南郊祭天。
说到北魏，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祭天传统，不过不是在南郊而是在西郊。祭祀方法也与汉族传统的儒家式的典礼大相径庭，因为“西郊祭天”是脱胎于鲜卑部落的传统。根据《魏书·礼志》中的记载，这一祭天仪式很有趣，通常在四月举行（与南郊的正月不同），首先也是在西郊筑造一个大台子，然后将代表拓跋部落联盟时期七个核心部落的木头人，安置在台上，之后皇帝身着鲜卑族的服装（戎服），和国之大姓、宗室一同登上祭台，之后女巫开始跳大神、击鼓，然后从贵族（国之大姓、宗室）子弟中选七个人拿着酒，在皇帝和百官向那七个木头人祭拜的时候，那选中的七个贵族子弟就负责洒酒。
这就是鲜卑特有的“西郊祭天”，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部落遗风啊。对这种看上去很“原始”的祭天仪式，倾心汉化的孝文帝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定完庙号”、“改好官制”后，孝文帝要向这个最大的残留旧俗发起进攻。
太和十二年（488年），孝文帝在南郊造“圜丘”，第二年便开始在南郊，着汉族冠冕、衮服，举行祭天仪式，当然西郊的祭天也没停，也就是说当时孝文帝每年要祭两次天，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六年（492年）三月，自觉已经做好准备的孝文帝正式下诏“省西郊郊天杂事（魏书·高祖纪下）”，就是说正式废了这个仪式了。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这一年四月，南齐的使者出访北魏，亲眼看到孝文帝在西郊，依旧身着戎服、骑着马，举行祭天仪式（南齐书·魏虏传）。显然孝文帝废除西郊祭天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自不必说，是由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旧贵族的反扑。
而西郊祭天改革失败，带来的后果，对孝文帝来讲，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还记得吗，孝文帝通过改定庙号，就是想排除鲜卑旧贵族对于朝政的影响，但西郊祭天却只有这些被排除的旧贵族们才能参加，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就是说这些旧贵族通过西郊祭天的反扑，表明自己依旧能够干预朝政。这样一来庙号改革的意义何在呢？
再来，孝文帝改革官制强调“职司有分”，体现朝廷的权威，但西郊祭天却须从“国之大姓”中选七人主持祭仪（就是那七个洒酒的），此外散居全国各地的部落首领们也都会来参加，可以说这是一场部落的狂欢，那他到底是体现朝廷的权威，还是部落的权威？
孝文帝这样一位凡事以“儒家古礼”为准则，重视冠冕服饰的帝王，在旧贵族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继续举行自己已经下诏废除的“西郊祭天”仪式，继续身穿戎服，纵马狂奔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此时想的或许就是他后来跟拓跋澄说的那句“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吧。
孝文帝想要实现自己的的理想，就必须离开这个被鲜卑旧人包围的平城。太和十六年（492年）四月以后，平城的营建工作就暂停了，雄心勃勃的孝文帝也再没有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而在孝文帝心中已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那就是迁都。
太和十八年三月，孝文帝在新都洛阳颁布诏令，宣布“罢西郊祭天”，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一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