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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中国书画艺术真谛，接近历史人物真相，沉静阅读松江董其昌，是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只有沉静阅读后才会发现，网上流传的那些抹黑董其昌的故事背后，有着一言难尽的复杂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追根溯源，抹黑之源头来自写本《民抄董宦事实》，风传于《墨余录》中的《黑白传》，还有依据《民抄》改编的小说《说梦》等。美籍董其昌研究专家何惠鉴、何晓嘉对《民抄》本考证后认为，这是董其昌的仇家所编。《董其昌全集》主编严文儒教授撰文指出：“抨击董其昌的文章存在许多不实可议之处，《民抄董宦》一事真相有继续探究的必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通过沉静阅读，一层层撩开民抄董宦事件的“面纱”，看到了表面上的“民抄”实为“士抄”的本质属性。但来自稗官野史的社会传闻，一旦借风助力，不仅有轰然涌荡的时候，甚至会诱人信以为真，迷失方向，加入人云亦云、推波助澜的行列。这是董其昌已故380余年至今未得安魂的一大不幸，也是社会浮躁心态的忧患所在。故，更应沉静阅读董其昌。
沉静下来就会想到，正史、方志、家谱，构成了中华历史大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认知评说历史上的董其昌，当以正史为宗。中华二十四史是正史，其中的《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广受好评的一部史籍。《明史》备受推崇的原因，除了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数朝审慎编修外，持论公允，秉直书写，也是其特点之一。故，《明史》所载的董其昌传记，无疑是对董其昌盖棺定论最具权威的官方发布。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忠于史实、去伪存真的清代史学家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撰记前朝之事，无须去看前朝人的脸色，刻意粉饰美化董其昌。
归纳《明史》董其昌传所记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一说董其昌尊师重义。馆师礼部侍郎田一儁卒后，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于福建大田。二说董其昌秉公无私。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煽动儒生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三说董其昌不恋官场。曾有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之命，借以托词，一概不赴。四说董其昌敬业有为。奉旨修撰《神宗实录》，广搜博征，成书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等方面者别为四十卷，且在每篇奏疏后系以论断。修成之后，皇帝下诏肯赞。五说董其昌不趋炎附势。党争酷烈之时，以持平之论而明正义：同时遵循“邦无道则隐”的出世观，远离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残酷争斗，明哲保身，天启六年（1626），选择了深自引远的处世之道，告病还乡。六说董其昌书画超群。少负盛名，天才俊逸。书法超越诸家，自成一家，名闻外国：画作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七说董其昌有君子之风。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据此可见，董其昌的身上，有着传统型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具备的两种特质内涵：一是风骨情操，二是学识胸怀。
然而，正史对董其昌的评价却被野史传闻的声浪所淹没，后世之人，往往在议论董其昌时，话题指向他是个恶霸大地主上。最近几年，某些媒体尚在有意或随意地加深这一印象。例如，2016年1月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这原本是弘扬中华书画精品艺术，近距离欣赏董其昌书画作品的难得机会。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凤凰网等媒体报道此次特展消息时，为了博人眼球，取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是松江一霸，还是书画大家？随之，多家媒体跟风，热炒这一话题，这一所谓的新闻效应，让人啼笑皆非：不知到底是要烘托批判董其昌的斗争氛围，还是引人静下心来欣赏一代宗师的艺术佳作？
继续追寻下去，最早给董其昌贴上“四大恶棍”标签的时间是1964年，文物专家王治秋根据康生指示，违心地写了一篇题为“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的文章，刊登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擅称董其昌是“封建统治者的支柱，是大地主、大恶霸、大官僚、大军阀的代表人物”。这一史无前例的定论，罔顾历史事实。试想，一个断断续续为官45年，实际在位履职只有19年，且于公元1625年拜南京礼部尚书（虚职），这样的一个董其昌，能称得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支柱”吗？再说董其昌从无涉足军界的人生履历：而所谓大地主、大恶霸的说法，则是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运动造势。历史表明，真正封杀董其昌的历史岁月，是“文革”十年浩劫。在此期间，不仅董其昌的文墨作品一概被禁，不得示人，而且连苏州渔洋山的董氏夫妇墓，也被掘墓启棺，尸骨抛遗荒野。
民抄董宦事件爆发后，朝廷非常重视，依法查证查实此案的不仅是松江府一家，而且是苏、常、镇三府会审。结果证实民抄董宦事件是有人挑动不明真相的儒生和乡民以及一帮地痞无赖混迹其中所为。故，事发后的崇祯年间，董其昌被朝廷再度启用，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后赐予祭葬之荣，谥号“文敏”。《明史》未收录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历史态度。
入清以后，董其昌雖死犹生，且不说他的书法魅力影响了清朝几代才华横溢，文墨潇洒的皇帝，仅以近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大家评说而言，就知董其昌是一位值得后世敬仰的伟大艺术家。黄宾虹称董其昌是“一代伟人”，赞其“士夫之画，华滋浑厚，秀润天成，是为正宗”。傅抱石感叹董其昌是“画坛中兴健将，画坛唯一宗师”。1990年4月15日，胡道静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九峰三泖乃钟灵毓秀之地，所以也终必诞生董玄宰（其昌）这位才华横溢、亘世难遇的书画双工、名理鉴赏倶入精微的历史上的大艺术家。这是母亲松江的骄傲，祖国的荣耀。”
松江的山水不会忘怀，董其昌得观西晋陆机《平复帖》和元末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品鉴题跋，妙语横生，为传世佳作再添世人瞩目的笔墨神韵。董其昌距政坛越远，离山水就越近。“九点芙蓉堕渺茫，平川如掌揽秋光。”在这首《过泖看九峰》诗末，董其昌感叹：“浮生已阅风波险，欲问蒹葭此一方。”诗句流露出向往归隐的心绪。还有松江九峰中的横云山，那里的红枫叶和小赤壁，都曾是董其昌诗情画意飘逸的地方。
明崇祯年间，松江府城上新建四座城楼，名曰迎生、宝成、阜民、拱宸，皆为董其昌题书。当下人们俗呼的大仓桥，古有西仓桥之称。“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董其昌撰写的《西仓桥记》，至今激荡市河之水。当视线向浦南眺望，看到叶榭大桥招手的时候，就会想起叶榭镇得名，源自董其昌为其外祖母家花园题书“叶家水榭”。目接万里，在异国他乡看到松江顾绣艺术作品时，又会由衷感叹，若没有明代松江董其昌的出现，就不会有引领中国四大名绣的顾绣立名传世，声震寰宇。筹建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期间，松江博物馆组织人员前往相关之地开展董其昌书迹存世碑匾田野调查，所到之处，当地群众听说调查人员来自董其昌的故乡，无不以礼相敬，高看一眼。 的确，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松江书画家，都曾抱有开宗立派的梦想，但真正能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云间书派和松江画派始于明代。我们知道，书画艺术开宗立派，需有执牛耳之领军人物，乡邦作者集群和精品呈现，作品涌流，以及学术理论支撑等基本要素。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云间书派，松江画派声名鹊起之时，不缺别的，缺的是理论建树。董其昌不仅是位以书入画的大家，更是一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这是他之所以远超其他诸多书画家能够独树一帜的卓越贡献所在。
回顾那段历史，明天启七年（1627），唐志契《绘事微言》云“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直接道明了形成于明隆万年间的松江画派“软肋”所在。他同时指出，“若理不明，纵使墨色烟润，笔法遒劲，终不能令后世可法可传”。为了补“短板”，实基础，董其昌勇往直前，著书立说，写出了在中国书坛和画坛上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书品》和《画旨》等篇章，奠定了“南北宗”论的理论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至理名言，就出自董其昌的《画旨》篇。
沉静阅读董其昌，知他是位饱经风雨洗礼、身世坎河的人，如经历过公署被毁、党祸酷烈、家园被焚等，但在他的书画里，书法是秀色，是飘逸，是淡雅天真而安详的笔墨留痕。阅读他的山水画，犹如世外桃源，没有一丝人间纷争和心灵撕裂的伤痛留落纸面：有的是循自然之道、见天地精神的大美沉静和笔墨神通的妙造自然。生活中的董其昌，是人不是神，自然未能免俗。不仅如此，他与一般人相比，心中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烦恼和痛苦，如民抄董宦事件爆发后，他曾避地苏州，往来于京口（镇江），吴兴之间，过着无家可归的漂泊生活。但视书画艺术为其生命的董其昌，即便是流寓镇江张修羽家，也不惜笔墨为修羽丰富的收藏鉴赏题跋。流寓期间，为答谢友人帮助，董其昌创作了多幅书画佳作。在这些作品中，可见身心沉积剧烈伤痛折磨的董其昌，一旦筆墨流动起来，即入“禅悦”意境，心灵澄明、无杂念，以风神内敛的艺术定力保持书画作品的愉悦宁静。山水顺其自然、精神努力砥砺的董其昌，笔随心走，墨迹润泽绵厚，回归初心地呈现山水之道，大美天地，自觉担当起“成教化、助人伦”的历史责任。这是真正的“文心”，是不浮不躁的艺术匠心，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献给人类的真善美之心。
人们话说文化，习惯于非雅即俗的定格思维，然而不喜欢用浓墨书写，重笔平涂的董其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画的典范，是因为他创造出了一种书画雅逸流派之风。古人评点书分神品、妙品、能品，逸品，神、妙、能三品又各分上、中、下三等，而逸品则不能再分。当代评书论画者，已不怎么提及神品、妙品，能品了，认为逸品最是千古流芳。赵孟頫和董其昌，正是中国历史上雅逸流风的代表人物。董其昌的书法于率易中得秀色，天真烂漫而又结构森严，飞动腕指间：所画山水以淡雅幽静而成隐逸画风，尤以妙造自然的笔墨气韵着手成春。这个“春”不仅指其书画作品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春色永驻，春意常在，而且另有一层内涵意趣，即相对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享年82岁的董其昌，可谓得天命之高寿。一生崇尚山水的董其昌，信奉以天地自然为师，并将自己的心灵寄托交给了山川，故其身与其书画一并为“烟云供养”。
沉静阅读董其昌，读他的《容台集》，读他的《禅悦》篇，读他的《画旨》《画眼》和《画禅室随笔》，读他23岁所书《行书桑寄生傅卷》，42岁所画《燕吴八景图册》，以及82岁所作《行书卷》《细琐宋法山水图卷》等，从中感受到，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和作品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彰显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高度和谐。董其昌的笔墨，积柔而成刚。虽然他人清瘦，但用笔如棉裹铁，传递出百炼刚化绕指柔的力量：他的画独具阴柔之美，笔道含蓄，具有儒家温柔敦厚的高雅情怀，达到了“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的修为境界。这一点，正是当代中国书画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诚然，阅读董其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法，有人读出了书画同源的感叹，有人读懂了“人品不高，落墨无法”的感悟，但大凡由浅入深，静心阅读，就会产生一种与传统合拍的沉静心音，转而化为人文境界，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心脉搏动。
综上所述，只有远离浮躁，静下心来阅读董其昌，才能避免低俗传闻占据宝贵光阴，抵御捕风捉影的杂音干扰正常视听。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在皇帝为大的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董其昌从属地主官僚阶层的事实：同时相信“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说得有理。如果董其昌之子确有作恶行为，为父者在严于家教方面存有不足，倒是应该作为历史教训汲取的。此外，由莫是龙提出，董其昌加以完善的“南北宗”论，也存在扬南贬北的历史争议。但同时应该看到，董其昌所做的南北之分，是延续千年格局的画风传承。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在中国书坛、画坛上，董其昌所创造的艺术高度，至今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远看青山绿水，近看人文天地。时代呼唤新人，新人回应时代。我们要做的，是在沉静阅读董其昌的同时，坚持历史回望与向前看并举，以“扬弃”的历史观传递正能量，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的诗、书、画、印艺术，师古创新，妙笔润发，挥写人文松江出人出作品，出精品力作的时代新篇章。
追根溯源，抹黑之源头来自写本《民抄董宦事实》，风传于《墨余录》中的《黑白传》，还有依据《民抄》改编的小说《说梦》等。美籍董其昌研究专家何惠鉴、何晓嘉对《民抄》本考证后认为，这是董其昌的仇家所编。《董其昌全集》主编严文儒教授撰文指出：“抨击董其昌的文章存在许多不实可议之处，《民抄董宦》一事真相有继续探究的必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通过沉静阅读，一层层撩开民抄董宦事件的“面纱”，看到了表面上的“民抄”实为“士抄”的本质属性。但来自稗官野史的社会传闻，一旦借风助力，不仅有轰然涌荡的时候，甚至会诱人信以为真，迷失方向，加入人云亦云、推波助澜的行列。这是董其昌已故380余年至今未得安魂的一大不幸，也是社会浮躁心态的忧患所在。故，更应沉静阅读董其昌。
沉静下来就会想到，正史、方志、家谱，构成了中华历史大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认知评说历史上的董其昌，当以正史为宗。中华二十四史是正史，其中的《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广受好评的一部史籍。《明史》备受推崇的原因，除了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数朝审慎编修外，持论公允，秉直书写，也是其特点之一。故，《明史》所载的董其昌传记，无疑是对董其昌盖棺定论最具权威的官方发布。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忠于史实、去伪存真的清代史学家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撰记前朝之事，无须去看前朝人的脸色，刻意粉饰美化董其昌。
归纳《明史》董其昌传所记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一说董其昌尊师重义。馆师礼部侍郎田一儁卒后，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于福建大田。二说董其昌秉公无私。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煽动儒生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三说董其昌不恋官场。曾有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之命，借以托词，一概不赴。四说董其昌敬业有为。奉旨修撰《神宗实录》，广搜博征，成书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等方面者别为四十卷，且在每篇奏疏后系以论断。修成之后，皇帝下诏肯赞。五说董其昌不趋炎附势。党争酷烈之时，以持平之论而明正义：同时遵循“邦无道则隐”的出世观，远离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残酷争斗，明哲保身，天启六年（1626），选择了深自引远的处世之道，告病还乡。六说董其昌书画超群。少负盛名，天才俊逸。书法超越诸家，自成一家，名闻外国：画作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七说董其昌有君子之风。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据此可见，董其昌的身上，有着传统型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具备的两种特质内涵：一是风骨情操，二是学识胸怀。
然而，正史对董其昌的评价却被野史传闻的声浪所淹没，后世之人，往往在议论董其昌时，话题指向他是个恶霸大地主上。最近几年，某些媒体尚在有意或随意地加深这一印象。例如，2016年1月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这原本是弘扬中华书画精品艺术，近距离欣赏董其昌书画作品的难得机会。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凤凰网等媒体报道此次特展消息时，为了博人眼球，取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是松江一霸，还是书画大家？随之，多家媒体跟风，热炒这一话题，这一所谓的新闻效应，让人啼笑皆非：不知到底是要烘托批判董其昌的斗争氛围，还是引人静下心来欣赏一代宗师的艺术佳作？
继续追寻下去，最早给董其昌贴上“四大恶棍”标签的时间是1964年，文物专家王治秋根据康生指示，违心地写了一篇题为“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的文章，刊登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擅称董其昌是“封建统治者的支柱，是大地主、大恶霸、大官僚、大军阀的代表人物”。这一史无前例的定论，罔顾历史事实。试想，一个断断续续为官45年，实际在位履职只有19年，且于公元1625年拜南京礼部尚书（虚职），这样的一个董其昌，能称得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支柱”吗？再说董其昌从无涉足军界的人生履历：而所谓大地主、大恶霸的说法，则是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运动造势。历史表明，真正封杀董其昌的历史岁月，是“文革”十年浩劫。在此期间，不仅董其昌的文墨作品一概被禁，不得示人，而且连苏州渔洋山的董氏夫妇墓，也被掘墓启棺，尸骨抛遗荒野。
民抄董宦事件爆发后，朝廷非常重视，依法查证查实此案的不仅是松江府一家，而且是苏、常、镇三府会审。结果证实民抄董宦事件是有人挑动不明真相的儒生和乡民以及一帮地痞无赖混迹其中所为。故，事发后的崇祯年间，董其昌被朝廷再度启用，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后赐予祭葬之荣，谥号“文敏”。《明史》未收录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历史态度。
入清以后，董其昌雖死犹生，且不说他的书法魅力影响了清朝几代才华横溢，文墨潇洒的皇帝，仅以近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大家评说而言，就知董其昌是一位值得后世敬仰的伟大艺术家。黄宾虹称董其昌是“一代伟人”，赞其“士夫之画，华滋浑厚，秀润天成，是为正宗”。傅抱石感叹董其昌是“画坛中兴健将，画坛唯一宗师”。1990年4月15日，胡道静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九峰三泖乃钟灵毓秀之地，所以也终必诞生董玄宰（其昌）这位才华横溢、亘世难遇的书画双工、名理鉴赏倶入精微的历史上的大艺术家。这是母亲松江的骄傲，祖国的荣耀。”
松江的山水不会忘怀，董其昌得观西晋陆机《平复帖》和元末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品鉴题跋，妙语横生，为传世佳作再添世人瞩目的笔墨神韵。董其昌距政坛越远，离山水就越近。“九点芙蓉堕渺茫，平川如掌揽秋光。”在这首《过泖看九峰》诗末，董其昌感叹：“浮生已阅风波险，欲问蒹葭此一方。”诗句流露出向往归隐的心绪。还有松江九峰中的横云山，那里的红枫叶和小赤壁，都曾是董其昌诗情画意飘逸的地方。
明崇祯年间，松江府城上新建四座城楼，名曰迎生、宝成、阜民、拱宸，皆为董其昌题书。当下人们俗呼的大仓桥，古有西仓桥之称。“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董其昌撰写的《西仓桥记》，至今激荡市河之水。当视线向浦南眺望，看到叶榭大桥招手的时候，就会想起叶榭镇得名，源自董其昌为其外祖母家花园题书“叶家水榭”。目接万里，在异国他乡看到松江顾绣艺术作品时，又会由衷感叹，若没有明代松江董其昌的出现，就不会有引领中国四大名绣的顾绣立名传世，声震寰宇。筹建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期间，松江博物馆组织人员前往相关之地开展董其昌书迹存世碑匾田野调查，所到之处，当地群众听说调查人员来自董其昌的故乡，无不以礼相敬，高看一眼。 的确，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松江书画家，都曾抱有开宗立派的梦想，但真正能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云间书派和松江画派始于明代。我们知道，书画艺术开宗立派，需有执牛耳之领军人物，乡邦作者集群和精品呈现，作品涌流，以及学术理论支撑等基本要素。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云间书派，松江画派声名鹊起之时，不缺别的，缺的是理论建树。董其昌不仅是位以书入画的大家，更是一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这是他之所以远超其他诸多书画家能够独树一帜的卓越贡献所在。
回顾那段历史，明天启七年（1627），唐志契《绘事微言》云“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直接道明了形成于明隆万年间的松江画派“软肋”所在。他同时指出，“若理不明，纵使墨色烟润，笔法遒劲，终不能令后世可法可传”。为了补“短板”，实基础，董其昌勇往直前，著书立说，写出了在中国书坛和画坛上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书品》和《画旨》等篇章，奠定了“南北宗”论的理论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至理名言，就出自董其昌的《画旨》篇。
沉静阅读董其昌，知他是位饱经风雨洗礼、身世坎河的人，如经历过公署被毁、党祸酷烈、家园被焚等，但在他的书画里，书法是秀色，是飘逸，是淡雅天真而安详的笔墨留痕。阅读他的山水画，犹如世外桃源，没有一丝人间纷争和心灵撕裂的伤痛留落纸面：有的是循自然之道、见天地精神的大美沉静和笔墨神通的妙造自然。生活中的董其昌，是人不是神，自然未能免俗。不仅如此，他与一般人相比，心中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烦恼和痛苦，如民抄董宦事件爆发后，他曾避地苏州，往来于京口（镇江），吴兴之间，过着无家可归的漂泊生活。但视书画艺术为其生命的董其昌，即便是流寓镇江张修羽家，也不惜笔墨为修羽丰富的收藏鉴赏题跋。流寓期间，为答谢友人帮助，董其昌创作了多幅书画佳作。在这些作品中，可见身心沉积剧烈伤痛折磨的董其昌，一旦筆墨流动起来，即入“禅悦”意境，心灵澄明、无杂念，以风神内敛的艺术定力保持书画作品的愉悦宁静。山水顺其自然、精神努力砥砺的董其昌，笔随心走，墨迹润泽绵厚，回归初心地呈现山水之道，大美天地，自觉担当起“成教化、助人伦”的历史责任。这是真正的“文心”，是不浮不躁的艺术匠心，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献给人类的真善美之心。
人们话说文化，习惯于非雅即俗的定格思维，然而不喜欢用浓墨书写，重笔平涂的董其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画的典范，是因为他创造出了一种书画雅逸流派之风。古人评点书分神品、妙品、能品，逸品，神、妙、能三品又各分上、中、下三等，而逸品则不能再分。当代评书论画者，已不怎么提及神品、妙品，能品了，认为逸品最是千古流芳。赵孟頫和董其昌，正是中国历史上雅逸流风的代表人物。董其昌的书法于率易中得秀色，天真烂漫而又结构森严，飞动腕指间：所画山水以淡雅幽静而成隐逸画风，尤以妙造自然的笔墨气韵着手成春。这个“春”不仅指其书画作品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春色永驻，春意常在，而且另有一层内涵意趣，即相对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享年82岁的董其昌，可谓得天命之高寿。一生崇尚山水的董其昌，信奉以天地自然为师，并将自己的心灵寄托交给了山川，故其身与其书画一并为“烟云供养”。
沉静阅读董其昌，读他的《容台集》，读他的《禅悦》篇，读他的《画旨》《画眼》和《画禅室随笔》，读他23岁所书《行书桑寄生傅卷》，42岁所画《燕吴八景图册》，以及82岁所作《行书卷》《细琐宋法山水图卷》等，从中感受到，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和作品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彰显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高度和谐。董其昌的笔墨，积柔而成刚。虽然他人清瘦，但用笔如棉裹铁，传递出百炼刚化绕指柔的力量：他的画独具阴柔之美，笔道含蓄，具有儒家温柔敦厚的高雅情怀，达到了“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的修为境界。这一点，正是当代中国书画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诚然，阅读董其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法，有人读出了书画同源的感叹，有人读懂了“人品不高，落墨无法”的感悟，但大凡由浅入深，静心阅读，就会产生一种与传统合拍的沉静心音，转而化为人文境界，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心脉搏动。
综上所述，只有远离浮躁，静下心来阅读董其昌，才能避免低俗传闻占据宝贵光阴，抵御捕风捉影的杂音干扰正常视听。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在皇帝为大的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董其昌从属地主官僚阶层的事实：同时相信“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说得有理。如果董其昌之子确有作恶行为，为父者在严于家教方面存有不足，倒是应该作为历史教训汲取的。此外，由莫是龙提出，董其昌加以完善的“南北宗”论，也存在扬南贬北的历史争议。但同时应该看到，董其昌所做的南北之分，是延续千年格局的画风传承。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在中国书坛、画坛上，董其昌所创造的艺术高度，至今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远看青山绿水，近看人文天地。时代呼唤新人，新人回应时代。我们要做的，是在沉静阅读董其昌的同时，坚持历史回望与向前看并举，以“扬弃”的历史观传递正能量，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的诗、书、画、印艺术，师古创新，妙笔润发，挥写人文松江出人出作品，出精品力作的时代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