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国史上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两大惨案
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在“三·一八”惨案发生80周年和李闻惨案发生60年后的这篇文章，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那两个被人唾弃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段祺瑞的长跪不起与蒋介石的暴跳如雷
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两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得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两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段祺瑞在长跪不起后，严惩了凶手，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颁布了“抚恤令”。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后证实是找了两个替死鬼，汤李两人都逃脱了惩罚）。
段祺瑞与蒋介石被人民唾弃
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态度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为此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３月19日以后的12天里，《京报》就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18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103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一多近年来之行动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实现，而查其当日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家属的信中表示:“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杨振声也在《大公报》上表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沈从文发表《忆北平》，表示“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7月18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闻立鹏、闻立雕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名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8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9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这一法西斯暴行。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和蒋介石本来颇有人望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地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1943年１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两起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和蒋政府都处于“非常时期”。其时，段政府既有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大沽口炮击事件的外患。蒋政府也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支持与否的关键时期。按正常的逻辑分析，都是政治老手的段与蒋只要不是“脑髓里有贵恙”，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
他们都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
可惨案偏偏发生了。段与蒋都不无冤屈地承担了一切后果。
说冤屈，是因为两起惨案两人的直接参与证据不足，他们可说是“被迫”代人受过。但两人也可说一点都不冤屈，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两人的一贯所作所为，是惨案发生的直接动因，若他们真是如所标榜的一般，倾向共和，爱护民主，尊重生命。惨案又哪里会发生？
段祺瑞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连做过前清翰林的总统徐世昌都很不以为然。在此之前的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做成共和之意，就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已。
至于蒋介石，初出茅庐便跟随陈其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四·一二”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喊声血腥气十足，至于暗杀报业大王史量才、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暴行更是铁证如山。在李闻惨案之后，退出大陆之前，对于民主人士的暗杀更是肆无忌惮。难怪军统头目沈醉日后回忆李闻惨案凶手霍揆彰的结局时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无论是段祺瑞的长跪不起还是蒋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而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悔——后悔的不是不该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而是枪开的不是时候。他们并不认可这么一个铁律:一个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虽然他们事后为违背这条铁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在“三·一八”惨案发生80周年和李闻惨案发生60年后的这篇文章，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那两个被人唾弃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段祺瑞的长跪不起与蒋介石的暴跳如雷
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两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得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两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段祺瑞在长跪不起后，严惩了凶手，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颁布了“抚恤令”。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后证实是找了两个替死鬼，汤李两人都逃脱了惩罚）。
段祺瑞与蒋介石被人民唾弃
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态度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为此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３月19日以后的12天里，《京报》就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18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103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一多近年来之行动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实现，而查其当日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家属的信中表示:“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杨振声也在《大公报》上表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沈从文发表《忆北平》，表示“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7月18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闻立鹏、闻立雕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名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8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9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这一法西斯暴行。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和蒋介石本来颇有人望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地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1943年１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两起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和蒋政府都处于“非常时期”。其时，段政府既有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大沽口炮击事件的外患。蒋政府也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支持与否的关键时期。按正常的逻辑分析，都是政治老手的段与蒋只要不是“脑髓里有贵恙”，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
他们都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
可惨案偏偏发生了。段与蒋都不无冤屈地承担了一切后果。
说冤屈，是因为两起惨案两人的直接参与证据不足，他们可说是“被迫”代人受过。但两人也可说一点都不冤屈，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两人的一贯所作所为，是惨案发生的直接动因，若他们真是如所标榜的一般，倾向共和，爱护民主，尊重生命。惨案又哪里会发生？
段祺瑞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连做过前清翰林的总统徐世昌都很不以为然。在此之前的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做成共和之意，就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已。
至于蒋介石，初出茅庐便跟随陈其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四·一二”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喊声血腥气十足，至于暗杀报业大王史量才、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暴行更是铁证如山。在李闻惨案之后，退出大陆之前，对于民主人士的暗杀更是肆无忌惮。难怪军统头目沈醉日后回忆李闻惨案凶手霍揆彰的结局时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无论是段祺瑞的长跪不起还是蒋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而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悔——后悔的不是不该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而是枪开的不是时候。他们并不认可这么一个铁律:一个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虽然他们事后为违背这条铁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