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于1984年出版，并获得了法国享誉最高的龚古尔文学奖，而且畅销全球，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情人》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描述了一个白人少女与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凄凉而美丽的爱情故事。杜拉斯笔下的中国男子风度翩翩，富有而大方，充满了魅力；却始终面目模糊，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他的胆怯，他的沉默和他坚忍而热烈的爱。试从处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之间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来分析杜拉斯所虚构出来的这个中国情人形象。
　　关键词：杜拉斯；情人；意识形态；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208-02
　　
　　传统的形象学注重跨学科性和民族性研究形象的真实与否，即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与现实的“他者”的距离，异国形象是否符合现实的“他者”。当代形象学研究从被注视者一方转移到注视者一方，更重视对“主体”的研究，他如何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中塑造、描述和阐释“他者”形象。巴柔把异国形象看做“在文学化，同时也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1]。它不是一个先在于文本的、被作者所感知到的客观形象，而是带有注视者的浓厚主观色彩，是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中创造出来的。这样的异国形象源于“广泛且复杂的总体”——社会集体想象物。根据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科利的观点，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间来理解。
　　杜拉斯在《情人》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异国形象，他是一个中国人，是小说女主人公的“情人”，是作者“创造性想象”出的一个“假面王子”。在整个故事中，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意识形态性和乌托邦性在这个异国形象上得到完全的体现。在这部富有异国情调的、带有浓厚自传性色彩的作品里，杜拉斯坦率地回忆了自己在印度支那与一个中国情人的初恋。《情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湄公河上行驶着一艘去寄读学校的轮渡，十五岁的法国少女“我”遇到同船的坐着黑色小轿车的中国男子。中国男子被这位忧郁而清纯的白人少女迷住，少女也对这位风度翩翩的阔少颇有好感。上岸后，男子提出用他的车送少女去学校，少女同意了。从此，他们就相识了，相爱了，在这片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发展了一段美丽动人的异国爱情。故事的结局，法国少女不得不回去法国。很多年后，她接到情人的电话说会爱她一直到死。
　　杜拉斯于1914年春天出生在当时为法属殖民地的越南西贡，她的家庭在西贡虽然是高人一等的白人殖民者，经济状况却很糟，贫穷、苦难的童年生活影响了她的一生。东方的民族精神、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在杜拉斯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32年杜拉斯回到祖国法国读书，所有的一切——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一下从东方的转变成西方的。这种转折带来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影响了杜拉斯一生的文学创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杜拉斯是一个“混血儿”，她身上同时流淌着东西方文化的血液。法国人与越南人认识观念上的对立在杜拉斯身上引发了文化特征的模糊，使其成了文化之根的悬空者，也成为她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杜拉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内涵发生变化使她在两种文化模式之间摇摆不定。这样的特性使得她笔下的异国形象同时具备了意识形态性和乌托邦性。
　　杜拉斯身上的双重文化烙印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情人形象的复杂性。比起少女的家人，这个中国男子的着墨并不多，但形象却很鲜明：他是一个富有的中国公子，在巴黎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但性格懦弱；他深爱少女，却害怕面对她的家人，也不敢违背父亲争取和她的婚姻，甚至在少女最后离开时，也不敢亲自道别。杜拉斯创造出的这个男人，似乎触手可及但又虚无缥缈，他面目模糊，连名字也没有。哥哥有名字、小哥哥有名字、司机有名字，然而“他”只是“他”。也就是说，“他”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不是确定的，处于开放状态、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作者可以赋予这个形象广阔的想象空间，使这个形象具有了极大的阐释性。他是一个支那人，他是一个中国人，他是那个来自北方的情人。他的身份即是如此，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由这个称谓可以看出，一方面强调了“他”中国人的身份，表明“我”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看不起黄种人，对中国男人心理上的鄙视，物质上的利用。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国少女对中国情人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需要他，一方面又不可能真正接受他。
　　中国情人的形象是矛盾的，与贫穷的少女相比，他有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但故事中至始至终突显的殖民地上的种族差异令他有强烈的自卑感，少女在两人的关系中处于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俯视她卑微的中国情人。两人在轮渡上的相识，少女看到的是一辆黑色利穆新汽车，里面坐着一个身穿欧洲式西装的男人，但——他不是白人。男人风度翩翩，走下车来，主动和少女搭讪，“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脸上没有笑容。一开始他就拿出一支烟请她吸。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2]。种族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处于不平衡的关系之中，哪怕这个中国人在经济地位上占有优势，他也无法战胜“他不是白人”所带来的自卑感。从这里，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表现出的种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贯穿全文。情人就是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折射在法国的“社会整体想象物”。中国人在这个贫穷的法国少女眼中是这样卑琐的形象。因为这是法所属殖民地——越南西贡，而她是一个拥有所谓高贵血统的法国人。当这个15岁的小女孩疯狂坠入这个“支那人”的情欲之网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家人的责难时，她也羞于承认自己和一个中国人——“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相恋。一方面，她能够不断和这个中国人约会，另一方面却无法在现实中正确认识或者承认。她思维受到“社会整体想象物”根深蒂固的影响，她无法超脱。
　　杜拉斯将“情人”设定为一个生活在法属殖民地的中国人，却并没有和孕育这个人的“中国”有任何实质的接触。她仅仅是看到、接触到了生活在越南西贡的这个“属于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中的一员”[2]41，这个人的自身局限性与狭隘性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让杜拉斯笔下的“她”了解真正的中国。杜拉斯投射在这个“社会集体想象物”影响下构造的中国人形象的目光必然反射她本人身上具有的中西文化差异和她所特有的两种文化模式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杜拉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写作是极大地带有法国社会对中国的“社会整体想象物”的影响的，并且是意识形态式的。因为作者是法国人，是处于19世纪初的法国人，尽管她家境贫微，但是作为社会人，她是属于殖民统治国的一员。这就决定了作者不可能对这个中国人作出正确的描述。
　　这个中国少爷并非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他去过巴黎，虽然没怎么正经读书，却见识过那里的女人，还养成了翩翩的绅士风度，当他在湄公河的轮渡上见到那个法国少女，他以为他有条件去接近她，由此开始了一段压抑与疯狂交织的爱恋。他的爱是真挚的，而她呢？她生长在一个糟糕的殖民者家庭，家境的破落、冷酷的亲情让这个少女提前告别了天真，“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变老了”[2]3，对家庭的爱与恨促使她急于摆脱这一切；此时，中国少爷出现了，他身后的路是一条治疗贫穷和绝望的绷带。若此时出现的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其他什么人，照样会落入她的手中，正如她写道：“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2]43。因此可见，当她起初选择只好和这个男人相处的时候，并无爱可言。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下，他们根本没有胆量公开宣扬他们是情人，情人只是留在他们之间，留在杜拉斯的文字中的称呼。所以当少女把他介绍给她的家庭成员时，她和她的情人所面临的是非常尴尬的局面。情人请她一家人去不曾去过的中国大酒店吃饭，初次见面，大家颇感难堪，谁也不说话。为了活跃桌上的气氛，情人试图给她的家人讲讲巴黎的见闻和经历。可是他讲话时几乎无人在听，只有少女在旁边黯然神伤。看着她的兄长们只顾盯着桌上的菜肴大吃大喝，她感到无地自容。因为在他们看来，情人的唯一价值就是付账。
　　《情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支那人”形象是作者“创造性想象”的产物。作者在创造想象的过程中，在小说人物情感的进程中，完成了形象学“社会整体想象物”由意识形态到乌托邦的转化。在想象与现实掺半的中国情人形象身上，明显地表现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折射出杜拉斯身处边缘、多重身份导致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文化结构，以及对非自我他者的中国形象的认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始终逃不出西方视野下的集体无意识樊笼，这体现在她对意味堕落、暴力、落后与愚昧的堤岸中国城的描写中，还体现在她对堤岸的中国人群体、丑陋的中国情人的厌恶和蔑视中。杜拉斯反复重写和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化的他者中国形象，又反映出她对殖民主义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叛逆。杜拉斯笔下所有跟东方有关的人和物都成了她遥远的精神家园，寄托了她对那片古老土地的热爱与怀念。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0.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