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突如其来的一纸诊断书将我瞬间打入了地狱！上海同济医院确诊我双肾衰竭！
　　我1988年出生于江苏昆山市，2010年从吉林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毕业后，在上海洪都艺术塑形厂做模型技师。2011年开始，我常常低烧乏力，双腿绵软无力。我刚开始以为是熬夜没休息好。直到2012年5月28日，我加班时突然晕倒在了模型车间，被同事紧急送往同济医院。检查结果为肾衰并发尿毒症。
　　看到女友崔洋一个劲地流泪，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她。崔洋在交通银行做信贷员，我们原打算十一就结婚，却没想到我在这个节骨眼病倒在床。我害怕幸福就这样被毁掉，从心底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
　　我当时的情况还不是太糟糕，一个星期进行一次透析即可。医生说，如果有条件进行肾移植，则可摆脱透析之苦。此时的我为了爱情，迫切想移植，可一打听才知道，移植一颗健康的肾脏到体内谈何容易。
　　我国目前合法的肾源分为器官捐献者的尸肾和近亲属之间的活体肾脏捐献。亲属移植费用在30万元左右，我是独生子，父母分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根本不符合捐肾条件。尸肾费用在50万左右，且每年100万尿毒症患者中只有不到5000人能获得机会。
　　在病友的点拨下，我们很快将目光瞄向了地下非法移植。我从医院卫生间的墙上抄来了几个中介的电话。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提出要先收取1000元的配型费，我毫不犹豫地交了钱。可是对方收到钱后便杳无音讯了。我还是不死心，又联系了第二家。对方一个星期后告知找到了供体，并开价80万。第二天，我和崔洋在医院附近的麦当劳见到了供体。我身高一米八一，70公斤。可是供体竟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七的瘦弱男孩。我一看不靠谱，赶紧找借口离开了。
　　折腾了一圈，不但没有看到生机，焦虑的情绪反而让我抵抗力下降导致了病情加重。2013年10月，我的透析从一周一次增加到了二次。我意识到目前国内对非法移植的打击力度加大，这条路并不好走了。就在我打算放弃非法肾源时，病友卫晨刚给了我一个QQ群号。正是这个号码，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通过群号找到了一个叫做“旅游移植”的QQ群。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专门从事海外地下移植的中介，号称可以以旅游名义将患者安排到印度去进行肾移植。更让人动心的是，群说明上写着：费用低廉，25万即可，而且肾源充足，随到随做。
　　网名为“极限”的群主很快给我发来加为好友的申请，我心想国内的都不靠谱，这去印度移植不是天方夜谭吗？一旁的崔洋看我犹豫，却急了：“你怎么就不能了解之后再作判断呢！病友群里昨天又有一个移植了！”她说着就红了眼睛，我立刻意识到，女友虽然嘴巴不说，内心还是承受了巨大压力，只有尽快移植，爱情才保得住。我赶紧通过了好友申请。并按照要求将我的HLA配型资料发给了他。没想到5天后，“极限”便发来了供体的详细资料和照片。对方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五的印度男子，年龄30岁。我们全家都很满意，但移植不是小事，而且是去外国移植，我自然心存戒备。“极限”似乎也看出了我的顾虑，解释说，去印度移植并没有想象的复杂，只需要先付个一万元定金，他便会帮我办妥出国手续。等到印度实地考察后再确定是否手术，随时可以反悔。一旦确定移植，术前付12万，手术成功再付12万。随后，“极限”又告诉我，为我手术的医生是专门从美国请去的，之前做过100多例，从未失手过。
　　对方的专业周到让我渐渐放下防备心理，崔洋那几天也特别兴奋，心情好了许多。我决定试一把！父母二话不说回昆山卖掉了房子，女友拿出全部积蓄8万元。2014年1月，我们全家砸锅卖铁凑足了30万元，向中介预交了一万元定下了这颗肾脏。
　　2014年2月，我和崔洋在中介的陪同下，前往印度领事馆，签到了停留期为一个月的旅游签证。
　　3月2日晚上22点30分，我和崔洋、“极限”（这时我们知道，他真名叫王向东，27岁，安徽人。）三人从上海飞往了印度德里。凌晨3点，我们顺利着陆。下飞机后一个印度当地人塔森接上我们直奔火车站赶往钦奈市。因为一路舟车劳顿加上心理高度紧张，我发起了低烧，崔洋一直给我打气。结果，火车抵达钦奈市后，塔森说还需坐上几小时的汽车。此时的我已经快虚脱，在女友的再三要求下，我们暂时被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休息一晚。
　　第二天清早，我们坐上一辆小巴，在泥泞的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可等我们下车一看，完全被惊呆了！这里分明就是钦奈市的一个贫民窟。整个村子建在一个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矮房子。“这里就是我要接受移植的地方？”我感到一阵眩晕，生气地質问王向东。他却忙解释说：“只有这里才安全嘛！不要担心，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只有硬着头皮跟着王向东进了村。很快，更多意想不到在我们眼前展开：这个村子里竟然住满了世界各地的求肾者，其中中国患者尤其多。我们就直接住在供体的家里，他妻子的腰部能看见一道明显的疤，王向东说，她的一个肾已经捐给了一个台湾女人。
　　原来，这里是有名的“卖肾村”，不论男女，几乎人人腰上都有一道伤疤，因为捐肾换来的钱是他们一辈子都赚不来的。我向王向东提出想看看供体的血生化、IVP和ECT检查。他似乎早有准备，拿出了一摞全英文资料给我，我和崔洋英文都不好，还没来得及细看，他又收了起来并安慰说：“配型如果出问题，患者是下不了手术台的，出了事，我们谁都跑不掉，你说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骗你吗？”
　　第二天，王向东又带我们参观了手术室。所谓手术室其实就是他们自建的无菌房。村里一共有四间这样的手术室，隐藏在成片的矮房中。复杂严谨的肾移植在这里变成了小手术，一天可以同时做好几台。
　　这里虽然一切简陋，但又一切似乎合情合理。看着村里每天都有成功换肾的病友回国，我最终决定赌一把！手术定在了3月10号。 　　术前，崔洋将12万交给了王向东，我躺上了简陋的手术床！整个手术历时5小时，美国医生带着一名麻醉师和两个护士，从这名印度男子的身上，将一颗右肾移植到我腹部的右髂窝位置。我自身衰竭的两肾没有摘除，继续留在体内。
　　术后，王向东安排了一名懂中文的印度护士对我进行了护理。一个星期后伤口拆线，我可以下床活动了。我看伤口还有些鲜红，护士说是正常的，过段时间就会自行愈合。我和崔洋没有多想，沉浸在这份难以言说的喜悦之中，我们一起幻想着婚礼和未来的小家，此时觉得这次冒险之举，是多么值得啊！国内的父母得知我手术成功的消息，也高兴坏了……
　　3月26日，术后半个月，我们把剩下的12万付给了王向东，他把我们送上了回国的飞机，他自己则继续留在印度。回国后，我不需要再透析，只需按照规定的计量自行在家服用抗排斥的药物。
　　我原本以为幸福生活终于回来了，可谁知，我手术的伤口却并没有如期愈合，鲜红的伤口开始渗血水，一开始我以为是有炎症，从药店买来碘酊在家擦拭，并且口服消炎药，等待伤口尽快恢复。2014年4月中旬，我伤口开始痛痒难耐，发炎红肿，并出现了持续低烧浑身无力。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再也不敢怠慢，和崔洋一起前往同济医院急诊科。当医生揭开衣服，发现伤口处溢出脓血，立刻采取导流方式，导出了30毫升的脓血，我自己都能闻到一股恶臭喷出。血液结果半小时后出来了，医生对我说，你的诊断结果显示你可能被HIV感染，我们现在需要为你做一个复查。HIV？我感染了艾滋病？我根本不相信，这肯定是误诊！我举起胳臂让他们快做复查，护士戴上了双层手套过来给我抽血。复查结果给了我当头一棒！HIV陽性，合并肺部急性感染。我已经无法再隐瞒，将自己去印度移植的经历讲给了医生听，医生听后摇摇头说，艾滋病毒很可能来自于印度移植的那颗肾脏，也有可能是在手术过程中感染的。
　　因为是艾滋患者，医院表示无法接收我入院，给我处理伤口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疾控中心的地址，要我去那里继续治疗。突如其来的打击将我的精神彻底摧毁，我给王向东打电话讨说法。他听后很惊讶，停顿了几秒后对我说，艾滋病应该和肾移植没关系，因为对方是有全套体检证明的。我问体检证明是哪里出具的。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对方自己提供的！我听了瘫软在地，恨自己当初移植心切，自以为把风险控制到了最低，其实在一个没有监管的地带，很多关键因素还是被忽略。王向东借口帮我去了解情况挂断了电话。等我再次联系他，他已经关掉手机不再接电话了。我心急火燎地登录QQ群，发现该群已经被注销。我又报警，可是民警根据我提供的电话号码和线索，发现这个王向东的手机号所用身份证和护照等全套身份证明都是假的，且手机采用一号一人的联系方式，根本无法通过联系人找到他。我终于明白，中介早已做好了随时消失的准备，根本就是投诉无门！
　　我被流脓的伤口和对艾滋病的恐惧折磨得痛不欲生。2014年5月，母亲着急引发了心梗，被120送往医院抢救，捡回来一条命。女友崔洋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选择了离开。我在家吞下大量安眠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被父亲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
　　此后的日子，我不知何去何从。想到不知还有多少家庭悲剧在“海外移植”这条路上上演，忍不住拨通了《知音》杂志的热线电话，将自己悲惨的遭遇讲述给了知音编辑。在编辑的悉心开导下，我的绝望心情现在平复了许多。我明白虽然爱情和健康已经远走，但我身后还有一对年迈的父母。我必须尽快调整好自己，好好活下去，尽到一个儿子的职责！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我的伤口逐渐愈合，移植到我体内的肾脏能够正常工作，体内艾滋病毒度过了急性感染期。疾控中心的医生告诉我，艾滋病的治疗方案已经很成熟，未来的日子，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服药复查，任何非法渠道的治疗都不要轻信。
　　编辑/李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