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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在长篇小说《红煤》“后记”中写道：我把人物的舞台放在煤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
如果说，刘庆邦用充满酷烈和温情的笔触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矿工形象，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愉悦和审美体验，给读者营建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煤矿世界，那么，在这个艺术化的煤矿世界，刘庆邦用采掘巷道的方法在地层深处不断开掘，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进而实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艺术景观。
2013年的春天，刘庆邦应邀在中国矿业大学镜湖大讲堂讲座，题目是《漫谈煤矿文学》。这个题目也特别适合中国矿业大学。那是第一次见到他。刘庆邦谈吐儒雅，平易近人，对文学有深刻而独特的理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他是路过徐州，当晚还要赶回北京，因为第二天上午还要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于是，讲座结束之后，就匆忙乘坐徐州到北京的最后一趟动车返京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刘庆邦的《走窑汉》《神木》《哑炮》《断层》《红煤》等小说，被他细腻精致的语言表达和震撼心灵的叙事风格打动，也被他对煤矿的热恋所感动。只是错过了一次与刘庆邦面对面访谈的机会而感到遗憾。
这次的访谈是在2016年7月28日夜晚。地点是在北京和平里中街附近的一所商务酒店。那天，天气有些闷热，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按照说好的时间，刘庆邦骑着单车来到酒店。他说，这辆自行车骑了好多年了，现在主要是用它带着孙子出来玩。他还背着一个单肩包。这个单肩包好像还是那次去中国矿业大学讲座时背过的。我记得，一上讲台，他就很自然地将单肩包放在了座位的旁边。刘庆邦就这样自然、质朴，有亲和力。这个夜晚，我们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和心灵世界，
来北京之前，我还准备了一份采访提纲，想多了解一些他的创作经历和体会。当面对面进行访问的时候，感觉这份提纲没有多大用处。刘庆邦很自然流畅地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创作经历，特别是他的煤矿题材的创作。每一部作品的情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所讲述的也是我们渴望了解的。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我也总感觉，他有讲不完、说不尽的文学故事。
他说，我创作最多的作品就是关于煤矿题材的作品，我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煤矿题材的作品。在煤矿工作，当煤矿工人和矿工报记者，让我对人生和生命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深切体验和感悟。我一直坚信，我能够写好那些在煤矿世界生存的千百万矿工。
他说，自己的创作也是在不断提升。《断层》《红煤》《黑白男女》构成了他的煤矿题材长篇小说的三部曲。《断层》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叙事，《红煤》是向人性层面开掘，而新近出版的《黑白男女》是向读者呈现一种大爱大慈大悲的悲悯情怀和向死而生的存在精神。
他始终认为，煤矿是文学的富矿。他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向地层世界开掘。最近，刘庆邦还在构思一篇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呈现煤矿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创作中寻找一种新的突破。我们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这次访谈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惊喜。刘庆邦坦率、真诚、心地平静，对问题不回避、不躲闪。回答问题时，他始终保持思路清楚，表达清晰，不绕弯，简单而深刻。
充实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很快就结束了，感觉意犹未尽。这时，天也有点儿晚了。推门出去却发现外面正在下雨，听宾馆的服务人员说，已经下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却没有丝毫发觉。
我说，等雨停了再走吧。下雨，路滑，不安全。刘庆邦说，这点儿雨不要紧，我慢点儿骑。交谈之際，我的研究生已从附近的超市买来了一件雨衣。
刘庆邦骑上单车，消失在和平里中街的夜色里。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凉爽得让人感动！
史修永：刘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这次采访我们主要是想针对您这三十多年的创作，尤其是关于煤矿题材的书写，提几个问题，听一听您写作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您是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几位勤恳创作、产量颇丰的老作家之一，光短篇小说就有了三百余篇，我们特别想知道，您的第一篇小说是怎么诞生的，也可以说您开始文学创作的机缘到底是什么？
刘庆邦：我是1972年写第一篇小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写一个女工勤俭节约的事，现在看是一篇比较单薄的小说，甚至有点儿写好人好事的那样一种感觉，但是它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感情，还是有些动人的情节和细节的。1972年写完后，当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是当时的刊物都停办了，没地方发。这篇呢也是写给女朋友看的，当时，我正在谈恋爱，为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表示自己不光会体力劳动，还会脑力劳动，不光有外部生活，更有内在生活。女朋友看后，感觉还好，称赞一番，小说就放下了，我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的女朋友。现在她也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是在宣传队认识的，当时她是报幕的，现在叫主持人，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什么。小说没地方发表，也没舍得扔，就一直放着，放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各地的文艺刊物陆续复刊，最终看到一个刊物叫作《郑州文艺》，当时我所在的矿务局属于郑州管辖，看到上面发表的小说，就想到了自己也有一篇小说，于是把小说从破箱子里翻出来看看，纸都脆了，纸的边缘都磨破了，但是读了一遍自己觉得还有所感动，比别人的也不差，不妨寄出去试试，当时寄也不花钱，装个信封剪个角就投到了《郑州文艺》，投出去之后，编辑部就很快跟我们单位联系了。当时我已经调往矿务局宣传部，来了个外调函，那时发表作品是要政审的，也就是政治审查，看作者有没有问题，政审没啥问题，就可以发表。宣传部就跟我说了，写了证明，证明我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于是这篇作品发表在了1978年《郑州文艺》的一个头条位置。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第一篇短篇小说，还是比较突出的，也是写煤矿题材的。其实，这篇小说的发表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更加喜欢和热爱文学和文学创作。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也是涉及煤矿题材。那篇小说叫作《在深处》，发表在《莽原》杂志第三期的头条，比较突出的位置，还得了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好像是1982年评的。我的第一部长篇也是煤矿题材。第一部长篇叫《断层》，写煤矿改革的，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1986年出版的。也就是说，第一个短篇，第一个中篇，第一个长篇，都是煤矿题材。《断层》获得首届全国煤矿优秀长篇小说乌金奖，长篇小说就评了这一次，谭谈、焦祖尧等人也参评过。《断层》出来以后还开了研讨会，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还写了书面发言稿。我把我上面提到的总结为“三个第一部”吧，都是涉及煤矿题材的。 史修永：在您所创作的那么多篇小说中，您认为哪一部或是哪几部小说的影响力最大？
刘庆邦：从影响力上说，我觉得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也是煤矿题材的小说。第一篇影响较大的小说应该是《走窑汉》，它是一个短篇，这个短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那是1985年。首先是王安忆对这篇小说特别推崇，王安忆说这部小说好得不得了，她当时还不认识我，看到这篇小说感到非常震惊，她就推荐给评论家看，当时有个评论家叫程德培，是一个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程德培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作《这活让他做绝了》，发在了《文汇·读书周报》上。当年这篇小说也被收录到上海出的一部《探索小说集》里。然后是林斤澜老师对我这篇小说特别喜欢，在还没认识的时候他就推荐给了许多人，比如转给汪曾祺看，林斤澜老师有他自己一个独特的说法，他的原话是：“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向了知名的站台。”汪曾祺也跟我说：“你就按照你那个《走窑汉》的路子走就挺好的。”这是第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的。应该说《走窑汉》的发表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评论家说是我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我自己觉得之所以这篇小说被说成是我的转折或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其实就是说，以前我的作品写得比较实，从《走窑汉》开始，真正开始了虚构，还有就是之前的作品写社会性的东西比较多，从《走窑汉》开始就上升到了一个人性的层面，开始集中地关注人性，写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开始探索挖掘人性的黑洞，也就是人性的恶。可以说，《走窑汉》是我所有短篇之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作品，它也是煤矿题材的。在中篇小说当中，我认为，也是我的煤矿题材作品影响最大。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肯定就是《神木》这篇小说。《神木》在《十月》2000年第4期发表以后，《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都进行了选载，后获得2002年老舍文学奖。它产生的世界性的影响主要就是它被拍成了电影《盲井》，获得了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后又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二十多个大奖，包括法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王宝强演这部电影，得了两个最佳新人奖，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按照李杨的说法，我成就了他，他成就了王宝强。这部小说的影响不限于电影方面，后来又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的单行本，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受到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喜爱。我的长篇也是煤矿题材的影响比较大。我已经写了三部长篇，第一部就是之前提到的《断层》，第二部叫《红煤》，《红煤》是200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本来这部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导演谢飞一直想把它拍成电影，后来搁置了。现在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寄予最大希望的，是我去年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可以说《断层》《红煤》《黑白男女》构成了我的煤矿题材长篇小说的三部曲。我一直是在长篇上提升自己，如果说《断层》是写改革的，它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那么《红煤》就是到了一个人性的层面，到了《黑白男女》，我又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提升，就是它已经提升到了一种大爱大慈大悲的悲悯情怀，表现出了矿工及其家属坚韧顽强不屈和向死而生的精神，“展现了被命运压到绝境的普通人的人性之美和爱，凸显了人性的尊严、温暖和美丽，抒写了生命不可逆这一永恒话题”。“我期望读者读后既可得到心灵的慰藉，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力量。不泄气、不悲观，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自己认为《黑白男女》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它出版之后，有多家报刊连载，首先是在《中国作家》2015年第二期头条发表，后来在包括我老家的《大河报》《周口晚报》，还有《大连日报》《中国煤炭报》《作家文摘》。评论也在陆续地出，我看到最新一期的《小说评论》，发了一个“刘庆邦评论小辑”，有两篇是评《黑白男女》的。这部小说也在今年的国际读书日那天被评为“2015中国好书”，这是由中宣部委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的一个奖项，是中央电视台公布的。“2015中国好书”共评选出中国好书作品6类31部。其中主题类5部、科普生活类5部、文学艺术类7部、人文社科类6部、少儿类4部、年度荣誉类4部。《黑白男女》在文学艺术类中能占到其中的1部，我感觉很自豪。这部小说也是北京作协的精品项目，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首印八万册，到现在加印了四次。中国作协也为这部小说召开了研讨会，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这部小说是我的“心安之作”。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很多现实中被屏蔽的生活。我认为，我所有的有影响力的小说，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都是以煤矿题材为主，从《走窑汉》到《神木》再到《黑白男女》。《黑白男女》我觉得非常适合拍成一个电视剧，现在著名作家刘恒也正在为我推荐，上海方面也在极力推荐。这部小说的电视剧很好拍，它没有井下的环境，都是家庭的场景，里面的情感非常饱满，相当好拍。如果能拍成电视剧，那么这部小说就可以一下子走向千家万户了。
史修永：当代文坛都将您称为煤矿文学第一人，您对自己所创作的煤矿文學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评价？
刘庆邦：从总量上看，我写的煤矿题材的小说占到我整个创作的一半要多。长篇是三部，中篇是十多部，短篇我写了三百多篇，其中有一百多篇是煤矿题材的，差不多煤矿题材的写作应该达到了两百多万字，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或是在世界上，写煤矿小说的，我的创作总量应该是最多的，在国外，左拉啊，劳伦斯啊，戈尔巴托夫等作家，他们就一个长篇，量就没那么多，要说质量，我们就留给后人评判吧。
史修永：刘老师，在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您一开始就立足煤矿，也一直不间断地书写煤矿，我们特想知道，为什么您要书写煤矿以及坚持煤矿题材的创作？
刘庆邦：为什么写煤矿，首先得益于自己当过矿工，对煤矿生活比较熟悉，一直觉得煤矿是文学的富矿，它是一个“得地独厚”的题材，我有一个创作谈，写的就是“得地独厚”，不是“得天独厚”，因为矿工在井下，在地层深处工作。在创作谈中我就说，煤矿与文学有一定的天然联系，因为人类与大自然抗衡，他要从大自然中讨生活，在这多类型的抗争中，矿工的抗争是严酷的，他要付出血的和生命的代价，从中显示出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韧性与不屈，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矿工这样和大自然抗争那么严酷，人类总需要能源，总要取火，总要有一部分人，他们要下到地底下去挖掘大自然的宝藏，为人类所用。煤矿生活的经历，使我领略到了煤矿工人与大自然搏斗的严酷性，同时也深切惑到这种搏斗的伟大和壮丽。我为矿工的劳动所感动，也为自己的劳动所感动。矿工和大自然的搏斗集中体现着人类精神，这就是顽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精神。当回首往事时，我当然不可能忘记这段生活给予的精神财富。第二点，文学要表现死亡，考虑生死，矿工和死神打交道是比较多的，生命的危机感伴随着他们，构成对生命的强烈刺激。生和死是生命的两大主题，生意味着死，到了死，才到达生命的顶点。这个“死”在矿上比较严重，比较多，十分常见。按矿工的说法：“这天把鞋脱下来，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都未知。”因此，论起对人们死亡意识的提醒，哪里也比不上煤矿生活对人们的提醒经常、深刻。那里的提醒不光是日常的耳提面命，不光是长篇大套的规则，还有防不胜防的血的事实。我在煤矿生活了九年，至今还间接地生活在煤矿，看到的和听到的矿工死于非命的事情不胜枚举。所以，我文学创作的关注点尤其放在“死亡”命题上，表现对死亡的敬畏，就比如我的《黑白男女》，矿难发生后死了那么多人，死者家属依旧要生活，要向死而生，更加珍爱生命，凸显人性中的大爱。还有一个特殊性，我的小说总要写女性。文学不可能老是写男人，因为世界就是由两个人组成，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女人”在矿上，就更宝贵，她的宝贵在于稀少。由于采矿业特殊的劳动条件，矿区人口的性别配比严重失调，青年矿工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却无从寻觅。大部分已结婚的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矿工和妻子两地分居，也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种情况必然产生这样一种效应，既越是缺少女性的地方人们越是渴求女性。矿工对自己的女人是很爱的。因为女性的资源越少，男人争夺得越厉害。一个对女人特别珍爱，一个是对女性争夺比较多。女性构成了煤矿的一道风景，大有文章可作。我很多小说都写到了煤矿女性，《走窑汉》其实就是围绕一个女人来写的。《红煤》也是，小说通过一个青年想追求矿长的女儿，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在其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开采煤矿是一种集体性的劳动，在井下，矿工需要互相协作、关照。矿工之间有种特别的情意，以生命相依托，与别的行业不太一样，矿工之间的情谊比别的行业工人之间的情谊要深。我一直说，矿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态群体，他的特殊性在于，其它行业大都是在地面工作，矿工是在地底下工作，见不到太阳，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成天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面临着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等常见的灾难，这些构成了他们基本的生存境遇，也正因为如此，井下的工作条件也直接影响了矿工的心理结构，我在写矿工生活时，就十分注重矿工生存的这种特殊性，这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特有的味道。 史修永：刘老师，在您所有的煤矿题材的小说中，您认为您塑造的最为满意的或是感受最为深刻的人物是哪一个？
刘庆邦：这个问题我倒是一直没想过。其实我在写每一个矿工的时候，都是在写自己，都是需要找到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与这个矿工形象的联系。《红煤》发表的时候，一个记者曾经问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宋长玉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影子。他确实提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我回答道，我和宋长玉的心理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农村出来到煤矿，在煤矿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代替宋长玉，宋长玉也不能代替我，他与我可能有心灵的契合，有我心灵的一种折射，我只能那么说。其实每个作家在塑造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都有他自己心灵的投影，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那么多女孩子，他写林黛玉的时候，他要从自己心灵中找到林黛玉，写薛宝钗时也要从自己心里找到薛宝钗，作家塑造每一个人物都该这样。《神木》中的中学生，自己创作这个人物形象，跟他有投合的地方。我父亲早早过世。小说中的中学生的父亲被打死，特别能够理解他寻找父亲的感受。在创作的过程中，自己的灵魂能够渗入进去。
史修永：刘老师，您的创作一半写乡村，一半写煤矿，您是如何驾驭的？
刘庆邦：煤矿与农村是我写作的两大块资源。我每年都要回家乡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过年。我家的老房子还在那里，我写过一些纪实性的东西，写过老家的事。回去呢，一是看看当下农村的现状，另一个就是对我母亲的一个承诺。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她要求埋在我们家院子里，我们做子女的都不敢答应，没有这种先例，农村有阴宅阳宅之说，埋在院子里确实很少见，都是埋在村外。后来我母亲总算说出了她的担忧，她怕她死了以后，家里的房子很快就颓败了，房子没人住就坏得特别快。当时我就说，没事，我每年都会回来看看，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回乡，村里人都说我来搞素材静心创作的，其实不是。我母亲自2003年去世，也有十三年了，我一年不落，我每年回去两次，以后还会这样，就是这样，我和农村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有我的根，我的文学的根也在农村。农村的美、恶、丑不断激发我去创作。我曾经长期在煤矿工作，对煤矿生活比较熟悉，情感积累也极为丰富，能够把握好矿工心理。我也专门抽时间深入到基层煤矿体验生活，比如我写《黑白男女》，除了平时关注煤矿矿难事件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之外，2013年我走进河南大平煤矿，下井、与矿工同吃同住、走访遇难矿工家庭。如果没有到河南深入体验煤矿生活，可能就不会创作出《清汤面》《黑白男女》。
史修永：在当代文坛，煤矿系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谭谈、陈建功、孙少山、周梅森等。您曾在煤矿文艺期刊工作，又担任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对煤矿作家相对比较了解，与他们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联系，能不能谈谈他们给您的印象？
刘庆邦：谭谈、陈建功、孙少山等作家都是从煤矿走出来的，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以煤矿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煤矿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我认为，他们的成长是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我很佩服他们。
我与煤矿作家的交流和沟通，主要是从到《中国煤炭报》工作开始的，1983年报社创刊《太阳石》副刊，我主要负责编辑稿子，对编辑工作投入了较多精力，当天的稿子当天看完。不适合采用的稿件就给作者写退稿信。河北峰峰煤矿有作者至今还收藏着我当时写的三封退稿信。另外，我坚持写编辑手记，来推荐作家。每年搞“太阳石”笔会，连续组织了七届。在江苏无锡、山东新汶、湖南涟邵等地。笔会上，每位作家都带稿子，分组讨论，相互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完善后，《太阳石》副刊拿出专版，发表笔会作品。这种活动，发现和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孙友田、蒋法武、毛守仁等煤矿作家都参加过笔会。《太阳石》副刊也很快从全国报纸副刊中脱颖而出。同时，在副刊上征文，比如新人新作征文，推出作家。在這个期间，我与许多煤矿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辛勤耕耘和对文学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后来，煤矿文学研究会成立，苗培时担任会长，我担任副会长。1995年换届，中国煤矿作家协会成立，我成为第一任主席。在表态发言中，我说，尽我的努力，推选作家作品。不好的作品不批评，尽我所能繁荣煤矿文学。我做了21年的煤矿作家协会主席，组织了很多文学活动。组织六届乌金奖的评选，组织中国作家看煤矿，到神华、义马、兖矿等地采风，看煤矿回来之后组织研讨会。跟《阳光》杂志一起合办，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为广大的煤矿作家提供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许多煤矿作家出版作品后，找我写序言。我也不知道写了多少篇序言。诗歌、小说集都写过。还有肖峰、郭安文、麦沙、萧习华等诗人写过序言。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写这么多序言，不敷衍作家。另外，我还到煤矿，以讲座和座谈的形式，与煤矿文学爱好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
我能够认识那么多煤矿作家、与他们交流沟通，《中国煤矿文艺》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刊物1993年创刊，主要宗旨是服务矿山、服务矿工。一开始，我提出的刊名是《阳光》，因为更具有文艺气息。但由于不同意见，暂时用《中国煤矿文艺》，等以后随着刊物的逐渐成熟再用《阳光》。当时主要是秦岭负责编《中国煤矿文艺》，后来我也当了好多年主编。在办刊的过程中，我宣传刊物，约名家的稿子，推荐煤矿系统的作品，让刊物成为煤矿作家发表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
史修永：刘老师，您是当代文学大家，您对我们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好的建议，结合您三十多年的创作，有没有写作上的经验分享？
刘庆邦：当代文学大家不敢当，只能说我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的确，现在优秀的青年作家比较少，能够写东西的还是原来的那些作家。如果青年作家不能涌现，跟不上来，那么文学发展就会出现断档的现象。出现这个现象是和这个社会转型、多元有关。可看的、可欣赏和所追求的东西愈发多样，所以从事写作的人就比较少了，跟我们那一代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就是要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自己的内心，安抚自己的心灵。我非常期望有更多的年轻作家涌现出来，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想法，真正能够静下来。“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力量。静下来之后，能够真正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凝视自己的内心，真正找到自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喧嚣，非常嘈杂，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被社交媒体所绑架，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说白了就是，一天到晚老玩手机、平板，患了数字综合症，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写东西都是从内心出发的，内心空虚浮躁是写不好东西的。希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能从这些社交媒体中摆脱出来，学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要随波逐流于外部的嘈杂的声响，现在外部声音太多了，几乎把人给淹没了，不听从自己的声音就不可能写作，这是我对青年文学爱好者或是有意向从事写作的青年的第一个忠告。再一个就是，写作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趣味，是要从阅读开始，一个人的写作史，一个人的精神成才史，也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我们阅读主要的就是学习别人的写作技巧，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确实有高中下之分，低级趣味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一个人总是接受低级趣味的东西，那么他的人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也注定写不出好的东西。如果要写出好东西，首先就要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你的审美趣味高了，就会主动排斥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有眼高手低的人，但是从来没有眼低手高的人，一个人的审美趣味低而写作水平高，这是不可能的事。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东西确实很低级，娱乐大众化快餐化低俗化的东西确实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如果我们写作者认识不到这个现实，审美趣味是很难有所提高的。而提高审美趣味的首要途径就是阅读审美趣味高的东西，就是读经典，阅读唐诗宋词，阅读外国的经典文学作品。读多了，审美趣味自然就提高了，才有可能创作出好作品，这是长远性的，根本性的一个事情。
史修永：刘老师，您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是不是还是与煤矿题材有关？
刘庆邦：我会继续写煤矿题材的作品。今年主要是写短篇，为下一步写长篇做准备。我也可能会写部煤矿题材的长篇。背景放在煤矿，写恐惧、疯狂、可怜的家长，侧重教育主题。发生在淮北煤矿的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撼，激发了我的创作构想。
史修永：非常感谢刘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应邀我们的这次访谈。这次访谈，真可谓干货十足，让我们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您，欢迎您有空再来矿大讲座。
刘庆邦：好的。谢谢！
史修永：1977年出生，山东省新泰市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煤矿文学与工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当代煤矿文学和工业文化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丛刊》《当代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理论学刊》《江淮论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七次获《北京文学》奖，三次获《小说选刊》奖，五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获《十月》文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奖，四次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等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如果说，刘庆邦用充满酷烈和温情的笔触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矿工形象，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愉悦和审美体验，给读者营建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煤矿世界，那么，在这个艺术化的煤矿世界，刘庆邦用采掘巷道的方法在地层深处不断开掘，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进而实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艺术景观。
2013年的春天，刘庆邦应邀在中国矿业大学镜湖大讲堂讲座，题目是《漫谈煤矿文学》。这个题目也特别适合中国矿业大学。那是第一次见到他。刘庆邦谈吐儒雅，平易近人，对文学有深刻而独特的理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他是路过徐州，当晚还要赶回北京，因为第二天上午还要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于是，讲座结束之后，就匆忙乘坐徐州到北京的最后一趟动车返京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刘庆邦的《走窑汉》《神木》《哑炮》《断层》《红煤》等小说，被他细腻精致的语言表达和震撼心灵的叙事风格打动，也被他对煤矿的热恋所感动。只是错过了一次与刘庆邦面对面访谈的机会而感到遗憾。
这次的访谈是在2016年7月28日夜晚。地点是在北京和平里中街附近的一所商务酒店。那天，天气有些闷热，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按照说好的时间，刘庆邦骑着单车来到酒店。他说，这辆自行车骑了好多年了，现在主要是用它带着孙子出来玩。他还背着一个单肩包。这个单肩包好像还是那次去中国矿业大学讲座时背过的。我记得，一上讲台，他就很自然地将单肩包放在了座位的旁边。刘庆邦就这样自然、质朴，有亲和力。这个夜晚，我们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和心灵世界，
来北京之前，我还准备了一份采访提纲，想多了解一些他的创作经历和体会。当面对面进行访问的时候，感觉这份提纲没有多大用处。刘庆邦很自然流畅地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创作经历，特别是他的煤矿题材的创作。每一部作品的情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所讲述的也是我们渴望了解的。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我也总感觉，他有讲不完、说不尽的文学故事。
他说，我创作最多的作品就是关于煤矿题材的作品，我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煤矿题材的作品。在煤矿工作，当煤矿工人和矿工报记者，让我对人生和生命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深切体验和感悟。我一直坚信，我能够写好那些在煤矿世界生存的千百万矿工。
他说，自己的创作也是在不断提升。《断层》《红煤》《黑白男女》构成了他的煤矿题材长篇小说的三部曲。《断层》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叙事，《红煤》是向人性层面开掘，而新近出版的《黑白男女》是向读者呈现一种大爱大慈大悲的悲悯情怀和向死而生的存在精神。
他始终认为，煤矿是文学的富矿。他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向地层世界开掘。最近，刘庆邦还在构思一篇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呈现煤矿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创作中寻找一种新的突破。我们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这次访谈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惊喜。刘庆邦坦率、真诚、心地平静，对问题不回避、不躲闪。回答问题时，他始终保持思路清楚，表达清晰，不绕弯，简单而深刻。
充实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很快就结束了，感觉意犹未尽。这时，天也有点儿晚了。推门出去却发现外面正在下雨，听宾馆的服务人员说，已经下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却没有丝毫发觉。
我说，等雨停了再走吧。下雨，路滑，不安全。刘庆邦说，这点儿雨不要紧，我慢点儿骑。交谈之際，我的研究生已从附近的超市买来了一件雨衣。
刘庆邦骑上单车，消失在和平里中街的夜色里。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凉爽得让人感动！
史修永：刘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这次采访我们主要是想针对您这三十多年的创作，尤其是关于煤矿题材的书写，提几个问题，听一听您写作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您是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几位勤恳创作、产量颇丰的老作家之一，光短篇小说就有了三百余篇，我们特别想知道，您的第一篇小说是怎么诞生的，也可以说您开始文学创作的机缘到底是什么？
刘庆邦：我是1972年写第一篇小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写一个女工勤俭节约的事，现在看是一篇比较单薄的小说，甚至有点儿写好人好事的那样一种感觉，但是它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感情，还是有些动人的情节和细节的。1972年写完后，当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是当时的刊物都停办了，没地方发。这篇呢也是写给女朋友看的，当时，我正在谈恋爱，为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表示自己不光会体力劳动，还会脑力劳动，不光有外部生活，更有内在生活。女朋友看后，感觉还好，称赞一番，小说就放下了，我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的女朋友。现在她也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是在宣传队认识的，当时她是报幕的，现在叫主持人，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什么。小说没地方发表，也没舍得扔，就一直放着，放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各地的文艺刊物陆续复刊，最终看到一个刊物叫作《郑州文艺》，当时我所在的矿务局属于郑州管辖，看到上面发表的小说，就想到了自己也有一篇小说，于是把小说从破箱子里翻出来看看，纸都脆了，纸的边缘都磨破了，但是读了一遍自己觉得还有所感动，比别人的也不差，不妨寄出去试试，当时寄也不花钱，装个信封剪个角就投到了《郑州文艺》，投出去之后，编辑部就很快跟我们单位联系了。当时我已经调往矿务局宣传部，来了个外调函，那时发表作品是要政审的，也就是政治审查，看作者有没有问题，政审没啥问题，就可以发表。宣传部就跟我说了，写了证明，证明我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于是这篇作品发表在了1978年《郑州文艺》的一个头条位置。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第一篇短篇小说，还是比较突出的，也是写煤矿题材的。其实，这篇小说的发表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更加喜欢和热爱文学和文学创作。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也是涉及煤矿题材。那篇小说叫作《在深处》，发表在《莽原》杂志第三期的头条，比较突出的位置，还得了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好像是1982年评的。我的第一部长篇也是煤矿题材。第一部长篇叫《断层》，写煤矿改革的，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1986年出版的。也就是说，第一个短篇，第一个中篇，第一个长篇，都是煤矿题材。《断层》获得首届全国煤矿优秀长篇小说乌金奖，长篇小说就评了这一次，谭谈、焦祖尧等人也参评过。《断层》出来以后还开了研讨会，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还写了书面发言稿。我把我上面提到的总结为“三个第一部”吧，都是涉及煤矿题材的。 史修永：在您所创作的那么多篇小说中，您认为哪一部或是哪几部小说的影响力最大？
刘庆邦：从影响力上说，我觉得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也是煤矿题材的小说。第一篇影响较大的小说应该是《走窑汉》，它是一个短篇，这个短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那是1985年。首先是王安忆对这篇小说特别推崇，王安忆说这部小说好得不得了，她当时还不认识我，看到这篇小说感到非常震惊，她就推荐给评论家看，当时有个评论家叫程德培，是一个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程德培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作《这活让他做绝了》，发在了《文汇·读书周报》上。当年这篇小说也被收录到上海出的一部《探索小说集》里。然后是林斤澜老师对我这篇小说特别喜欢，在还没认识的时候他就推荐给了许多人，比如转给汪曾祺看，林斤澜老师有他自己一个独特的说法，他的原话是：“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向了知名的站台。”汪曾祺也跟我说：“你就按照你那个《走窑汉》的路子走就挺好的。”这是第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的。应该说《走窑汉》的发表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评论家说是我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我自己觉得之所以这篇小说被说成是我的转折或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其实就是说，以前我的作品写得比较实，从《走窑汉》开始，真正开始了虚构，还有就是之前的作品写社会性的东西比较多，从《走窑汉》开始就上升到了一个人性的层面，开始集中地关注人性，写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开始探索挖掘人性的黑洞，也就是人性的恶。可以说，《走窑汉》是我所有短篇之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作品，它也是煤矿题材的。在中篇小说当中，我认为，也是我的煤矿题材作品影响最大。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肯定就是《神木》这篇小说。《神木》在《十月》2000年第4期发表以后，《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都进行了选载，后获得2002年老舍文学奖。它产生的世界性的影响主要就是它被拍成了电影《盲井》，获得了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后又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二十多个大奖，包括法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王宝强演这部电影，得了两个最佳新人奖，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按照李杨的说法，我成就了他，他成就了王宝强。这部小说的影响不限于电影方面，后来又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的单行本，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受到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喜爱。我的长篇也是煤矿题材的影响比较大。我已经写了三部长篇，第一部就是之前提到的《断层》，第二部叫《红煤》，《红煤》是200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本来这部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导演谢飞一直想把它拍成电影，后来搁置了。现在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寄予最大希望的，是我去年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可以说《断层》《红煤》《黑白男女》构成了我的煤矿题材长篇小说的三部曲。我一直是在长篇上提升自己，如果说《断层》是写改革的，它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那么《红煤》就是到了一个人性的层面，到了《黑白男女》，我又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提升，就是它已经提升到了一种大爱大慈大悲的悲悯情怀，表现出了矿工及其家属坚韧顽强不屈和向死而生的精神，“展现了被命运压到绝境的普通人的人性之美和爱，凸显了人性的尊严、温暖和美丽，抒写了生命不可逆这一永恒话题”。“我期望读者读后既可得到心灵的慰藉，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力量。不泄气、不悲观，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自己认为《黑白男女》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它出版之后，有多家报刊连载，首先是在《中国作家》2015年第二期头条发表，后来在包括我老家的《大河报》《周口晚报》，还有《大连日报》《中国煤炭报》《作家文摘》。评论也在陆续地出，我看到最新一期的《小说评论》，发了一个“刘庆邦评论小辑”，有两篇是评《黑白男女》的。这部小说也在今年的国际读书日那天被评为“2015中国好书”，这是由中宣部委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的一个奖项，是中央电视台公布的。“2015中国好书”共评选出中国好书作品6类31部。其中主题类5部、科普生活类5部、文学艺术类7部、人文社科类6部、少儿类4部、年度荣誉类4部。《黑白男女》在文学艺术类中能占到其中的1部，我感觉很自豪。这部小说也是北京作协的精品项目，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首印八万册，到现在加印了四次。中国作协也为这部小说召开了研讨会，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这部小说是我的“心安之作”。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很多现实中被屏蔽的生活。我认为，我所有的有影响力的小说，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都是以煤矿题材为主，从《走窑汉》到《神木》再到《黑白男女》。《黑白男女》我觉得非常适合拍成一个电视剧，现在著名作家刘恒也正在为我推荐，上海方面也在极力推荐。这部小说的电视剧很好拍，它没有井下的环境，都是家庭的场景，里面的情感非常饱满，相当好拍。如果能拍成电视剧，那么这部小说就可以一下子走向千家万户了。
史修永：当代文坛都将您称为煤矿文学第一人，您对自己所创作的煤矿文學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评价？
刘庆邦：从总量上看，我写的煤矿题材的小说占到我整个创作的一半要多。长篇是三部，中篇是十多部，短篇我写了三百多篇，其中有一百多篇是煤矿题材的，差不多煤矿题材的写作应该达到了两百多万字，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或是在世界上，写煤矿小说的，我的创作总量应该是最多的，在国外，左拉啊，劳伦斯啊，戈尔巴托夫等作家，他们就一个长篇，量就没那么多，要说质量，我们就留给后人评判吧。
史修永：刘老师，在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您一开始就立足煤矿，也一直不间断地书写煤矿，我们特想知道，为什么您要书写煤矿以及坚持煤矿题材的创作？
刘庆邦：为什么写煤矿，首先得益于自己当过矿工，对煤矿生活比较熟悉，一直觉得煤矿是文学的富矿，它是一个“得地独厚”的题材，我有一个创作谈，写的就是“得地独厚”，不是“得天独厚”，因为矿工在井下，在地层深处工作。在创作谈中我就说，煤矿与文学有一定的天然联系，因为人类与大自然抗衡，他要从大自然中讨生活，在这多类型的抗争中，矿工的抗争是严酷的，他要付出血的和生命的代价，从中显示出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韧性与不屈，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矿工这样和大自然抗争那么严酷，人类总需要能源，总要取火，总要有一部分人，他们要下到地底下去挖掘大自然的宝藏，为人类所用。煤矿生活的经历，使我领略到了煤矿工人与大自然搏斗的严酷性，同时也深切惑到这种搏斗的伟大和壮丽。我为矿工的劳动所感动，也为自己的劳动所感动。矿工和大自然的搏斗集中体现着人类精神，这就是顽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精神。当回首往事时，我当然不可能忘记这段生活给予的精神财富。第二点，文学要表现死亡，考虑生死，矿工和死神打交道是比较多的，生命的危机感伴随着他们，构成对生命的强烈刺激。生和死是生命的两大主题，生意味着死，到了死，才到达生命的顶点。这个“死”在矿上比较严重，比较多，十分常见。按矿工的说法：“这天把鞋脱下来，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都未知。”因此，论起对人们死亡意识的提醒，哪里也比不上煤矿生活对人们的提醒经常、深刻。那里的提醒不光是日常的耳提面命，不光是长篇大套的规则，还有防不胜防的血的事实。我在煤矿生活了九年，至今还间接地生活在煤矿，看到的和听到的矿工死于非命的事情不胜枚举。所以，我文学创作的关注点尤其放在“死亡”命题上，表现对死亡的敬畏，就比如我的《黑白男女》，矿难发生后死了那么多人，死者家属依旧要生活，要向死而生，更加珍爱生命，凸显人性中的大爱。还有一个特殊性，我的小说总要写女性。文学不可能老是写男人，因为世界就是由两个人组成，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女人”在矿上，就更宝贵，她的宝贵在于稀少。由于采矿业特殊的劳动条件，矿区人口的性别配比严重失调，青年矿工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却无从寻觅。大部分已结婚的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矿工和妻子两地分居，也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种情况必然产生这样一种效应，既越是缺少女性的地方人们越是渴求女性。矿工对自己的女人是很爱的。因为女性的资源越少，男人争夺得越厉害。一个对女人特别珍爱，一个是对女性争夺比较多。女性构成了煤矿的一道风景，大有文章可作。我很多小说都写到了煤矿女性，《走窑汉》其实就是围绕一个女人来写的。《红煤》也是，小说通过一个青年想追求矿长的女儿，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在其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开采煤矿是一种集体性的劳动，在井下，矿工需要互相协作、关照。矿工之间有种特别的情意，以生命相依托，与别的行业不太一样，矿工之间的情谊比别的行业工人之间的情谊要深。我一直说，矿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态群体，他的特殊性在于，其它行业大都是在地面工作，矿工是在地底下工作，见不到太阳，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成天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面临着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等常见的灾难，这些构成了他们基本的生存境遇，也正因为如此，井下的工作条件也直接影响了矿工的心理结构，我在写矿工生活时，就十分注重矿工生存的这种特殊性，这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特有的味道。 史修永：刘老师，在您所有的煤矿题材的小说中，您认为您塑造的最为满意的或是感受最为深刻的人物是哪一个？
刘庆邦：这个问题我倒是一直没想过。其实我在写每一个矿工的时候，都是在写自己，都是需要找到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与这个矿工形象的联系。《红煤》发表的时候，一个记者曾经问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宋长玉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影子。他确实提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我回答道，我和宋长玉的心理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农村出来到煤矿，在煤矿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代替宋长玉，宋长玉也不能代替我，他与我可能有心灵的契合，有我心灵的一种折射，我只能那么说。其实每个作家在塑造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都有他自己心灵的投影，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那么多女孩子，他写林黛玉的时候，他要从自己心灵中找到林黛玉，写薛宝钗时也要从自己心里找到薛宝钗，作家塑造每一个人物都该这样。《神木》中的中学生，自己创作这个人物形象，跟他有投合的地方。我父亲早早过世。小说中的中学生的父亲被打死，特别能够理解他寻找父亲的感受。在创作的过程中，自己的灵魂能够渗入进去。
史修永：刘老师，您的创作一半写乡村，一半写煤矿，您是如何驾驭的？
刘庆邦：煤矿与农村是我写作的两大块资源。我每年都要回家乡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过年。我家的老房子还在那里，我写过一些纪实性的东西，写过老家的事。回去呢，一是看看当下农村的现状，另一个就是对我母亲的一个承诺。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她要求埋在我们家院子里，我们做子女的都不敢答应，没有这种先例，农村有阴宅阳宅之说，埋在院子里确实很少见，都是埋在村外。后来我母亲总算说出了她的担忧，她怕她死了以后，家里的房子很快就颓败了，房子没人住就坏得特别快。当时我就说，没事，我每年都会回来看看，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回乡，村里人都说我来搞素材静心创作的，其实不是。我母亲自2003年去世，也有十三年了，我一年不落，我每年回去两次，以后还会这样，就是这样，我和农村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有我的根，我的文学的根也在农村。农村的美、恶、丑不断激发我去创作。我曾经长期在煤矿工作，对煤矿生活比较熟悉，情感积累也极为丰富，能够把握好矿工心理。我也专门抽时间深入到基层煤矿体验生活，比如我写《黑白男女》，除了平时关注煤矿矿难事件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之外，2013年我走进河南大平煤矿，下井、与矿工同吃同住、走访遇难矿工家庭。如果没有到河南深入体验煤矿生活，可能就不会创作出《清汤面》《黑白男女》。
史修永：在当代文坛，煤矿系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谭谈、陈建功、孙少山、周梅森等。您曾在煤矿文艺期刊工作，又担任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对煤矿作家相对比较了解，与他们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联系，能不能谈谈他们给您的印象？
刘庆邦：谭谈、陈建功、孙少山等作家都是从煤矿走出来的，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以煤矿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煤矿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我认为，他们的成长是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我很佩服他们。
我与煤矿作家的交流和沟通，主要是从到《中国煤炭报》工作开始的，1983年报社创刊《太阳石》副刊，我主要负责编辑稿子，对编辑工作投入了较多精力，当天的稿子当天看完。不适合采用的稿件就给作者写退稿信。河北峰峰煤矿有作者至今还收藏着我当时写的三封退稿信。另外，我坚持写编辑手记，来推荐作家。每年搞“太阳石”笔会，连续组织了七届。在江苏无锡、山东新汶、湖南涟邵等地。笔会上，每位作家都带稿子，分组讨论，相互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完善后，《太阳石》副刊拿出专版，发表笔会作品。这种活动，发现和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孙友田、蒋法武、毛守仁等煤矿作家都参加过笔会。《太阳石》副刊也很快从全国报纸副刊中脱颖而出。同时，在副刊上征文，比如新人新作征文，推出作家。在這个期间，我与许多煤矿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辛勤耕耘和对文学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后来，煤矿文学研究会成立，苗培时担任会长，我担任副会长。1995年换届，中国煤矿作家协会成立，我成为第一任主席。在表态发言中，我说，尽我的努力，推选作家作品。不好的作品不批评，尽我所能繁荣煤矿文学。我做了21年的煤矿作家协会主席，组织了很多文学活动。组织六届乌金奖的评选，组织中国作家看煤矿，到神华、义马、兖矿等地采风，看煤矿回来之后组织研讨会。跟《阳光》杂志一起合办，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为广大的煤矿作家提供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许多煤矿作家出版作品后，找我写序言。我也不知道写了多少篇序言。诗歌、小说集都写过。还有肖峰、郭安文、麦沙、萧习华等诗人写过序言。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写这么多序言，不敷衍作家。另外，我还到煤矿，以讲座和座谈的形式，与煤矿文学爱好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
我能够认识那么多煤矿作家、与他们交流沟通，《中国煤矿文艺》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刊物1993年创刊，主要宗旨是服务矿山、服务矿工。一开始，我提出的刊名是《阳光》，因为更具有文艺气息。但由于不同意见，暂时用《中国煤矿文艺》，等以后随着刊物的逐渐成熟再用《阳光》。当时主要是秦岭负责编《中国煤矿文艺》，后来我也当了好多年主编。在办刊的过程中，我宣传刊物，约名家的稿子，推荐煤矿系统的作品，让刊物成为煤矿作家发表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
史修永：刘老师，您是当代文学大家，您对我们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好的建议，结合您三十多年的创作，有没有写作上的经验分享？
刘庆邦：当代文学大家不敢当，只能说我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的确，现在优秀的青年作家比较少，能够写东西的还是原来的那些作家。如果青年作家不能涌现，跟不上来，那么文学发展就会出现断档的现象。出现这个现象是和这个社会转型、多元有关。可看的、可欣赏和所追求的东西愈发多样，所以从事写作的人就比较少了，跟我们那一代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就是要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自己的内心，安抚自己的心灵。我非常期望有更多的年轻作家涌现出来，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想法，真正能够静下来。“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力量。静下来之后，能够真正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凝视自己的内心，真正找到自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喧嚣，非常嘈杂，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被社交媒体所绑架，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说白了就是，一天到晚老玩手机、平板，患了数字综合症，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写东西都是从内心出发的，内心空虚浮躁是写不好东西的。希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能从这些社交媒体中摆脱出来，学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要随波逐流于外部的嘈杂的声响，现在外部声音太多了，几乎把人给淹没了，不听从自己的声音就不可能写作，这是我对青年文学爱好者或是有意向从事写作的青年的第一个忠告。再一个就是，写作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趣味，是要从阅读开始，一个人的写作史，一个人的精神成才史，也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我们阅读主要的就是学习别人的写作技巧，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确实有高中下之分，低级趣味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一个人总是接受低级趣味的东西，那么他的人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也注定写不出好的东西。如果要写出好东西，首先就要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你的审美趣味高了，就会主动排斥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有眼高手低的人，但是从来没有眼低手高的人，一个人的审美趣味低而写作水平高，这是不可能的事。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东西确实很低级，娱乐大众化快餐化低俗化的东西确实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如果我们写作者认识不到这个现实，审美趣味是很难有所提高的。而提高审美趣味的首要途径就是阅读审美趣味高的东西，就是读经典，阅读唐诗宋词，阅读外国的经典文学作品。读多了，审美趣味自然就提高了，才有可能创作出好作品，这是长远性的，根本性的一个事情。
史修永：刘老师，您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是不是还是与煤矿题材有关？
刘庆邦：我会继续写煤矿题材的作品。今年主要是写短篇，为下一步写长篇做准备。我也可能会写部煤矿题材的长篇。背景放在煤矿，写恐惧、疯狂、可怜的家长，侧重教育主题。发生在淮北煤矿的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撼，激发了我的创作构想。
史修永：非常感谢刘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应邀我们的这次访谈。这次访谈，真可谓干货十足，让我们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您，欢迎您有空再来矿大讲座。
刘庆邦：好的。谢谢！
史修永：1977年出生，山东省新泰市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煤矿文学与工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当代煤矿文学和工业文化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丛刊》《当代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理论学刊》《江淮论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七次获《北京文学》奖，三次获《小说选刊》奖，五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获《十月》文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奖，四次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等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