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有大国的好处，大国也有大国的难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便是大国不变的难题。
　　在美国，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联邦监管机构与州政府就明争暗斗，矛盾不断，直接影响到监管大计。比如，在渣打银行洗钱问题上，财政部与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就弄得很不愉快。财政部认为州监管机构是好大喜功，多管闲事，而州监管机构则指责联邦监管机构按兵不动，过于礼让华尔街。
　　政府机构互斗，就无法官官相护。为化解这一矛盾，2012年1月美国政府设立了别动队，全称是“以住房抵押为担保的证券的工作组”（下称“工作组”）。参加工作组的联邦机构有，城市住房部、证交会、联邦住房融资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各州检察长也是工作组成员，纽约州检察长是工作组联席主席，与司法部的高官们平起平坐。
　　2012年，工作组出手，由纽约州检察长起诉摩根大通旗下的贝尔斯登。
　　根据纽约州的起诉书，2005年至2007期间，贝尔斯登欺骗投资者长达4年之久。2007年全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贝尔斯登向贷款出售资产证券化产品，其中伪劣产品甚多。最阴毒的是，贝尔斯登明知房地产抵押贷款（贝尔斯登以此烹调出证券产品）有诈，但贝尔斯登并不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退回出售这些贷款的银行，而是与银行私下和解，并将赔款据为己有，而投资者仍然被蒙在鼓里。
　　案情发生四年之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秋后算账。
　　由州政府秋后算账，其中玄机不小。就资本市场而言，与州政府相比，联邦政府有联邦政府的优势。比如，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大多训练有素，其中不乏高手，本领高强，相当于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但州检察长出面，也有优势。纽约州起诉贝尔斯登，所依据的是州法《马丁法》——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证明欺诈很困难，因为只有证明主观故意，欺诈罪名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不仅要证明被告做了坏事，而且要证明被告是故意做坏事。但根据《马丁法》起诉，无需证明欺诈中的主观故意。
　　州检察官起诉大银行还有一个优势：可以出奇不意，攻其不备，比证交会行动起来要方便的多。
　　按照惯例，证交会正式起诉之前，要悄悄地通知被起诉的金融机构，让金融机构有一个私下辩解的机会，让其有一个和解的机会——简单说就是私了。纽约州检察长起诉贝尔斯登事先就没有打招呼。对此，贝尔斯登的母公司摩根大通就很是不满。摩根大通的高管们恼羞成怒，公司发言人愤怒表示，纽约州起诉之前没有给摩根大通一个辩解机会，而且纽约州只不过是“循环使用个人诉讼中原告已经提出过的主张”——这句话比较恶毒：垃圾才循环使用呢。
　　其实，美国政府对金融寡头们已经是网开一面：贝尔斯登2008年案发，工作组到2012年才提起诉讼，有些投资者恐怕已经不在人间——资本市场的受害者经常是老年人。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这句话在美国也得到了验证。工作组只不过是追究贝尔斯登的民事责任，没有必要姗姗来迟。刑事诉讼从快、从严、从重，则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但民事诉讼从快、从严、从重似无不妥，有时还是十分必要的。
　　即便是纽约州的那些“打虎英雄们”也只是起诉银行，很少追究银行家们个人的责任。千百年来，中国的经典问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美国资本市场的经典问题是只查银行，不问个人。
　　当然，在任何国家，政府与权贵之间不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更不是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关系。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是美国的权贵，政府对他们自然是网开一面，执法时也不失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