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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女性作为他者的视角对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进行解读，指出南非大陆的“男权主义”同“种族主义”是并存的，这也正是残害玛丽·特纳的幕后真凶。
关键词：女性；男权主义；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06-02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出生于伊朗，父母是英国人，年轻时生活经历坎坷，1949年移居英国。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目前已有数十部佳作问世，被誉为“文坛常青树”。2007年，88岁高龄的莱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11位夺得该奖的女作家。《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年在伦敦出版）是她的处女作，被评论家称为是自二战以来出现在英国的最有前途的小说。书中讲述了：在南非大陆，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玛丽的故事。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饱受残害及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
一、女主人公悲惨的一生
小说的主人公玛丽，是一位生活在南非大陆的白人女孩。她从小饱尝家庭济拮据的困窘，目睹父母感情不和的现实，经历哥哥姐姐早年夭折的痛苦。她没有感受到父母真诚的关心和爱护，也没有享受到家的温暖，要面对成天哭哭啼啼的母亲，喝得醉醺醺才回家的父亲，她的童年只有恐惧与不安。长大后，她在城里谋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在母亲死后，她不与父亲联系，直到父亲去世。玛丽的单身生活一直持续到三十岁，因为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她匆匆地嫁给了农场主迪克·特纳。她蔑视丈夫，渐渐地与黑人男仆摩西关系暧昧。她在黑人与白人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中，备受折磨，悲剧终于发生了：摩西杀死了玛丽并且等待着被捕……
二、玛丽在男权社会里的挣扎
活在童年的阴影下，玛丽最害怕重演母亲的人生。但她总是能回忆起过去的生活细节：为了这些账单总是付不清，她母亲老是恳求再宽限一个月。她的父母一年要打十二次架。他们吵来吵去都是为了几个钱；而父亲呢，他能给家里带回钱来，可是总不够用。他（父亲）在家里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连他自己也明白。有时候她（玛丽的母亲）会冷冰冰地说，多亏了她，要不然家里可能会弄得更糟。[6]P29而她常常一面缝衣服一面就哭起来，玛丽伤心地安慰她，心里既想走开，又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时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6]P28终于，16岁时，她在城里做了文员，可以逃离那个给她童年留下可怕阴影的家。这都是因为他的父亲——“男人”、“一家之主”。在父亲去世后，玛丽反而觉着自由自在了。
传统男权意识里，“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5]P11因此，童年时代的玛丽和她的母亲都是无关紧要的他者，母亲的生命已经结束。而玛丽却要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继续生活……
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痛，又那样冷若冰霜。[3]P31事实上，玛丽对“家”、“婚姻”根本没有什么好感，甚至是恐惧。她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单身生活，直到三十岁，周围的朋友都结婚成了家，玛丽却不为所动。一次偶然，她听到朋友在背后议论自己，觉得十分惊愕，这才不得已向社会妥协走进了围城。事实上，男权社会给了女性一个这样的意识：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不结婚就是不行。这番话是由一群女性说出的，表明大多数的女性已经接受了这些男权思维的观念，并且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时不时拿出来攻击自己的同性。[4]P17玛丽婚后生活并不如意，丈夫迪克是个能力不足的农场主，农场经营惨淡，家中一贫如洗，玛丽精神上无所寄托。玛丽对迪克的态度基本上也是轻蔑，她对他毫不关心，简直把他看得无足轻重，这是母亲曾经对待父亲的态度。这样的婚姻生活是令人窒息的，玛丽对丈夫是排斥的，感觉没有安全感。而迪克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完全是个错误，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起初，玛丽也试图帮助迪克把农场经营好、管理好，但是迪克却出于维护男人的面子和自尊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直接导致农场经营日益惨淡，生活每况愈下。后来因为婚姻不幸福，她想到了要离开。可好不容易回到了城里，公司却以不接纳结过婚的女子为由拒绝了她，想要改变命运的愿望也随之破灭，她只能再次回到农场。结过婚的女人只能待在家里，再也无法去改变现状。由此可以看出，玛丽为自己的生活也做出过努力的尝试，只是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束缚使这种尝试夭折了。
她痛苦地挣扎在梦与现实中，越陷越深。于是便主动向迪克提出要一个小孩的要求：“‘我快四十岁了，’她疲乏地说，‘难道你不明白，我很快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吗？照这样下去，我是生不出孩子来的。’”[3]P129要孩子，曾經可是迪克最想要实现的梦想之一，却意外地被他以贫困为由拒绝了。显然，玛丽完全受男性力量所控制。贫穷、苦闷的生活让玛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奇怪的女人一直那么沉默寡言，那么干瘪憔悴，似乎已经忘了怎样说话……”[3]P92作者将一个原本快乐活泼的女性的巨大转变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人将玛丽喻为小说题目中的“野草”，她在男权社会里像野草一样被征服和践踏。[2]P163
三、小说中种族主义的烙印
小说采用倒序手法叙事，这样的叙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国各地的人们一定都看了一下这一段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未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中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就好像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6]P1再谈到是摩西杀死了玛丽时，人们的反应是：“是的，他是无足轻重的，他是个黑人，一有机会就要偷窃、强奸或是谋杀，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6]P2这表明：小说中，生活在南非大陆的白人都在内心深处对黑人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共有的模式。玛丽也不例外，小时候没有哥哥姐姐陪着玩耍，也不能和别的本土小孩一起玩，因为他们是“厚颜无耻的”。[7]P33种族主义使玛丽无法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 虽然玛丽从小对黑人就有着无名的恐惧感，却不得不忍受和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于是她把与黑人奴仆的关系视作一种斗争，她像其他殖民者一样只是把黑人看作“狗一样的动物”。[1]P71她丈夫病倒后，玛丽曾手执皮鞭抽了其中的一个黑人，由于玛丽的苛刻，家里的黑仆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在玛丽和丈夫根本无幸福可言的生活中，黑人雇工摩西的闖入打破了她麻木的生活：摩西健壮的体格和真诚的关心不由得吸引住了玛丽。他们俩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她喜欢摩西，但自小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又使得她很矛盾。这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被摩西所吸引并同他发生了关系。玛丽觉得自己是疯了，她竟然走进了种族禁区，她失去了白色人种的所谓尊严。除了死，她的任何选择，都无法圆满甚至是赢得起码的尊严。玛丽和摩西的关系已被白人托尼发现，玛丽在百般纠结之中，抛弃了摩西。摩西盛怒之下杀死了玛丽，平静报案等待被捕。
四、结论
玛丽的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女性的悲剧。她一生都是在男权的压制中痛苦地挣扎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妨碍着她对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伴随着她人性的扭曲。因此，可以说玛丽的死是男权主义同种族主义合力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李正栓，孙燕.对莱辛《野草在歌唱》的原型阅读[J].当代外国文学，2009，（4）.
[2]马云龙.野草在呐喊——《野草在歌唱》中“野草”的三重象征寓意解读[J].时代文学（上），2010，（4）：163
[3]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邓平平.悲剧的人生──《野草在歌唱》人物心理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5）.
[5]西德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6]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7]Lessing，Doris.The Grass Is Singing.Harper Perennial Press. 2000.
作者简介：王继红（1980-），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河套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河北师范大学英美文学方向在读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方向的研究。
关键词：女性；男权主义；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06-02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出生于伊朗，父母是英国人，年轻时生活经历坎坷，1949年移居英国。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目前已有数十部佳作问世，被誉为“文坛常青树”。2007年，88岁高龄的莱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11位夺得该奖的女作家。《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年在伦敦出版）是她的处女作，被评论家称为是自二战以来出现在英国的最有前途的小说。书中讲述了：在南非大陆，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玛丽的故事。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饱受残害及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
一、女主人公悲惨的一生
小说的主人公玛丽，是一位生活在南非大陆的白人女孩。她从小饱尝家庭济拮据的困窘，目睹父母感情不和的现实，经历哥哥姐姐早年夭折的痛苦。她没有感受到父母真诚的关心和爱护，也没有享受到家的温暖，要面对成天哭哭啼啼的母亲，喝得醉醺醺才回家的父亲，她的童年只有恐惧与不安。长大后，她在城里谋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在母亲死后，她不与父亲联系，直到父亲去世。玛丽的单身生活一直持续到三十岁，因为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她匆匆地嫁给了农场主迪克·特纳。她蔑视丈夫，渐渐地与黑人男仆摩西关系暧昧。她在黑人与白人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中，备受折磨，悲剧终于发生了：摩西杀死了玛丽并且等待着被捕……
二、玛丽在男权社会里的挣扎
活在童年的阴影下，玛丽最害怕重演母亲的人生。但她总是能回忆起过去的生活细节：为了这些账单总是付不清，她母亲老是恳求再宽限一个月。她的父母一年要打十二次架。他们吵来吵去都是为了几个钱；而父亲呢，他能给家里带回钱来，可是总不够用。他（父亲）在家里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连他自己也明白。有时候她（玛丽的母亲）会冷冰冰地说，多亏了她，要不然家里可能会弄得更糟。[6]P29而她常常一面缝衣服一面就哭起来，玛丽伤心地安慰她，心里既想走开，又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时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6]P28终于，16岁时，她在城里做了文员，可以逃离那个给她童年留下可怕阴影的家。这都是因为他的父亲——“男人”、“一家之主”。在父亲去世后，玛丽反而觉着自由自在了。
传统男权意识里，“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5]P11因此，童年时代的玛丽和她的母亲都是无关紧要的他者，母亲的生命已经结束。而玛丽却要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继续生活……
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痛，又那样冷若冰霜。[3]P31事实上，玛丽对“家”、“婚姻”根本没有什么好感，甚至是恐惧。她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单身生活，直到三十岁，周围的朋友都结婚成了家，玛丽却不为所动。一次偶然，她听到朋友在背后议论自己，觉得十分惊愕，这才不得已向社会妥协走进了围城。事实上，男权社会给了女性一个这样的意识：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不结婚就是不行。这番话是由一群女性说出的，表明大多数的女性已经接受了这些男权思维的观念，并且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时不时拿出来攻击自己的同性。[4]P17玛丽婚后生活并不如意，丈夫迪克是个能力不足的农场主，农场经营惨淡，家中一贫如洗，玛丽精神上无所寄托。玛丽对迪克的态度基本上也是轻蔑，她对他毫不关心，简直把他看得无足轻重，这是母亲曾经对待父亲的态度。这样的婚姻生活是令人窒息的，玛丽对丈夫是排斥的，感觉没有安全感。而迪克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完全是个错误，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起初，玛丽也试图帮助迪克把农场经营好、管理好，但是迪克却出于维护男人的面子和自尊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直接导致农场经营日益惨淡，生活每况愈下。后来因为婚姻不幸福，她想到了要离开。可好不容易回到了城里，公司却以不接纳结过婚的女子为由拒绝了她，想要改变命运的愿望也随之破灭，她只能再次回到农场。结过婚的女人只能待在家里，再也无法去改变现状。由此可以看出，玛丽为自己的生活也做出过努力的尝试，只是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束缚使这种尝试夭折了。
她痛苦地挣扎在梦与现实中，越陷越深。于是便主动向迪克提出要一个小孩的要求：“‘我快四十岁了，’她疲乏地说，‘难道你不明白，我很快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吗？照这样下去，我是生不出孩子来的。’”[3]P129要孩子，曾經可是迪克最想要实现的梦想之一，却意外地被他以贫困为由拒绝了。显然，玛丽完全受男性力量所控制。贫穷、苦闷的生活让玛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奇怪的女人一直那么沉默寡言，那么干瘪憔悴，似乎已经忘了怎样说话……”[3]P92作者将一个原本快乐活泼的女性的巨大转变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人将玛丽喻为小说题目中的“野草”，她在男权社会里像野草一样被征服和践踏。[2]P163
三、小说中种族主义的烙印
小说采用倒序手法叙事，这样的叙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国各地的人们一定都看了一下这一段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未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中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就好像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6]P1再谈到是摩西杀死了玛丽时，人们的反应是：“是的，他是无足轻重的，他是个黑人，一有机会就要偷窃、强奸或是谋杀，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6]P2这表明：小说中，生活在南非大陆的白人都在内心深处对黑人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共有的模式。玛丽也不例外，小时候没有哥哥姐姐陪着玩耍，也不能和别的本土小孩一起玩，因为他们是“厚颜无耻的”。[7]P33种族主义使玛丽无法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 虽然玛丽从小对黑人就有着无名的恐惧感，却不得不忍受和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于是她把与黑人奴仆的关系视作一种斗争，她像其他殖民者一样只是把黑人看作“狗一样的动物”。[1]P71她丈夫病倒后，玛丽曾手执皮鞭抽了其中的一个黑人，由于玛丽的苛刻，家里的黑仆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在玛丽和丈夫根本无幸福可言的生活中，黑人雇工摩西的闖入打破了她麻木的生活：摩西健壮的体格和真诚的关心不由得吸引住了玛丽。他们俩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她喜欢摩西，但自小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又使得她很矛盾。这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被摩西所吸引并同他发生了关系。玛丽觉得自己是疯了，她竟然走进了种族禁区，她失去了白色人种的所谓尊严。除了死，她的任何选择，都无法圆满甚至是赢得起码的尊严。玛丽和摩西的关系已被白人托尼发现，玛丽在百般纠结之中，抛弃了摩西。摩西盛怒之下杀死了玛丽，平静报案等待被捕。
四、结论
玛丽的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女性的悲剧。她一生都是在男权的压制中痛苦地挣扎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妨碍着她对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伴随着她人性的扭曲。因此，可以说玛丽的死是男权主义同种族主义合力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李正栓，孙燕.对莱辛《野草在歌唱》的原型阅读[J].当代外国文学，2009，（4）.
[2]马云龙.野草在呐喊——《野草在歌唱》中“野草”的三重象征寓意解读[J].时代文学（上），2010，（4）：163
[3]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邓平平.悲剧的人生──《野草在歌唱》人物心理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5）.
[5]西德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6]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7]Lessing，Doris.The Grass Is Singing.Harper Perennial Press. 2000.
作者简介：王继红（1980-），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河套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河北师范大学英美文学方向在读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