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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没见的孙盛仁先生，体态宽了，感觉似乎比前些年矮了一些。原本偏黑的脸庞变成了紫膛色，看来是经常日晒的缘故。年轻时的一头浓密黑发，如今花白了，也稀疏了许多。今晨可能没有剃须，口唇周围白色的胡茬也在显示岁月的痕迹，唯独当年那两道宽长的眉毛依然又浓又黑。
我和他是多年的老相识。交友多年，按说彼此应当很了解，但毕竟在岗供职时都在忙各自的事情，退休之后还在忙各自的事情，见面不多。刚退休时偶尔聚到一起，多是朋友的饭局，东拉西扯的话特别多，很难静下心深谈。后来我移居内地，偶尔回青海在子女那里小住即返，所以很少见面。今夏内地天气忽而酷暑难耐，忽而暴雨如注，索性回青海度夏。得知他这一周不外出写生，便约好见面深谈一次。
在我省的老画家中，孙盛仁从学艺到如今的经历和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我一直想和他认真仔细地聊一下，譬如是什么情况下使得他从一名水暖工人转行从事绘画、展览设计及美术编辑工作；他是怎样从一名业余爱好者成为我省著名画家的；近些年大量产生于他笔下的油画风景和主动带领年轻画家外出写生的做法，又不是时常出现在他水墨画的落角闲章“闲云野鹤”能够涵盖的。今天一杯清茶，两人对坐，时间充裕，就说了我的具体想法。
他淡淡地笑笑说：“知道自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就去过平常的日子，往日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如今也没有‘英雄迟暮’的沮丧。聊一聊可以，但可以说有聊头，也可以说没聊头。一个人从‘弱冠’到‘而立’到‘不惑’到‘知命’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不可能没一点聊头；但生活经历无大坎坷，比起那些在以往历次的政治风浪中历经磨难的师长和友人，我的处境要好得多，基本是平顺度日。学业上得益于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和良好的师友关系，有所进步是应该的事情，但自知入门太晚，学艺不深，到如今甚至有刚踏入门槛的自省，因此可聊的又不多。”
他停顿了一会儿，可能看到我认真的神情，便说道：“那我就姑妄聊之，你也就姑且听之吧，但愿不会让你打瞌睡。”
学艺之初往事拾零
“孙盛仁，汉族，1942年8月出生，祖籍是山东省荣成市埠柳村，出生地在辽宁省大连市，1956年随父母来到青海继续上学，1960年高中二年级辍学，1962年参加工作，做水暖工人……”听着像是背诵简历，我便打断话头说道：
“这些我都知道，还是先说说学画的事吧。”
他会心地笑了笑，继续说道：
“小学时喜欢画画都是很蒙昧的事，无非是总角之戏。初中二年级时在湟川中学（那时叫青海第一中学，后来叫青海实验中学，再后来叫西宁第二中学）时，也就是搞搞班报什么的。那时学校里的美术老师叫陈秉轩（音），画得很好，也就不到三十岁。和他接触不多，只记得学校有一次搞班报展，我临摹的一幅普希金像他看后夸了几句。后来在反“右”斗争前后，学校里的范国雄、陈秉轩、王本仁等老师都挨了整。之后不久听说陈老师被遣送回原籍甘肃天水，境遇很差，一直无业，后来的情况不了解，如果健在，该是耄耋老人了。
“高二辍学没太多理由———吃不饱，没心念书了。虽说当时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比成人的28斤高一些，是34斤，后来又分别被减少到21斤和27斤，用现在的消耗看，数量不算太少。但每月2两食用油，清汤寡水加杂面馍馍对于一个十八岁正处在生长期的我来说，不能总是看着母亲吃半个馍就说饱了，把另一半硬塞给我吧？再说那时候学校安排的义务劳动非常多，比如到乐都县羊肠子沟拉大风箱‘炼钢铁’；到大通小煤洞住帐篷修公路，结束时步行回西宁；冒着春雪在李家山种洋芋等等。教师们也跟着一起干，大家都是有气无力的，休息时便是以吃为主的‘精神会餐’。我到高中二年读了不到两星期就离校了。老师彭先润家访，我躲在小屋里不敢露面，高中学业就此结束，可以说当时是没什么志向的。大专学历是27年后在青海师范大学学习后取得的。
“此后就是给建筑工地挖沙子挣钱，天气不好就在家里画些素描，临摹图书上的风景画，偶尔也摆点静物或者到郊区画写生。我和一起辍学的好友苗成林每天往返于湟水岸边和贾小庄之间，一立方净沙4元5角钱，平均5天能筛出1立方，一个月能有20几元收入，也算经济半独立了。直到1962年冬季省一建招工，我们就都当上了水暖工学徒。
这中间也曾有过进美术学校学习的机会。那时的青海艺术学校在西宁的纸坊街，好像就是在高槽巷。苗成林想学声乐，我想学绘画，记得我们俩在艺校的二楼走廊的墙上看到几幅小油画，后来回忆就有黄绍京老师的作品。接待我们的是潘文娟老师，说明请求后，潘老师很和蔼地说要我把画的画拿来看看，让苗成林回去练一下唱歌，一周后到学校来。交了画、唱了歌，潘老师说隔一周来听结果。一周后潘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决定录取我们。但因为刚接到上级通知，艺校要和青海师范学院合并，大概要一个月的交接时间，如果愿意，到那时就来校办手续。我俩都不愿当老师，又赶上省一建招工，就错过了学习专业的机会。
“前面说起的苗成林，在校时比我低一年级。1980年代，他先是调到省京剧团乐队当演奏员，后又调入省话剧团担任编剧，2000年代初的一次省文艺作品颁奖会上，我俩的作品都获了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凝视了几秒钟，目光里出现了一丝黯淡。我知道，这是对老学友过早去世的伤感。
“在省一建水电队里，从学徒到转正再到定级，将近3年时间。上楼顶，钻地沟，整天和钢管、铁管、铅管、铜管打交道，人称‘管儿匠’。建筑业受季节影响，每年冬季停工冬训，我就被抽调到工会出板报、抄抄写写。少了无聊的‘自我检查’和‘评功摆好’倒也清静些。1965年入秋，为了配合西北工业交通会议，西北各省都要筹备各自的展馆10月份到西安展出。省一建从基层抽调我当讲解员。没想到自从10月初去西安继续筹备和展出之后，就再也没回原单位，也没想到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人过三十尚可学艺
“我知道水暖工是个很累很脏的工种，尤其那时施工机械化程度不像今天，那是非常低的，几乎全靠人力。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我小时候体质一直比较弱，还差一点死掉。后来喜欢运动，从读中学到省一建我都是足球代表队的成员，体质好了许多。但水暖工的劳动强度太大，譬如1963年从沈家寨到西门口的首条西宁市供水主管道施工，用的是直径350毫米的铸铁管，师傅说900多斤重。四个人用扁担抬管子平均每人将近250斤，但在不平的地面上有时个人承重远远超过理论平均重量。每逢抬管子，那些身体稍好一些的师傅和学徒都是多给我让出抬杠的长度，或者在关键时刻伸出臂膀帮一把。那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生活依旧比较艰难，大家的身体都有亏欠。野外施工，午餐就是饼子加咸菜，周围能拾到柴火就烤一烤，没烧的就吃凉的。吃完就接着干活，师傅徒弟都一样。师傅郭成春，师兄弟杨树章都对我挺好的。那时的师徒、工友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是很值得留恋的。”
他端起茶杯接连喝了几口，平息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那时候，苦是吃了一些。想想到后来我不论到哪里，人们的印象大都是：干活认真、能吃苦，我想这与在校时的劳动和三年水暖工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1966年3月底，西北工业交通展览结束返回西宁后举行汇报展，5月我又被借调筹备《大庆展览》。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展览筹备中断。1969年，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宣传需要，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省级展览的筹备和展出。我被正式调动，参与筹备‘青海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展览办公室’，组建后，担任展览设计工作。那时的展览主要是配合政治形势筹办的。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政治性展览一度骤减，‘展办’美术组建立了专业练习室，我是进出比较多的一个。美术组的事我在后面会专门说说，先说自己学画的事。
“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要举办全国性美展，‘展办’美术组全体都开始搞创作。在组内同事的指点帮助下，我搞了两幅版画后来入选了本省美展，这是我第一次搞创作，第一次搞版画，也是作品第一次入选省展。
“记得1950年代末，我画了一幅风景写生投稿到省美展，落选退稿后收到郭世清先生的一封信，内容记不准确了，多是勉励的话，这是我很感动的事。后来大约是1963年我们给当时的省人委主楼进行水暖管道维护，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看到郭世清先生和另外几位画家都在画大画，郭先生画的是青海湖，因为以前见过他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一位须发斑白的长者和一位矮个子年轻画家也在画，画的什么记不得了。后来得知长者是方之南先生，矮个子的是朱乃正先生，还有一位中高身材挺帅气的年轻人后来得知是曾道宗先生。我那时只是在悄悄地看他们画画，心里充满羡慕。谁能想到6年后我竟有幸和朱、曾二位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了同事。再后来的1975年，方之南先生也分配到‘展办’工作了。如果郭世清先生那时在世，没准也能得到他的教诲。话题有点扯远了。”
见他谈兴渐高，我便说道：“听听这些也很有意思。看来你命中注定是要从事绘画了。”
“其实不尽然。我在‘展办’的本职是总体设计，也就是根据文字脚本和展览场地构思展出形式及完成各环节的设计制作图，所以我的工作也叫形式设计。各环节按设计要求完成，不断衔接组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直至展出。总体设计是一件头绪很多很累的事情，我会专门说说这些事。
“可能是年轻气盛，学画心切，在展览筹备过程中我经常向曾道宗组长申请几幅力所能及的版面画，或临摹或按文字脚本内容画出来，展览间歇，我就挤时间进练习室，悄悄画素描，然后请朱、曾二位指点。
“人有时是需要一点狂热的。看似聪明实则愚钝，这是我对自己心智的定义。因此，‘笨鸟先飞’也就成了我一生的做事理念。当然这是进入成年后对以往经验的总结，不是先验的。早做一点，勤快一点才可能跟上别人，于是就有了连续数年的狂热。想想那最狂热的三、五年，有时候甚至到了画不好画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程度。有时在展览筹备的间隙，就骑着自行车背着画箱到西宁周边写生。我的作品从第一次参加省展的1972年到第一次参加全国展的1979年用了7年；从要认真学画的1972年到1982年进入中国美协会员行列，我走了10年时间。1972年我刚好三十岁，常言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以想见此间的艰难。
我的许多事情都赶得比较晚。1985年，青海师范大学招收了一个成人大专班，那是我已经43岁了，经过全国成人统一高考，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进入大学学习绘画，自然是增强了自信心，两年的学习也使专业技能有了很大提高。
“我的体会，勤奋画画只是一方面，认真读书，特别是从文学、音乐等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也是不可或缺的，画家传略也是要读的。时下一些年轻人也不大注重读书，我个人是体会到读书的益处的。三十岁前我读书不多，无非《水浒》《三国》《林海雪原》等，有好书的时候我还年幼，成年后好书愈来愈少，到‘文革’时，世界名著等好的文学著作和画家传记包括画册在大陆几乎绝迹。‘文革’结束后，大陆再版和新出了大量世界名著，我的六七十元工资除了留一部分家用，其余全部买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恶补’了几年，从古典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现代和后现代都看。虽然不能说是通读和深读，但也不能说是囫囵吞枣，收获还是挺大的。我的藏书基本上都是那一时期买的。我最喜欢的是《悲惨世界》、《复活》、《马背上的水手》、《根》、《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百年孤独》。大师们睿智而充满激情的手笔、精心的结构设置、深刻的悲悯情怀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思想和绘画创作。”
“有关你的资料上说，到现在为止，你总共有21件作品入选了全国展览，而且不是这‘杯’那‘赛’的那种。也拿了一些重要奖项，入选省展的作品数量你好像没说过，再加上写生作品也有上千幅吧，应该说专业成绩在省内你们那一代画家中是数得着的，可见你最初一定有一个大目标。” “不是的，一开始仅仅是喜欢画画。当然随着对绘画艺术的认识、理解有所提高，想法自然就多了一点，但努力去画仍然是最基本的自我要求。我后来说过：成功自然可喜，但失败的努力未必可悲，努力过了就不会后悔。我相信天道酬勤。
“补充一句，你刚才说的‘那一代’概念比较模糊，应该界定在194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画家，我自己是不能和之前的那一代画家比肩的。”
良师益友温馨环境
我看他说起陈年旧事来记忆清晰，犹然在目，我也想听个仔细。于是说道：“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很怀旧。”
他的双眉似乎舒展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与许多学有所成的画家很相似，只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已。家里有健壮的母亲操持，包括带大两个儿子。夫人是纺织工人，小时候进过省体操队，身体好也能干，家里的事由母亲和她包了，没有后顾之忧，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说到环境，应该是决定性的。按说我学画真正进步很快的那段时间，正是十年动乱时期，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大‘革命’中的小‘运动’层出不穷，用当时的话语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各单位几乎都是‘运动’压倒一切，工厂不开工，学校不上课，‘展办’楼下的大十字路口时不时的有游行队伍经过，不是敲锣打鼓就是高呼口号，十分嘈杂。
“而‘展办’的最初几年却是风平浪静。除了搞展览就是各自专注做本专业的事，少有勾心斗角、将‘运动’引入本单位的事情发生，我们美术组尤其安宁。究其原因，固然有新单位没有旧矛盾的积累和爆发的客观因素，但我觉得成员素质较高，正气占主流才是主要因素。同时展办初期的领导人张仁正的建‘办’思想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有幸遇上了一个好组长和一个好老师。好组长是曾道宗先生，好老师是朱乃正先生，开始几年美术组就四个人。大家都想在大动乱中有一个宁静的环境里专心业务，这是和睦团结的基础。
“曾道宗思路缜密，与人为善，颇具领导才能。一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外表，使人会自然产生亲近感。他为人正派、不染是非的人品自然得到大家的敬重；业务上基本功扎实，造型严谨，继承和发扬了乃师黎雄才的岭南画派的精髓，又能将青藏高原的地域和民族特点有机地融入画面，灵秀中透出雄浑的气势。他的人品好、专业也强。现在回想，能在这样一位艺术家领导下做事确实是福分。后来他在省美协主持常务及调广东艺术师范学校做领导，其功德都是有口皆碑的。
“朱乃正则更具艺术家气质。聪明睿智，才华横溢。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他都能把艺术创作当成自己的天然使命。看似倨傲、率性，实则颇能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作为青海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一方面自己创作出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品，另一方面只要他认为你对艺术是真诚的、严肃的，他会主动给予帮助。即便是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他也能以大艺术家的胸怀不计前嫌。无论调北京之前还是之后，他都为青海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这样说，曾道宗先生主要是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我的榜样，而朱乃正先生则是在学业方面、在艺术思维方面给我的启迪更多些。他们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不懈的探求精神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只是我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恐怕今生难以企及了。”
“这可能言重了。记得朱先生调北京临行前曾对你是有所赞许的。”
“你也知道此事？”他眨了眨眼睛，显得有些兴奋，接着又拿起茶几上的香烟朝我晃了一下：“恶习难改啊！”
“前面说过我一直是胸无大志，兴趣广泛而且玩性也大，这也误了不少事情。曾、朱二位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以他们榜样的力量使我改掉了一些毛病，多了一些踏实和严谨，少了一些轻浮和毛躁。他们对我专业的点拨既恰当又诚恳，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初我调‘展办’，上面可能有点‘掺沙子’（“文革”时期的政治用语———本文作者注）的意思，按照老人家当时的主张，调进一个贫农出身、产业工人的‘红苗子’是‘纯洁’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之一。虽然我只想好好学画，自己没有意识到身负‘重任”，更没想过要去‘占领’什么阵地，我那时候没有优越感，后来说自己是从工人起家也没什么自卑感。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如果有人把自己看作另类却是很自然的，加上年近而立还想学艺未免不自量力，所以有侧目而视的目光是很正常的。现在想来，后来的刻苦努力，可能也是把压力变作动力的过程吧！当时我没想很多，就是一门心思要画好画。朱先生临走前在曾先生家里的那几句勉励的话确实使我明白了过去，也激励了将来。后来再仔细想想，曾、朱二位先生虽然平时不多说什么，但在我作人和从艺过程中，他们的耐心和包容都是暗含着旁人所没有的恻隐之心的。朱大我7岁，曾大我4岁，我把他们当作师友，自然是先师后友。
“我从你收藏的朱先生书法作品数量来看，朱先生对你是有求必应的吧？”我忽然想起了朱乃正的书法，就插了一句。
“向朱先生求字我是很有分寸的，从不贪心，我觉得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也有例外。给你看一件东西。”
他到书房翻腾了一阵，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放到茶几上，从里面抽出一个装裱好的书法册页，写的是《鲁迅诗抄》全文，正面和背面加起来约有十米长。是用行楷、行书、行草等多体书写的。书风是朱先生当年的潇洒、华美，每页都盖有大小不一的各种名章和闲章。我自诩是看过无数朱先生的书法作品的，但看到如此长卷，看到全书诗文及集工、放于一体的书作还是第一次。令人更加诧异的是册页题签上的字却是近年朱先生的古拙之风，并称册页为“恶书也”。
看到我的神色，孙先生说：“这些字是朱先生离开青海之前，丙辰初夏应该是1976年，一次酒酣耳热之时，朱先生要我裁纸，六尺四裁横条竖写，边裁边写，好像写了两晚才写完。我当时不知道他的用意，只是认真裁纸，岂料在盖完最后的压脚章之后，他往我面前一推：‘送你做个纪念。’我如获至宝，也没多说什么，但心里是很激动的。此后深藏箧内，没有装裱。22年后的2003年进京筹办《携手新世纪———第三届中国油画展》前，我请人装裱成册带到北京请他题签，这时他的书风已然大变，境界升华，或许不满意前期的作品，才有了‘恶书’一说。” 孙先生抚摸着册页封面，轻轻地像在自语“朱先生的去世太早、太可惜了。”
看到他难过的神情，我也半天没说话。还是他回过神以后说道：
“总之，在朱乃正和曾道宗、王复羊、崔振国等艺术家的影响和帮助下，青海省有一大批后生画家逐渐成长起来。这些人当中，我是其中的一个。”
三线交织辛勤工作
“你做展览设计的工作经历，业外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你是画家。”
“前面说过，我在‘展办’的本职工作是展览设计，那时叫总体设计。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从1968年就开始了，一直做到1997年退休，共计29年。小到‘广州交易会’青海典型陈列；大到全省各行业的综合展览及全国展的青海馆，总共42届，平均每年1.5届。筹展时间少则个把月，多则将近一年，这里不包括美术摄影展览。粗算一下29年中大约有14年是在展览设计和指挥施工的紧张状态下度过的。
“说紧张，是因为展览多是配合宣传当时的政策和形势或者在国家重要纪念日，展示建设成就。这些展览都是要限时展出的，所以几乎每次筹展都是紧急任务。我省到现在也没有正规、固定的展览馆，也没有相应的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存档的机构。档案馆是后来才建立的，存档目的也不是专为展览资料设置的。因此，几乎每次办展览都要寻找合适的场地，资料征集也是从头做起。作为展览的总体设计，从撰写文字脚本开始就要参与工作，脚本撰写审查修改定型后，一方面搜集图片，另一方面由我开始形式设计。一个新场地、一个新展览，设计需要从零开始。大到展厅布局，例如屏风设计、展线分配、隔断设计、灯光配置；小到版面设计，包括版面画、照片、文字和室外海报等。这些都要落实到具体形式、结构和尺寸。接下来才是木工、电工、美工、图片放大、绘画，有时还有模型工等等，按设计图开始工作。作为总设计还要列出总进度表各工种衔接时间表。展览筹备进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环节未按时完成必然影响下一步工作的进展和最后组合，设计图一旦有错未能及时纠正，其后果不堪设想。这项工作头绪很多也很琐碎，责任却很大。设计出错导致返工或者延误展期都会有很大麻烦。好在搞了42届展览，我还没出过一次错。
“总体设计是要为定时开幕负责任的，因此‘时间短，任务重’六个字就成为前期动员的惯用语。展办自办的展览，因为大家懂行，尚能相互体贴、协作；而筹备省级大型展览，主管领导都是外行，只要成绩，不管困难。领导很少愿意了解筹展工作和程序，耐心听取建议。临时的‘总设计师’高帽子用来指挥这长那主任的是不太管用的。可想而知，那时的工作困难和压力是很大的，也许是过于认真，不夸张地说，有时因为时间太紧张，担心进度影响全局，甚至夜半醒来一身冷汗，坐待天明。1983年‘展办’合并到省群艺馆后，我被只身借调省上筹展的情况很多，处理人际关系要比工作本身难度还要大。大展结束，社会反应都不错，该拿的设计奖也都拿到了，但在筹展中涉及的误解甚至刁难使我很难快乐起来，倒是离开临时班子时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我很少对人谈到这些，索然无味。”
“你好像说过：搞了将近30年的展览，至今没能看到青海建设一个正规的展览馆是你的一大遗憾？”
“是啊，偌大的一个青海省没有一个常设的展览机构和馆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我在《展办十六年》那篇文章里说得多一些。从1968年开始，我们一直向各方呼吁建馆的事情，先后找过刘贤权、张江霖、薛宏福、张国声、赵海峰等省上领导人反映情况，多数都答应考虑，但也都没有下文。到后来省上领导更迭加快，见个办公厅的什么处长都很困难，也就没信心了。再后来省财经委设立了展览馆筹建处，十几年后也是无疾而终，呵呵。”
他无奈地笑了笑，很快就转了话题：
“1997年底，我就是在那样一种如释重负的心境中退休了。”
“我看到过你的一些文章，文笔不错。你是否统计过你发表的文章字数？”
“算数字，大约只有20万字吧。多数是被动写的，自己主动想写的占少数。我写文章不是腹稿既定才下笔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差自己是知道的。往往是想到的就写下来，然后再组合、修改、润色。
“1986年到1993年，我还兼任过《青海群众艺术》和《群文天地》的美术编辑，那时的美术编辑画版式图是要计算字数在版式纸上码格子的，作者的稿子都是手写的，挖补粘贴加上字迹都比较潦草，数字很难统计，我的数学基础很差，所以就要反复计算和修改版式图。看来我命中注定离不开类似展览组织、设计，刊物编辑这些繁琐、细碎工作。”
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一缕阳光透过附近高层建筑的缝隙映入室内。原本略显阴暗的房间转瞬亮了起来。几杯新茶入口，我俩都来了精神。
“你还没说在省美术界的工作。”我提醒他。
“虽然对我来说省美术界的工作算是社会活动，但在我的经历中是占了很大比重的。从1983年省美协换届，我当选常务理事到20年后退下来担任荣誉副主席，这期间美协的主席、副主席有离职的也有病故的，主席团长期处于不完整状态，加上15年没换届，常务理事会就担负了美协的大部分工作。这期间我还担任了省美协艺术委员会委员，油画艺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到2003年第三届省美代会召开的时候，我已经从本单位退休6年了。
“协会工作主要是‘桥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会员所在单位定岗定编定业绩，像以前那样美协发通知，无论外出交流、下乡写生和作品创作，各单位大都给予配合支持的状况日渐消退。美术活动在大多数作者来说由‘政治任务’逐渐转为‘个人行为’，美协经费也日渐减少，开展工作难度也日益增大，因此需要协会主动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专业指导，争取会员所在单位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协常务理事会在团结会员、促进创作等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尤其在选送全国大展的作品评审方面大多数人都能坚持以作品水平为标准的原则，力争公平公道，有时评委的作品也照样拿下，因此极少非议。那时全国大展中青海作品的入选数在西北五省，经常是排在第二、三位的。
我和他是多年的老相识。交友多年，按说彼此应当很了解，但毕竟在岗供职时都在忙各自的事情，退休之后还在忙各自的事情，见面不多。刚退休时偶尔聚到一起，多是朋友的饭局，东拉西扯的话特别多，很难静下心深谈。后来我移居内地，偶尔回青海在子女那里小住即返，所以很少见面。今夏内地天气忽而酷暑难耐，忽而暴雨如注，索性回青海度夏。得知他这一周不外出写生，便约好见面深谈一次。
在我省的老画家中，孙盛仁从学艺到如今的经历和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我一直想和他认真仔细地聊一下，譬如是什么情况下使得他从一名水暖工人转行从事绘画、展览设计及美术编辑工作；他是怎样从一名业余爱好者成为我省著名画家的；近些年大量产生于他笔下的油画风景和主动带领年轻画家外出写生的做法，又不是时常出现在他水墨画的落角闲章“闲云野鹤”能够涵盖的。今天一杯清茶，两人对坐，时间充裕，就说了我的具体想法。
他淡淡地笑笑说：“知道自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就去过平常的日子，往日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如今也没有‘英雄迟暮’的沮丧。聊一聊可以，但可以说有聊头，也可以说没聊头。一个人从‘弱冠’到‘而立’到‘不惑’到‘知命’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不可能没一点聊头；但生活经历无大坎坷，比起那些在以往历次的政治风浪中历经磨难的师长和友人，我的处境要好得多，基本是平顺度日。学业上得益于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和良好的师友关系，有所进步是应该的事情，但自知入门太晚，学艺不深，到如今甚至有刚踏入门槛的自省，因此可聊的又不多。”
他停顿了一会儿，可能看到我认真的神情，便说道：“那我就姑妄聊之，你也就姑且听之吧，但愿不会让你打瞌睡。”
学艺之初往事拾零
“孙盛仁，汉族，1942年8月出生，祖籍是山东省荣成市埠柳村，出生地在辽宁省大连市，1956年随父母来到青海继续上学，1960年高中二年级辍学，1962年参加工作，做水暖工人……”听着像是背诵简历，我便打断话头说道：
“这些我都知道，还是先说说学画的事吧。”
他会心地笑了笑，继续说道：
“小学时喜欢画画都是很蒙昧的事，无非是总角之戏。初中二年级时在湟川中学（那时叫青海第一中学，后来叫青海实验中学，再后来叫西宁第二中学）时，也就是搞搞班报什么的。那时学校里的美术老师叫陈秉轩（音），画得很好，也就不到三十岁。和他接触不多，只记得学校有一次搞班报展，我临摹的一幅普希金像他看后夸了几句。后来在反“右”斗争前后，学校里的范国雄、陈秉轩、王本仁等老师都挨了整。之后不久听说陈老师被遣送回原籍甘肃天水，境遇很差，一直无业，后来的情况不了解，如果健在，该是耄耋老人了。
“高二辍学没太多理由———吃不饱，没心念书了。虽说当时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比成人的28斤高一些，是34斤，后来又分别被减少到21斤和27斤，用现在的消耗看，数量不算太少。但每月2两食用油，清汤寡水加杂面馍馍对于一个十八岁正处在生长期的我来说，不能总是看着母亲吃半个馍就说饱了，把另一半硬塞给我吧？再说那时候学校安排的义务劳动非常多，比如到乐都县羊肠子沟拉大风箱‘炼钢铁’；到大通小煤洞住帐篷修公路，结束时步行回西宁；冒着春雪在李家山种洋芋等等。教师们也跟着一起干，大家都是有气无力的，休息时便是以吃为主的‘精神会餐’。我到高中二年读了不到两星期就离校了。老师彭先润家访，我躲在小屋里不敢露面，高中学业就此结束，可以说当时是没什么志向的。大专学历是27年后在青海师范大学学习后取得的。
“此后就是给建筑工地挖沙子挣钱，天气不好就在家里画些素描，临摹图书上的风景画，偶尔也摆点静物或者到郊区画写生。我和一起辍学的好友苗成林每天往返于湟水岸边和贾小庄之间，一立方净沙4元5角钱，平均5天能筛出1立方，一个月能有20几元收入，也算经济半独立了。直到1962年冬季省一建招工，我们就都当上了水暖工学徒。
这中间也曾有过进美术学校学习的机会。那时的青海艺术学校在西宁的纸坊街，好像就是在高槽巷。苗成林想学声乐，我想学绘画，记得我们俩在艺校的二楼走廊的墙上看到几幅小油画，后来回忆就有黄绍京老师的作品。接待我们的是潘文娟老师，说明请求后，潘老师很和蔼地说要我把画的画拿来看看，让苗成林回去练一下唱歌，一周后到学校来。交了画、唱了歌，潘老师说隔一周来听结果。一周后潘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决定录取我们。但因为刚接到上级通知，艺校要和青海师范学院合并，大概要一个月的交接时间，如果愿意，到那时就来校办手续。我俩都不愿当老师，又赶上省一建招工，就错过了学习专业的机会。
“前面说起的苗成林，在校时比我低一年级。1980年代，他先是调到省京剧团乐队当演奏员，后又调入省话剧团担任编剧，2000年代初的一次省文艺作品颁奖会上，我俩的作品都获了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凝视了几秒钟，目光里出现了一丝黯淡。我知道，这是对老学友过早去世的伤感。
“在省一建水电队里，从学徒到转正再到定级，将近3年时间。上楼顶，钻地沟，整天和钢管、铁管、铅管、铜管打交道，人称‘管儿匠’。建筑业受季节影响，每年冬季停工冬训，我就被抽调到工会出板报、抄抄写写。少了无聊的‘自我检查’和‘评功摆好’倒也清静些。1965年入秋，为了配合西北工业交通会议，西北各省都要筹备各自的展馆10月份到西安展出。省一建从基层抽调我当讲解员。没想到自从10月初去西安继续筹备和展出之后，就再也没回原单位，也没想到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人过三十尚可学艺
“我知道水暖工是个很累很脏的工种，尤其那时施工机械化程度不像今天，那是非常低的，几乎全靠人力。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我小时候体质一直比较弱，还差一点死掉。后来喜欢运动，从读中学到省一建我都是足球代表队的成员，体质好了许多。但水暖工的劳动强度太大，譬如1963年从沈家寨到西门口的首条西宁市供水主管道施工，用的是直径350毫米的铸铁管，师傅说900多斤重。四个人用扁担抬管子平均每人将近250斤，但在不平的地面上有时个人承重远远超过理论平均重量。每逢抬管子，那些身体稍好一些的师傅和学徒都是多给我让出抬杠的长度，或者在关键时刻伸出臂膀帮一把。那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生活依旧比较艰难，大家的身体都有亏欠。野外施工，午餐就是饼子加咸菜，周围能拾到柴火就烤一烤，没烧的就吃凉的。吃完就接着干活，师傅徒弟都一样。师傅郭成春，师兄弟杨树章都对我挺好的。那时的师徒、工友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是很值得留恋的。”
他端起茶杯接连喝了几口，平息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那时候，苦是吃了一些。想想到后来我不论到哪里，人们的印象大都是：干活认真、能吃苦，我想这与在校时的劳动和三年水暖工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1966年3月底，西北工业交通展览结束返回西宁后举行汇报展，5月我又被借调筹备《大庆展览》。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展览筹备中断。1969年，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宣传需要，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省级展览的筹备和展出。我被正式调动，参与筹备‘青海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展览办公室’，组建后，担任展览设计工作。那时的展览主要是配合政治形势筹办的。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政治性展览一度骤减，‘展办’美术组建立了专业练习室，我是进出比较多的一个。美术组的事我在后面会专门说说，先说自己学画的事。
“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要举办全国性美展，‘展办’美术组全体都开始搞创作。在组内同事的指点帮助下，我搞了两幅版画后来入选了本省美展，这是我第一次搞创作，第一次搞版画，也是作品第一次入选省展。
“记得1950年代末，我画了一幅风景写生投稿到省美展，落选退稿后收到郭世清先生的一封信，内容记不准确了，多是勉励的话，这是我很感动的事。后来大约是1963年我们给当时的省人委主楼进行水暖管道维护，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看到郭世清先生和另外几位画家都在画大画，郭先生画的是青海湖，因为以前见过他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一位须发斑白的长者和一位矮个子年轻画家也在画，画的什么记不得了。后来得知长者是方之南先生，矮个子的是朱乃正先生，还有一位中高身材挺帅气的年轻人后来得知是曾道宗先生。我那时只是在悄悄地看他们画画，心里充满羡慕。谁能想到6年后我竟有幸和朱、曾二位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了同事。再后来的1975年，方之南先生也分配到‘展办’工作了。如果郭世清先生那时在世，没准也能得到他的教诲。话题有点扯远了。”
见他谈兴渐高，我便说道：“听听这些也很有意思。看来你命中注定是要从事绘画了。”
“其实不尽然。我在‘展办’的本职是总体设计，也就是根据文字脚本和展览场地构思展出形式及完成各环节的设计制作图，所以我的工作也叫形式设计。各环节按设计要求完成，不断衔接组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直至展出。总体设计是一件头绪很多很累的事情，我会专门说说这些事。
“可能是年轻气盛，学画心切，在展览筹备过程中我经常向曾道宗组长申请几幅力所能及的版面画，或临摹或按文字脚本内容画出来，展览间歇，我就挤时间进练习室，悄悄画素描，然后请朱、曾二位指点。
“人有时是需要一点狂热的。看似聪明实则愚钝，这是我对自己心智的定义。因此，‘笨鸟先飞’也就成了我一生的做事理念。当然这是进入成年后对以往经验的总结，不是先验的。早做一点，勤快一点才可能跟上别人，于是就有了连续数年的狂热。想想那最狂热的三、五年，有时候甚至到了画不好画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程度。有时在展览筹备的间隙，就骑着自行车背着画箱到西宁周边写生。我的作品从第一次参加省展的1972年到第一次参加全国展的1979年用了7年；从要认真学画的1972年到1982年进入中国美协会员行列，我走了10年时间。1972年我刚好三十岁，常言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以想见此间的艰难。
我的许多事情都赶得比较晚。1985年，青海师范大学招收了一个成人大专班，那是我已经43岁了，经过全国成人统一高考，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进入大学学习绘画，自然是增强了自信心，两年的学习也使专业技能有了很大提高。
“我的体会，勤奋画画只是一方面，认真读书，特别是从文学、音乐等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也是不可或缺的，画家传略也是要读的。时下一些年轻人也不大注重读书，我个人是体会到读书的益处的。三十岁前我读书不多，无非《水浒》《三国》《林海雪原》等，有好书的时候我还年幼，成年后好书愈来愈少，到‘文革’时，世界名著等好的文学著作和画家传记包括画册在大陆几乎绝迹。‘文革’结束后，大陆再版和新出了大量世界名著，我的六七十元工资除了留一部分家用，其余全部买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恶补’了几年，从古典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现代和后现代都看。虽然不能说是通读和深读，但也不能说是囫囵吞枣，收获还是挺大的。我的藏书基本上都是那一时期买的。我最喜欢的是《悲惨世界》、《复活》、《马背上的水手》、《根》、《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百年孤独》。大师们睿智而充满激情的手笔、精心的结构设置、深刻的悲悯情怀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思想和绘画创作。”
“有关你的资料上说，到现在为止，你总共有21件作品入选了全国展览，而且不是这‘杯’那‘赛’的那种。也拿了一些重要奖项，入选省展的作品数量你好像没说过，再加上写生作品也有上千幅吧，应该说专业成绩在省内你们那一代画家中是数得着的，可见你最初一定有一个大目标。” “不是的，一开始仅仅是喜欢画画。当然随着对绘画艺术的认识、理解有所提高，想法自然就多了一点，但努力去画仍然是最基本的自我要求。我后来说过：成功自然可喜，但失败的努力未必可悲，努力过了就不会后悔。我相信天道酬勤。
“补充一句，你刚才说的‘那一代’概念比较模糊，应该界定在194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画家，我自己是不能和之前的那一代画家比肩的。”
良师益友温馨环境
我看他说起陈年旧事来记忆清晰，犹然在目，我也想听个仔细。于是说道：“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很怀旧。”
他的双眉似乎舒展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与许多学有所成的画家很相似，只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已。家里有健壮的母亲操持，包括带大两个儿子。夫人是纺织工人，小时候进过省体操队，身体好也能干，家里的事由母亲和她包了，没有后顾之忧，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说到环境，应该是决定性的。按说我学画真正进步很快的那段时间，正是十年动乱时期，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大‘革命’中的小‘运动’层出不穷，用当时的话语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各单位几乎都是‘运动’压倒一切，工厂不开工，学校不上课，‘展办’楼下的大十字路口时不时的有游行队伍经过，不是敲锣打鼓就是高呼口号，十分嘈杂。
“而‘展办’的最初几年却是风平浪静。除了搞展览就是各自专注做本专业的事，少有勾心斗角、将‘运动’引入本单位的事情发生，我们美术组尤其安宁。究其原因，固然有新单位没有旧矛盾的积累和爆发的客观因素，但我觉得成员素质较高，正气占主流才是主要因素。同时展办初期的领导人张仁正的建‘办’思想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有幸遇上了一个好组长和一个好老师。好组长是曾道宗先生，好老师是朱乃正先生，开始几年美术组就四个人。大家都想在大动乱中有一个宁静的环境里专心业务，这是和睦团结的基础。
“曾道宗思路缜密，与人为善，颇具领导才能。一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外表，使人会自然产生亲近感。他为人正派、不染是非的人品自然得到大家的敬重；业务上基本功扎实，造型严谨，继承和发扬了乃师黎雄才的岭南画派的精髓，又能将青藏高原的地域和民族特点有机地融入画面，灵秀中透出雄浑的气势。他的人品好、专业也强。现在回想，能在这样一位艺术家领导下做事确实是福分。后来他在省美协主持常务及调广东艺术师范学校做领导，其功德都是有口皆碑的。
“朱乃正则更具艺术家气质。聪明睿智，才华横溢。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他都能把艺术创作当成自己的天然使命。看似倨傲、率性，实则颇能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作为青海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一方面自己创作出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品，另一方面只要他认为你对艺术是真诚的、严肃的，他会主动给予帮助。即便是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他也能以大艺术家的胸怀不计前嫌。无论调北京之前还是之后，他都为青海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这样说，曾道宗先生主要是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我的榜样，而朱乃正先生则是在学业方面、在艺术思维方面给我的启迪更多些。他们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不懈的探求精神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只是我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恐怕今生难以企及了。”
“这可能言重了。记得朱先生调北京临行前曾对你是有所赞许的。”
“你也知道此事？”他眨了眨眼睛，显得有些兴奋，接着又拿起茶几上的香烟朝我晃了一下：“恶习难改啊！”
“前面说过我一直是胸无大志，兴趣广泛而且玩性也大，这也误了不少事情。曾、朱二位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以他们榜样的力量使我改掉了一些毛病，多了一些踏实和严谨，少了一些轻浮和毛躁。他们对我专业的点拨既恰当又诚恳，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初我调‘展办’，上面可能有点‘掺沙子’（“文革”时期的政治用语———本文作者注）的意思，按照老人家当时的主张，调进一个贫农出身、产业工人的‘红苗子’是‘纯洁’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之一。虽然我只想好好学画，自己没有意识到身负‘重任”，更没想过要去‘占领’什么阵地，我那时候没有优越感，后来说自己是从工人起家也没什么自卑感。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如果有人把自己看作另类却是很自然的，加上年近而立还想学艺未免不自量力，所以有侧目而视的目光是很正常的。现在想来，后来的刻苦努力，可能也是把压力变作动力的过程吧！当时我没想很多，就是一门心思要画好画。朱先生临走前在曾先生家里的那几句勉励的话确实使我明白了过去，也激励了将来。后来再仔细想想，曾、朱二位先生虽然平时不多说什么，但在我作人和从艺过程中，他们的耐心和包容都是暗含着旁人所没有的恻隐之心的。朱大我7岁，曾大我4岁，我把他们当作师友，自然是先师后友。
“我从你收藏的朱先生书法作品数量来看，朱先生对你是有求必应的吧？”我忽然想起了朱乃正的书法，就插了一句。
“向朱先生求字我是很有分寸的，从不贪心，我觉得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也有例外。给你看一件东西。”
他到书房翻腾了一阵，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放到茶几上，从里面抽出一个装裱好的书法册页，写的是《鲁迅诗抄》全文，正面和背面加起来约有十米长。是用行楷、行书、行草等多体书写的。书风是朱先生当年的潇洒、华美，每页都盖有大小不一的各种名章和闲章。我自诩是看过无数朱先生的书法作品的，但看到如此长卷，看到全书诗文及集工、放于一体的书作还是第一次。令人更加诧异的是册页题签上的字却是近年朱先生的古拙之风，并称册页为“恶书也”。
看到我的神色，孙先生说：“这些字是朱先生离开青海之前，丙辰初夏应该是1976年，一次酒酣耳热之时，朱先生要我裁纸，六尺四裁横条竖写，边裁边写，好像写了两晚才写完。我当时不知道他的用意，只是认真裁纸，岂料在盖完最后的压脚章之后，他往我面前一推：‘送你做个纪念。’我如获至宝，也没多说什么，但心里是很激动的。此后深藏箧内，没有装裱。22年后的2003年进京筹办《携手新世纪———第三届中国油画展》前，我请人装裱成册带到北京请他题签，这时他的书风已然大变，境界升华，或许不满意前期的作品，才有了‘恶书’一说。” 孙先生抚摸着册页封面，轻轻地像在自语“朱先生的去世太早、太可惜了。”
看到他难过的神情，我也半天没说话。还是他回过神以后说道：
“总之，在朱乃正和曾道宗、王复羊、崔振国等艺术家的影响和帮助下，青海省有一大批后生画家逐渐成长起来。这些人当中，我是其中的一个。”
三线交织辛勤工作
“你做展览设计的工作经历，业外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你是画家。”
“前面说过，我在‘展办’的本职工作是展览设计，那时叫总体设计。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从1968年就开始了，一直做到1997年退休，共计29年。小到‘广州交易会’青海典型陈列；大到全省各行业的综合展览及全国展的青海馆，总共42届，平均每年1.5届。筹展时间少则个把月，多则将近一年，这里不包括美术摄影展览。粗算一下29年中大约有14年是在展览设计和指挥施工的紧张状态下度过的。
“说紧张，是因为展览多是配合宣传当时的政策和形势或者在国家重要纪念日，展示建设成就。这些展览都是要限时展出的，所以几乎每次筹展都是紧急任务。我省到现在也没有正规、固定的展览馆，也没有相应的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存档的机构。档案馆是后来才建立的，存档目的也不是专为展览资料设置的。因此，几乎每次办展览都要寻找合适的场地，资料征集也是从头做起。作为展览的总体设计，从撰写文字脚本开始就要参与工作，脚本撰写审查修改定型后，一方面搜集图片，另一方面由我开始形式设计。一个新场地、一个新展览，设计需要从零开始。大到展厅布局，例如屏风设计、展线分配、隔断设计、灯光配置；小到版面设计，包括版面画、照片、文字和室外海报等。这些都要落实到具体形式、结构和尺寸。接下来才是木工、电工、美工、图片放大、绘画，有时还有模型工等等，按设计图开始工作。作为总设计还要列出总进度表各工种衔接时间表。展览筹备进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环节未按时完成必然影响下一步工作的进展和最后组合，设计图一旦有错未能及时纠正，其后果不堪设想。这项工作头绪很多也很琐碎，责任却很大。设计出错导致返工或者延误展期都会有很大麻烦。好在搞了42届展览，我还没出过一次错。
“总体设计是要为定时开幕负责任的，因此‘时间短，任务重’六个字就成为前期动员的惯用语。展办自办的展览，因为大家懂行，尚能相互体贴、协作；而筹备省级大型展览，主管领导都是外行，只要成绩，不管困难。领导很少愿意了解筹展工作和程序，耐心听取建议。临时的‘总设计师’高帽子用来指挥这长那主任的是不太管用的。可想而知，那时的工作困难和压力是很大的，也许是过于认真，不夸张地说，有时因为时间太紧张，担心进度影响全局，甚至夜半醒来一身冷汗，坐待天明。1983年‘展办’合并到省群艺馆后，我被只身借调省上筹展的情况很多，处理人际关系要比工作本身难度还要大。大展结束，社会反应都不错，该拿的设计奖也都拿到了，但在筹展中涉及的误解甚至刁难使我很难快乐起来，倒是离开临时班子时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我很少对人谈到这些，索然无味。”
“你好像说过：搞了将近30年的展览，至今没能看到青海建设一个正规的展览馆是你的一大遗憾？”
“是啊，偌大的一个青海省没有一个常设的展览机构和馆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我在《展办十六年》那篇文章里说得多一些。从1968年开始，我们一直向各方呼吁建馆的事情，先后找过刘贤权、张江霖、薛宏福、张国声、赵海峰等省上领导人反映情况，多数都答应考虑，但也都没有下文。到后来省上领导更迭加快，见个办公厅的什么处长都很困难，也就没信心了。再后来省财经委设立了展览馆筹建处，十几年后也是无疾而终，呵呵。”
他无奈地笑了笑，很快就转了话题：
“1997年底，我就是在那样一种如释重负的心境中退休了。”
“我看到过你的一些文章，文笔不错。你是否统计过你发表的文章字数？”
“算数字，大约只有20万字吧。多数是被动写的，自己主动想写的占少数。我写文章不是腹稿既定才下笔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差自己是知道的。往往是想到的就写下来，然后再组合、修改、润色。
“1986年到1993年，我还兼任过《青海群众艺术》和《群文天地》的美术编辑，那时的美术编辑画版式图是要计算字数在版式纸上码格子的，作者的稿子都是手写的，挖补粘贴加上字迹都比较潦草，数字很难统计，我的数学基础很差，所以就要反复计算和修改版式图。看来我命中注定离不开类似展览组织、设计，刊物编辑这些繁琐、细碎工作。”
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一缕阳光透过附近高层建筑的缝隙映入室内。原本略显阴暗的房间转瞬亮了起来。几杯新茶入口，我俩都来了精神。
“你还没说在省美术界的工作。”我提醒他。
“虽然对我来说省美术界的工作算是社会活动，但在我的经历中是占了很大比重的。从1983年省美协换届，我当选常务理事到20年后退下来担任荣誉副主席，这期间美协的主席、副主席有离职的也有病故的，主席团长期处于不完整状态，加上15年没换届，常务理事会就担负了美协的大部分工作。这期间我还担任了省美协艺术委员会委员，油画艺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到2003年第三届省美代会召开的时候，我已经从本单位退休6年了。
“协会工作主要是‘桥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会员所在单位定岗定编定业绩，像以前那样美协发通知，无论外出交流、下乡写生和作品创作，各单位大都给予配合支持的状况日渐消退。美术活动在大多数作者来说由‘政治任务’逐渐转为‘个人行为’，美协经费也日渐减少，开展工作难度也日益增大，因此需要协会主动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专业指导，争取会员所在单位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协常务理事会在团结会员、促进创作等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尤其在选送全国大展的作品评审方面大多数人都能坚持以作品水平为标准的原则，力争公平公道，有时评委的作品也照样拿下，因此极少非议。那时全国大展中青海作品的入选数在西北五省，经常是排在第二、三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