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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著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我无奈于这个世界，也让世界无奈于我
演员这个行业有点矛盾，戏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表演的人。像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影迷涵盖老中青三代，却经常以戏子自居，对给予自己荣耀的职业没有太多好感。但无好感不代表不敬业，他尊重自己的职业特性，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也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十集的电视剧拍上一百天，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都是常有的事。剧组的人想法都很单纯，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创作概念里。为了晒黑皮肤，导演可以带着演员们去水库边晒上一个月太阳，为了演一部40分钟的独幕话剧，全剧组可以去车间实习三个月。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拍《末代皇帝》，一部二十八集的电视剧竟然拍了整整三年，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大伙儿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主演和龙套都拿7块钱的工资，但没人会觉得不公平。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浮躁非常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停工一天会损失多少钱。大环境的改变让陈道明很不适应，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结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拍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片酬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串戏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因为“想保持精神的亢奋，不给自己犯懒的机会”。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独善其身，必须把自认为不对的东西都统一好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因为要达到这种统一，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要拍戏了，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个经历来自于陈道明早年的体验，那时他曾为了排话剧穿着轧钢厂工人的工作服在车间待了八十多天，等到真正上场时，他发现只要穿上那身工作服，自己的角色马上就活了。“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因为它没有长在演员的身上，让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来的、借来的。拍戏，尤其是古装，我认为应该有个‘化身’过程，让这个衣服‘化’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所以拍多久，我就穿多久。”《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拍摄张艺谋的电影《归来》的时候，陈道明也是最先对陆焉识的服饰发生了兴趣。他在落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把剧组准备的衣服一穿上身，他立刻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会有这种疏离感？就因为那个衣服是人为做旧的，那种脏和破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勾勒不出人物的气质。”
于是他请剧组重新准备了一套服装，日也穿夜也穿，还特意将衣服挂进筒子楼的卫生间里，使其沾染上潮湿暧昧的气息。就这样，衣服在陈道明的陪伴下变得破旧熟软，他跟陆焉识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穿着戏服待在片場，巩俐也是这样，她喜欢坐在一个旧藤椅上发呆，我们很少交流，但是那种交叠的命运感和光阴感渐渐培养起来了，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入戏了。”
因为有原则，许多电视剧入不了陈道明的眼，于是他就不看电视了。“现在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的，可是看看演员的衣服都那么新，女战士在野外日晒雨淋摸爬滚打，头发竟一丝不乱，还画着大浓妆，很多人说了，这是审美需要，可是养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吗？观众就那么肤浅吗？”
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容易
因为气势难掩，言论率真，陈道明往往被认为是孤傲、冷漠，甚至难以接近。冯小刚曾说过：“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能放下清高、低下头的那种人。”
当初跟陈道明合作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最担心的就是陈道明太孤傲，演不好那个处处讨好他人、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小林。陈道明仿佛看出了冯小刚的担心，主动请冯小刚到家中喝酒——平素他最讨厌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但这次两人聊了整宿，干掉了一大瓶二锅头，也理清了演戏脉络。
隔天一进剧场，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样，十二分殷勤周到，处处陪着小心。剧组的机器坏了，从来不求人的他二话不说跑到央视找关系又借了一台，每天收工后还要帮忙收拾东西，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可是等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他连个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就离开了小林，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表情。
周围的人都大为诧异，冯小刚感慨：“你这变得够快的！”他淡淡一笑：“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就是个戏子。”
“戏子”这个词，含有很深的轻视意味，很多人都对其避之不及，但陈道明坦然笑纳。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结构，跟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颇为相似，艺人越来越善于将自己“弄化”，努力迎合社会商业大潮的需要，甚至不惜丢掉下线，这点还不及旧时的戏子。所以他宁可当个有操守的戏子。圈内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的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都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但他“只负责踏实演戏，不负责配合媒体塑造自己”。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归来》上映后，他参与了影片的宣传，并和剧组一起奔赴戛纳电影节。虽然对影片和角色有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秉承了一如既往的坦率与疏狂，在活动现场毫不客气地指出主持人使用的“飚戏”一词实为夸大，称李安、斯皮尔伯格看哭的段子不过是“同行间的客气”而已。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了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严禁一切形式的转载，违者必究。）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著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我无奈于这个世界，也让世界无奈于我
演员这个行业有点矛盾，戏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表演的人。像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影迷涵盖老中青三代，却经常以戏子自居，对给予自己荣耀的职业没有太多好感。但无好感不代表不敬业，他尊重自己的职业特性，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也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十集的电视剧拍上一百天，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都是常有的事。剧组的人想法都很单纯，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创作概念里。为了晒黑皮肤，导演可以带着演员们去水库边晒上一个月太阳，为了演一部40分钟的独幕话剧，全剧组可以去车间实习三个月。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拍《末代皇帝》，一部二十八集的电视剧竟然拍了整整三年，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大伙儿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主演和龙套都拿7块钱的工资，但没人会觉得不公平。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浮躁非常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停工一天会损失多少钱。大环境的改变让陈道明很不适应，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结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拍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片酬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串戏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因为“想保持精神的亢奋，不给自己犯懒的机会”。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独善其身，必须把自认为不对的东西都统一好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因为要达到这种统一，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要拍戏了，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个经历来自于陈道明早年的体验，那时他曾为了排话剧穿着轧钢厂工人的工作服在车间待了八十多天，等到真正上场时，他发现只要穿上那身工作服，自己的角色马上就活了。“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因为它没有长在演员的身上，让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来的、借来的。拍戏，尤其是古装，我认为应该有个‘化身’过程，让这个衣服‘化’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所以拍多久，我就穿多久。”《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拍摄张艺谋的电影《归来》的时候，陈道明也是最先对陆焉识的服饰发生了兴趣。他在落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把剧组准备的衣服一穿上身，他立刻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会有这种疏离感？就因为那个衣服是人为做旧的，那种脏和破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勾勒不出人物的气质。”
于是他请剧组重新准备了一套服装，日也穿夜也穿，还特意将衣服挂进筒子楼的卫生间里，使其沾染上潮湿暧昧的气息。就这样，衣服在陈道明的陪伴下变得破旧熟软，他跟陆焉识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穿着戏服待在片場，巩俐也是这样，她喜欢坐在一个旧藤椅上发呆，我们很少交流，但是那种交叠的命运感和光阴感渐渐培养起来了，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入戏了。”
因为有原则，许多电视剧入不了陈道明的眼，于是他就不看电视了。“现在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的，可是看看演员的衣服都那么新，女战士在野外日晒雨淋摸爬滚打，头发竟一丝不乱，还画着大浓妆，很多人说了，这是审美需要，可是养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吗？观众就那么肤浅吗？”
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容易
因为气势难掩，言论率真，陈道明往往被认为是孤傲、冷漠，甚至难以接近。冯小刚曾说过：“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能放下清高、低下头的那种人。”
当初跟陈道明合作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最担心的就是陈道明太孤傲，演不好那个处处讨好他人、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小林。陈道明仿佛看出了冯小刚的担心，主动请冯小刚到家中喝酒——平素他最讨厌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但这次两人聊了整宿，干掉了一大瓶二锅头，也理清了演戏脉络。
隔天一进剧场，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样，十二分殷勤周到，处处陪着小心。剧组的机器坏了，从来不求人的他二话不说跑到央视找关系又借了一台，每天收工后还要帮忙收拾东西，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可是等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他连个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就离开了小林，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表情。
周围的人都大为诧异，冯小刚感慨：“你这变得够快的！”他淡淡一笑：“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就是个戏子。”
“戏子”这个词，含有很深的轻视意味，很多人都对其避之不及，但陈道明坦然笑纳。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结构，跟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颇为相似，艺人越来越善于将自己“弄化”，努力迎合社会商业大潮的需要，甚至不惜丢掉下线，这点还不及旧时的戏子。所以他宁可当个有操守的戏子。圈内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的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都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但他“只负责踏实演戏，不负责配合媒体塑造自己”。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归来》上映后，他参与了影片的宣传，并和剧组一起奔赴戛纳电影节。虽然对影片和角色有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秉承了一如既往的坦率与疏狂，在活动现场毫不客气地指出主持人使用的“飚戏”一词实为夸大，称李安、斯皮尔伯格看哭的段子不过是“同行间的客气”而已。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了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严禁一切形式的转载，违者必究。）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