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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中国工信部于2011年8月2日在“2011年上半年石油和化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披露，2011年1~5月，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为1.91亿吨，增长8.5%，对外依存度高达55.2%，首次超越美国。
点评：回过头看，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其原油对外依存度当年仅为6%，但此后一路攀升，到2006年突破45%，且每年均以2%左右的速度向上窜，2007年为47%，2008年为49%，到2009年突破50%的警戒线，直至目前的55.2%。
几年前，美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在60%之上，远高于中国，但现在形势已经逆转。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因为原油对外依存度过高绝非好事。它首先危及的是能源安全。以55.2%的对外依存度计算，中国将有超过2亿吨的原油依赖进口，将如此多的石油需求绑在国际市场上，显然不怎么安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缺乏国际石油定价权且国际油价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国际原油的成本将变得十分高昂，乃至难以接受。从长期来看，今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恐怕还会更高，其判断依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高速运转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年均9%的GDP增速，尤其是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大幅攀升，令国产石油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增长，只能依赖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目前来看，中国能源需求易增难降。二是中国开始建设原油战略储备基地储油。根据初步规划，中国准备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仍将处在较高水平。
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预测，10年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4.5%；而国际能源署更是预言，中国原油需求增速未来若保持不变，石油进口依存度或将升至80%。
如此看来，中国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早应对。首先，要转变粗放型、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上更为低碳环保的发展路径，以降低包括石油在内的居高不下的能源需求，舒缓原油进口压力。其次，要支持国内油企“走出去”，广泛寻找油源，并实现原油进口渠道多元化，以保障国内能源安全。再次，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要进一步市场化，通过价格杠杆，反映石油使用成本，抑制国内能源和汽车消费。最后，要大力发展石油替代，比如更多地使用天然气，开发包括页岩气等在内的新能源，研制新能源汽车等，逐步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47家
2011年8月3日，中国国资委和中国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一则消息，一个是2010年央企业绩考核结果公布，47家获得A级，央企获得历史上最好的利润；一个是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8.3万亿人民币，增长超21%。
点评：这两则消息的相关之处在于，它们都表明，在2010年，财政和央企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按理说，财政收入大涨，央企作为“长子”获得历史上最好的利润并且也是纳税大户，这都是好事。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但在去年同期，“小河”是否满呢？这方面不太好找具体可以对应的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个资料称，据6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这个调查仅涉及城镇居民，若扩大到农村居民，数据可能更低。
这样的对比本身，或许不具有科学性。但至少说明，在央企利润突飞猛进、国家财政收入颇丰的情况下，相对而言，尤其是在通胀的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显得裹足不前。再说国企，国企中的央企，业绩漂亮自不待言，那么地方国企呢？国资委官网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地方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286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这一增幅超过央企。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国企的日子都不错。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幅的普通民众，难免会有情绪。这种情绪，使得民众会逐渐对“国家的富”失去认同感，甚至会觉得“国家的富”是国家与民争利的结果。这是比较得出的结果，比较产生反差，反差导致不平衡。
另一个有明显反差的比较就是，最近为债务问题发愁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提高债务容忍的上限。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很穷，其账面资金还不如苹果公司。但是，这并不影响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穷，是藏富于民的结果。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理解公众对“政府有钱、央企会赚钱”的情绪了，与民争利，国进民退，这些词汇在民间频频出现，正是这一情绪的反映。当然，民众并不希望看到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央企亏损破产这样的消息。但官方对于民众的这种情绪，应该正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不承认、不面对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教层面。
3600万套
2011年8月，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未来三年要建成3600万套保障房，其中2011年的任务是1000万套。截至6月底，已开工500万套。
点评：撇开具体的操作手段，理论而言，这种“两面作战”的调控方式，是正确的思路，应该能够将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调控房价无非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在抑制投资和投机需求方面，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其严厉程度都史无前例。如果同时辅之以增加市场的住房供应量，这一减一增，理论上是能有效缓解目前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从而降低房价。
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从2011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尽管有这些严厉的调控举措，成交量也出现大幅萎缩，可房价并没有降下去，充其量只是放缓了涨幅而已。这里可能有政策滞后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实施的调控政策打折的因素，还有保障房的建设并未形成实际的供应量，所以，仅凭目前的房价，还不能就此断定房价降不下来。尽管如此，也说明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效果，并没有人们期盼的那么直接。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打压需求的方向是对的，应该说中央建保障房的方向自然也没问题，然而，若把降低房价的希望全部压在保障房上，将保障房变为一种只问政治正确、不管客观效果的政绩工程，举过量资源大建保障房，也会带来很多后果。自1998年开始市场化房改后，当时确立的房改思路是，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市场化住房供应体系、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政府帮助型经济适用住房和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供应体系。以后在中央的文件中多次重申这一思路。说明在房改伊始，至少在国家层面，确立了政府的住房保障之责。然而，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理论的认识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又是另一回事。从房改实践而言，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真正负起住房保障之责，表现在地方对建经济适用住房的三心二意，对建廉租房的毫无兴趣，以致各地长年完不成国家分配的任务。中央对地方的行为也听之任之。这样就驱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通过透支的方式去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从而导致供需失衡。可能已意识到了这点，在不断高涨的房价已成为一个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后，政府对自己过去的失误需要加倍补偿，也才有了三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规划。很显然，政府已把解决过高的房价作为自己的一个政治承诺，大建保障房也就成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
但无论怎么样，保障房建设必须考虑中国的实际，要和生产力水平、人口国情、财政能力相适应。拉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大搞福利社会，但由于无视收入差距太大的现实，对老百姓承诺得太多，最后导致政府支撑不下去，出现金融危机。如今，欧美等国家也开始出现福利危机。中国不是说不能搞福利社会，但对福利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对的预案。由此可见，不从根本上解决应保障谁的问题，保障房建设极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公。这里的关键是要制定一部“住房法”，划清谁应享受政府公共资源的保障，谁应获得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以及如何公平分配等，以防止腐败和扩大贫富差距。
3000户
2011年8月3日，在银川市部分综合市场的经营户中流传某机构将到银川进行突击检查的消息，结果，近3000经营户关门停业“避险”。
点评：这样的消息，看后真是让人疑虑重重。听说要检查，商家不是泰然处之，而是关门歇业“避险”，难道那些综合市场的店铺里确实藏污纳垢？确实有见不得光、经不起查的东西？这样的群体举动，着实让人对市场中的商品质量产生了深深忧虑。由此而生的疑问是，究竟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商家失掉了自信力？到底是商家明知所售商品质量有问题却仍在销售，还是商家自己对所售商品的质量也无信心？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解释，一些经营者存在违规、违法行为，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检查。然而，如果是几家商铺关门歇业，倒还可以理解。但事实是，近3000家商铺关门停业，如此怪异的现象让人很难理顺逻辑。如果说经营者确实有违规行为，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巨大的动静，总不能断定说这3000家商铺里卖的全部都是假冒伪劣商品。更让人奇怪的是，那些还开门的商铺也是半遮半掩，门口有人放风，如临大敌。事实上，这种市场管理部门动辄罚款几十万元甚至是抓人的话，明显存在虚假成分，遗憾的是偏偏就是有人信。
如果说要从这次谣言事件中吸取教训，除了要求经营者合法经营、加强自律外，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反躬自省。毋庸讳言，当前一些地方的市场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青睐“联合整治”、“专项检查”等应急式执法手段。这种整治看起来雷霆万钧，实则来去一阵风。而且，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往往存在搞突击或以罚代管的情况。结果，常态化、深度化的监管流于形式，商品质量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这种状况并非仅仅针对银川一地而言，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经营者被“吓怕了”，所以学会了“躲猫猫”，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市场质量安全执法，要较真，甚至要鸡蛋里挑骨头，但不该动辄科以重罚，而是应多加督促改进。重罚虽能让一些人心痛，但更多的意义在于规范市场、保证质量，而不是让商家闻检查之风而丧胆。虽然商铺又重新开了门，但根本性的症结还有待消除。杜绝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用行动证明，让事实说话。只有执法部门真正做到严格执法、执法为民，才能清除类似谣言生成的土壤。
2万亿元人民币
据2011年8月5日铁道部财务司公布的《铁道部2011年上半年主要财务及经营数据报告》显示，铁道部所属运输企业2011年上半年盈利42.9亿元人民币，总负债首破2万亿人民币，负债率为58.53%。
点评：据统计，国家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进行的4万亿元投资，近一半用在铁路建设特别是高铁建设上。铁路建设速度如此之快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促进中国铁路上了一个新台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输特别是客运瓶颈制约问题；二是拉动了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基本起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也逐渐暴露了出来。铁路建设的大扩张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2011年上半年，铁路企业负债20907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为35718亿元人民币，负债率为58.53%。从中国现状来看，不到60%的资产负债率要说也不算高，但是，财务压力却空前巨大。资产3.57万亿元人民币，而上半年利润仅为42.9亿元人民币，如果全年盈利按照100亿元计算，资产利润率仅为0.28%，按照4%的最低贷款利率计算，低于利率3.72个百分点。同时，按照2万亿元人民币负债，每年需要付息总额高达800亿元人民币。而且负债还在扩张，到“十二五”末期，在建项目完成后，铁道部负债总额将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按4%的利率计算，每年应付利息达到16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铁路的负债投资与滞后的管理能力已经严重不适应、不匹配。铁路特别是高铁投资方向是正确的，本身不应该受到任何质疑。应该受到严重质疑的是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高铁这种先进技术、安全程度的认知和管理掌控能力严重不足。二是对高铁运营财务成本掌控等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如何防止铁路财务恶化，如何保证铁路发展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是摆在铁道部面前的急迫任务。不妨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对高铁票价来个大幅降价，大幅提高运营能力，看一下最终效果如何？从长远看，需要启动深层次改革，破除铁路监管与投资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弊端，建立监管与投资运营管理相分离的体制。
3000元人民币
据南京市政府最近表示，南京2011年起利用3年时间，对全市路牌逐步规范统一。目前已更换326块，投资98万元人民币，平均一块路牌花费3000元人民币左右。
点评：如此高档路牌，引起市民热议。据官方统计，南京市共有道路7265条，共需规范设置路牌30792块，全部更换需将近1亿元人民币。决策者们每天看着这样的路牌，抬头向上，想来脸上有光；但低头向下，不知会否发慌。就在几天前，一场大雨让“石头城”变成了水城，南京城被淹得一塌糊涂。地上地下一对照，不知道“天价路牌”还能带来多大的荣光？有市民称，这笔钱用来疏通下水道多好。
此次更换路牌，社会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平均每块近3000元的路牌太奢侈；二是“一刀切”全部更换现有路牌有形象工程之嫌；三是路牌安装过密，有点浪费。对于社会的质疑，负责此项工作的南京市城管部门也给出了正面的回应：所有工作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并将吸收社会各界所提意见，进一步调整工作方案。然而，在总结此次事件带来的教训时，相关人士也承认，工作程序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试点工作开展前应充分征集市民意见。
南京更换路牌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再次反映出群众对公共财政支出的高度关注。且不论此次南京大面积更换路牌是否科学和必要，但群众对这一工程事前并不知情确是事实。只要事先没有充分征求纳税人的意见，程序上存在纰漏，就应该进行反思和检讨。
如果说过去公众还比较喜欢看“面子”，但时代发展到今天，公众更在意“里子”。而在“天价路牌”身上，同样能够看出城市的良心。从这意义上说，“天价路牌”实是一大败笔，不但不能提升城市形象，反而降低了行政机构的公信力。政府的公共财政来源于纳税人，每一分花费都该对纳税人负责。然而，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真正树立这样的意识。近年来，一些耗费巨大的形象工程频频出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和批评。对此，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认真进行反思。
中国工信部于2011年8月2日在“2011年上半年石油和化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披露，2011年1~5月，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为1.91亿吨，增长8.5%，对外依存度高达55.2%，首次超越美国。
点评：回过头看，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其原油对外依存度当年仅为6%，但此后一路攀升，到2006年突破45%，且每年均以2%左右的速度向上窜，2007年为47%，2008年为49%，到2009年突破50%的警戒线，直至目前的55.2%。
几年前，美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在60%之上，远高于中国，但现在形势已经逆转。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因为原油对外依存度过高绝非好事。它首先危及的是能源安全。以55.2%的对外依存度计算，中国将有超过2亿吨的原油依赖进口，将如此多的石油需求绑在国际市场上，显然不怎么安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缺乏国际石油定价权且国际油价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国际原油的成本将变得十分高昂，乃至难以接受。从长期来看，今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恐怕还会更高，其判断依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高速运转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年均9%的GDP增速，尤其是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大幅攀升，令国产石油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增长，只能依赖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目前来看，中国能源需求易增难降。二是中国开始建设原油战略储备基地储油。根据初步规划，中国准备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仍将处在较高水平。
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预测，10年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4.5%；而国际能源署更是预言，中国原油需求增速未来若保持不变，石油进口依存度或将升至80%。
如此看来，中国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早应对。首先，要转变粗放型、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上更为低碳环保的发展路径，以降低包括石油在内的居高不下的能源需求，舒缓原油进口压力。其次，要支持国内油企“走出去”，广泛寻找油源，并实现原油进口渠道多元化，以保障国内能源安全。再次，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要进一步市场化，通过价格杠杆，反映石油使用成本，抑制国内能源和汽车消费。最后，要大力发展石油替代，比如更多地使用天然气，开发包括页岩气等在内的新能源，研制新能源汽车等，逐步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47家
2011年8月3日，中国国资委和中国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一则消息，一个是2010年央企业绩考核结果公布，47家获得A级，央企获得历史上最好的利润；一个是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8.3万亿人民币，增长超21%。
点评：这两则消息的相关之处在于，它们都表明，在2010年，财政和央企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按理说，财政收入大涨，央企作为“长子”获得历史上最好的利润并且也是纳税大户，这都是好事。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但在去年同期，“小河”是否满呢？这方面不太好找具体可以对应的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个资料称，据6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这个调查仅涉及城镇居民，若扩大到农村居民，数据可能更低。
这样的对比本身，或许不具有科学性。但至少说明，在央企利润突飞猛进、国家财政收入颇丰的情况下，相对而言，尤其是在通胀的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显得裹足不前。再说国企，国企中的央企，业绩漂亮自不待言，那么地方国企呢？国资委官网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地方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286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这一增幅超过央企。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国企的日子都不错。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幅的普通民众，难免会有情绪。这种情绪，使得民众会逐渐对“国家的富”失去认同感，甚至会觉得“国家的富”是国家与民争利的结果。这是比较得出的结果，比较产生反差，反差导致不平衡。
另一个有明显反差的比较就是，最近为债务问题发愁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提高债务容忍的上限。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很穷，其账面资金还不如苹果公司。但是，这并不影响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穷，是藏富于民的结果。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理解公众对“政府有钱、央企会赚钱”的情绪了，与民争利，国进民退，这些词汇在民间频频出现，正是这一情绪的反映。当然，民众并不希望看到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央企亏损破产这样的消息。但官方对于民众的这种情绪，应该正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不承认、不面对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教层面。
3600万套
2011年8月，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未来三年要建成3600万套保障房，其中2011年的任务是1000万套。截至6月底，已开工500万套。
点评：撇开具体的操作手段，理论而言，这种“两面作战”的调控方式，是正确的思路，应该能够将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调控房价无非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在抑制投资和投机需求方面，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其严厉程度都史无前例。如果同时辅之以增加市场的住房供应量，这一减一增，理论上是能有效缓解目前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从而降低房价。
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从2011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尽管有这些严厉的调控举措，成交量也出现大幅萎缩，可房价并没有降下去，充其量只是放缓了涨幅而已。这里可能有政策滞后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实施的调控政策打折的因素，还有保障房的建设并未形成实际的供应量，所以，仅凭目前的房价，还不能就此断定房价降不下来。尽管如此，也说明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效果，并没有人们期盼的那么直接。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打压需求的方向是对的，应该说中央建保障房的方向自然也没问题，然而，若把降低房价的希望全部压在保障房上，将保障房变为一种只问政治正确、不管客观效果的政绩工程，举过量资源大建保障房，也会带来很多后果。自1998年开始市场化房改后，当时确立的房改思路是，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市场化住房供应体系、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政府帮助型经济适用住房和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供应体系。以后在中央的文件中多次重申这一思路。说明在房改伊始，至少在国家层面，确立了政府的住房保障之责。然而，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理论的认识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又是另一回事。从房改实践而言，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真正负起住房保障之责，表现在地方对建经济适用住房的三心二意，对建廉租房的毫无兴趣，以致各地长年完不成国家分配的任务。中央对地方的行为也听之任之。这样就驱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通过透支的方式去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从而导致供需失衡。可能已意识到了这点，在不断高涨的房价已成为一个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后，政府对自己过去的失误需要加倍补偿，也才有了三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规划。很显然，政府已把解决过高的房价作为自己的一个政治承诺，大建保障房也就成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
但无论怎么样，保障房建设必须考虑中国的实际，要和生产力水平、人口国情、财政能力相适应。拉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大搞福利社会，但由于无视收入差距太大的现实，对老百姓承诺得太多，最后导致政府支撑不下去，出现金融危机。如今，欧美等国家也开始出现福利危机。中国不是说不能搞福利社会，但对福利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对的预案。由此可见，不从根本上解决应保障谁的问题，保障房建设极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公。这里的关键是要制定一部“住房法”，划清谁应享受政府公共资源的保障，谁应获得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以及如何公平分配等，以防止腐败和扩大贫富差距。
3000户
2011年8月3日，在银川市部分综合市场的经营户中流传某机构将到银川进行突击检查的消息，结果，近3000经营户关门停业“避险”。
点评：这样的消息，看后真是让人疑虑重重。听说要检查，商家不是泰然处之，而是关门歇业“避险”，难道那些综合市场的店铺里确实藏污纳垢？确实有见不得光、经不起查的东西？这样的群体举动，着实让人对市场中的商品质量产生了深深忧虑。由此而生的疑问是，究竟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商家失掉了自信力？到底是商家明知所售商品质量有问题却仍在销售，还是商家自己对所售商品的质量也无信心？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解释，一些经营者存在违规、违法行为，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检查。然而，如果是几家商铺关门歇业，倒还可以理解。但事实是，近3000家商铺关门停业，如此怪异的现象让人很难理顺逻辑。如果说经营者确实有违规行为，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巨大的动静，总不能断定说这3000家商铺里卖的全部都是假冒伪劣商品。更让人奇怪的是，那些还开门的商铺也是半遮半掩，门口有人放风，如临大敌。事实上，这种市场管理部门动辄罚款几十万元甚至是抓人的话，明显存在虚假成分，遗憾的是偏偏就是有人信。
如果说要从这次谣言事件中吸取教训，除了要求经营者合法经营、加强自律外，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反躬自省。毋庸讳言，当前一些地方的市场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青睐“联合整治”、“专项检查”等应急式执法手段。这种整治看起来雷霆万钧，实则来去一阵风。而且，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往往存在搞突击或以罚代管的情况。结果，常态化、深度化的监管流于形式，商品质量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这种状况并非仅仅针对银川一地而言，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经营者被“吓怕了”，所以学会了“躲猫猫”，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市场质量安全执法，要较真，甚至要鸡蛋里挑骨头，但不该动辄科以重罚，而是应多加督促改进。重罚虽能让一些人心痛，但更多的意义在于规范市场、保证质量，而不是让商家闻检查之风而丧胆。虽然商铺又重新开了门，但根本性的症结还有待消除。杜绝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用行动证明，让事实说话。只有执法部门真正做到严格执法、执法为民，才能清除类似谣言生成的土壤。
2万亿元人民币
据2011年8月5日铁道部财务司公布的《铁道部2011年上半年主要财务及经营数据报告》显示，铁道部所属运输企业2011年上半年盈利42.9亿元人民币，总负债首破2万亿人民币，负债率为58.53%。
点评：据统计，国家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进行的4万亿元投资，近一半用在铁路建设特别是高铁建设上。铁路建设速度如此之快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促进中国铁路上了一个新台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输特别是客运瓶颈制约问题；二是拉动了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基本起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也逐渐暴露了出来。铁路建设的大扩张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2011年上半年，铁路企业负债20907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为35718亿元人民币，负债率为58.53%。从中国现状来看，不到60%的资产负债率要说也不算高，但是，财务压力却空前巨大。资产3.57万亿元人民币，而上半年利润仅为42.9亿元人民币，如果全年盈利按照100亿元计算，资产利润率仅为0.28%，按照4%的最低贷款利率计算，低于利率3.72个百分点。同时，按照2万亿元人民币负债，每年需要付息总额高达800亿元人民币。而且负债还在扩张，到“十二五”末期，在建项目完成后，铁道部负债总额将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按4%的利率计算，每年应付利息达到16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铁路的负债投资与滞后的管理能力已经严重不适应、不匹配。铁路特别是高铁投资方向是正确的，本身不应该受到任何质疑。应该受到严重质疑的是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高铁这种先进技术、安全程度的认知和管理掌控能力严重不足。二是对高铁运营财务成本掌控等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如何防止铁路财务恶化，如何保证铁路发展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是摆在铁道部面前的急迫任务。不妨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对高铁票价来个大幅降价，大幅提高运营能力，看一下最终效果如何？从长远看，需要启动深层次改革，破除铁路监管与投资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弊端，建立监管与投资运营管理相分离的体制。
3000元人民币
据南京市政府最近表示，南京2011年起利用3年时间，对全市路牌逐步规范统一。目前已更换326块，投资98万元人民币，平均一块路牌花费3000元人民币左右。
点评：如此高档路牌，引起市民热议。据官方统计，南京市共有道路7265条，共需规范设置路牌30792块，全部更换需将近1亿元人民币。决策者们每天看着这样的路牌，抬头向上，想来脸上有光；但低头向下，不知会否发慌。就在几天前，一场大雨让“石头城”变成了水城，南京城被淹得一塌糊涂。地上地下一对照，不知道“天价路牌”还能带来多大的荣光？有市民称，这笔钱用来疏通下水道多好。
此次更换路牌，社会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平均每块近3000元的路牌太奢侈；二是“一刀切”全部更换现有路牌有形象工程之嫌；三是路牌安装过密，有点浪费。对于社会的质疑，负责此项工作的南京市城管部门也给出了正面的回应：所有工作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并将吸收社会各界所提意见，进一步调整工作方案。然而，在总结此次事件带来的教训时，相关人士也承认，工作程序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试点工作开展前应充分征集市民意见。
南京更换路牌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再次反映出群众对公共财政支出的高度关注。且不论此次南京大面积更换路牌是否科学和必要，但群众对这一工程事前并不知情确是事实。只要事先没有充分征求纳税人的意见，程序上存在纰漏，就应该进行反思和检讨。
如果说过去公众还比较喜欢看“面子”，但时代发展到今天，公众更在意“里子”。而在“天价路牌”身上，同样能够看出城市的良心。从这意义上说，“天价路牌”实是一大败笔，不但不能提升城市形象，反而降低了行政机构的公信力。政府的公共财政来源于纳税人，每一分花费都该对纳税人负责。然而，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真正树立这样的意识。近年来，一些耗费巨大的形象工程频频出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和批评。对此，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认真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