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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份额改革尘埃落定。
10月23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闭幕。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欧洲同意放弃两个席位,并将6%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预计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第六位上升为第三位。
IMF总裁卡恩认为,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是国际货币基金管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份额的提高,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国际经济努力向更平衡的方向发展。
这只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手段之一。“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取决于全球经济和亚洲经济体的货币情况。”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李一衡认为,全球货币差价和全球失衡存在一个反馈循环关系。如果发达国家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货币环境也将宽松,从而导致了净储蓄的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
“全球失衡的降低需要减少流动性过剩,需要全球货币政策的再协调。”李一衡说。
全球货币扩张之殇
《财经国家周刊》:10月23日,G20会议在就改革IMF份额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在IMF的影响力增加。你对此作何评价?
李一衡:这方面我们的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话更有份量。他在23日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管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
根据卡恩的话,二十国集团在一年前同意转移IMF至少5%的投票权给新兴国家,因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良多,在IMF却没有相应的影响力。
如今,欧洲已经同意放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上的两张坐席,以让予发展中国家成员,上述4个新兴大国将会位列IMF前十名股东之中。
IMF董事会可能在11月份的第一周批准改革方案,并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完成改革。改革方案包括IMF执行董事会席位组成的变化以及10个最大股东的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受美国等国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加剧的影响,大量资本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何分析这一现象?
李一衡:过去十年,全球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已经成为共识,尤其是美国,有巨大的流动性资本,银行的信用扩张规模也显著增大。
随着全球范围的金融整合,流动性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由于亚洲国家经济增长较为强劲,具有很大的投资潜力,吸引投资者更多关注亚洲的投资机会。
针对资本的大量流入,亚洲国家根据各自的汇率制度作出应对。
一般来说,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过汇率升值减少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有的选择不进行干预,有的则选择央行实施对冲政策。
总体而言,亚洲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应对资本的大量流入,如有些国家通过运用对冲并同时保持汇率的适度灵活以降低资本流入的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全球经济反弹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怎么影响亚洲国家货币政策?
李一衡:如果全球经济扩张,全球货币流动性就会随之扩张,使得资本直接流动到亚洲国家。
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亚洲国家为了保证流入的资金被适当使用,他们非常小心。我认为亚洲国家在处理货币流入方面做得不错。
关于宽松货币对消费、投资和净储蓄的影响,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利率低于正常水平时,亚洲国家的消费受到的影响比投资更大。因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着重保持投资水平。
银行存款是亚洲国家家庭储蓄的主要方式,如果利率下降,他们的财富和收入也会减少,从而影响消费。
宽松货币政策会减少更多消费,因此净储蓄(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可能会增加。过去十年,许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宽松,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净储蓄数额的扩大。
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取决于全球经济和亚洲经济中的货币情况,这是我们的新发现。
全球货币差价和全球失衡存在一个反馈循环关系。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货币环境也将变得宽松,从而导致了净储蓄的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
亚洲国家的储蓄使大量美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导致美国政府证券的低回报率。大量资本回流国际金融市场反过来又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国内货币环境,反馈循环由此形成。
中国:强化内需驱动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体现了这一点。那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的中国经济复苏?接下来的走势如何判断?
李一衡:我认为,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主要是其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同的环境: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比危机前要慢。
综合考虑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转换需求,我们发现有两个转变在同时发生:一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二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私人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通过私人经济拉动增长尚需时日,其未来走势取决于政府决定要怎么做。如果很快撤出刺激政策,经济走势将比较陡峭;如果逐渐撤出,未来增长趋势将先有所下降,再缓慢上升。
从当前政策来看,政府部门肯定是希望像后者那样发展,因此,财政刺激退出将更加渐进,一个表现就是,今年的财政部门明确宣布了与去年大致相同的政府预算。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将会比去年收得更紧,因为担心私营经济增长环境过于宽松。
我估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发展速度会比上半年慢,明年综合来看会比今年要慢,明年下半年,经济将会平稳反弹,发展环境也会更加稳定。
更长期的经济增长还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世界经济的前景、私营经济在政策之手逐步退出后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过渡到内需驱动发展的情况。
《财经国家周刊》:IMF的份额改革体现了中国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即将开始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你认为这个阶段,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李一衡:中国将来不得不减少对出口依赖,更多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为实现从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我们强调中国如何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使他们消费更多。
例如,公共服务方面要加强养老保险的建设。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会给转型带来很大帮助。
中国还需要考虑发展的潜能来自哪里。城市化、建筑业也很重要,在转型时期,通过保持较高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理由是,消费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所以在转型时期,中国要保持较高的投资,保持经济的发展。
金融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给予很好的金融资产服务,增加农村的投资,就会减少城乡消费差距。
农村的重建工程对经济发展也很重要,需要同时进行金融评估,灵活的金融部门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
同时,还应该重估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适度升值会给中国家庭带来巨大的购买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处。
如果人民币升值,本地产品价格相对于进出口价格就会升高,那么很多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就会趋向于为本地消费进行生产。
这将会促进本地市场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不是让资源都为了出口。
这个转变在服务业表现尤其明显。就好比理发,如果理发的价格变高,就会有更多人想成为理发师,因为这样会挣得多。
人民币升值使进口产品更加便宜,相对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由于出口利润收窄,人们更多会转向选择其他的商业和就业机会。同时,汇率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需求进行快速反应。
10月23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闭幕。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欧洲同意放弃两个席位,并将6%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预计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第六位上升为第三位。
IMF总裁卡恩认为,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是国际货币基金管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份额的提高,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国际经济努力向更平衡的方向发展。
这只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手段之一。“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取决于全球经济和亚洲经济体的货币情况。”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李一衡认为,全球货币差价和全球失衡存在一个反馈循环关系。如果发达国家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货币环境也将宽松,从而导致了净储蓄的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
“全球失衡的降低需要减少流动性过剩,需要全球货币政策的再协调。”李一衡说。
全球货币扩张之殇
《财经国家周刊》:10月23日,G20会议在就改革IMF份额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在IMF的影响力增加。你对此作何评价?
李一衡:这方面我们的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话更有份量。他在23日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管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
根据卡恩的话,二十国集团在一年前同意转移IMF至少5%的投票权给新兴国家,因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良多,在IMF却没有相应的影响力。
如今,欧洲已经同意放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上的两张坐席,以让予发展中国家成员,上述4个新兴大国将会位列IMF前十名股东之中。
IMF董事会可能在11月份的第一周批准改革方案,并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完成改革。改革方案包括IMF执行董事会席位组成的变化以及10个最大股东的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受美国等国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加剧的影响,大量资本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何分析这一现象?
李一衡:过去十年,全球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已经成为共识,尤其是美国,有巨大的流动性资本,银行的信用扩张规模也显著增大。
随着全球范围的金融整合,流动性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由于亚洲国家经济增长较为强劲,具有很大的投资潜力,吸引投资者更多关注亚洲的投资机会。
针对资本的大量流入,亚洲国家根据各自的汇率制度作出应对。
一般来说,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过汇率升值减少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有的选择不进行干预,有的则选择央行实施对冲政策。
总体而言,亚洲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应对资本的大量流入,如有些国家通过运用对冲并同时保持汇率的适度灵活以降低资本流入的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全球经济反弹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怎么影响亚洲国家货币政策?
李一衡:如果全球经济扩张,全球货币流动性就会随之扩张,使得资本直接流动到亚洲国家。
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亚洲国家为了保证流入的资金被适当使用,他们非常小心。我认为亚洲国家在处理货币流入方面做得不错。
关于宽松货币对消费、投资和净储蓄的影响,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利率低于正常水平时,亚洲国家的消费受到的影响比投资更大。因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着重保持投资水平。
银行存款是亚洲国家家庭储蓄的主要方式,如果利率下降,他们的财富和收入也会减少,从而影响消费。
宽松货币政策会减少更多消费,因此净储蓄(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可能会增加。过去十年,许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宽松,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净储蓄数额的扩大。
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取决于全球经济和亚洲经济中的货币情况,这是我们的新发现。
全球货币差价和全球失衡存在一个反馈循环关系。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货币环境也将变得宽松,从而导致了净储蓄的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
亚洲国家的储蓄使大量美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导致美国政府证券的低回报率。大量资本回流国际金融市场反过来又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国内货币环境,反馈循环由此形成。
中国:强化内需驱动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体现了这一点。那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的中国经济复苏?接下来的走势如何判断?
李一衡:我认为,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主要是其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同的环境: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比危机前要慢。
综合考虑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转换需求,我们发现有两个转变在同时发生:一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二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私人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通过私人经济拉动增长尚需时日,其未来走势取决于政府决定要怎么做。如果很快撤出刺激政策,经济走势将比较陡峭;如果逐渐撤出,未来增长趋势将先有所下降,再缓慢上升。
从当前政策来看,政府部门肯定是希望像后者那样发展,因此,财政刺激退出将更加渐进,一个表现就是,今年的财政部门明确宣布了与去年大致相同的政府预算。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将会比去年收得更紧,因为担心私营经济增长环境过于宽松。
我估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发展速度会比上半年慢,明年综合来看会比今年要慢,明年下半年,经济将会平稳反弹,发展环境也会更加稳定。
更长期的经济增长还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世界经济的前景、私营经济在政策之手逐步退出后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过渡到内需驱动发展的情况。
《财经国家周刊》:IMF的份额改革体现了中国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即将开始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你认为这个阶段,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李一衡:中国将来不得不减少对出口依赖,更多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为实现从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我们强调中国如何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使他们消费更多。
例如,公共服务方面要加强养老保险的建设。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会给转型带来很大帮助。
中国还需要考虑发展的潜能来自哪里。城市化、建筑业也很重要,在转型时期,通过保持较高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理由是,消费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所以在转型时期,中国要保持较高的投资,保持经济的发展。
金融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给予很好的金融资产服务,增加农村的投资,就会减少城乡消费差距。
农村的重建工程对经济发展也很重要,需要同时进行金融评估,灵活的金融部门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
同时,还应该重估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适度升值会给中国家庭带来巨大的购买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处。
如果人民币升值,本地产品价格相对于进出口价格就会升高,那么很多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就会趋向于为本地消费进行生产。
这将会促进本地市场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不是让资源都为了出口。
这个转变在服务业表现尤其明显。就好比理发,如果理发的价格变高,就会有更多人想成为理发师,因为这样会挣得多。
人民币升值使进口产品更加便宜,相对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由于出口利润收窄,人们更多会转向选择其他的商业和就业机会。同时,汇率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需求进行快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