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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金鹏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欠下高达1800余万元的巨额债务，经法院判决仍坚持不还，致使800名民工连续四年讨不到工资；该公司还非法出卖已被法院查封房产、擅自更改土地使用用途；其董事长、总经理、具有区级人大代表身份的赵光慈殴打采访记者致伤。2004年4月29日起，辽沈一些媒体对这一系列的严重违法问题，进行了连续曝光。然而，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到了7月30日这一天，所有辽沈媒体的相关报道竟不约而同地全部戛然而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光慈案会怎样了结？人们关注着、议论着。
八百名民工兄弟的求助
整个事件起始于一位民工的求助电话。
2004年4月25日，民工代表张卫中给《时代商报》拨打热线电话说：“我们是来自四川、云南、贵州和辽宁朝阳、凌原等地农村的800名民工，因连续4年讨不到工钱，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就生活在生与死之间。如果报社不能派记者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去天安门告状了！”
这条电话线索当即引起了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李慧君的高度重视，她立即派本部记者王悦海与张卫中取得了联系。
当天下午，王悦海在沈阳某建筑工地上对张卫中进行了采访。他了解到，目前这800名连续4年得不到工资、讨不到说法的民工，除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坚持聚在一起，在这个工地上一面等说法，一面为拖欠着他们800个兄弟共计400万元工资款的沈阳市三武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武公司”）打工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分散在沈阳市的零工市场上，在焦虑和忧伤中艰难度日。
家住凌原市四合当镇张家沟村，现年30岁的小包工头张卫中说，2000年，他从本村和邻近的几个村，共带来132名乡亲打工。工程于2000年10月开工，于2001年8月竣工。开工不久，就进入了严冬季节，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他们起早贪黑，手都冻裂了。可当大楼拔地而起、胜利竣工之后，他和那132位民工的工资却没了着落。如今已是整整四年了，他不但没拿到一分钱工资，而且已经连续4年不敢回家。
王悦海当时了解到的上述情况，与笔者后来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这些身为小包工头、有一点技术的人，虽然处境十分艰辛甚至是相当凄惨，但与那些原本就家境贫寒，又只有一把力气、只能做苦力的人比起来，起码还可以找到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管他好歹，还不至于轻易就饿死”。
7月31日下午，当笔者走进他们的工棚，与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在那间不到30平方米、却住了近40人、一阵阵地散发着臭味的简易房间里，这些满身满脸都挂满了灰浆和汗渍的兄弟们，不约而同地说起了一名来自辽宁北镇的叫马守文的民工。马守文现年42岁，有一个16岁的女儿，性格内向，有话说不出。因为一直拿不到工钱，妻子不理解，去年同他离了婚。马守文是个地地道道的民工，在等待这笔工钱的日子里，他因不懂技术，找不到活路，一直在这座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过着以拣拾破烂和残汤剩饭维持生活的日子。
采访中，王悦海深有感触地说：“可以说，我们的城市之所以能一天天地长高、长大，靠的全是这些民工兄弟的血汗，而当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任何人都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民工兄弟的喜怒哀乐。
金鹏公司及赵光慈问题初次曝光
也是在4月25日当天，王悦海在采访过民工之后，立即赶到了拖欠民工工资的三武公司。可他没料到，与公司负责人见面后，对方向他出示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2月15日、2004年1月14日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3日判决生效的民事判决书都证明，三武公司并不是有意拖欠民工的工资不给，之所以造成了这种严重拖欠事实，则完全是与其合作的金鹏公司恶意拖欠其巨额工程款的结果。他更没料到，当他坚持向三武公司讨说法的时候，民工们又说，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三武公司的老总连自己的宝马车都卖掉了。三武公司眼下确实是力不从心。不仅如此，在金鹏公司故意拖欠巨额债款不还的情况下，三武公司已经被逼到了面临破产的绝境。
原来，2000年6月，三武公司与金鹏公司签订了承建沈阳工业大学学生公寓7号、9号楼的土建、水暖、电器工程合同。合同规定开工时间为2000年10月25日，竣工时间为2001年8月31日。工程共需资金3200万元人民币，由金鹏公司按照工程进度支付给三武公司，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结清。可是，自2001年8月16日，工程提前15天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那天起，金鹏公司却违背合同，先是制造种种口实，后又置法院三审判决于不顾，至今已合计拖欠三武公司高达1800余万的欠款坚持不还。至此，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实际上造成这800名民工得不到工资的直接责任人就是金鹏公司。
就在王悦海一时无话可说的情况下，三武公司负责人忽然于无意间向王悦海爆出了一条新闻猛料，他们在拖欠800名民工计400万元工资无力支付情况下，眼下已与美国一家公司签订合同并已破土动工的建筑工程没有启动资金，面临巨额违约赔偿，正在着手办理上网拍卖法院判决书的相关事宜。
王悦海根据判决书的内容，先写成了《急了，建筑商要上网拍卖判决书》的报道，对金鹏公司既不道德又不守法，致使其合作伙伴濒临破产，拖欠800名民工400万工资无力给付的龌龊行为给予了初步曝光，但此时王悦海还不曾与赵光慈见过面。出于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王悦海在发稿前还想跟赵光慈见个面。恰在这时，他得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于次日对金鹏公司进行强制执行的消息。第二天，王悦海和一名摄影记者赶到强制执行现场。赵光慈赶来了。只见他一下车就硬要往执行现场里面闯。法警拦住他，对其劝诫说：“按法律规定，执行现场除法人代表外任何人不许进入。”采访中王悦海说，赵光慈为了逃避债务，早在今年三月份已经很策略地将其法人代表和董事长的身份换给了他的小姨子。目前，他名义上是金鹏公司的总经理，但实际上他一直都是金鹏公司的法人代表。遭到法警的阻拦和告诫之后，赵光慈突然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大吵大闹说：“我不是法人代表，但我是人民的代表。”硬是闯了进去。
这次强制执行结束后，王悦海去采访法院的工作人员，被拒绝。之后他通过金鹏公司内部的知情人士了解到，在整个执行过程中，起初只在四只保险柜的三只中找到13万元（第四只保险箱是赵光慈坚决没让打开），但后来赵光慈说：“别别别，这么大个法院，来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台车，才拿走了13万元。去再拿7万来，给凑个整数。”就这样，法院最终带走了20万元。
王悦海与赵光慈见面后，对其人的素质及作风有了一个十分深刻并鲜活的印象。他不再犹豫了。4月28日，王悦海重又做了深入采访之后，将手中的稿件交给了报社。稿件于4月29日刊出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人大代表大打出手
稿件见报的当天下午，赵光慈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先是委托沈阳某报记者马某某给王悦海打来电话说：“王悦海呀，你要摊事呀。”下午3时，赵光慈亲自给王悦海打来电话，开口就说：“我是赵光慈，我说你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呵，我是开发商，可不是卖豆腐脑的！”过了一会儿，赵光慈又说：“我要见见你。”王悦海以过完“五一”为由加以拒绝。到了当天晚上7时左右，那位马某某再次给王悦海打电话劝王悦海，关于金鹏公司问题的稿子不要再往下报了。要报，就做一篇正面的稿子，如果这样，金鹏公司不会忘了你，也会给你好处。王悦海回答说：“马老师，这不可能，因为这并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在报社的安排下做的。另外，无论做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都只能用事实说话。”
过了“五一”节，一上班，赵光慈便到《时代商报》问罪，以没有采访他本人，报道失实，希望正面报道，对王悦海进行了投诉。赵光慈的所谓投诉与王悦海的报道本身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但报社领导最终还是决定让王悦海再去金鹏公司采访一下，看看结果再说。王悦海当天下午与赵光慈取得了联系，并如约赶到了金鹏公司。隔着赵光慈的大班台，王悦海问：“你们欠了这么多钱，而且这钱又牵涉到这么多的民工，这钱你为什么就不能还呢？”赵光慈犹豫了一下没回答。王悦海继续问：“法院的判决书您看到了吗？”赵光慈说：“看到了啊，我怎么能看不到呢，而且每次开庭都是我亲自去的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法院怎么判是他法院的事，还不还钱那是我的事。”
这次采访后，王悦海又以三武公司上网拍卖判决书为主要内容采写了第二篇稿件。此时，《沈阳日报》《华商晨报》《辽沈晚报》等多家媒体均对三武公司上网拍卖判决书，以及金鹏公司欠巨额债务不还，致使800名民工4年得不到工资，讨不到说法的事实做了跟进报道。
就在大家深陷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焦虑境地的时候，7月14日下午，《时代商报》再次接到民工打来的电话，反映说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街八马路交叉路口处的，已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隶属于金鹏公司的慈芳大厦商业网点，正在被金鹏公司打着广告进行销售。
像这种公然销售已被法院查封资产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全国也实属罕见。报社立即派王悦海继续前去采访。接受这次任务前，因为王悦海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赵光慈对他的敌意。他说明疑虑后，报社根据赵光慈的实际为人情况，出于对王悦海安全的考虑，又临时增派了有多年采访经验的主任记者孙学友，由两个人共同前去采访。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先到金鹏公司正在销售的慈芳大厦商业网点的售楼处，以购房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结果在售楼小姐的热情服务下，他们取得了一张由售楼小姐现场绘制的，供消费者具体选购房屋之用的草图。他们就是带着这张草图开始了对赵光慈的采访的。
采访中，王悦海和孙学友两位记者同时说，无论如何，他们谁都不曾料到，在赵光慈这样一位号称身价4个亿的人大代表身上，居然会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
采访还没开始，赵光慈就开始指着王悦海的脸不间断地讽刺、挖苦和辱骂。谈到当时的情况，孙学友说：“我看他骂得有点太不像话了，就不断插话，想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我们好进行正式采访。可他根本就不理我的茬儿，一直骂个没完。等我终于谈到了金鹏公司销售被法院查封的楼房一事的时候，赵光慈一会说法院是封了，但他也没说不让我卖呀！一会又说我没卖呀，自从法院给封了，我就再也没卖了。当我拿出那张由售楼小姐绘制的草图对他进行质问的时候，他就突然从老板台后面站了起来，忽然破口大骂道：‘你们他妈的到底干什么来了？！’接着赵光慈就拿起电话，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叫几个保安上来！就有四五个保安人员和一个公司员工模样的人上来了。接着，赵光慈喊了一声给我打，就自己冲上来，一阵连拳带脚，先把王悦海打倒在了沙发底下，直打得王悦海在地上连翻了几个个儿，眼镜也打飞了，满脸都是血。趁他们还没冲我来的时候，我想打电话报警，可我刚拨完号码，我的手机就被赵光慈一把抢过去，给摔到地上去了。就这样过了大约5分钟左右，赵光慈见把王悦海打得差不多了，又走过来，像一个街头的老流氓似的，冷不防打了我几拳和几个耳光。这家伙又黑又大，我们这些记者哪是他的对手，就这几下子，我早就让他给打得眼前漆黑、天旋地转了。都打完了，赵光慈才又重新坐回到他的老板台问我们，怎么样，我就是人大代表，我就打你们了！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怎么样，你们给我说，服不服，到底服不服？！你他妈的王悦海，你知道你的报道给我造成多大损失吗？一百多万呐。你他妈的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你是谁。再不服我去抚顺你们家（王悦海的家确实在抚顺）弄死你去！此时，满脸是血，满身是鞋印子的王悦海，已经出现了头晕、恶心和难以支撑的症状。为了赶紧送王悦海去医院救治，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跟赵光慈说，我看你打也打够了，骂也骂够了，该放我们走了吧！直到这时，赵光慈才说了句，妈的，放他们走吧，但不许他们坐电梯。我这才和王悦海相互搀扶着走出了赵光慈的办公室，从17楼一步一步地走回到了街市上，才得以打出了报警电话。”
如此人大代表殴打采访记者的恶性案件，不但引起了警方的严重关注，更引起了辽沈地区诸多媒体的普遍愤慨和谴责。第二天，沈阳便有多家媒体分别以《法院查封楼，卖！记者来采访，打！》等为题，对此案进行了翔实的批评报道。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赵光慈事后对警方和前去采访的记者们，特别是在稍后的《辽宁电视台》的“直播生活”节目中，居然面对已经住院救治的王悦海和全省乃至于全国观众高喊道：“我没打记者，那两个采访记者的伤是他们自己撞在门框上撞的。”
这个人大代表不法行为一大串
随着王悦海的伤重住院和警方的介入，赵光慈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惯用办法开始着手“摆平”。
事发当晚，又是沈阳某报的记者给孙学友打来电话，说：“学友啊，这事我知道了，老赵（指赵光慈）都跟我说了。老赵说，事呢，哪起哪了。该住院住院，该花钱花钱，要赔偿就说个数，我有的是钱。”第二天沈阳某报的又一位记者给孙学友打电话说：“怎么样啊，事我都听说了。有什么想法，看我能不能帮点忙？”这样的电话都由孙学友代表王悦海拒绝了。
见如此这般无效，赵光慈才不得不亲自与《时代商报》两次沟通，先是表示愿意以广告费的形式给付100万元赔偿金，后又追加为300万元，并附带赔礼道歉，但也同样都遭到了拒绝。
这边是赵光慈千方百计也摆不平，那边是读者和市民们的愤怒。人们纷纷质问：这个人大代表，怎么会做出这样目无法纪的事情？！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那几天《时代商报》的几部热线电话全都打爆了。而在这些热线电话中除了表示支持报社和慰问被打记者以外，更多的是提供金鹏公司和赵光慈本人违法乱纪事实线索的电话。根据这些线索和记者的深入调查，《时代商报》又连续刊发了《金鹏公司竟私改竣工报告》《金鹏恐吓记者不是头一回》《金鹏公司又曝惊人内幕》等多篇追踪报道。集中揭露了金鹏公司私自改变划拨土地使用用途、从2004年3月份开始，金鹏公司就采取“将学生公寓主进水管线上的水表倒装，使水表反走或不走字”的恶劣手段进行“偷水”，和赵光慈率众殴打妇女和老人等严重违法行为。
赵光慈及其所属金鹏公司的种种不法行为经不断曝光后迅速引起了当地领导和部分人士的关注。对金鹏公司私自改变国家划拨土地使用性质的问题，沈阳土地规划管理部门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一旦查清后，必须要对责任人进行处理和处罚。对金鹏公司私自处置法院查封财产问题，辽宁省、沈阳市两级人大代表，法学专家潘公明认为：私自处置法院查封财产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初进行查封的法院执行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这种行为及责任人或责任单位进行查处。同时，任何人都有权利向法院执行部门进行举报。对赵光慈殴打记者一案，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刘副秘书长表示：将严肃调查“金鹏事件”，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铁西区公安分局单局长表示：要一查到底，并深入挖掘有“金鹏事件”引发的其他问题。此外，一些省市人大代表，对赵光慈人大代表的资格问题，纷纷提出了质疑。
然而，就在此时，在7月26日和27日两天，《辽宁××报》和《沈阳×报》两家媒体，却先后刊登了金鹏公司的所谓“律师授权声明”。该声明称：近期，《时代商报》连续报道有关辽宁金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及人员殴打记者，销售已被法院查封的楼房等一系列事件，金鹏公司认为上述报道侵害了金鹏公司的名誉权。此声明明显是在故意混淆视听，立即引起了一片哗然。但事情到此尚远未结束，到了7月30日这一天，连同《时代商报》在内的，沈阳市境内的所有媒体在关于金鹏公司和赵光慈的问题上，就像同时都患了某种急症一般，竟不约而同地“失声”了。
至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那些一直在关心着800名民工，关心着受伤记者，关心着沈阳市的法制环境的人们而言，一个巨大的灰色的问号蓦然间就悬在了他们原本晴朗的天空上!有人尖锐地提出：像这样的一个违法公司，一个胡作非为的人大代表，难道就真的没人去管，没人能管吗？
赵光慈声称“关系”已经活动好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据金鹏公司内部的人说：“我们的老总不是一般人，有的是钱，关系已经活动好。等着吧，我们已经把《时代商报》告了，他们还得给我们赔偿呢。”对前面的话笔者无从查证，但后面的话却是事实，不仅如此，据笔者了解，金鹏公司确实已经将《时代商报》告上了法院。
7月30日，笔者采访了《时代商报》总编辑张良。笔者问："听说贵报之所以停止了对金鹏公司及其总经理赵光慈违法乱纪问题的追踪报道，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这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总编沉吟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想请本报的广大读者放心，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为民请命，现在是将来也永远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此案如何处理，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八百名民工兄弟的求助
整个事件起始于一位民工的求助电话。
2004年4月25日，民工代表张卫中给《时代商报》拨打热线电话说：“我们是来自四川、云南、贵州和辽宁朝阳、凌原等地农村的800名民工，因连续4年讨不到工钱，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就生活在生与死之间。如果报社不能派记者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去天安门告状了！”
这条电话线索当即引起了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李慧君的高度重视，她立即派本部记者王悦海与张卫中取得了联系。
当天下午，王悦海在沈阳某建筑工地上对张卫中进行了采访。他了解到，目前这800名连续4年得不到工资、讨不到说法的民工，除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坚持聚在一起，在这个工地上一面等说法，一面为拖欠着他们800个兄弟共计400万元工资款的沈阳市三武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武公司”）打工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分散在沈阳市的零工市场上，在焦虑和忧伤中艰难度日。
家住凌原市四合当镇张家沟村，现年30岁的小包工头张卫中说，2000年，他从本村和邻近的几个村，共带来132名乡亲打工。工程于2000年10月开工，于2001年8月竣工。开工不久，就进入了严冬季节，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他们起早贪黑，手都冻裂了。可当大楼拔地而起、胜利竣工之后，他和那132位民工的工资却没了着落。如今已是整整四年了，他不但没拿到一分钱工资，而且已经连续4年不敢回家。
王悦海当时了解到的上述情况，与笔者后来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这些身为小包工头、有一点技术的人，虽然处境十分艰辛甚至是相当凄惨，但与那些原本就家境贫寒，又只有一把力气、只能做苦力的人比起来，起码还可以找到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管他好歹，还不至于轻易就饿死”。
7月31日下午，当笔者走进他们的工棚，与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在那间不到30平方米、却住了近40人、一阵阵地散发着臭味的简易房间里，这些满身满脸都挂满了灰浆和汗渍的兄弟们，不约而同地说起了一名来自辽宁北镇的叫马守文的民工。马守文现年42岁，有一个16岁的女儿，性格内向，有话说不出。因为一直拿不到工钱，妻子不理解，去年同他离了婚。马守文是个地地道道的民工，在等待这笔工钱的日子里，他因不懂技术，找不到活路，一直在这座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过着以拣拾破烂和残汤剩饭维持生活的日子。
采访中，王悦海深有感触地说：“可以说，我们的城市之所以能一天天地长高、长大，靠的全是这些民工兄弟的血汗，而当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任何人都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民工兄弟的喜怒哀乐。
金鹏公司及赵光慈问题初次曝光
也是在4月25日当天，王悦海在采访过民工之后，立即赶到了拖欠民工工资的三武公司。可他没料到，与公司负责人见面后，对方向他出示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2月15日、2004年1月14日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3日判决生效的民事判决书都证明，三武公司并不是有意拖欠民工的工资不给，之所以造成了这种严重拖欠事实，则完全是与其合作的金鹏公司恶意拖欠其巨额工程款的结果。他更没料到，当他坚持向三武公司讨说法的时候，民工们又说，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三武公司的老总连自己的宝马车都卖掉了。三武公司眼下确实是力不从心。不仅如此，在金鹏公司故意拖欠巨额债款不还的情况下，三武公司已经被逼到了面临破产的绝境。
原来，2000年6月，三武公司与金鹏公司签订了承建沈阳工业大学学生公寓7号、9号楼的土建、水暖、电器工程合同。合同规定开工时间为2000年10月25日，竣工时间为2001年8月31日。工程共需资金3200万元人民币，由金鹏公司按照工程进度支付给三武公司，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结清。可是，自2001年8月16日，工程提前15天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那天起，金鹏公司却违背合同，先是制造种种口实，后又置法院三审判决于不顾，至今已合计拖欠三武公司高达1800余万的欠款坚持不还。至此，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实际上造成这800名民工得不到工资的直接责任人就是金鹏公司。
就在王悦海一时无话可说的情况下，三武公司负责人忽然于无意间向王悦海爆出了一条新闻猛料，他们在拖欠800名民工计400万元工资无力支付情况下，眼下已与美国一家公司签订合同并已破土动工的建筑工程没有启动资金，面临巨额违约赔偿，正在着手办理上网拍卖法院判决书的相关事宜。
王悦海根据判决书的内容，先写成了《急了，建筑商要上网拍卖判决书》的报道，对金鹏公司既不道德又不守法，致使其合作伙伴濒临破产，拖欠800名民工400万工资无力给付的龌龊行为给予了初步曝光，但此时王悦海还不曾与赵光慈见过面。出于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王悦海在发稿前还想跟赵光慈见个面。恰在这时，他得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于次日对金鹏公司进行强制执行的消息。第二天，王悦海和一名摄影记者赶到强制执行现场。赵光慈赶来了。只见他一下车就硬要往执行现场里面闯。法警拦住他，对其劝诫说：“按法律规定，执行现场除法人代表外任何人不许进入。”采访中王悦海说，赵光慈为了逃避债务，早在今年三月份已经很策略地将其法人代表和董事长的身份换给了他的小姨子。目前，他名义上是金鹏公司的总经理，但实际上他一直都是金鹏公司的法人代表。遭到法警的阻拦和告诫之后，赵光慈突然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大吵大闹说：“我不是法人代表，但我是人民的代表。”硬是闯了进去。
这次强制执行结束后，王悦海去采访法院的工作人员，被拒绝。之后他通过金鹏公司内部的知情人士了解到，在整个执行过程中，起初只在四只保险柜的三只中找到13万元（第四只保险箱是赵光慈坚决没让打开），但后来赵光慈说：“别别别，这么大个法院，来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台车，才拿走了13万元。去再拿7万来，给凑个整数。”就这样，法院最终带走了20万元。
王悦海与赵光慈见面后，对其人的素质及作风有了一个十分深刻并鲜活的印象。他不再犹豫了。4月28日，王悦海重又做了深入采访之后，将手中的稿件交给了报社。稿件于4月29日刊出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人大代表大打出手
稿件见报的当天下午，赵光慈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先是委托沈阳某报记者马某某给王悦海打来电话说：“王悦海呀，你要摊事呀。”下午3时，赵光慈亲自给王悦海打来电话，开口就说：“我是赵光慈，我说你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呵，我是开发商，可不是卖豆腐脑的！”过了一会儿，赵光慈又说：“我要见见你。”王悦海以过完“五一”为由加以拒绝。到了当天晚上7时左右，那位马某某再次给王悦海打电话劝王悦海，关于金鹏公司问题的稿子不要再往下报了。要报，就做一篇正面的稿子，如果这样，金鹏公司不会忘了你，也会给你好处。王悦海回答说：“马老师，这不可能，因为这并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在报社的安排下做的。另外，无论做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都只能用事实说话。”
过了“五一”节，一上班，赵光慈便到《时代商报》问罪，以没有采访他本人，报道失实，希望正面报道，对王悦海进行了投诉。赵光慈的所谓投诉与王悦海的报道本身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但报社领导最终还是决定让王悦海再去金鹏公司采访一下，看看结果再说。王悦海当天下午与赵光慈取得了联系，并如约赶到了金鹏公司。隔着赵光慈的大班台，王悦海问：“你们欠了这么多钱，而且这钱又牵涉到这么多的民工，这钱你为什么就不能还呢？”赵光慈犹豫了一下没回答。王悦海继续问：“法院的判决书您看到了吗？”赵光慈说：“看到了啊，我怎么能看不到呢，而且每次开庭都是我亲自去的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法院怎么判是他法院的事，还不还钱那是我的事。”
这次采访后，王悦海又以三武公司上网拍卖判决书为主要内容采写了第二篇稿件。此时，《沈阳日报》《华商晨报》《辽沈晚报》等多家媒体均对三武公司上网拍卖判决书，以及金鹏公司欠巨额债务不还，致使800名民工4年得不到工资，讨不到说法的事实做了跟进报道。
就在大家深陷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焦虑境地的时候，7月14日下午，《时代商报》再次接到民工打来的电话，反映说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街八马路交叉路口处的，已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隶属于金鹏公司的慈芳大厦商业网点，正在被金鹏公司打着广告进行销售。
像这种公然销售已被法院查封资产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全国也实属罕见。报社立即派王悦海继续前去采访。接受这次任务前，因为王悦海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赵光慈对他的敌意。他说明疑虑后，报社根据赵光慈的实际为人情况，出于对王悦海安全的考虑，又临时增派了有多年采访经验的主任记者孙学友，由两个人共同前去采访。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先到金鹏公司正在销售的慈芳大厦商业网点的售楼处，以购房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结果在售楼小姐的热情服务下，他们取得了一张由售楼小姐现场绘制的，供消费者具体选购房屋之用的草图。他们就是带着这张草图开始了对赵光慈的采访的。
采访中，王悦海和孙学友两位记者同时说，无论如何，他们谁都不曾料到，在赵光慈这样一位号称身价4个亿的人大代表身上，居然会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
采访还没开始，赵光慈就开始指着王悦海的脸不间断地讽刺、挖苦和辱骂。谈到当时的情况，孙学友说：“我看他骂得有点太不像话了，就不断插话，想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我们好进行正式采访。可他根本就不理我的茬儿，一直骂个没完。等我终于谈到了金鹏公司销售被法院查封的楼房一事的时候，赵光慈一会说法院是封了，但他也没说不让我卖呀！一会又说我没卖呀，自从法院给封了，我就再也没卖了。当我拿出那张由售楼小姐绘制的草图对他进行质问的时候，他就突然从老板台后面站了起来，忽然破口大骂道：‘你们他妈的到底干什么来了？！’接着赵光慈就拿起电话，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叫几个保安上来！就有四五个保安人员和一个公司员工模样的人上来了。接着，赵光慈喊了一声给我打，就自己冲上来，一阵连拳带脚，先把王悦海打倒在了沙发底下，直打得王悦海在地上连翻了几个个儿，眼镜也打飞了，满脸都是血。趁他们还没冲我来的时候，我想打电话报警，可我刚拨完号码，我的手机就被赵光慈一把抢过去，给摔到地上去了。就这样过了大约5分钟左右，赵光慈见把王悦海打得差不多了，又走过来，像一个街头的老流氓似的，冷不防打了我几拳和几个耳光。这家伙又黑又大，我们这些记者哪是他的对手，就这几下子，我早就让他给打得眼前漆黑、天旋地转了。都打完了，赵光慈才又重新坐回到他的老板台问我们，怎么样，我就是人大代表，我就打你们了！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怎么样，你们给我说，服不服，到底服不服？！你他妈的王悦海，你知道你的报道给我造成多大损失吗？一百多万呐。你他妈的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你是谁。再不服我去抚顺你们家（王悦海的家确实在抚顺）弄死你去！此时，满脸是血，满身是鞋印子的王悦海，已经出现了头晕、恶心和难以支撑的症状。为了赶紧送王悦海去医院救治，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跟赵光慈说，我看你打也打够了，骂也骂够了，该放我们走了吧！直到这时，赵光慈才说了句，妈的，放他们走吧，但不许他们坐电梯。我这才和王悦海相互搀扶着走出了赵光慈的办公室，从17楼一步一步地走回到了街市上，才得以打出了报警电话。”
如此人大代表殴打采访记者的恶性案件，不但引起了警方的严重关注，更引起了辽沈地区诸多媒体的普遍愤慨和谴责。第二天，沈阳便有多家媒体分别以《法院查封楼，卖！记者来采访，打！》等为题，对此案进行了翔实的批评报道。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赵光慈事后对警方和前去采访的记者们，特别是在稍后的《辽宁电视台》的“直播生活”节目中，居然面对已经住院救治的王悦海和全省乃至于全国观众高喊道：“我没打记者，那两个采访记者的伤是他们自己撞在门框上撞的。”
这个人大代表不法行为一大串
随着王悦海的伤重住院和警方的介入，赵光慈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惯用办法开始着手“摆平”。
事发当晚，又是沈阳某报的记者给孙学友打来电话，说：“学友啊，这事我知道了，老赵（指赵光慈）都跟我说了。老赵说，事呢，哪起哪了。该住院住院，该花钱花钱，要赔偿就说个数，我有的是钱。”第二天沈阳某报的又一位记者给孙学友打电话说：“怎么样啊，事我都听说了。有什么想法，看我能不能帮点忙？”这样的电话都由孙学友代表王悦海拒绝了。
见如此这般无效，赵光慈才不得不亲自与《时代商报》两次沟通，先是表示愿意以广告费的形式给付100万元赔偿金，后又追加为300万元，并附带赔礼道歉，但也同样都遭到了拒绝。
这边是赵光慈千方百计也摆不平，那边是读者和市民们的愤怒。人们纷纷质问：这个人大代表，怎么会做出这样目无法纪的事情？！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那几天《时代商报》的几部热线电话全都打爆了。而在这些热线电话中除了表示支持报社和慰问被打记者以外，更多的是提供金鹏公司和赵光慈本人违法乱纪事实线索的电话。根据这些线索和记者的深入调查，《时代商报》又连续刊发了《金鹏公司竟私改竣工报告》《金鹏恐吓记者不是头一回》《金鹏公司又曝惊人内幕》等多篇追踪报道。集中揭露了金鹏公司私自改变划拨土地使用用途、从2004年3月份开始，金鹏公司就采取“将学生公寓主进水管线上的水表倒装，使水表反走或不走字”的恶劣手段进行“偷水”，和赵光慈率众殴打妇女和老人等严重违法行为。
赵光慈及其所属金鹏公司的种种不法行为经不断曝光后迅速引起了当地领导和部分人士的关注。对金鹏公司私自改变国家划拨土地使用性质的问题，沈阳土地规划管理部门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一旦查清后，必须要对责任人进行处理和处罚。对金鹏公司私自处置法院查封财产问题，辽宁省、沈阳市两级人大代表，法学专家潘公明认为：私自处置法院查封财产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初进行查封的法院执行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这种行为及责任人或责任单位进行查处。同时，任何人都有权利向法院执行部门进行举报。对赵光慈殴打记者一案，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刘副秘书长表示：将严肃调查“金鹏事件”，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铁西区公安分局单局长表示：要一查到底，并深入挖掘有“金鹏事件”引发的其他问题。此外，一些省市人大代表，对赵光慈人大代表的资格问题，纷纷提出了质疑。
然而，就在此时，在7月26日和27日两天，《辽宁××报》和《沈阳×报》两家媒体，却先后刊登了金鹏公司的所谓“律师授权声明”。该声明称：近期，《时代商报》连续报道有关辽宁金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及人员殴打记者，销售已被法院查封的楼房等一系列事件，金鹏公司认为上述报道侵害了金鹏公司的名誉权。此声明明显是在故意混淆视听，立即引起了一片哗然。但事情到此尚远未结束，到了7月30日这一天，连同《时代商报》在内的，沈阳市境内的所有媒体在关于金鹏公司和赵光慈的问题上，就像同时都患了某种急症一般，竟不约而同地“失声”了。
至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那些一直在关心着800名民工，关心着受伤记者，关心着沈阳市的法制环境的人们而言，一个巨大的灰色的问号蓦然间就悬在了他们原本晴朗的天空上!有人尖锐地提出：像这样的一个违法公司，一个胡作非为的人大代表，难道就真的没人去管，没人能管吗？
赵光慈声称“关系”已经活动好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据金鹏公司内部的人说：“我们的老总不是一般人，有的是钱，关系已经活动好。等着吧，我们已经把《时代商报》告了，他们还得给我们赔偿呢。”对前面的话笔者无从查证，但后面的话却是事实，不仅如此，据笔者了解，金鹏公司确实已经将《时代商报》告上了法院。
7月30日，笔者采访了《时代商报》总编辑张良。笔者问："听说贵报之所以停止了对金鹏公司及其总经理赵光慈违法乱纪问题的追踪报道，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这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总编沉吟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想请本报的广大读者放心，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为民请命，现在是将来也永远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此案如何处理，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