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来自南伦敦的朋克顽童Palma Violets到底是新的音乐救世主，抑或只是非常闹腾的毛头小子？目睹了他们伦敦巴黎双城喧闹派对的记者Andrew Perry表示：两者皆是。
文>Andrew Perry 摄影>Tom Barnes 译>路克
北伦敦俱乐部Boston Arms的Palma Violets演出上，又有前排观众玩起了“裸露秀”—而且还不是大老爷们儿。这支被认为是目前英国最猛新星的年轻乐队，正接受着600双眼睛的检视。2011年9月成立以来，Palma Violets的上升势头惊人。一年前他们还在伦敦Lambeth一间仅能容纳60人、还有些臭烘烘的地下室里演出。就在那里，在一个炎热的夏夜，一个年轻歌迷大概是因为缺氧加上疯狂pogo，决定脱个精光。
尽管面积大了不少，但伴随者这群年轻人的混乱气氛还是感染了整个房间。35分钟的演出里，除了The Libertines式朋克激流和上世纪60年代的浪漫迷幻，歌迷无休止地冲上舞台也成了亮点。在观众头顶“冲浪”的人一波又一波，保安都忙昏了头，有几次把乐队成员也给扔了下去。
这群活力四射到令人嫉妒的小伙子无疑将在这个2013年经历更多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时刻。不过，Palma Violets到底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吗？还是只是昙花一现？
在一间门禁森严的巴黎电视录影棚里，Palma Violets可以说已经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十万八千里了。Q跟随他们来到这里，想要来个深入了解。
今晚的观众在看到Palma Violets的8首歌之前，先得乖乖坐着，参与一段木偶讽刺剧的录制。所以也没人指望“满目春光看不够”的情形。在如此刺眼的镁光灯下，这群初出茅庐、无甚经验的男孩也许一不小心就会显得像是在炫耀皇帝的新衣。堆满红酒、披萨和数不清的香烟的后台，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Palma Violets作为一支英国摇滚乐队的典型性就显露无遗。能走到今天，他们凭借的是令人費解的独特魅力。
Palma Violets的首张专辑《180》堪称一场“意志的胜利”，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乐队的成长经历—他们迄今为止写出的11首歌都在这儿了，排在第12的那支隐藏曲目，还是另一位主唱Sam Fryer在后期制作时紧赶慢赶凑出来的。它的副歌部分听起来喜气洋洋：“我写了一首全新歌曲！它一定会成为排行榜第一！”这想法倒也不算无中生有—乐队2012年的单曲“Best Of Friends”曾被评选为英国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歌曲。
Chilli Jesson与Sam Fryer是那种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双主唱：从那激进的表演风格中我们就能看出，Chilli Jesson外向、疯狂，有点大哥风范；而与此相对，Sam Fryer则显得安静、恍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两者截然不同的特质不断地相互抗衡，每每都有华丽丽地完蛋的危险，但却因此带来了骚动不止的生命力。
两人相识于2009年的Reading音乐节，Jesson无意间在人群中发现了篝火边漫不经心弹拨琴弦的Fryer。不过这支乐队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Sussex乡下，有三名成员同是男女混合学校Christ’s Hospital的学生。Sam Fryer就是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Palma Violets键盘手Pete Mayew。十分幸运的是，他们被分在了同一宿舍。
“他们叫我们别老说这些事儿，”Fryer笑着说，“从前我们总在朋友圈里说，我们是这所学校自柯勒律治（英国18、19世纪著名诗人）以来最好的学生。因为比较聒噪又痴迷摇滚，我们在校园里的名声还挺臭的。”
Fryer在学校里没少挨罚，老师们觉得这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浪费了这难能可贵的优质教育，而他住在西南伦敦富裕地区的父母想必是十分看重这些的。“可我一门心思就只想玩乐队。”
2010年夏天，Fryer和Mayhew从学校毕业，搬进了Holloway路上的免费政府廉租房。对此Fryer这样解释：“这就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一群年轻人挤在小公寓里，胡乱弄一块煎猪排，然后一起狼吞虎咽。”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想过利用音乐上的天赋去做些什么，是Chilli Jesson推了他一把。
《The Road To God Knows Where》这部现在看来十分粗制滥造的纪录片记录了1989年美国巡演期间，Nick Cave & The Bad Seeds这群断了“口粮”的瘾君子经历的种种痛苦阶段。这片子看起来是挺累人的，不过其中偶尔会出现乐队经理Rayner Jesson，一个总是戴着牛仔帽，用冷到不行的冷笑话段子鼓舞士气的家伙。
Rayner就是Chilli的爸爸。2007年，他在儿子只有13岁的时候去世。交谈中，你会觉得Chilli Jesson也许是自己能够遇上的最阳光的人，可一旦谈及父亲，他更为阴暗的一面就会显露无遗。看着他在舞台上暴跳如雷，恣意扭曲面庞，应该可以大胆地猜测，痛苦和欢乐对他而言是同等重要的驱动力。
作为一个在圈子里成长起来的孩子，Jesson对音乐有着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视角。“从小就看了那么多负面的东西，”他说，“让你真的不想重蹈覆辙。”
显然他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他正在实现自己的狂野摇滚梦。他和Fryer最早喜欢上的当代乐队是The Libertines，可等他们到了可以看演出的年纪，The Libertines解散了，The Strokes的音乐也开始变得无聊起来。
“剩给我们的就是些渣嘛，”Jesson说，“那时候都是类似Good Shoes的烂队。我在学校里属于音乐品位很怪的那种。记得有一次我唱（Cave乐队歌词限制级的）‘Green Eyes’给朋友听，他们听到‘一闪一闪小逼逼’那句歌词的时候都觉得这人太屎了。这也是为什么遇见Sam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因为我还没见过谁能欣赏我喜欢的那类音乐。” 两人在2009年的Reading音乐节上一拍即合的时候，还在上学的Jesson已经受到了一个星探新手的关注，开始慢慢融入一个WU LYF、Childhood等乐队崛起的全新音乐圈。“经纪人会跑到我们的住处，”Fryer一脸傻笑地回忆道，“严格地鞭策我们。早上把我们叫醒，把猫扔到我们身上，（用傲慢的军官口吻说）快点，我们来写点歌吧—不过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啊。”
尽管Jesson仍然漫无目标，但Fryer觉得自己被他激励了：“他对我这个人有信心，这让我获得了急需的自信。”
他们的第一首歌叫“14”，名字取自一条公交线路。某次昏天黑地的深夜狂欢过后，Fryer徒劳地想乘上这辆公车，把烂醉的Jesson弄回家。第二天，宿醉未醒的Jesson在温布尔登的学校音乐室里，用一根指头在钢琴上弹唱出一句简单的“哦，14路，哦，14路，带我回家”，然后通过语音信息发给了Fryer。“挺可笑的吧，”Fryer说，“都算不上一首真正的歌。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那些曲子就不知道怎么地涌出来了。”
坦言自己并非音乐家的Jesson还写了首曾命名为“The Shit Song”的歌，戏仿Nick Cave的那首“The Ship Song”，后来它被明智地改为“Best Of Friends”。
到了2011年11月，他们攒到了6首歌曲，于是开始把朋友们请到大本营“180”（他们的排练室+住所）来看他们演出。“第一次只来了10个人，”Fryer透露，“挺尴尬的。但就在一個月后，我们的小公寓里就挤下了70个人。”
除了目的单纯的派对狂人，闻讯而来的还有越来越多（货真价实的）星探，2012年初Palma Violets已被Rough Trade收归旗下。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里，厂牌就接连为他们找来了几批制作人，其中有些没有了下文（比如Bernard Butler），而另两位—Test Icicles的Rory Atwell和Pulp的Steve Mackey—则成功地帮助他们这群录音室菜鸟克服恐惧，并捕捉到了他们的闪光点：新鲜生猛。还没到夏天，他们在180号的例行演出已经疯狂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有人在我们第一次演出后拍了张照，”鼓手Doyle忍俊不禁，“我就那么站着，满身是汗，衣服被啤酒浸湿所以就给脱了。一面墙上都是血，因为我的手指被鼓划破了。而且在拍的那瞬间，我正好在翻白眼。”他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室演出。”
一开始还有些勉强的Jesson早已不会像乐队成立之初那样，老是对其他成员冷言相劝：“我总是要提醒他们，嘿，这不对，其实我们连第一句都还没唱完呢。”现在他对组乐队的DIY乐趣可是津津乐道：“无论对谁我都会说，放手干吧！根本不需要懂音乐的，敲几个调子就能让人们high起来。”
不过严格说起来，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创作出《180》这样的作品的。那些势必成为音乐节杀手锏的合声，例如“Step Up For The Cool Cats”里的一句“你让我在阳光下跳舞”等等，让人实在无法等闲视之。
“有那么一年，”Jesson说，“我和Sam抓住一切机会去看演出。那些乐队穿着皮夹克在舞台上蹦来跳去，成员之间连看都不互相看一眼。于是我对自己说，就算你不太享受，起码也得装一下吧，因为观众们其实也和你们一样苦逼啊。所以我们只做自己每次演的时候也都觉得带感的音乐。”
巴黎电视台的节目已经开拍，在冰冷的灯光下，Palma Violets确实已经初具优秀乐队的气质。Jesson在场地里左冲右突，而Fryer一如往常地眼睛紧闭，像是陷入沉思。
不久之后，他们会在巴黎市中心的鹅卵石街道边开怀畅饮，几杯对其队名Violet而言恰如其分的紫罗兰口味伏特加下肚，全然不顾左邻右舍打开百叶窗抱怨。我们无疑将听到许多这支年轻乐队的胡闹事迹，但这种污秽与愤怒交杂的地下室朋克的稚嫩形象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凭借着Mayhew律动的键盘，Fryer沐浴星光般的冥想，他们一次又一次达到了几近至高的美妙境界。当他们的演出继续进行到8首歌的计划之外时，所有观众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当“Last Of The Summer Wine”唱到“一遍一遍，又一遍”这个叠句，欢乐的键盘和弦随即插入，此时气氛再一次向上飙升，Chilli Jesson的手向前伸，手指扭动着。人们以一种毫无理性可言的方式自发地模仿起他来，全都扭动着手指，将手臂慢慢举向空中，全都面带微笑。就像有奇迹出现一般。
Palma Violets专辑《180》现已问世。
文>Andrew Perry 摄影>Tom Barnes 译>路克
北伦敦俱乐部Boston Arms的Palma Violets演出上，又有前排观众玩起了“裸露秀”—而且还不是大老爷们儿。这支被认为是目前英国最猛新星的年轻乐队，正接受着600双眼睛的检视。2011年9月成立以来，Palma Violets的上升势头惊人。一年前他们还在伦敦Lambeth一间仅能容纳60人、还有些臭烘烘的地下室里演出。就在那里，在一个炎热的夏夜，一个年轻歌迷大概是因为缺氧加上疯狂pogo，决定脱个精光。
尽管面积大了不少，但伴随者这群年轻人的混乱气氛还是感染了整个房间。35分钟的演出里，除了The Libertines式朋克激流和上世纪60年代的浪漫迷幻，歌迷无休止地冲上舞台也成了亮点。在观众头顶“冲浪”的人一波又一波，保安都忙昏了头，有几次把乐队成员也给扔了下去。
这群活力四射到令人嫉妒的小伙子无疑将在这个2013年经历更多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时刻。不过，Palma Violets到底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吗？还是只是昙花一现？
在一间门禁森严的巴黎电视录影棚里，Palma Violets可以说已经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十万八千里了。Q跟随他们来到这里，想要来个深入了解。
今晚的观众在看到Palma Violets的8首歌之前，先得乖乖坐着，参与一段木偶讽刺剧的录制。所以也没人指望“满目春光看不够”的情形。在如此刺眼的镁光灯下，这群初出茅庐、无甚经验的男孩也许一不小心就会显得像是在炫耀皇帝的新衣。堆满红酒、披萨和数不清的香烟的后台，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Palma Violets作为一支英国摇滚乐队的典型性就显露无遗。能走到今天，他们凭借的是令人費解的独特魅力。
Palma Violets的首张专辑《180》堪称一场“意志的胜利”，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乐队的成长经历—他们迄今为止写出的11首歌都在这儿了，排在第12的那支隐藏曲目，还是另一位主唱Sam Fryer在后期制作时紧赶慢赶凑出来的。它的副歌部分听起来喜气洋洋：“我写了一首全新歌曲！它一定会成为排行榜第一！”这想法倒也不算无中生有—乐队2012年的单曲“Best Of Friends”曾被评选为英国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歌曲。
Chilli Jesson与Sam Fryer是那种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双主唱：从那激进的表演风格中我们就能看出，Chilli Jesson外向、疯狂，有点大哥风范；而与此相对，Sam Fryer则显得安静、恍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两者截然不同的特质不断地相互抗衡，每每都有华丽丽地完蛋的危险，但却因此带来了骚动不止的生命力。
两人相识于2009年的Reading音乐节，Jesson无意间在人群中发现了篝火边漫不经心弹拨琴弦的Fryer。不过这支乐队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Sussex乡下，有三名成员同是男女混合学校Christ’s Hospital的学生。Sam Fryer就是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Palma Violets键盘手Pete Mayew。十分幸运的是，他们被分在了同一宿舍。
“他们叫我们别老说这些事儿，”Fryer笑着说，“从前我们总在朋友圈里说，我们是这所学校自柯勒律治（英国18、19世纪著名诗人）以来最好的学生。因为比较聒噪又痴迷摇滚，我们在校园里的名声还挺臭的。”
Fryer在学校里没少挨罚，老师们觉得这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浪费了这难能可贵的优质教育，而他住在西南伦敦富裕地区的父母想必是十分看重这些的。“可我一门心思就只想玩乐队。”
2010年夏天，Fryer和Mayhew从学校毕业，搬进了Holloway路上的免费政府廉租房。对此Fryer这样解释：“这就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一群年轻人挤在小公寓里，胡乱弄一块煎猪排，然后一起狼吞虎咽。”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想过利用音乐上的天赋去做些什么，是Chilli Jesson推了他一把。
《The Road To God Knows Where》这部现在看来十分粗制滥造的纪录片记录了1989年美国巡演期间，Nick Cave & The Bad Seeds这群断了“口粮”的瘾君子经历的种种痛苦阶段。这片子看起来是挺累人的，不过其中偶尔会出现乐队经理Rayner Jesson，一个总是戴着牛仔帽，用冷到不行的冷笑话段子鼓舞士气的家伙。
Rayner就是Chilli的爸爸。2007年，他在儿子只有13岁的时候去世。交谈中，你会觉得Chilli Jesson也许是自己能够遇上的最阳光的人，可一旦谈及父亲，他更为阴暗的一面就会显露无遗。看着他在舞台上暴跳如雷，恣意扭曲面庞，应该可以大胆地猜测，痛苦和欢乐对他而言是同等重要的驱动力。
作为一个在圈子里成长起来的孩子，Jesson对音乐有着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视角。“从小就看了那么多负面的东西，”他说，“让你真的不想重蹈覆辙。”
显然他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他正在实现自己的狂野摇滚梦。他和Fryer最早喜欢上的当代乐队是The Libertines，可等他们到了可以看演出的年纪，The Libertines解散了，The Strokes的音乐也开始变得无聊起来。
“剩给我们的就是些渣嘛，”Jesson说，“那时候都是类似Good Shoes的烂队。我在学校里属于音乐品位很怪的那种。记得有一次我唱（Cave乐队歌词限制级的）‘Green Eyes’给朋友听，他们听到‘一闪一闪小逼逼’那句歌词的时候都觉得这人太屎了。这也是为什么遇见Sam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因为我还没见过谁能欣赏我喜欢的那类音乐。” 两人在2009年的Reading音乐节上一拍即合的时候，还在上学的Jesson已经受到了一个星探新手的关注，开始慢慢融入一个WU LYF、Childhood等乐队崛起的全新音乐圈。“经纪人会跑到我们的住处，”Fryer一脸傻笑地回忆道，“严格地鞭策我们。早上把我们叫醒，把猫扔到我们身上，（用傲慢的军官口吻说）快点，我们来写点歌吧—不过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啊。”
尽管Jesson仍然漫无目标，但Fryer觉得自己被他激励了：“他对我这个人有信心，这让我获得了急需的自信。”
他们的第一首歌叫“14”，名字取自一条公交线路。某次昏天黑地的深夜狂欢过后，Fryer徒劳地想乘上这辆公车，把烂醉的Jesson弄回家。第二天，宿醉未醒的Jesson在温布尔登的学校音乐室里，用一根指头在钢琴上弹唱出一句简单的“哦，14路，哦，14路，带我回家”，然后通过语音信息发给了Fryer。“挺可笑的吧，”Fryer说，“都算不上一首真正的歌。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那些曲子就不知道怎么地涌出来了。”
坦言自己并非音乐家的Jesson还写了首曾命名为“The Shit Song”的歌，戏仿Nick Cave的那首“The Ship Song”，后来它被明智地改为“Best Of Friends”。
到了2011年11月，他们攒到了6首歌曲，于是开始把朋友们请到大本营“180”（他们的排练室+住所）来看他们演出。“第一次只来了10个人，”Fryer透露，“挺尴尬的。但就在一個月后，我们的小公寓里就挤下了70个人。”
除了目的单纯的派对狂人，闻讯而来的还有越来越多（货真价实的）星探，2012年初Palma Violets已被Rough Trade收归旗下。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里，厂牌就接连为他们找来了几批制作人，其中有些没有了下文（比如Bernard Butler），而另两位—Test Icicles的Rory Atwell和Pulp的Steve Mackey—则成功地帮助他们这群录音室菜鸟克服恐惧，并捕捉到了他们的闪光点：新鲜生猛。还没到夏天，他们在180号的例行演出已经疯狂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有人在我们第一次演出后拍了张照，”鼓手Doyle忍俊不禁，“我就那么站着，满身是汗，衣服被啤酒浸湿所以就给脱了。一面墙上都是血，因为我的手指被鼓划破了。而且在拍的那瞬间，我正好在翻白眼。”他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室演出。”
一开始还有些勉强的Jesson早已不会像乐队成立之初那样，老是对其他成员冷言相劝：“我总是要提醒他们，嘿，这不对，其实我们连第一句都还没唱完呢。”现在他对组乐队的DIY乐趣可是津津乐道：“无论对谁我都会说，放手干吧！根本不需要懂音乐的，敲几个调子就能让人们high起来。”
不过严格说起来，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创作出《180》这样的作品的。那些势必成为音乐节杀手锏的合声，例如“Step Up For The Cool Cats”里的一句“你让我在阳光下跳舞”等等，让人实在无法等闲视之。
“有那么一年，”Jesson说，“我和Sam抓住一切机会去看演出。那些乐队穿着皮夹克在舞台上蹦来跳去，成员之间连看都不互相看一眼。于是我对自己说，就算你不太享受，起码也得装一下吧，因为观众们其实也和你们一样苦逼啊。所以我们只做自己每次演的时候也都觉得带感的音乐。”
巴黎电视台的节目已经开拍，在冰冷的灯光下，Palma Violets确实已经初具优秀乐队的气质。Jesson在场地里左冲右突，而Fryer一如往常地眼睛紧闭，像是陷入沉思。
不久之后，他们会在巴黎市中心的鹅卵石街道边开怀畅饮，几杯对其队名Violet而言恰如其分的紫罗兰口味伏特加下肚，全然不顾左邻右舍打开百叶窗抱怨。我们无疑将听到许多这支年轻乐队的胡闹事迹，但这种污秽与愤怒交杂的地下室朋克的稚嫩形象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凭借着Mayhew律动的键盘，Fryer沐浴星光般的冥想，他们一次又一次达到了几近至高的美妙境界。当他们的演出继续进行到8首歌的计划之外时，所有观众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当“Last Of The Summer Wine”唱到“一遍一遍，又一遍”这个叠句，欢乐的键盘和弦随即插入，此时气氛再一次向上飙升，Chilli Jesson的手向前伸，手指扭动着。人们以一种毫无理性可言的方式自发地模仿起他来，全都扭动着手指，将手臂慢慢举向空中，全都面带微笑。就像有奇迹出现一般。
Palma Violets专辑《180》现已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