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6年9月3日凌晨，处于“文革”风暴中的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服毒自杀，其夫人朱梅馥自缢身亡，双双愤而离世。傅雷对这样的人生结局，在与儿子傅聪的家书中，似乎早有预感。
　　《傅雷家书》中，1958年和1959年只收录寥寥五通，并且傅雷每年都只有一通，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傅雷复杂的心态。自己被打成了“右派”，继而儿子傅聪突然“出走”，对这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犹如炼狱般煎熬。个人早已置之度外，远在异国他乡的爱子时刻牵挂在他的心头。终于“恩准”可以通信了，1959年那一封信，却只说了两件事：演出和爱情。关于前者，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为这件事，我从接信以来未能安睡，往往一夜数惊！”对于后者，“一日未尝去心”，“因为这一点也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的荣誉，英国人对男女问题的看法始终清教徒气息很重”。这两者恰恰分属于艺术和人生，正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立身、自处的首要问题，于此我们不难想象得到，这封信无疑是傅雷深思熟虑后写的，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父子之情，实在动人。值得注意的是，信的结尾处，以破折号引出这样一段话：
　　“在此举国欢腾、庆祝十年建国十年建设十年成就的时节，我写这封信的心情尤其感触万端，非笔墨所能形容。孩子，珍重，各方面珍重，千万珍重，千万自爱！”
　　原来这封信写于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节。知人论世，我们不难体会傅雷何以“感触万端”，其言外之意令人慨叹。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中说：“应当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光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信关系。”这是相当难得的“破例”，诚如楼先生所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否则，我们也就无缘阅读到这样的旷世杰作。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仅仅依靠书信联系，即使是傅聪到香港演出也不能回家，无疑使父子二人愈加痛苦。傅雷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为世界乐坛培养出一位钢琴大师，但他却无缘在台下哪怕是仅仅欣赏一次儿子的演奏，这种痛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1963年10月14日，傅雷在信中说，“看到你描绘参观卢浮宫的片段，我为之激动不已”，接着述说自己对巴黎的记忆，最后说：“告诉我，孩子，当地是否风光依旧？”这最后一句，语气如此急切，包含着多么复杂的情感！而在1966年8月12日的信中，傅雷说：“想象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其实这种“想象”是异常痛苦的。所以接着又说：“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種可能，我可不信。”说得如此斩钉截铁，语气如此断然，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和绝望。此何时也！雷声轰然在耳，一场更大的政治风雨已经到来，傅雷显然感到了这一点：
　　“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他的‘自我改造’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竟然是以当时的“口号话语”描述国内政治风暴和自己面临的处境，却又如此表情达意，只有“出尽全力去满足”闪露出了思想感受。编者说：“这是父亲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离他们走上不归路，也不过三周左右的时间”。《家书》以这封信结束，给人以无限悲凉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