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记者出身的金融家
《陆家嘴》： 你是怎样从记者转到金融业的？
莱特纳：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会说，你是想问我如何换工作的？还是想问我为什么换工作的？当时我还是喜欢这份工作的，在我二十多岁的年纪，我看了很多事情，也做了很多事情，那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曾经历的，更别说在那个年龄了。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意识到我应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心中有一个信念一直在召唤着我：实践胜于纸上谈兵。
我不想贬低记者这个行业，我的许多朋友仍然在从事这个行业。泰迪·罗斯福有句名言：“你想成为竞技场中那个竞技者，还是为竞技者拿衣服的那个人？”
我就开始考虑转行后，先排除那些我不适合、不擅长、讨厌的职位，我不想成为律师。我有很多朋友去了投资银行，我感觉这应该挺有意思，就试图在投资银行谋得一份职位。
《陆家嘴》： 当你第一次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莱特纳：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当时30岁，我被分配去为一个24岁的年轻女性分析师那里工作，她不得不向我展示如何打开计算机。我几乎不知道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区别。当时在雷曼兄弟公司是没有培训项目的，我真的是如履薄冰，面临着极大考验。
《陆家嘴》： 你在投资银行的职业道路是怎样的？
莱特纳： 当时我还是雷曼兄弟的年轻员工，有一天我们达成了一个在休斯敦卖报纸的交易，他们对我说：“你以前是记者，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去运营。” 我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让我去处理那个交易，然后我就开始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其他工作。
1984年，雷曼兄弟公司被卖给了美国运通公司。许多人离开了，包括我的一些指导老师。其中一个去了摩根士丹利，他对我说你应该来这里做一项工作，现在叫“TMT”，那时被称为媒体。我去了那里，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媒体和传播小组。后来摩根士丹利上市，规模变得非常庞大。我喜欢那种小规模的合伙人企业工作环境，我就去了拉扎德，在那里度过了11年有趣的时光。再后来，我决定与一些合作伙伴进入私募股权企业工作。
《陆家嘴》： 你现在决定回到私募股权行业，感觉像是在走一条没有新意的老路，那时感觉怎么样？
莱特纳： 那时依然感觉有点像是在走没有新意的老路。KKR在20世纪80年代就诞生了，福斯特曼·利特尔也是一家诞生于80年代的公司。凯雷、阿波罗都是在80年代取得成功的。在2000年以前，如果从投资银行离开后进入私募股权行业，那时确实是一条很不错的选择。
接手布隆伯格家族办公室
《陆家嘴》： 你在去政府任职之前，就由于与迈克尔·布隆伯格的关系已经开始着手他的家族理财室的工作。在你完成汽车工业重组的工作后，就进入他的理财室工作。我们就从威利特顾问公司说起，面临着管理这么一大笔钱的挑战，你是如何去做的？
莱特纳： 我并不是虚伪的谦虚，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了解真实情况。这是我被要求承担的另一项我不是很了解的工作。人们认为，可能迈克尔也这样认为，因为我是搞银行投资的而且又是搞私募股权投资的，所以我应该可以运营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这就好像要求心脏病医生来为你治疗属于外科整形医生专业范畴的肘损伤。
因为这些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我也不是很了解，这是不利的一点。但是可能也有好的方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在做了，当我在四方公司工作的时候，已经和我的同事在规划这个事情了，我们有慈善资金和私人资金的组合，我们评估过人们对于这类资金的经营方式。这真是有点复杂，我们努力去弄明白最好的做法是什么，谁做得比较成功，为什么他们会成功，如何管控风险，如何组建一支团队。综合考虑了所有这些，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陆家嘴》：那么最初的方案是什么哪？
莱特纳： 实际上，在雷曼兄弟，我很奇怪地成为大卫·斯文森（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的同事。我们都是雷曼兄弟的年轻经理助理，但是我们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沟通。但我必须跟随他的职业方向，知道他在捐赠基金管理中所做的业务，慈善基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认为如果这个方案不出问题的话就不用去修改它。他有一个模型我感觉很好，我可以很肯定地这样说，我们也愿意任何人对这个模型根据具体情况稍作修改，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捐赠基金模型。
迈克尔·布隆伯格曾是纽约市长，他的资金有点类似保密信托，他只知道像绩效这些东西，而不了解具体细节。无论如何尤其重要的是绝不能失败，那些冒险新奇的做法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内。所以我们想要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陆家嘴》： 你是哪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莱特纳： 迈克尔大约是在2006年左右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我们是在2008年1月1日开始管理他的资产，你也知道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业绩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路直降。幸运的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资金主要是以現金的形式在运转，所以受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了。
《陆家嘴》：因此，从2008年开始，你考虑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耶鲁和其他人大概在80年代中晚期就已经开始用了。你是怎样考虑的？它是一个竞争模型还是一个评估模型？当时和现在存在巨大的时间差，你是从哪里开始做起的？
莱特纳： 其中有利有弊。对他们是有利的，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已经花了15到20年的时间来建立一个投资组合基金，建立各种关系，建立一个团队等等，而我们一切是重新开始的。这些都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遗产基金投资组合，许多这样的公司和机构所拥有的是很多的流动资金。
我们有一张收支平衡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有支出也有收入。迈克尔和我都清楚，想要建立一支团队，建立一个投资组合，去和那些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很长时间的人竞争是需要花费多年时间的。 《陆家嘴》：你们团队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莱特纳：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关于如何建构团队的理念已经被发展很多年了，现在专家们对于选择一般模型还是专业模型意见不一。但是鉴于我的背景，我肯定倾向于相信专业模型。
如果你有五六个聪明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各自行事，在相同的投资领域各自去做不同的事情，那么我感觉这样是行不通的。其他的机构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不会与之相比。我采取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让五六人一组去处理一种资产类型：上市公司股权、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房产置业等等。
《陆家嘴》：你的那种做法十分有效吗？你去寻找过外部管理人员吗？
莱特纳： 答案是肯定有效的，我们确实有我们认为特殊的方法，当我们开始的时候确实也产生了一点效果。我们有不同的资产类型，但彼此孤立。这么多年我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复杂得超出你的想象，尤其是在公开市场股权和对冲基金之间。
尤其是当谈论对冲基金时，为什么是这组人做对冲基金？而另一组人做股票只做看涨不做看跌？甚至私募部门和公开市场部门之间也有交叉，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是两者都做。每一种特定的资产类型我们仍然安排特定的人员去管理，但是比起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不同资产类型之间有了更多的合作与统一。
我们的做法确实和其他的机构不同，因为我们有迈克尔的支持，他曾经这样告诉我：“我想让你进行商业的运营方式，我想让你雇最好的人员以商业的方式付给他们薪水，我也不管你组建的团队有多大。”像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在雇用人员数量和薪水发放金额方面是有限制的。
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我也有在私募股权基金工作的背景，我们就开始雇一个团队开始行动。一些直接私募股权投资既投资于公司资产，又投资于不动产、石油、天然气以及房地产。现在，这已构成我们投资组合中相当有意义的一部分。 我不想确切地说出多少，我們认为这样做是有一些好处的。
《陆家嘴》：你如何看待内部团队与外部管理人员之间的权衡？
莱特纳： 因为我们相信多元化，我们的大部分资金都将始终由外部进行管理。我们相信应该在世界各地开展各种资产投资，因为即使有22或23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你也无法在内部来管理巴西股票。因此，我们总是使用管理人员去那样做，由于我的背景原因我们总是倾向于专业管理人员，他们真的是商业眼光很好。
其次，这样做能让我们很好地控制资金流。你也知道，2008年许多机构都有的问题之一是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问题，这些机构承诺不会去提取这些资金。我们的无资金负债率与那些典型的基金会相比还是很低的，我不想谈具体的细节。
这是另一个优势。我们觉得布隆伯格的名声和关系对我们进行交易很有帮助，结果确实证明也是这样的。我们和那些投钱的公司和个人完全独立来进行经营，甚至很大程度上与迈克尔本人也独立开来。有很多人想获得迈克·布隆伯格的资金，如果我们感觉他们是合适的人选的话，我们会给他们资金的。
在中国感受到“渴望成功的力量”
《陆家嘴》： 你注意到欧洲市场的混乱了吗，你打算在那里投资吗，还是你正在投资？
莱特纳： 我们在欧洲的投资不多，我们也在逐渐减少。我有很多次醒来，都想着我们应该一走了之，因为这里基本上没什么吸引力。唯一一件让我们留下的事情就是单纯从估值来看，这里的估值更合理，我们担心我们离开的时候，这里会出现反弹的情况。
纵观历史，欧洲的表现合乎常理。但它可能会反弹，我们一直纠结是否离开，正如我刚刚所说，我们也确实在减少在这边的投资。每次我从那里回来，就会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投资？
《陆家嘴》： 当你想到这些投资时，你如何看待会影响你资产分配决定的总股票风险？
莱特纳： 我们一直都密切关注beta，我们希望它很高。因为我认为beta是决定回报的主要成分。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它太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捐赠基金和基金会曾公开报道的beta了然于心。因此，我们对beta的掌控扩散至整个公司，这显然意味着要密切关注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中的beta。
《陆家嘴》：你在这行干了也有几十年了，构建过很多的投资组合，纵观你如今的投资组合，最令你兴奋的点在哪？又有哪些点你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莱特纳： 我最兴奋的点就是中国，环顾世界，理论上中国仍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更不要说真实的价值价格比率。
我认为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可能是其他大部分公司的最大挑战，那就是构建一个高质量的风险投资组合。这又回到我们在四方做的研究，你看绩效差异时，从一端的固定收益到另一端的风险收益。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近几年看来似乎不错，但是仔细观察，也并不算高，甚至还不如私募股权收益来的高。
但是绩效差异又相当显著，因此我们早些时候就决定如果我们不能称为前四分位的经理人那就干脆不要做。结果就是过了十一二年了，我们还没达到我们设想的风投规模，而且也是耗费了巨大时间才有成效。如果要问我跟耶鲁相比有什么弱点，那就是他们有一个规模巨大并且表现惊人的风投组合。
《陆家嘴》： 确实。那让我们再多聊一聊中国吧，从高端思维开始。
莱特纳： 高端思维，怎么说呢，如果你简单看数字，中国市场股价是最便宜的，尤其是与成长性比较而言。
《陆家嘴》： 公募私募都是如此吗？
莱特纳：对，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公募市场完全如此，因为有很多公开数据。但中国其实还并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私募股权市场，中国的私募更像是成长性股权和风投市场。
如果你真像我似的，一年去几次中国。每次我都会带着兴奋回来，因为我从未想过投资可以仅靠一张excel表格就能完成，你到中国的话，就能感到那种力量，那种渴望成功的力量，你见到企业家，见到CEO，见到投资人，他们各个都面临着诸多挑战。
他们面临政策的挑战，但我认为他们渴求成功的动力巨大。多年之前我曾写过一些文字，关于我到中国和印度之后的感受，关于中国和印度能否增长良好，我的钱投在了中国，我们也喜欢印度，愿意投资到印度。
《陆家嘴》： 你现在经常上电视，当你谈起中国和与中国的贸易战时，你会表达一些政治观点。那你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如何把你的政治倾向过滤掉而不受其影响？
莱特纳：我尽量不去参杂政治因素，我希望我可以成功地做到不把自己的政治信仰带入到投资决策中，但是如果这些观点对投资真的有价值的话，我还是会考虑的。我认为他人肯定也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你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身份。我真的很喜欢和我们的管理人员一起开会，因为他们许多人对于政治、对于宏观经济、对于其他一些事情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去讨论股市的涨跌。我认为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必须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观点和看法，我感觉在这些方面我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团队的。
（本文翻译自Ted Sides的播客“资本配置者”，经本人授权转载）
《陆家嘴》： 你是怎样从记者转到金融业的？
莱特纳：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会说，你是想问我如何换工作的？还是想问我为什么换工作的？当时我还是喜欢这份工作的，在我二十多岁的年纪，我看了很多事情，也做了很多事情，那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曾经历的，更别说在那个年龄了。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意识到我应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心中有一个信念一直在召唤着我：实践胜于纸上谈兵。
我不想贬低记者这个行业，我的许多朋友仍然在从事这个行业。泰迪·罗斯福有句名言：“你想成为竞技场中那个竞技者，还是为竞技者拿衣服的那个人？”
我就开始考虑转行后，先排除那些我不适合、不擅长、讨厌的职位，我不想成为律师。我有很多朋友去了投资银行，我感觉这应该挺有意思，就试图在投资银行谋得一份职位。
《陆家嘴》： 当你第一次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莱特纳：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当时30岁，我被分配去为一个24岁的年轻女性分析师那里工作，她不得不向我展示如何打开计算机。我几乎不知道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区别。当时在雷曼兄弟公司是没有培训项目的，我真的是如履薄冰，面临着极大考验。
《陆家嘴》： 你在投资银行的职业道路是怎样的？
莱特纳： 当时我还是雷曼兄弟的年轻员工，有一天我们达成了一个在休斯敦卖报纸的交易，他们对我说：“你以前是记者，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去运营。” 我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让我去处理那个交易，然后我就开始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其他工作。
1984年，雷曼兄弟公司被卖给了美国运通公司。许多人离开了，包括我的一些指导老师。其中一个去了摩根士丹利，他对我说你应该来这里做一项工作，现在叫“TMT”，那时被称为媒体。我去了那里，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媒体和传播小组。后来摩根士丹利上市，规模变得非常庞大。我喜欢那种小规模的合伙人企业工作环境，我就去了拉扎德，在那里度过了11年有趣的时光。再后来，我决定与一些合作伙伴进入私募股权企业工作。
《陆家嘴》： 你现在决定回到私募股权行业，感觉像是在走一条没有新意的老路，那时感觉怎么样？
莱特纳： 那时依然感觉有点像是在走没有新意的老路。KKR在20世纪80年代就诞生了，福斯特曼·利特尔也是一家诞生于80年代的公司。凯雷、阿波罗都是在80年代取得成功的。在2000年以前，如果从投资银行离开后进入私募股权行业，那时确实是一条很不错的选择。
接手布隆伯格家族办公室
《陆家嘴》： 你在去政府任职之前，就由于与迈克尔·布隆伯格的关系已经开始着手他的家族理财室的工作。在你完成汽车工业重组的工作后，就进入他的理财室工作。我们就从威利特顾问公司说起，面临着管理这么一大笔钱的挑战，你是如何去做的？
莱特纳： 我并不是虚伪的谦虚，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了解真实情况。这是我被要求承担的另一项我不是很了解的工作。人们认为，可能迈克尔也这样认为，因为我是搞银行投资的而且又是搞私募股权投资的，所以我应该可以运营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这就好像要求心脏病医生来为你治疗属于外科整形医生专业范畴的肘损伤。
因为这些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我也不是很了解，这是不利的一点。但是可能也有好的方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在做了，当我在四方公司工作的时候，已经和我的同事在规划这个事情了，我们有慈善资金和私人资金的组合，我们评估过人们对于这类资金的经营方式。这真是有点复杂，我们努力去弄明白最好的做法是什么，谁做得比较成功，为什么他们会成功，如何管控风险，如何组建一支团队。综合考虑了所有这些，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陆家嘴》：那么最初的方案是什么哪？
莱特纳： 实际上，在雷曼兄弟，我很奇怪地成为大卫·斯文森（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的同事。我们都是雷曼兄弟的年轻经理助理，但是我们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沟通。但我必须跟随他的职业方向，知道他在捐赠基金管理中所做的业务，慈善基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认为如果这个方案不出问题的话就不用去修改它。他有一个模型我感觉很好，我可以很肯定地这样说，我们也愿意任何人对这个模型根据具体情况稍作修改，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捐赠基金模型。
迈克尔·布隆伯格曾是纽约市长，他的资金有点类似保密信托，他只知道像绩效这些东西，而不了解具体细节。无论如何尤其重要的是绝不能失败，那些冒险新奇的做法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内。所以我们想要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陆家嘴》： 你是哪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莱特纳： 迈克尔大约是在2006年左右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我们是在2008年1月1日开始管理他的资产，你也知道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业绩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路直降。幸运的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资金主要是以現金的形式在运转，所以受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了。
《陆家嘴》：因此，从2008年开始，你考虑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耶鲁和其他人大概在80年代中晚期就已经开始用了。你是怎样考虑的？它是一个竞争模型还是一个评估模型？当时和现在存在巨大的时间差，你是从哪里开始做起的？
莱特纳： 其中有利有弊。对他们是有利的，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已经花了15到20年的时间来建立一个投资组合基金，建立各种关系，建立一个团队等等，而我们一切是重新开始的。这些都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遗产基金投资组合，许多这样的公司和机构所拥有的是很多的流动资金。
我们有一张收支平衡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有支出也有收入。迈克尔和我都清楚，想要建立一支团队，建立一个投资组合，去和那些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很长时间的人竞争是需要花费多年时间的。 《陆家嘴》：你们团队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莱特纳：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关于如何建构团队的理念已经被发展很多年了，现在专家们对于选择一般模型还是专业模型意见不一。但是鉴于我的背景，我肯定倾向于相信专业模型。
如果你有五六个聪明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各自行事，在相同的投资领域各自去做不同的事情，那么我感觉这样是行不通的。其他的机构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不会与之相比。我采取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让五六人一组去处理一种资产类型：上市公司股权、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房产置业等等。
《陆家嘴》：你的那种做法十分有效吗？你去寻找过外部管理人员吗？
莱特纳： 答案是肯定有效的，我们确实有我们认为特殊的方法，当我们开始的时候确实也产生了一点效果。我们有不同的资产类型，但彼此孤立。这么多年我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复杂得超出你的想象，尤其是在公开市场股权和对冲基金之间。
尤其是当谈论对冲基金时，为什么是这组人做对冲基金？而另一组人做股票只做看涨不做看跌？甚至私募部门和公开市场部门之间也有交叉，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是两者都做。每一种特定的资产类型我们仍然安排特定的人员去管理，但是比起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不同资产类型之间有了更多的合作与统一。
我们的做法确实和其他的机构不同，因为我们有迈克尔的支持，他曾经这样告诉我：“我想让你进行商业的运营方式，我想让你雇最好的人员以商业的方式付给他们薪水，我也不管你组建的团队有多大。”像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在雇用人员数量和薪水发放金额方面是有限制的。
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我也有在私募股权基金工作的背景，我们就开始雇一个团队开始行动。一些直接私募股权投资既投资于公司资产，又投资于不动产、石油、天然气以及房地产。现在，这已构成我们投资组合中相当有意义的一部分。 我不想确切地说出多少，我們认为这样做是有一些好处的。
《陆家嘴》：你如何看待内部团队与外部管理人员之间的权衡？
莱特纳： 因为我们相信多元化，我们的大部分资金都将始终由外部进行管理。我们相信应该在世界各地开展各种资产投资，因为即使有22或23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你也无法在内部来管理巴西股票。因此，我们总是使用管理人员去那样做，由于我的背景原因我们总是倾向于专业管理人员，他们真的是商业眼光很好。
其次，这样做能让我们很好地控制资金流。你也知道，2008年许多机构都有的问题之一是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问题，这些机构承诺不会去提取这些资金。我们的无资金负债率与那些典型的基金会相比还是很低的，我不想谈具体的细节。
这是另一个优势。我们觉得布隆伯格的名声和关系对我们进行交易很有帮助，结果确实证明也是这样的。我们和那些投钱的公司和个人完全独立来进行经营，甚至很大程度上与迈克尔本人也独立开来。有很多人想获得迈克·布隆伯格的资金，如果我们感觉他们是合适的人选的话，我们会给他们资金的。
在中国感受到“渴望成功的力量”
《陆家嘴》： 你注意到欧洲市场的混乱了吗，你打算在那里投资吗，还是你正在投资？
莱特纳： 我们在欧洲的投资不多，我们也在逐渐减少。我有很多次醒来，都想着我们应该一走了之，因为这里基本上没什么吸引力。唯一一件让我们留下的事情就是单纯从估值来看，这里的估值更合理，我们担心我们离开的时候，这里会出现反弹的情况。
纵观历史，欧洲的表现合乎常理。但它可能会反弹，我们一直纠结是否离开，正如我刚刚所说，我们也确实在减少在这边的投资。每次我从那里回来，就会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投资？
《陆家嘴》： 当你想到这些投资时，你如何看待会影响你资产分配决定的总股票风险？
莱特纳： 我们一直都密切关注beta，我们希望它很高。因为我认为beta是决定回报的主要成分。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它太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捐赠基金和基金会曾公开报道的beta了然于心。因此，我们对beta的掌控扩散至整个公司，这显然意味着要密切关注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中的beta。
《陆家嘴》：你在这行干了也有几十年了，构建过很多的投资组合，纵观你如今的投资组合，最令你兴奋的点在哪？又有哪些点你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莱特纳： 我最兴奋的点就是中国，环顾世界，理论上中国仍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更不要说真实的价值价格比率。
我认为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可能是其他大部分公司的最大挑战，那就是构建一个高质量的风险投资组合。这又回到我们在四方做的研究，你看绩效差异时，从一端的固定收益到另一端的风险收益。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近几年看来似乎不错，但是仔细观察，也并不算高，甚至还不如私募股权收益来的高。
但是绩效差异又相当显著，因此我们早些时候就决定如果我们不能称为前四分位的经理人那就干脆不要做。结果就是过了十一二年了，我们还没达到我们设想的风投规模，而且也是耗费了巨大时间才有成效。如果要问我跟耶鲁相比有什么弱点，那就是他们有一个规模巨大并且表现惊人的风投组合。
《陆家嘴》： 确实。那让我们再多聊一聊中国吧，从高端思维开始。
莱特纳： 高端思维，怎么说呢，如果你简单看数字，中国市场股价是最便宜的，尤其是与成长性比较而言。
《陆家嘴》： 公募私募都是如此吗？
莱特纳：对，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公募市场完全如此，因为有很多公开数据。但中国其实还并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私募股权市场，中国的私募更像是成长性股权和风投市场。
如果你真像我似的，一年去几次中国。每次我都会带着兴奋回来，因为我从未想过投资可以仅靠一张excel表格就能完成，你到中国的话，就能感到那种力量，那种渴望成功的力量，你见到企业家，见到CEO，见到投资人，他们各个都面临着诸多挑战。
他们面临政策的挑战，但我认为他们渴求成功的动力巨大。多年之前我曾写过一些文字，关于我到中国和印度之后的感受，关于中国和印度能否增长良好，我的钱投在了中国，我们也喜欢印度，愿意投资到印度。
《陆家嘴》： 你现在经常上电视，当你谈起中国和与中国的贸易战时，你会表达一些政治观点。那你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如何把你的政治倾向过滤掉而不受其影响？
莱特纳：我尽量不去参杂政治因素，我希望我可以成功地做到不把自己的政治信仰带入到投资决策中，但是如果这些观点对投资真的有价值的话，我还是会考虑的。我认为他人肯定也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你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身份。我真的很喜欢和我们的管理人员一起开会，因为他们许多人对于政治、对于宏观经济、对于其他一些事情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去讨论股市的涨跌。我认为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必须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观点和看法，我感觉在这些方面我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团队的。
（本文翻译自Ted Sides的播客“资本配置者”，经本人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