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1987年，邓小平在与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曾有过如此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这段话中，一代伟人以其博大的襟怀和敢于实践的真知辨证着改革的成就与复杂：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任何现成的范例以及先知先觉的设计都无法供后来的发展尽兴描摩。关于这一点，回溯改革的源头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
　　那么，先行认识的意义何在呢？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后都依存于以前的发展”，因此，尽管经验对于现在及未来的指导未必可靠，但对于我们理解现在、把握未来却又是必须的。
　　回头来看，过去了的2005年堪称中国经济改革之攻坚年，而它之所以发生则在于2005年更是中国经济改革之反思年。如前所述，经验的不可靠很有可能首先就表现在如下解释的含糊其词，即：目前中国正处人均GDP1000美元迈向3000美元之跨越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往往也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加剧、社会稳定较难维持之阶段。
　　这种说辞的似是而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极度特殊的国情很难经得起先归纳后演绎的推演。更有甚者，在过去的一年中，对于改革看似“全方位”的反思实则内含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之大除了动辄上升至道德层面，更是连可供反思的对象本身都被模糊甚至歪曲了，譬如说中国的银行业究竟是过度管制还是过度开放，再譬如房地产价格形成中政府介入究竟过多还是不够，以及内部人控制究竟是国企应该改制还是叫停改制的理由，等等。
　　分歧的来源也许正在于中国独特的国情以及基建于此的独特的改革路径。不同于几乎所有转轨国家的事实是，一方面，27年改革历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不仅有效回避了利益冲突，同时亦凭借政府强势地位为市场机制的生成预备了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又是实用主义的、非系统化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政府默许利益相关者在大的政策框架下，局部地、自发地、自利地、自下而上地推动改革。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总体明智亦成功的选择，但它又确实是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的重要渊源，甚至使后续改革不断处于“攻坚”状态。譬如说，完善高效的市场体制要求对政府进行有效限制，从而使规则和制度高度公正和透明化，但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强政府”特征又是个两难问题，因为强政府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推动作用，而且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和国债项目弥补地区差距和社会分化；再譬如，“各取所需”式的改革固然在一定阶段尽可能爭取到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当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利益集团不断分化并最终出现冲突的时候，如何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更接近于平衡的艺术。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早期改革者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而开创的前无古人的改革事业艰难复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奇迹”解释为“了解所做的事情中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兼具审慎与达观的非常之道不应为时光的流逝而湮没，因为我们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