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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又受到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等诸多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强烈冲击。
作为秦腔演员，不管观众有多少，我们都一直在坚守。我们相信，只要坚守，秦腔就不会消亡，就会有振兴的一天。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乾隆、嘉庆（1736-1820）年间，秦腔演员魏长生三次晋京演出，震动京城，“京腔六大班几无人过问，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
新疆最古老的剧团
1890年，兰州秦腔艺人吴占鳌联络在乌鲁木齐卖唱的各地流浪秦腔艺人，以新疆省名为首，组建“新盛班”，意为“让秦腔在新疆繁荣兴旺”，吴占鳌为领班。这就是秦腔最早在新疆出现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是现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前身，至今已有120年。
“新盛班”于当年农历7月15日在红山庙会上演出，尽管设备简陋，演出剧目也是临时拼凑的诸如《花亭相会》、《三娘教子》等小折子戏，但庙会剧场仍是“观者如堵”。
此后的20余年，“新盛班”的艺声大震北疆，各地庙会和富贵人家的堂会以及官场的迎逢娱乐，无不以聘请“新盛班”演出为荣。
1924年，当时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最大商会“陕西会馆”将“新盛班”收入其会，不久，“新盛班”与甘肃会馆和山西会馆麾下的秦腔艺人实现了三班合并，易名“三合班”。
“三合班”得到了陕、甘、晋商会及票友的大力资助。1927年，由云南籍马家人捐建的“天山戏园”（今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附近）落成，“三合班”正式结束了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历史。
此段时期，曾出现了一位维吾尔族秦腔著名演员，艺名陈玉堂（因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其原名及生平均已无法详细考证），此人为新疆阿克苏人，“唱各行，精乐器，擅生角，嗓音越唱越亮”，代表剧目为《斩韩信》、《八件衣》、《八义图》等。
1939年农历正月初一，“三合班”在经历了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之后，以城隍庙（今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中泉广场）戏台为基地，更名为“新中舞台”，开始对外营业卖票，集中上演秦腔。
1949年4月，“新中舞台”倒闭。秦腔艺人们又不得不重走“梆子卖唱”的老路，或流落街头，或改行另谋生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流落在疆内各地的艺人纷纷返回乌鲁木齐，恢复了“新中舞台”。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舞台”实行了民主办团制度，1953年，“新中舞台”更名为“新中剧院”。1959年5月1日，“新中剧院”改为国营，并被正式命名为“乌鲁木齐市秦剧团”。
2003年9月，新中剧院迁回中泉广场。如今，这个新疆历史上最古老的剧团，安身在乌鲁木齐市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上。
最鼎盛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秦腔得到了快速发展。秦腔这一古老的舞台艺术焕发艺术生命力，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创剧目不断搬上舞台，优秀艺术家脱颖而出。
王义民、王北平、王正民，并称为“须生三王”，此3人分别擅长文武须生、衰派老生和须生。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有了“三王”，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才能在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声名远播。
“当时，只要剧院门口一挂‘三王’名号的牌，为了能看上他们的戏，戏迷们大都要头天夜里起个大早，到剧院门口排队，走后门都买不到票。”国家二级演员、退休干部李新义（回族）回忆道。
在“三王”及一批艺术造诣深厚的老艺人的带领培养下，一批青年演员迅速成长。和强、熊月玲、崔宝善、杨新莲、田新桂、辛新民等人成为上世纪60年代的骨干演员。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院团的领导以及区市两级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
之后，冯新龙（蒙古族）、李新义等人逐渐成为当时剧团的新生代演员。“1982年参加西北五省区慰问演出，我们团到兰州，一张票是5元钱，几天前票就卖完了。谁都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秦剧团。那时候，团里演员四梁八柱齐整，场场爆满，演了十几场，当地人还不让走。”冯新龙的语气里，有盛事不再的怅惘。
更年轻的演员在不断成长着，姚治华（《毛泽民在新疆》中毛泽民的扮演者）、王小弟、王玮、左西元、闫三保等，现在已是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主力演员。
“可以说，这是秦剧团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团长、党支部副书记王永立说。
寂寞的秦腔
正在一切都朝着向上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十年“文革”开始了。
大量传统技艺丧失殆尽，大批艺人被当作“四旧”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戏曲舞台被样板戏一统天下。
“但即便是在那段极其特殊的日子里，秦剧团的排练和演出也从未中断过。”王永立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市场冲击下的秦腔，显得更加脆弱而敏感。秦腔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它的表演程式、唱词、“梆子加板胡”的伴奏音乐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又受到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等诸多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强烈冲击。
而更加掣肘的事情，也在制约着秦剧团的发展。
王永立说：“戏曲演员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仅身材、嗓音要好，还要有艺术的悟性。学戏历来是一个比较苦的行业，学的时间长，学员从娃娃学起，没有五六年时间，难以成才。可偌大的新疆，没有一所专门培养戏曲演员的学校。这么多年来，秦剧团新进的演员，基本上都来自陕西和甘肃等地培养的学员，新疆本地的学员寥寥无几。秦腔教育的不景气是秦腔危机最深层的爆发，这将会对秦腔产生深远的、严重的不良后果。”
不仅如此，因为编制有限，有些被招录进秦剧团的外地学员，其中不乏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学员，因为迟迟解决不了“身份”问题，不得不选择去了其他剧团或重新返回内地。
“政策配套跟不上，许多演员把剧团当作过渡实习的跳板，一旦时机成熟，纷纷跳槽，从而使剧团变成了培养人才的基地。演出队伍的不稳定，无疑严重制约着剧团的生存和发展。”王永立说。
仿佛一夜间，下里巴人的秦腔，变成了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寂寞而无奈。
守 望
秦腔，真的就少人问津了吗？那些曾常年奔波在农村演出的演员们心里都有一本账。
国家一级演员、退休干部熊月玲说：“秦剧在农村很受欢迎，老百姓爱得要死。一次我们在玛纳斯县演出，两个老汉白天看了一天还不过瘾，晚上连家也不回，准备看晚上的演出。谁知老婆赶来叫他们回家，他们不回，三言两语就骂了起来。这时，戏开演了，锣鼓一响，他们竟不骂了，全都津津有味地看起了戏。”
一方面是老百姓对秦腔艺术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是秦腔演出团体生存发展。那么能否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看戏的需求，又能促进秦腔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呢？
“秦腔要大发展，一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创新求变，以贴近生活的精品剧目赢得观众；三是要加强市场营销，开拓市场。”王永立说。
“秦腔在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国民教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中没有有关秦腔的基本知识，只有大学才有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一点常识。”王永立说，“学校没有开设秦腔课程的要求，学生没有走进剧场的机会，青年一代民族文化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年轻一代的观众自然会慢慢流失。”
“作为秦腔演员，不管观众有多少，我们都一直在坚守。我们相信，秦腔这一古老的舞台表演艺术是西北人的精神支撑，它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只要坚守，秦腔就不会消亡，就会有振兴的一天。有剧团有观众，这就是阵地，也就是秦剧团的希望。”王永立这样认为。
作为秦腔演员，不管观众有多少，我们都一直在坚守。我们相信，只要坚守，秦腔就不会消亡，就会有振兴的一天。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乾隆、嘉庆（1736-1820）年间，秦腔演员魏长生三次晋京演出，震动京城，“京腔六大班几无人过问，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
新疆最古老的剧团
1890年，兰州秦腔艺人吴占鳌联络在乌鲁木齐卖唱的各地流浪秦腔艺人，以新疆省名为首，组建“新盛班”，意为“让秦腔在新疆繁荣兴旺”，吴占鳌为领班。这就是秦腔最早在新疆出现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是现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前身，至今已有120年。
“新盛班”于当年农历7月15日在红山庙会上演出，尽管设备简陋，演出剧目也是临时拼凑的诸如《花亭相会》、《三娘教子》等小折子戏，但庙会剧场仍是“观者如堵”。
此后的20余年，“新盛班”的艺声大震北疆，各地庙会和富贵人家的堂会以及官场的迎逢娱乐，无不以聘请“新盛班”演出为荣。
1924年，当时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最大商会“陕西会馆”将“新盛班”收入其会，不久，“新盛班”与甘肃会馆和山西会馆麾下的秦腔艺人实现了三班合并，易名“三合班”。
“三合班”得到了陕、甘、晋商会及票友的大力资助。1927年，由云南籍马家人捐建的“天山戏园”（今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附近）落成，“三合班”正式结束了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历史。
此段时期，曾出现了一位维吾尔族秦腔著名演员，艺名陈玉堂（因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其原名及生平均已无法详细考证），此人为新疆阿克苏人，“唱各行，精乐器，擅生角，嗓音越唱越亮”，代表剧目为《斩韩信》、《八件衣》、《八义图》等。
1939年农历正月初一，“三合班”在经历了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之后，以城隍庙（今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中泉广场）戏台为基地，更名为“新中舞台”，开始对外营业卖票，集中上演秦腔。
1949年4月，“新中舞台”倒闭。秦腔艺人们又不得不重走“梆子卖唱”的老路，或流落街头，或改行另谋生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流落在疆内各地的艺人纷纷返回乌鲁木齐，恢复了“新中舞台”。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舞台”实行了民主办团制度，1953年，“新中舞台”更名为“新中剧院”。1959年5月1日，“新中剧院”改为国营，并被正式命名为“乌鲁木齐市秦剧团”。
2003年9月，新中剧院迁回中泉广场。如今，这个新疆历史上最古老的剧团，安身在乌鲁木齐市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上。
最鼎盛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秦腔得到了快速发展。秦腔这一古老的舞台艺术焕发艺术生命力，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创剧目不断搬上舞台，优秀艺术家脱颖而出。
王义民、王北平、王正民，并称为“须生三王”，此3人分别擅长文武须生、衰派老生和须生。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有了“三王”，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才能在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声名远播。
“当时，只要剧院门口一挂‘三王’名号的牌，为了能看上他们的戏，戏迷们大都要头天夜里起个大早，到剧院门口排队，走后门都买不到票。”国家二级演员、退休干部李新义（回族）回忆道。
在“三王”及一批艺术造诣深厚的老艺人的带领培养下，一批青年演员迅速成长。和强、熊月玲、崔宝善、杨新莲、田新桂、辛新民等人成为上世纪60年代的骨干演员。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院团的领导以及区市两级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
之后，冯新龙（蒙古族）、李新义等人逐渐成为当时剧团的新生代演员。“1982年参加西北五省区慰问演出，我们团到兰州，一张票是5元钱，几天前票就卖完了。谁都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秦剧团。那时候，团里演员四梁八柱齐整，场场爆满，演了十几场，当地人还不让走。”冯新龙的语气里，有盛事不再的怅惘。
更年轻的演员在不断成长着，姚治华（《毛泽民在新疆》中毛泽民的扮演者）、王小弟、王玮、左西元、闫三保等，现在已是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主力演员。
“可以说，这是秦剧团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团长、党支部副书记王永立说。
寂寞的秦腔
正在一切都朝着向上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十年“文革”开始了。
大量传统技艺丧失殆尽，大批艺人被当作“四旧”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戏曲舞台被样板戏一统天下。
“但即便是在那段极其特殊的日子里，秦剧团的排练和演出也从未中断过。”王永立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市场冲击下的秦腔，显得更加脆弱而敏感。秦腔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它的表演程式、唱词、“梆子加板胡”的伴奏音乐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又受到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等诸多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强烈冲击。
而更加掣肘的事情，也在制约着秦剧团的发展。
王永立说：“戏曲演员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仅身材、嗓音要好，还要有艺术的悟性。学戏历来是一个比较苦的行业，学的时间长，学员从娃娃学起，没有五六年时间，难以成才。可偌大的新疆，没有一所专门培养戏曲演员的学校。这么多年来，秦剧团新进的演员，基本上都来自陕西和甘肃等地培养的学员，新疆本地的学员寥寥无几。秦腔教育的不景气是秦腔危机最深层的爆发，这将会对秦腔产生深远的、严重的不良后果。”
不仅如此，因为编制有限，有些被招录进秦剧团的外地学员，其中不乏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学员，因为迟迟解决不了“身份”问题，不得不选择去了其他剧团或重新返回内地。
“政策配套跟不上，许多演员把剧团当作过渡实习的跳板，一旦时机成熟，纷纷跳槽，从而使剧团变成了培养人才的基地。演出队伍的不稳定，无疑严重制约着剧团的生存和发展。”王永立说。
仿佛一夜间，下里巴人的秦腔，变成了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寂寞而无奈。
守 望
秦腔，真的就少人问津了吗？那些曾常年奔波在农村演出的演员们心里都有一本账。
国家一级演员、退休干部熊月玲说：“秦剧在农村很受欢迎，老百姓爱得要死。一次我们在玛纳斯县演出，两个老汉白天看了一天还不过瘾，晚上连家也不回，准备看晚上的演出。谁知老婆赶来叫他们回家，他们不回，三言两语就骂了起来。这时，戏开演了，锣鼓一响，他们竟不骂了，全都津津有味地看起了戏。”
一方面是老百姓对秦腔艺术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是秦腔演出团体生存发展。那么能否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看戏的需求，又能促进秦腔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呢？
“秦腔要大发展，一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创新求变，以贴近生活的精品剧目赢得观众；三是要加强市场营销，开拓市场。”王永立说。
“秦腔在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国民教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中没有有关秦腔的基本知识，只有大学才有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一点常识。”王永立说，“学校没有开设秦腔课程的要求，学生没有走进剧场的机会，青年一代民族文化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年轻一代的观众自然会慢慢流失。”
“作为秦腔演员，不管观众有多少，我们都一直在坚守。我们相信，秦腔这一古老的舞台表演艺术是西北人的精神支撑，它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只要坚守，秦腔就不会消亡，就会有振兴的一天。有剧团有观众，这就是阵地，也就是秦剧团的希望。”王永立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