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屡引起公众广泛质疑。最新的例子是，去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在某些垄断行业内，具有鲜明单位特色的福利五花八门。
　　资料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上升到23倍；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近13∶1，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收入一般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以上。在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因素中，既有初次分配（劳动者工薪）和二次分配（税收）等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也与隐性福利存在相当关联。
　　能够提供可观“隐性福利”的几乎都是体制内单位，尤以垄断企业的高薪酬、高福利为甚。对掌握政策资源的政府部门和享受政策资源的事业单位而言，“隐性福利”扩张一方面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约束，另一方面是财政预算与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监督。而垄断企业的“隐性福利”，一方面是由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另一方面是国企上缴中央财政的力度太小，全民共享机制缺位，使得国企自身独自支配利益。
　　所以，遏制“隐性福利”泛滥，既要从制度层面完善约束机制，譬如预算监督和国企利润全民共享，也要避免权力的集体谋私或者寻租放任，更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隐性福利”泛滥，对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形成倒逼之势，唯有缩小贫富差距，增量普惠式的社会福利，才能涵养内生性的内需诉求，为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周期打下基础。
　　（朱艳秋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