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大桥筹建之时，欧洲战场正硝烟弥漫，亚洲亦烽烟四起。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因此，修建钱塘江大桥也具有重要国防意义。
　　在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力荐下，时年39岁的茅以升被委以全权负责建桥重任，茅请来康奈尔大学校友罗英为总工程师，携手建桥。
　　1934年11月11日，浙江省、铁道部及各界代表5000余人会聚月轮山下，举行钱塘江大桥奠基仪式。这天是世界和平日，奠基仪式选在这天，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的愿望。
　　茅以升之母在形容钱塘江大桥建造难度时曾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字）建桥亦有八十一难”，此话一点也不过分。
　　钱塘江底淤泥三四十米厚，茅以升的桥墩设计别出心裁：桥墩建在高6米、宽11米、长18米、重约600吨的钢筋混凝土沉箱上；每个沉箱放在打入江底的160根30多米长的木桩上，全桥要打桩1440根。
　　正当建桥者夜以继日施工，争取早日通车时，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不久又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8月14日下午，数架日机轰炸了正在建设中的大桥。
　　此时一个难题摆在茅以升等人面前：钱塘江大桥建成可能会为日寇南侵提供便利。茅以升早在建桥设计时已有对策，他在靠近南岸的 14号桥墩中部，预留了一个放炸药的孔洞，这个位置是桥墩要害，起爆后既能炸毁桥墩，使敌人短期内难以修复，又为胜利后自己修复大桥留下伏笔。
　　9月26日凌晨4时许，经过30个月的日夜施工，第一列火车缓缓驶过钱塘江大桥。
　　国难临头、形势严峻，通车没有举行仪式，甚至连媒体都没有报道。
　　大桥通车未及两个月，中日战事日趋激烈。11月16日，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奉命实施炸桥。茅以升提出预埋炸药，暂不放雷管，等情况紧急时再行爆炸的方案。
　　当天晚间，丁教官在茅以升等协助下，把380公斤炸药埋进14号墩的预留孔洞，又把100多个大小炸药包绑在5孔桥梁的相应位置，把引线接到南岸一间小屋中，等要炸桥时，再接通雷管。
　　第二天，省政府下令开通公路桥面。杭州民众似潮水般自北向南涌上大桥，当天就有10多万民众“双脚走过钱塘江”，但没人知道，此时脚底下已布满炸药。所有火车司机都接到一条秘密命令：“绝不准在大桥上清炉渣。”茅以升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万分地写道：“公路桥公开放行的第一天，桥下就埋上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可算是空前的了！”
　　此时，钱塘江大桥成为向前方运输军需物资、运回伤员的“绿色通道”。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钱塘江大桥又成为向后方转移军用物资和疏散人员的“生命线”，大批军用物资和机车车辆经此撤往后方，仅炸桥前一天，就有300多台机车、2000多辆客货车辆撤退过桥。
　　12月23日下午5时许，日寇已逼近桥北。茅以升等当即“开动爆炸机，一声轰然巨响，满天烟雾中，这座通车才89天的大桥就此中断”。
　　在世界桥梁史上，自己建桥自己炸，极为罕见，茅以升自述心情“就像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炸桥后，茅以升愤然作诗：“陡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他在当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12月23日，敌军迫近杭州，本桥为我方自动爆炸，第十四号桥墩被毁，五孔钢梁落水。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
　　茅以升推迟炸桥37天，不知挽救了多少生灵，可称功德无量。后有历史学家评论说：“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后，南侵镇江、无锡、芜湖等地，所到之处疯狂实行‘三光’政策，杀我同胞无数。唯侵占杭州后，几乎已是一座空城，是所有城市中被杀军民最少的。此钱塘江大桥莫大之功也。”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亲自主持了大桥修复工作，实现了他炸桥时立下的“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的誓言。
　　（摘自《中国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