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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照电灯公司开始发电了,但是规模很小,资金也很少,要想进一步发展,简直是困难重重。何时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呢?清朝农工商部核准发给大照公司执照,郭礼徵便想趁去京领取执照之机,向清廷建议发展电气事业。他也知道清廷曾明令禁止上海非租界地用电,说是有火灾危险。不过这又过去了几年,租界的实例放在那里,现在民营的大照公司也正常发电了,其经验也可说明一些问题。于是郭礼徵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条陈,准备进京面奏。
庚子国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向西安逃难,一路上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吃了不少苦头。等到一切按照洋人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洋人退兵了,这才从西安回来。经过这番挫折,慈禧也觉得要想保住大清朝的皇统,要想继续过她作威作福的生活,也必须作一些改革。于是宣布实行新政,表面上好像也关心振兴实业了。于是郭礼徵抱着一线希望,到了北京。因张謇的关系,在农商部挂了个三品衔的“行走”,这样便取得了陛见的资格。等了一阵子,慈禧要召见一些官员议论新政,郭礼徵便随着张謇等进了宫。慈禧高高地坐在宝座上,虽年已七十。因为保养得好,看上去也就四五十岁,体型偏瘦,相貌也一般,但却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着全中国的命运。议论了一些事情之后,她终于看到了郭礼徵的条陈,但只看了标题:《呈请推广电气以利振兴工业折》,就眉头一皱放了下来。她发话说:“前儿个颐和园的电气房,电线走火,差点把园子给烧了。电这玩意儿,咱们弄不了,先搁着再说吧。”一瓢冷水泼下来,郭礼徵准备回答垂询的话,一句也未用上。召见还有些什么仪注,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留下一张召见时的合影:慈禧坐在中间,后面站了一排被召见的官员。这在当时也算颇为荣耀的一件事了。
陛见后,郭礼徵没有在北京耽搁,领取了执照就南归了。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批准了“公司注册章程”,规定“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等,均可向商部注册,以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大照电灯有限公司”的执照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捌月准发,这在全国同行业中是第一号。当时南京还没有电厂,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在西华门建成金陵电灯管厂,至1912年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
郭礼徵回到镇江,首要的问题便是扩充资本。上海是重要的资本市场,于是他便将工厂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他三哥品翰,自己则在上海多方开展活动。上海周实之,原是“大生纱厂”的股东,因此也已投资大照,成了大照的股东。周实之的父亲周馥(字玉山),于光绪三十年由山东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周家是安徽人,有同乡之谊,又是大照股东,于是郭礼徵便登门拜访,想请他家增加投资。恰逢周馥两江总督之职已由端方接任,他则奉调为两广总督,赴任之前正在上海。周实之向其父推介了这位上海新闻界人士又是实业家的郭礼徵。周馥也有兴趣结识,便参加了会见。见面之后,先叙乡谊,郭礼徵执乡晚辈礼,称周馥为玉山公。郭礼徵知识丰富、见识不凡,既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发展也至为关心。讲到实业救国之路,发展电业的重要,更是侃侃而谈。周馥除了中间插问外,主要听其陈说。最后他说:“我也是深感必须发展工业,必须解决动力问题,所以已投资安徽宿县商办的烈山煤矿,希望它今后能有所发展。”对于此次调任,他叹了口气说:“宦海浮沉,是非难言。我倒希望何时挂冠归林,也来兴办实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郭礼徵乘机说:“玉山公有此意愿,自是利国利民,其实不必躬亲操办,只要号召扶持,就会对实业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了。”
会见之后,周馥对他的儿子实之、孙子美权说:“郭礼徵年轻有为,诚实可信,我认为你们可以大胆地向他办的实业投资。”周实之再次邀见郭礼徵,告诉他决定向大照增加投资。他们说:“对于民营电业的发展,我们是心存疑虑的。但是我们绝对信任你,这就抵消了许多风险。”办理了一些手续,周家成了大照最大的股东。后来张謇辞去大照“总董”一职,董事会便选举了周美权为大照公司董事长,长期支持大照的发展。
除了周家的投资外,又多方面进行筹资,郭礼徵自己更是倾其所有,连夫人的陪嫁也都投进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照的股本达到了最初计划的十万两规银,用以扩充设备,添置了190千瓦交流发电机二台,装灯数也已达到三千盏。以后逐年增加股本,添置设备。虽受时势影响,迭遭损失,但总算进入了正常发展时期。
当大照公司扩资增产有了眉目以后,郭礼徵又去了上海,并且在上海有较多的活动。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曾聘请他做“主笔”,这家报纸后来由杨毓麟接办,时间并不很长。郭礼徵赞成改革,对革命派的一些主张是同情的。但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实业救国,主要的事业也是经营大照公司,他也想学习他的老师张謇,以一家公司为起点,再扩展办教育和其他产业。上海是信息、资本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又可以结识各种人物,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他少不了頻繁往来于镇江上海之间。
宣统二年(1910年)江苏安徽等地发生严重水灾,他在上海协助“华洋义赈会”积极呼吁,多方筹款,救助了很多灾民,这件事被当时的官府要员向清廷禀奏,他也由五品知县奖给“分部郎中”,这种虚衔就像奖状,是一种政府的表彰。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年底孙中山先生经过上海,准备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上海各界代表设宴欢迎。郭礼徵作为新闻界人士曾得“躬逢盛宴”近距离地聆听孙先生讲话,这件事,长期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输电租界
镇江的英租界始建于咸丰末年(1861年),租界设有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四周设有栅栏,有巡捕把守,不能随便出入。住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全由英国人管辖,而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人则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犯了罪,中国政府是无权过问的。英国工部局还在镇屏山和太古山上设立炮台,镇江城便在它的火力威慑之下。
当初就是因为英租界有筹建电厂的动向,才促使大照尽快地建成开业。1905年大照建立之初,是准备经过租界立杆放线的。但租界的工部局却以“所竖电杆并未十分坚固,恐倒塌伤人或易遭火患”为借口,不许杆线经过租界。1906年以后,大照增加了发电量,城内居民也普遍接受了用电灯照明。而租界内,仅工部局有一个发电房,所发电力只能供洋人使用,租界内的居民是用不上电的。于是他们派出代表,到大照来要求供电。郭礼徵对他们说:“大照建立的宗旨就是防止利权外溢,不能让照夜之权为洋人所独占。现在众位既然有此要求,我们当尽快前往交涉。”几天后郭礼徵便带了一位技师去租界领事馆进行了交涉。英国领事还是以担心电杆倒塌易遭火患为由加以拒绝。大照的技师当即以电杆质材、下埋深度,以及电线质量等等作了充分说明,并以计算显示,决不会有安全隐患。这样,他们所谓的理由站不住脚了,领事竟然又提出参股的要求,说是只有他们成为股东,有监察之权,才能对大照的经营放心。这种无理的要求,当即被郭礼徵拒绝。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被外资吞并的事例,大照当然不能让他们染指。为不使问题闹僵,郭礼徵托词说:“本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你们的参股要求是要经过董事会的讨论并经过三分之二的董事表决通过才能实现。”眼看谈不下去了,领事便借口有重要公事要办,此事改日再议吧,便吩咐送客了。
过了几天,租界内的居民代表,又来大照见郭礼徵。他们颇为激愤,说,天天看着洋人房里灯火通明,我们则处在黑暗之中,让人肺都气炸了。凭什么不许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埋电线杆?希望大照据理力争。如果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于是郭礼徵又一次去了领事馆,这次是由工部局总巡出来接见,还是推托、拒绝。最后郭礼徵说:“租界居民已多次向我们提出要求,事关群众利益,久拖不决,恐怕对于租界也很不利。记得光绪十五年,曾发生过巡捕打死小贩,激起民变,以致发生了火烧领事馆的事件。众怒难犯,我看这件事还是妥善处理为好。”这一番警告可能起了作用,总巡进去了一会儿,再出来口气便松动了。最后他提出了两项苛刻的要求,第一,因为洋人要使用电扇等电器,所以夏季的白天,也要保证向租界供电;第二必须聘用由他们推荐的英国工程师,这样,在技术上他们才能放心。
回到厂里,郭礼徵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商讨对策。大家议论:他们提出白天供电,并且还会加大用电量,势必需要增加设备,他们是想拿我们一把,逼我们答应他们参股。好在我们本有扩充计划,这样一来就更要千方百计尽快实现。同时我们也要计算一下,各处尽量节省,能有多少电力供应他,万一他们挑衅,我们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关于聘用一名洋工程师,本无不可,只是他们说按英国的标准,开出月薪250两,这未免欺人太甚。估算起来向租界供电以后,能够收取的电费,每月还不到200两,真是岂有此理。最后,郭礼徵表态,说:“我的意思是,答允他们的条件,我们为租界的居民做一件好事,中国居民用上电灯,也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损失就由咱们公司认了。”
接受了工部局的条件,签了合同,这才能够在租界内埋杆挂线了。正式输电的那一天,租界居民敲锣鼓、放鞭炮、热闹了一夜,工部局也无可奈何。
洋工程师威廉来厂,依合同有一年的试用期。这人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并不能做什么事。一天,机器发生了故障,便请他到场排除,他听了一阵子,看了一阵子,却说这种机器不好,根本不能用,应该换成英国制造的。当时大照的一位技术员在旁答道:“这机器可是世界名牌,过几天他们经销的洋行将来镇江,是否请你向他们当面提出,让他们给予一定的赔偿,我们好换成英国的机器。”将了威廉一军。他连声“NO,NO”,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不可以出面的。他既修不好,又提不出什么办法。这时,有人找来了厂里最有经验的技术工人陆阿祥师傅。陆师傅是宁波人,原先是铜匠,后来在外國人工厂里做工,他和另外几位工人都是随外国技师来镇江安装、调试电机的。得知大照是中国人自办的工厂,他们便决定留在大照了。陆师傅尤以其正直的为人、精湛的技术,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陆师傅一到,便指挥工人操作机器,他自己则俯下身去仔细辨听,不一会儿便找到了问题所在,拆换了两个零件故障便完全排除了,人们发出一片赞叹。有人则议论:“还是工程师呢!抵不上咱们的工人。”还有的说:“人家可是拿的250两,你算算抵多少个工人?”他们议论着还拿眼瞟着威廉,不经翻译,这位工程师也知道人们在议论他,真有点架不住了。经过这一番较量,他想想在这里说不定还会碰到什么难看的事,所以没有干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了。
大照向租界供电数年后,用户更多,用电量渐增,领事见有利可图,便以灯光电压不足为借口,单方面取消了合同,他们自己办起了“镇江租界水电厂”。但因规模太小,经营不善亏了本,不过还是从中国老百姓头上捞了一大笔。
后来,到了1927年北伐成功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镇江的英租界基本被收回了,暂由商会接管。租界方面提出要求,要将他们已经过时的水电设备卖给接管方面。经长期谈判商会指定大照以银元2.7万元购买其发电机及配套设备,大照为了政府能顺利接管租界,忍痛将这一块租界残留物吃了下去,那些过时的直流电机,根本没有用。此外,在租界内还要另建线路和配电所,改用交流电机供电。租界的收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交出本不该占有的租界,英国人倒像是吃了很大的亏,直到1930年英国还向南京国民政府索取了六万八千元的侨民损失赔偿金。若不是大照1929年就购买了租界的破机器,政府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赔偿”数额。大照虽然吃了亏,但总算是为地方做出了贡献。
镇江光复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后“同盟会”纲领改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号召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至1905年在东京与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壮大了声势,扩大了影响。革命党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但也极大地震动了清廷,于是清廷派出许多密探,加紧镇压。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的新军攻下总督衙门,宣布起义,新军协统胆小怕事的黎元洪,被强推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辛亥革命,湖北武汉打响了第一枪,于是各地纷纷响应,一些军阀也乘机宣布独立,表示不再听命于清廷。危急之时,清廷起用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出兵镇压武昌起义。武昌战局如何?各地形势如何发展?这都是人们十分关心的。当时南京、镇江有钱有势的,已纷纷逃难至上海、苏州,留下的居民也都惶惶不可终日。
郭礼徵的好友陈庆年是镇江的一位文化人,有一定的声望,他曾受张之洞、端方之聘,主持学校、译书局、图书馆等文教事业,与这些政要有一些来往。尤其是端方曾支持他与缪荃荪一起,为江南图书馆购进杭州人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免为日本人所得。他与端方私交不错,但他也曾与章太炎论学,并口头答允加入“光复会”。还接受章太炎的建议,命其次女放足。辛亥革命前后,陈庆年留在镇江,并为江南图书馆事,往返于镇宁之间。他与郭礼徵相知甚久,那时郭礼徵也曾往返于上海、镇江间。时局剧变,人们忧心忡忡,郭礼徵和一些朋友不时碰面,交换看法,并商量如何才能保境安民。郭礼徵、陈庆年都认为公用事业不能停顿,否则市面萧条,人心更乱。于是郭礼徵下达通知,要求本厂职工,坚守岗位,有擅离职守,不告而别者必予开革。
一次,他们在大照公司分析形势,陶伯冶等也在座,谈到黎元洪与英美总领事交涉的情况。上海报纸刊载,十月十八日汉口各国领事团发布“中立”布告,这对清廷想借外力镇压革命是一个打击。陈庆年说:“听杨振声讲,英美总领事照会黎元洪,‘请自九江以下留为商路,少纾商困’。黎只漫允“于安庆以东不能惊扰”。黎尚不足号令东南各省,所以只能漫应之。这时,工友送来报纸,报上登载了清廷的 “罪已诏”,又下“谕旨”,称将解除党禁,内阁不用亲贵等等。郭礼徵说,这表态太迟,已起不了任何作用。前几年清廷鼓吹要推行宪政,结果证明完全是一场欺骗,人心尽失。现在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再由一个孩童来“罪已”又有什么作用?报上又说,据传武汉民军战斗不利,许多据点已被清军占领。谣言纷纷,莫衷一是。陈庆年又说:听说武昌仓促起事后,秩序极乱,民军饥不得食,几乎溃散。多亏老百姓络绎不绝供给饮食,军心大振,才得以占领汉阳,北扼夏口,“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一次得到印证。正说着又一友人苏民生走了进来,苏是石埭人,才从南京来。他介绍了南京的一些情况,说张勋兵力并不很强,能打仗的不过二千余人,他的兵有不少是颖州、寿州人,和他并不一心。听说新军方面,低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无不跃跃欲试,但长官却态度暧昧。而张勋则十分猜疑,最近将新军第九镇调到秣陵,说是要增发子弹,却让运送子弹的队伍最后出城,子弹则一发未给,没有子弹,想起事也不成。大概上海、苏州方面总会给予接济。新军一旦有了军火,有了领头人,张勋是经不起打的。他们这次议论的共识是:清朝必定灭亡,辛亥革命必定胜利。即使武汉战事失利,也不会改变全局。
当时,上海是“同盟会”中部机关所在地。上海已经宣布独立,由陈其美任都督。接着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和立宪派一起,在苏州宣布独立,并自任江苏都督。只有南京仍为张勋所控制。南京新军不稳、爆发革命只是迟早之事。驻镇江新军中,革命党人活动频繁。三十六标(团)二营管带(营长)林述庆,早年即与赵声(伯先)共谋革命。现经他策动,驻镇江新军已在他掌控之中,正积极筹划举事。南京张勋方面对林述庆颇为疑忌,派巡防营一千余人前来监视。然经过革命党人的一番策动,巡防营实际也已加入革命阵营。林述庆所以迟迟未敢发动,一是等待南京起义,以便同时动手,这样张勋才分不出力量前来镇压,二是准备与驻镇江旗营开战。原来镇江的旗营,建制于清初,所谓“京口驻防”,是为镇压江南的反抗而设。其中蒙古旗居多,满洲旗较少。其驻地在高桥、斜桥以南大市口以西。大市口以东则是繁华的五条街。故当时童谣有:“五条街,擠不开,大市口,没人走”。殆至鸦片战争后,旗汉居民界限逐渐消除,旗营驻地已不再是可怕的地方,来来往往,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旗营还保有相当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时,驻镇江的旗营有骑兵三百余人,步兵一千五百名。其中,炮兵一营,有山炮六尊,机关枪三尊。辛亥革命发生,形势趋紧,这些武器已多布置到位,炮口直指新军驻地。新军起事,势必将与旗营有一场恶战,林述庆已化装去旗营侦察过,准备开战了。
镇江士绅得到消息,为保境安民,便积极活动起来。他们推举曾留学日本现任自治公所议事会议长的杨振声主持商会工作,杨是同盟会会员,在地方上也很有声望。十一月五日,商会与镇江道、县等官吏商议,如何保境安民。十一月六日又在万寿宫开会,约请了旗营都统载穆、常镇通海兵备道林景贤、镇江知府承璋、知县文焕等人,共同商讨保镇江之策。会上杨振声着重讲了“同盟会”的纲领,现已不提“驱除鞑虏”了。因一旦清廷灭亡,其卖国政策也告结束,旗人也同样为民国国民。郭礼徵则讲了上海新闻报纸普遍认为清廷必亡,不亡于民军,也要亡于袁世凯。上海已挤满了满清贵族,带着大笔钱财,来做寓公,就是所谓“树倒猢狲散”。宣统才三岁,摄政王也毫无权力,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清朝的王公大臣,即使想要尽忠,也无力回天,无忠可尽。会上又有人介绍了各地纷纷独立自保的情况。有人说有亲戚自武汉来,证明所谓武汉民军已经失败纯属谣传。方方面面的消息,种种分析都说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宣布独立,才能使镇江免除战乱之苦。会上官吏们表示没有异议,他们顾及身家性命,已准备弃官他去。此时旗营副都统载穆,在包括县令文焕等人的劝说下,表示接受众议,将令旗营缴械投降。当日下午商会便于会所挂起了白旗,并悬挂“镇江独立万岁”的横幅。不一会儿,市面上的白旗越挂越多。商会已自行宣布光复了。
第二天,林述庆集合部队,正式宣布起义,并向旗营发出最后通牒,旗营既已决定投降,于是很顺利地缴了械。象山炮台的守将顾臧却不肯投降,商会曾派顾臧的肇庆同乡去劝说,他也不答允。后来在民军的策动下,他的亲兵将他捆绑缴了械。正巧焦山炮台的台官前来探听消息,也一并被捉。于是两座炮台就被收复了。过了几天,两位台官都被释放,回原籍去了。旗营副都统载穆属满洲镶蓝旗,是清朝宗室,不久前才由太原调来镇江。他既已接受了众人的劝谕,下令旗营缴械投降后,留下一封致商会的遗书便自杀了。遗书是这样写的:
商会诸君公鉴:余所以委屈听从公议者,实为保全地方众商民学界之生命财产也。余今不得谓之忠于国家,既不克尽忠,死乃正分。然余死之后,望诸君鼎力保全我数千男妇之生命财产,其善后诸务,谅诸君必有成竹,祈妥速行之。临死之言尽此。千万千万!穆顿十七夜(11月7日)。
次日,林述庆宣布起义,成立了军政分府,林被推为都督。他在福建武备学堂的老师陶璞卿出任他的总参谋长。陶是丹徒人,更便于与地方上沟通。镇江在士绅和新军共同策动下,未费一枪一弹,正式光复了。
辛亥革命一发生,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即下令收缴新军枪械,并严查革命党,抓捕两江师范已剪发的师生,多亏学监李瑞清多方保护,多数学生才未遭涂毒。说到清末编练的新军(新式军队),共有二十六镇(师),驻防各地。经革命党人的活动,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及士兵中,有不少人倾向革命,武昌起义即由新军发动,清朝大员对新军猜忌更甚,这却加重了与新军的矛盾。此时,新军第九镇驻南京秣陵关。镇江光复后,其统制徐绍桢也在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逼迫下宣布起义,被推为宁军总司令。这支起义军进攻雨花台,为清江南提督张勋所败。徐绍桢逃亡上海。溃兵退到镇江,出于激愤甚至乱杀旗人,因此激起旗人的反抗,军政府内也发现了炸弹。多亏杨振声等人调解,举出载穆的例子,才平息了军政府的怒气,并严令约束溃兵,这样才使惨剧没有继续下去。杨振声这时已被推举为军政府民政长,在他的主持下,镇江商、学界出钱出力,对旗民作了许多安抚工作。
徐绍桢逃到上海后,被任命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率兵来到镇江,准备与林述庆讨论攻打南京。这时程德全在苏州,已自称江苏都督,军政分府林述庆也自称都督,现又来了一个徐绍桢,权势之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地方士绅,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奔走于三方之间,呼吁团结对敌。曾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具有教会背景的教育家马相伯,是丹徒人,此时也从上海返镇,调停各方。他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名声很大,陈庆年、郭礼徵曾与他商议过在镇江兴办教育的事。此时便相约前往东大观楼,商议调停各方。士绅们的活动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促成了各方团结。十二月二日,林述庆从南京来电,报道了攻克南京的消息,镇江传单飞舞,共传捷报。
形势变化很快,郭礼徵一直与上海报界保持联系,所以并不闭塞。南京光复,铁路畅通,不久,他便又去了上海。
镇江光复后,为稳定军心,急需筹饷。如炮台守军,因加饷不得,几乎解散。第九镇溃兵,经林述庆都督收编得以安定,但也急需军饷。安抚旗人,安定地方,事事需要款项。除增税、募捐外,还要通过商会向各商家筹借。大照公司作为当地重要企业,当然一项也少不了。公司亏空严重,郭礼徵不得不再去上海谋求增加投资、贷款,以解决危机。他到上海之后,得知孙中山先生将来上海,他有幸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宴会。年底,孙中山即乘火车去南京,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则被任命为农商总长。
荆棘途中
1912年5月,镇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即赵伯先归葬镇江。赵伯先名声字伯先,丹徒人,早年即参加革命。1911年3月参加广州起义,攻打总督衙门,失败,七十二人蒙难,丛葬于广州黄花岗。赵声避难至香港,忧愤成疾,同年5月8日病逝,暂葬于香港茄花公园山上,墓碑只题“天香阁主人之墓”。辛亥革命后,为使其归葬故里,诗人柳亚子曾撰《为赵公伯先迁葬募捐启》,向社会各界募集款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下令追赠赵伯先为上将军,并派专人迎灵归葬。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镇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吊唁、出殡活动。作为赞成辛亥革命的当地士绅,郭礼徵兄弟参加了公祭、吊唁等活动。他撰写的一副挽联称:
为无数权利,掷无数头颅,功不必自我成,甘心粉骨糜体,以诏来者;
揽第一江山,念第一豪杰,国庶乎有与立,从此翻天际地,胥拜公灵。
对赵伯先为民众权利而斗争,甘心粉身碎骨的精神,作了由衷的颂扬。
大照电灯公司开始发电了,但是规模很小,资金也很少,要想进一步发展,简直是困难重重。何时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呢?清朝农工商部核准发给大照公司执照,郭礼徵便想趁去京领取执照之机,向清廷建议发展电气事业。他也知道清廷曾明令禁止上海非租界地用电,说是有火灾危险。不过这又过去了几年,租界的实例放在那里,现在民营的大照公司也正常发电了,其经验也可说明一些问题。于是郭礼徵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条陈,准备进京面奏。
庚子国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向西安逃难,一路上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吃了不少苦头。等到一切按照洋人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洋人退兵了,这才从西安回来。经过这番挫折,慈禧也觉得要想保住大清朝的皇统,要想继续过她作威作福的生活,也必须作一些改革。于是宣布实行新政,表面上好像也关心振兴实业了。于是郭礼徵抱着一线希望,到了北京。因张謇的关系,在农商部挂了个三品衔的“行走”,这样便取得了陛见的资格。等了一阵子,慈禧要召见一些官员议论新政,郭礼徵便随着张謇等进了宫。慈禧高高地坐在宝座上,虽年已七十。因为保养得好,看上去也就四五十岁,体型偏瘦,相貌也一般,但却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着全中国的命运。议论了一些事情之后,她终于看到了郭礼徵的条陈,但只看了标题:《呈请推广电气以利振兴工业折》,就眉头一皱放了下来。她发话说:“前儿个颐和园的电气房,电线走火,差点把园子给烧了。电这玩意儿,咱们弄不了,先搁着再说吧。”一瓢冷水泼下来,郭礼徵准备回答垂询的话,一句也未用上。召见还有些什么仪注,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留下一张召见时的合影:慈禧坐在中间,后面站了一排被召见的官员。这在当时也算颇为荣耀的一件事了。
陛见后,郭礼徵没有在北京耽搁,领取了执照就南归了。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批准了“公司注册章程”,规定“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等,均可向商部注册,以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大照电灯有限公司”的执照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捌月准发,这在全国同行业中是第一号。当时南京还没有电厂,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在西华门建成金陵电灯管厂,至1912年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
郭礼徵回到镇江,首要的问题便是扩充资本。上海是重要的资本市场,于是他便将工厂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他三哥品翰,自己则在上海多方开展活动。上海周实之,原是“大生纱厂”的股东,因此也已投资大照,成了大照的股东。周实之的父亲周馥(字玉山),于光绪三十年由山东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周家是安徽人,有同乡之谊,又是大照股东,于是郭礼徵便登门拜访,想请他家增加投资。恰逢周馥两江总督之职已由端方接任,他则奉调为两广总督,赴任之前正在上海。周实之向其父推介了这位上海新闻界人士又是实业家的郭礼徵。周馥也有兴趣结识,便参加了会见。见面之后,先叙乡谊,郭礼徵执乡晚辈礼,称周馥为玉山公。郭礼徵知识丰富、见识不凡,既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发展也至为关心。讲到实业救国之路,发展电业的重要,更是侃侃而谈。周馥除了中间插问外,主要听其陈说。最后他说:“我也是深感必须发展工业,必须解决动力问题,所以已投资安徽宿县商办的烈山煤矿,希望它今后能有所发展。”对于此次调任,他叹了口气说:“宦海浮沉,是非难言。我倒希望何时挂冠归林,也来兴办实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郭礼徵乘机说:“玉山公有此意愿,自是利国利民,其实不必躬亲操办,只要号召扶持,就会对实业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了。”
会见之后,周馥对他的儿子实之、孙子美权说:“郭礼徵年轻有为,诚实可信,我认为你们可以大胆地向他办的实业投资。”周实之再次邀见郭礼徵,告诉他决定向大照增加投资。他们说:“对于民营电业的发展,我们是心存疑虑的。但是我们绝对信任你,这就抵消了许多风险。”办理了一些手续,周家成了大照最大的股东。后来张謇辞去大照“总董”一职,董事会便选举了周美权为大照公司董事长,长期支持大照的发展。
除了周家的投资外,又多方面进行筹资,郭礼徵自己更是倾其所有,连夫人的陪嫁也都投进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照的股本达到了最初计划的十万两规银,用以扩充设备,添置了190千瓦交流发电机二台,装灯数也已达到三千盏。以后逐年增加股本,添置设备。虽受时势影响,迭遭损失,但总算进入了正常发展时期。
当大照公司扩资增产有了眉目以后,郭礼徵又去了上海,并且在上海有较多的活动。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曾聘请他做“主笔”,这家报纸后来由杨毓麟接办,时间并不很长。郭礼徵赞成改革,对革命派的一些主张是同情的。但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实业救国,主要的事业也是经营大照公司,他也想学习他的老师张謇,以一家公司为起点,再扩展办教育和其他产业。上海是信息、资本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又可以结识各种人物,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他少不了頻繁往来于镇江上海之间。
宣统二年(1910年)江苏安徽等地发生严重水灾,他在上海协助“华洋义赈会”积极呼吁,多方筹款,救助了很多灾民,这件事被当时的官府要员向清廷禀奏,他也由五品知县奖给“分部郎中”,这种虚衔就像奖状,是一种政府的表彰。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年底孙中山先生经过上海,准备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上海各界代表设宴欢迎。郭礼徵作为新闻界人士曾得“躬逢盛宴”近距离地聆听孙先生讲话,这件事,长期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输电租界
镇江的英租界始建于咸丰末年(1861年),租界设有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四周设有栅栏,有巡捕把守,不能随便出入。住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全由英国人管辖,而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人则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犯了罪,中国政府是无权过问的。英国工部局还在镇屏山和太古山上设立炮台,镇江城便在它的火力威慑之下。
当初就是因为英租界有筹建电厂的动向,才促使大照尽快地建成开业。1905年大照建立之初,是准备经过租界立杆放线的。但租界的工部局却以“所竖电杆并未十分坚固,恐倒塌伤人或易遭火患”为借口,不许杆线经过租界。1906年以后,大照增加了发电量,城内居民也普遍接受了用电灯照明。而租界内,仅工部局有一个发电房,所发电力只能供洋人使用,租界内的居民是用不上电的。于是他们派出代表,到大照来要求供电。郭礼徵对他们说:“大照建立的宗旨就是防止利权外溢,不能让照夜之权为洋人所独占。现在众位既然有此要求,我们当尽快前往交涉。”几天后郭礼徵便带了一位技师去租界领事馆进行了交涉。英国领事还是以担心电杆倒塌易遭火患为由加以拒绝。大照的技师当即以电杆质材、下埋深度,以及电线质量等等作了充分说明,并以计算显示,决不会有安全隐患。这样,他们所谓的理由站不住脚了,领事竟然又提出参股的要求,说是只有他们成为股东,有监察之权,才能对大照的经营放心。这种无理的要求,当即被郭礼徵拒绝。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被外资吞并的事例,大照当然不能让他们染指。为不使问题闹僵,郭礼徵托词说:“本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你们的参股要求是要经过董事会的讨论并经过三分之二的董事表决通过才能实现。”眼看谈不下去了,领事便借口有重要公事要办,此事改日再议吧,便吩咐送客了。
过了几天,租界内的居民代表,又来大照见郭礼徵。他们颇为激愤,说,天天看着洋人房里灯火通明,我们则处在黑暗之中,让人肺都气炸了。凭什么不许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埋电线杆?希望大照据理力争。如果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于是郭礼徵又一次去了领事馆,这次是由工部局总巡出来接见,还是推托、拒绝。最后郭礼徵说:“租界居民已多次向我们提出要求,事关群众利益,久拖不决,恐怕对于租界也很不利。记得光绪十五年,曾发生过巡捕打死小贩,激起民变,以致发生了火烧领事馆的事件。众怒难犯,我看这件事还是妥善处理为好。”这一番警告可能起了作用,总巡进去了一会儿,再出来口气便松动了。最后他提出了两项苛刻的要求,第一,因为洋人要使用电扇等电器,所以夏季的白天,也要保证向租界供电;第二必须聘用由他们推荐的英国工程师,这样,在技术上他们才能放心。
回到厂里,郭礼徵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商讨对策。大家议论:他们提出白天供电,并且还会加大用电量,势必需要增加设备,他们是想拿我们一把,逼我们答应他们参股。好在我们本有扩充计划,这样一来就更要千方百计尽快实现。同时我们也要计算一下,各处尽量节省,能有多少电力供应他,万一他们挑衅,我们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关于聘用一名洋工程师,本无不可,只是他们说按英国的标准,开出月薪250两,这未免欺人太甚。估算起来向租界供电以后,能够收取的电费,每月还不到200两,真是岂有此理。最后,郭礼徵表态,说:“我的意思是,答允他们的条件,我们为租界的居民做一件好事,中国居民用上电灯,也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损失就由咱们公司认了。”
接受了工部局的条件,签了合同,这才能够在租界内埋杆挂线了。正式输电的那一天,租界居民敲锣鼓、放鞭炮、热闹了一夜,工部局也无可奈何。
洋工程师威廉来厂,依合同有一年的试用期。这人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并不能做什么事。一天,机器发生了故障,便请他到场排除,他听了一阵子,看了一阵子,却说这种机器不好,根本不能用,应该换成英国制造的。当时大照的一位技术员在旁答道:“这机器可是世界名牌,过几天他们经销的洋行将来镇江,是否请你向他们当面提出,让他们给予一定的赔偿,我们好换成英国的机器。”将了威廉一军。他连声“NO,NO”,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不可以出面的。他既修不好,又提不出什么办法。这时,有人找来了厂里最有经验的技术工人陆阿祥师傅。陆师傅是宁波人,原先是铜匠,后来在外國人工厂里做工,他和另外几位工人都是随外国技师来镇江安装、调试电机的。得知大照是中国人自办的工厂,他们便决定留在大照了。陆师傅尤以其正直的为人、精湛的技术,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陆师傅一到,便指挥工人操作机器,他自己则俯下身去仔细辨听,不一会儿便找到了问题所在,拆换了两个零件故障便完全排除了,人们发出一片赞叹。有人则议论:“还是工程师呢!抵不上咱们的工人。”还有的说:“人家可是拿的250两,你算算抵多少个工人?”他们议论着还拿眼瞟着威廉,不经翻译,这位工程师也知道人们在议论他,真有点架不住了。经过这一番较量,他想想在这里说不定还会碰到什么难看的事,所以没有干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了。
大照向租界供电数年后,用户更多,用电量渐增,领事见有利可图,便以灯光电压不足为借口,单方面取消了合同,他们自己办起了“镇江租界水电厂”。但因规模太小,经营不善亏了本,不过还是从中国老百姓头上捞了一大笔。
后来,到了1927年北伐成功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镇江的英租界基本被收回了,暂由商会接管。租界方面提出要求,要将他们已经过时的水电设备卖给接管方面。经长期谈判商会指定大照以银元2.7万元购买其发电机及配套设备,大照为了政府能顺利接管租界,忍痛将这一块租界残留物吃了下去,那些过时的直流电机,根本没有用。此外,在租界内还要另建线路和配电所,改用交流电机供电。租界的收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交出本不该占有的租界,英国人倒像是吃了很大的亏,直到1930年英国还向南京国民政府索取了六万八千元的侨民损失赔偿金。若不是大照1929年就购买了租界的破机器,政府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赔偿”数额。大照虽然吃了亏,但总算是为地方做出了贡献。
镇江光复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后“同盟会”纲领改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号召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至1905年在东京与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壮大了声势,扩大了影响。革命党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但也极大地震动了清廷,于是清廷派出许多密探,加紧镇压。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的新军攻下总督衙门,宣布起义,新军协统胆小怕事的黎元洪,被强推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辛亥革命,湖北武汉打响了第一枪,于是各地纷纷响应,一些军阀也乘机宣布独立,表示不再听命于清廷。危急之时,清廷起用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出兵镇压武昌起义。武昌战局如何?各地形势如何发展?这都是人们十分关心的。当时南京、镇江有钱有势的,已纷纷逃难至上海、苏州,留下的居民也都惶惶不可终日。
郭礼徵的好友陈庆年是镇江的一位文化人,有一定的声望,他曾受张之洞、端方之聘,主持学校、译书局、图书馆等文教事业,与这些政要有一些来往。尤其是端方曾支持他与缪荃荪一起,为江南图书馆购进杭州人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免为日本人所得。他与端方私交不错,但他也曾与章太炎论学,并口头答允加入“光复会”。还接受章太炎的建议,命其次女放足。辛亥革命前后,陈庆年留在镇江,并为江南图书馆事,往返于镇宁之间。他与郭礼徵相知甚久,那时郭礼徵也曾往返于上海、镇江间。时局剧变,人们忧心忡忡,郭礼徵和一些朋友不时碰面,交换看法,并商量如何才能保境安民。郭礼徵、陈庆年都认为公用事业不能停顿,否则市面萧条,人心更乱。于是郭礼徵下达通知,要求本厂职工,坚守岗位,有擅离职守,不告而别者必予开革。
一次,他们在大照公司分析形势,陶伯冶等也在座,谈到黎元洪与英美总领事交涉的情况。上海报纸刊载,十月十八日汉口各国领事团发布“中立”布告,这对清廷想借外力镇压革命是一个打击。陈庆年说:“听杨振声讲,英美总领事照会黎元洪,‘请自九江以下留为商路,少纾商困’。黎只漫允“于安庆以东不能惊扰”。黎尚不足号令东南各省,所以只能漫应之。这时,工友送来报纸,报上登载了清廷的 “罪已诏”,又下“谕旨”,称将解除党禁,内阁不用亲贵等等。郭礼徵说,这表态太迟,已起不了任何作用。前几年清廷鼓吹要推行宪政,结果证明完全是一场欺骗,人心尽失。现在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再由一个孩童来“罪已”又有什么作用?报上又说,据传武汉民军战斗不利,许多据点已被清军占领。谣言纷纷,莫衷一是。陈庆年又说:听说武昌仓促起事后,秩序极乱,民军饥不得食,几乎溃散。多亏老百姓络绎不绝供给饮食,军心大振,才得以占领汉阳,北扼夏口,“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一次得到印证。正说着又一友人苏民生走了进来,苏是石埭人,才从南京来。他介绍了南京的一些情况,说张勋兵力并不很强,能打仗的不过二千余人,他的兵有不少是颖州、寿州人,和他并不一心。听说新军方面,低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无不跃跃欲试,但长官却态度暧昧。而张勋则十分猜疑,最近将新军第九镇调到秣陵,说是要增发子弹,却让运送子弹的队伍最后出城,子弹则一发未给,没有子弹,想起事也不成。大概上海、苏州方面总会给予接济。新军一旦有了军火,有了领头人,张勋是经不起打的。他们这次议论的共识是:清朝必定灭亡,辛亥革命必定胜利。即使武汉战事失利,也不会改变全局。
当时,上海是“同盟会”中部机关所在地。上海已经宣布独立,由陈其美任都督。接着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和立宪派一起,在苏州宣布独立,并自任江苏都督。只有南京仍为张勋所控制。南京新军不稳、爆发革命只是迟早之事。驻镇江新军中,革命党人活动频繁。三十六标(团)二营管带(营长)林述庆,早年即与赵声(伯先)共谋革命。现经他策动,驻镇江新军已在他掌控之中,正积极筹划举事。南京张勋方面对林述庆颇为疑忌,派巡防营一千余人前来监视。然经过革命党人的一番策动,巡防营实际也已加入革命阵营。林述庆所以迟迟未敢发动,一是等待南京起义,以便同时动手,这样张勋才分不出力量前来镇压,二是准备与驻镇江旗营开战。原来镇江的旗营,建制于清初,所谓“京口驻防”,是为镇压江南的反抗而设。其中蒙古旗居多,满洲旗较少。其驻地在高桥、斜桥以南大市口以西。大市口以东则是繁华的五条街。故当时童谣有:“五条街,擠不开,大市口,没人走”。殆至鸦片战争后,旗汉居民界限逐渐消除,旗营驻地已不再是可怕的地方,来来往往,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旗营还保有相当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时,驻镇江的旗营有骑兵三百余人,步兵一千五百名。其中,炮兵一营,有山炮六尊,机关枪三尊。辛亥革命发生,形势趋紧,这些武器已多布置到位,炮口直指新军驻地。新军起事,势必将与旗营有一场恶战,林述庆已化装去旗营侦察过,准备开战了。
镇江士绅得到消息,为保境安民,便积极活动起来。他们推举曾留学日本现任自治公所议事会议长的杨振声主持商会工作,杨是同盟会会员,在地方上也很有声望。十一月五日,商会与镇江道、县等官吏商议,如何保境安民。十一月六日又在万寿宫开会,约请了旗营都统载穆、常镇通海兵备道林景贤、镇江知府承璋、知县文焕等人,共同商讨保镇江之策。会上杨振声着重讲了“同盟会”的纲领,现已不提“驱除鞑虏”了。因一旦清廷灭亡,其卖国政策也告结束,旗人也同样为民国国民。郭礼徵则讲了上海新闻报纸普遍认为清廷必亡,不亡于民军,也要亡于袁世凯。上海已挤满了满清贵族,带着大笔钱财,来做寓公,就是所谓“树倒猢狲散”。宣统才三岁,摄政王也毫无权力,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清朝的王公大臣,即使想要尽忠,也无力回天,无忠可尽。会上又有人介绍了各地纷纷独立自保的情况。有人说有亲戚自武汉来,证明所谓武汉民军已经失败纯属谣传。方方面面的消息,种种分析都说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宣布独立,才能使镇江免除战乱之苦。会上官吏们表示没有异议,他们顾及身家性命,已准备弃官他去。此时旗营副都统载穆,在包括县令文焕等人的劝说下,表示接受众议,将令旗营缴械投降。当日下午商会便于会所挂起了白旗,并悬挂“镇江独立万岁”的横幅。不一会儿,市面上的白旗越挂越多。商会已自行宣布光复了。
第二天,林述庆集合部队,正式宣布起义,并向旗营发出最后通牒,旗营既已决定投降,于是很顺利地缴了械。象山炮台的守将顾臧却不肯投降,商会曾派顾臧的肇庆同乡去劝说,他也不答允。后来在民军的策动下,他的亲兵将他捆绑缴了械。正巧焦山炮台的台官前来探听消息,也一并被捉。于是两座炮台就被收复了。过了几天,两位台官都被释放,回原籍去了。旗营副都统载穆属满洲镶蓝旗,是清朝宗室,不久前才由太原调来镇江。他既已接受了众人的劝谕,下令旗营缴械投降后,留下一封致商会的遗书便自杀了。遗书是这样写的:
商会诸君公鉴:余所以委屈听从公议者,实为保全地方众商民学界之生命财产也。余今不得谓之忠于国家,既不克尽忠,死乃正分。然余死之后,望诸君鼎力保全我数千男妇之生命财产,其善后诸务,谅诸君必有成竹,祈妥速行之。临死之言尽此。千万千万!穆顿十七夜(11月7日)。
次日,林述庆宣布起义,成立了军政分府,林被推为都督。他在福建武备学堂的老师陶璞卿出任他的总参谋长。陶是丹徒人,更便于与地方上沟通。镇江在士绅和新军共同策动下,未费一枪一弹,正式光复了。
辛亥革命一发生,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即下令收缴新军枪械,并严查革命党,抓捕两江师范已剪发的师生,多亏学监李瑞清多方保护,多数学生才未遭涂毒。说到清末编练的新军(新式军队),共有二十六镇(师),驻防各地。经革命党人的活动,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及士兵中,有不少人倾向革命,武昌起义即由新军发动,清朝大员对新军猜忌更甚,这却加重了与新军的矛盾。此时,新军第九镇驻南京秣陵关。镇江光复后,其统制徐绍桢也在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逼迫下宣布起义,被推为宁军总司令。这支起义军进攻雨花台,为清江南提督张勋所败。徐绍桢逃亡上海。溃兵退到镇江,出于激愤甚至乱杀旗人,因此激起旗人的反抗,军政府内也发现了炸弹。多亏杨振声等人调解,举出载穆的例子,才平息了军政府的怒气,并严令约束溃兵,这样才使惨剧没有继续下去。杨振声这时已被推举为军政府民政长,在他的主持下,镇江商、学界出钱出力,对旗民作了许多安抚工作。
徐绍桢逃到上海后,被任命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率兵来到镇江,准备与林述庆讨论攻打南京。这时程德全在苏州,已自称江苏都督,军政分府林述庆也自称都督,现又来了一个徐绍桢,权势之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地方士绅,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奔走于三方之间,呼吁团结对敌。曾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具有教会背景的教育家马相伯,是丹徒人,此时也从上海返镇,调停各方。他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名声很大,陈庆年、郭礼徵曾与他商议过在镇江兴办教育的事。此时便相约前往东大观楼,商议调停各方。士绅们的活动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促成了各方团结。十二月二日,林述庆从南京来电,报道了攻克南京的消息,镇江传单飞舞,共传捷报。
形势变化很快,郭礼徵一直与上海报界保持联系,所以并不闭塞。南京光复,铁路畅通,不久,他便又去了上海。
镇江光复后,为稳定军心,急需筹饷。如炮台守军,因加饷不得,几乎解散。第九镇溃兵,经林述庆都督收编得以安定,但也急需军饷。安抚旗人,安定地方,事事需要款项。除增税、募捐外,还要通过商会向各商家筹借。大照公司作为当地重要企业,当然一项也少不了。公司亏空严重,郭礼徵不得不再去上海谋求增加投资、贷款,以解决危机。他到上海之后,得知孙中山先生将来上海,他有幸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宴会。年底,孙中山即乘火车去南京,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则被任命为农商总长。
荆棘途中
1912年5月,镇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即赵伯先归葬镇江。赵伯先名声字伯先,丹徒人,早年即参加革命。1911年3月参加广州起义,攻打总督衙门,失败,七十二人蒙难,丛葬于广州黄花岗。赵声避难至香港,忧愤成疾,同年5月8日病逝,暂葬于香港茄花公园山上,墓碑只题“天香阁主人之墓”。辛亥革命后,为使其归葬故里,诗人柳亚子曾撰《为赵公伯先迁葬募捐启》,向社会各界募集款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下令追赠赵伯先为上将军,并派专人迎灵归葬。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镇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吊唁、出殡活动。作为赞成辛亥革命的当地士绅,郭礼徵兄弟参加了公祭、吊唁等活动。他撰写的一副挽联称:
为无数权利,掷无数头颅,功不必自我成,甘心粉骨糜体,以诏来者;
揽第一江山,念第一豪杰,国庶乎有与立,从此翻天际地,胥拜公灵。
对赵伯先为民众权利而斗争,甘心粉身碎骨的精神,作了由衷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