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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确确实实成为一个作家之后,每于暇时,检点自己的创作,我发现我出生的这座古城湘潭,是最早让我萌生梦想的地方。
古城湘潭建于后汉萧梁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城里城外有许多名胜古迹,也留下过许多名人的痕迹。城西石子垴附近,有晋代大将军陶侃的墓,有抗清名将何腾蛟的衣冠冢,有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写匾额的大唐兴寺,有杜甫驻足远眺衡山的望衡亭。而城中风景秀丽的雨湖,是明代一个王妃雨中游历时所即兴命名的。此外,秋瑾与丈夫所居住的由义巷,刘道一捐躯后由孙中山指令所修的烈士祠,湘军打造战船的杨梅洲……这些地方,在儿时,却是我们肆意玩耍追逐的乐园,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故事,只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氛围,静悄悄地熏染了我,常为它们古旧、神秘、诡丽所感动。
我家住在雨湖边的一条深巷里,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几乎课余就是玩,我们在雨湖游水、钓鱼、采菱角、斗蟋蟀、捉迷藏,玩得昏天黑地。那一份自由,那一份与自然相处的情趣,至今不忘。我读书的小学是一座恢宏的大庙,大殿两侧的镂空石雕九龙柱,我和小伙伴经常爬上爬下,那些雕镂精细的龙曾让我们称奇,而手触石柱的那种凉森森的感觉,一直积存在记忆里。
那时城中茶馆、戏院极多,我们常挤进去听说书和看戏,似懂非懂地去感受古往今来的兴衰荣辱。印象很深的是听一个老艺人表演湘潭快板《湘潭景》,合辙押韵,从城里说到城外,从历史说到现实,洋洋数百句,不时地引起满堂的喝彩声和叹喂声。
而父亲曾是一位中医,他的古文根底不错,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教我读唐诗、宋词,以及基本的平仄、对仗知识。在初中时,我已经开始写一些半通不通的旧体诗了,父亲常常予以鼓励。同时,我家不远处便是湘潭图书馆,于是办了个借书证,常去借一些新诗集来读,如李瑛的《红柳集》、傅仇的《伐木声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还读过一些散文集。读多了,便手痒,也渴望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因学校组织锄草,便写了一篇小散文《锄草》投给《湘潭日报》,居然刊用了。后来又写了一篇,也刊登了。当时想:我将来是可以当作家的,素未投稿的我,竟然两发两中,确实是颇为自矜的。
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窘,不得不参加工作,便到了株洲木材公司当工人,时为1965年秋。此时,对文学创作已有明显的兴趣了。不久便写了一篇较长的散文《难忘的一天》,刊发在《株洲日报》上。又过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文革”中,我在焚烧图书的大火边,悄悄捡回一些诗集、小说集,下班后便躲在单人宿舍读书、做笔记、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这个时期自认为下的功夫很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少儿时代在湘潭的所见、所闻、所感,重新从记忆里浮现出来,我开始有系统地进行记录、整理。这种历来被称为作家所珍视的“童年记忆”,其实是最具有文学和艺术特质的,是一块创作的宝地。故在以后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古城湘潭“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事,一直是我常写不辍的题材。
我还想说一点题外话。
“童年思维”即“原始思维”,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对世界认知是感性的,而不受理性的羁绊,不受世俗的浸染,因此这种思维,最具艺术的特点。假如,一个热心于写作的人,注意这种“童年记忆”的积存,并通过刻苦的学习,他是可以当一个作家的。沈从文关于湘西的“童年记忆”,鲁迅关于绍兴的“童年记忆”,高尔基关于流浪生活的记忆,都使他们写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作品。
许多作家是从“童年记忆”里走出来的!
古城湘潭建于后汉萧梁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城里城外有许多名胜古迹,也留下过许多名人的痕迹。城西石子垴附近,有晋代大将军陶侃的墓,有抗清名将何腾蛟的衣冠冢,有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写匾额的大唐兴寺,有杜甫驻足远眺衡山的望衡亭。而城中风景秀丽的雨湖,是明代一个王妃雨中游历时所即兴命名的。此外,秋瑾与丈夫所居住的由义巷,刘道一捐躯后由孙中山指令所修的烈士祠,湘军打造战船的杨梅洲……这些地方,在儿时,却是我们肆意玩耍追逐的乐园,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故事,只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氛围,静悄悄地熏染了我,常为它们古旧、神秘、诡丽所感动。
我家住在雨湖边的一条深巷里,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几乎课余就是玩,我们在雨湖游水、钓鱼、采菱角、斗蟋蟀、捉迷藏,玩得昏天黑地。那一份自由,那一份与自然相处的情趣,至今不忘。我读书的小学是一座恢宏的大庙,大殿两侧的镂空石雕九龙柱,我和小伙伴经常爬上爬下,那些雕镂精细的龙曾让我们称奇,而手触石柱的那种凉森森的感觉,一直积存在记忆里。
那时城中茶馆、戏院极多,我们常挤进去听说书和看戏,似懂非懂地去感受古往今来的兴衰荣辱。印象很深的是听一个老艺人表演湘潭快板《湘潭景》,合辙押韵,从城里说到城外,从历史说到现实,洋洋数百句,不时地引起满堂的喝彩声和叹喂声。
而父亲曾是一位中医,他的古文根底不错,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教我读唐诗、宋词,以及基本的平仄、对仗知识。在初中时,我已经开始写一些半通不通的旧体诗了,父亲常常予以鼓励。同时,我家不远处便是湘潭图书馆,于是办了个借书证,常去借一些新诗集来读,如李瑛的《红柳集》、傅仇的《伐木声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还读过一些散文集。读多了,便手痒,也渴望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因学校组织锄草,便写了一篇小散文《锄草》投给《湘潭日报》,居然刊用了。后来又写了一篇,也刊登了。当时想:我将来是可以当作家的,素未投稿的我,竟然两发两中,确实是颇为自矜的。
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窘,不得不参加工作,便到了株洲木材公司当工人,时为1965年秋。此时,对文学创作已有明显的兴趣了。不久便写了一篇较长的散文《难忘的一天》,刊发在《株洲日报》上。又过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文革”中,我在焚烧图书的大火边,悄悄捡回一些诗集、小说集,下班后便躲在单人宿舍读书、做笔记、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这个时期自认为下的功夫很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少儿时代在湘潭的所见、所闻、所感,重新从记忆里浮现出来,我开始有系统地进行记录、整理。这种历来被称为作家所珍视的“童年记忆”,其实是最具有文学和艺术特质的,是一块创作的宝地。故在以后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古城湘潭“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事,一直是我常写不辍的题材。
我还想说一点题外话。
“童年思维”即“原始思维”,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对世界认知是感性的,而不受理性的羁绊,不受世俗的浸染,因此这种思维,最具艺术的特点。假如,一个热心于写作的人,注意这种“童年记忆”的积存,并通过刻苦的学习,他是可以当一个作家的。沈从文关于湘西的“童年记忆”,鲁迅关于绍兴的“童年记忆”,高尔基关于流浪生活的记忆,都使他们写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作品。
许多作家是从“童年记忆”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