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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与《人生》在创作方法和思想表达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不难看出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结合具体作品，两者确也有共通之处，在《人生》中，路遥就借黄亚萍之口道出，高加林身上有于连的影子。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两部作品：
一、从爱情创作渊源看同构
《红与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新闻，1827年司汤达读到《司法公报》上登载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刑事案件，铁匠的儿子贝尔德经神甫推荐，去米肖家担任家庭教师。不久他和孩子的母亲发生了暖昧关系，真相暴露后，出于怨恨和绝望，贝尔德在教堂枪杀了米肖夫人，因此被判死刑。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创作动机中，爱情作为一个表象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最开始，于连通过爱情的形式进入上层社会，企图报复，在小说的结局，德？瑞那夫人带着孩子殉死，玛蒂尔德拥抱着于连的头颅亲手安葬了他。爱情帮助他进入上层社会，这其实是作者故意触摸法国上层社会婚外情传统，在《红与黑》的最后，作者评论道，“舆论统治，尽管它带来了自由，但它的坏处是插手与它无关的事，例如：私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贝尔德确是在私生活、婚外情真相暴露后，出于怨恨和绝望，杀人被判刑，但是小说不局限于此，爱情只是一个侧面，他借此探寻出更多的社会渊源。
在《人生》中，巧珍是高加林的心之所念，作者创作巧珍这样一个光辉纯洁的角色淡化了作品的批评力度，巧珍对他的无限包容包含着同阶层的关怀，黄亚萍尽管对高加林也是纯粹的爱，但却受到阶级意识的影响。高加林的爱情虽然不是他追名逐利的工具，但他对爱情的态度却是他功利、矛盾的内心想法的表征，读者可从此中窥视他各个人生阶段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二、性格辩证法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理解人性》中描述道，“我们所谓的性格特征，指的是某一个体在竭力使自己与他所处的世界相适应时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性格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只有在考虑某一个体与他的环境的关系时，才能谈得上性格特征”，所以性格的广度是难以衡量的，我将选取两部小说的题目为突破口，从中可以发现性格的广度辐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路遥以“人生”为题，为通俗意义的“高加林求职记”赋予了一层沉重的社会概念，揭露了一个社会现象--80年代的农村青年的发展方向，“关系”和“捷径”是否是可取之路。而关于“红与黑”的解释，红可能包含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有维护复辟统治的旧贵族和资产阶级自由党派，于此相对，“黑”更多赋予了一层浓厚的黑色恶魔的宗教色彩。其实中世纪文学就已经充分暴露了教会的伪善行径，但结合欧洲的宗教背景，不论哪一种批判实现主义文学，只有深入人的信仰深处，为它注入一剂强力针，才能达到对人的灵魂深处的救赎；更有人理解为“红、黑”是棋盘上的赌注。但就我而言，红与黑的所指的外延远远超乎语言意义的的能指，也就是它包含了更多的当下意义和读者接受心理，因此显得愈加深厚。
但回到对人物的性格探索，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概念，所以首先要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人与人维系在一起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感；社会感是我们有效地测度精神生活现象的独一无二的标准。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80年代对“人”的意识和自我觉醒的开掘，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的禁锢，小说中的社会感被小部分的“捷径”取悦，高加林是矛盾的--他经历了自己的乡村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抢夺的创伤，后却有同样的机会依靠劳动局局长二爸的职权进入县委通讯组。高加林周围的社会关系使他认识到一个生活的捷径，所以他走向了这条路，
除此，对性格进行估价的第二个标准：与社会感最敌对的力量是对个人权力和个人优势的追求傾向。在最开始与自身相矛盾的社会感中，高加林也有对个人优势的追求，他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诗歌和散文，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但是却不抵高明楼的权力优势，所以当他通过同样的手段进入权力机关后，他开始追求权力、审视自己的身份，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的代价就是，始乱终弃了一个好巧珍。
这在《红与黑》于连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他更表现为一种“攻击性性格”，表现出悲观主义的情绪，对世界采取敌对的态度，外在体现为虚荣的处事态度，他厌恶宗教，却会背《圣经》，他懂得利用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提现得尤为明显的是他对玛蒂尔德的态度，并且于连手段残忍，他以开枪打死德瑞那夫人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伪善和虚荣。
有了这两种观点，我们就能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受着相对程度的社会感的決定，还受着努力追求个人权力的扩张的决定，而这两种倾向总处在相互的矛盾对立中。这个生机勃勃的游戏，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我们所渭的性格。因此，对性格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扩充的概念。
三、救赎
最后，主要谈谈两部小说通过结局的形式揭示的有关于救赎的意义。《人生》在最后一章清楚提示这“并非结局”，最后一章讲了高加林回到村子，本以为村民会对自己另眼相看，而最后一章描绘的全是村民对他的包容和关爱，所以最后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结局通过他人“道德审判—道德关爱”的手段，让高加林得以回归故土，在此中，顺德爷爷最能代表中国农民最慈爱、最坚韧的品质，他帮助高加林获得从外界的认同走向心灵的自我救赎。
而《红与黑》中，司汤达将于连个人命运放大到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于连走的道路艰险并且最后通向死亡，他的自我救赎全关乎与自身。小说最后标示称这是“献给少数幸福的人”，作者的意思是希望少数幸福的人去感悟不幸者的命运，还是坚信，不幸的人各有不幸，但对于“幸福”的定义可以各不相同，虽然他不能找到可行的路改变社会，但我们却不能评价他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勇敢的选择了自我救赎的方式，在此中他感受到真实的幸福。于连临死前，想起丹东上断头台前说的一段话，“这真奇特，斩首这个动词，不能有各种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将被斩首，你将被斩首，但不能说，我已经被斩首”。他以反问的形式破灭了对宗教的幻想，“基督教的上帝暴君，我从未爱过他，我甚至从来不愿意相信有人会真心诚意的爱他，他是毫无慈悲心的，他将以非常可怕的方式惩罚我”，所以他拒绝以皈依世俗教会的形式获得减刑的审判，而是走向了直面死亡的“存在主义式”的结局，以“我的意志”直面“上帝的意志”，找到生命的自然本性。
四、轻重之争
尽管两部作品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渊源，但无可置疑，由于历史、小说与现代性的关系，文学与现实总能超越时代局限连接起来，因为文学是具有“可然性”的艺术形态，因此无不具有当下意义。我们更有责任去开拓“并非结局”的结局，探索“少数幸福的人”的意义。
首先要看到“高加林”和“于连”的追求途径的不正当性，以及由此体会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这份重从横向来看，受到蠢蠢欲动的不安的社会情绪影响，尤其是在物欲横肆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更容易受到物质的考验。纵向则来源于个人欲望和权力对自身意志的操纵，有些人甚至会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达到目的，横纵两者不正当的配合很可能导致攻击性人格的诞生，性格的“平行四边形”歪曲，從而威胁社会以及个人生命。所以青年们要保持正确价值观，积极探索正当的人生奋斗途径，当然在其中，要始终怀着一颗进取精神的初心，否则则容易走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1]艾阿德勒：《理解人性》，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司汤达：《红与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一、从爱情创作渊源看同构
《红与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新闻，1827年司汤达读到《司法公报》上登载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刑事案件，铁匠的儿子贝尔德经神甫推荐，去米肖家担任家庭教师。不久他和孩子的母亲发生了暖昧关系，真相暴露后，出于怨恨和绝望，贝尔德在教堂枪杀了米肖夫人，因此被判死刑。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创作动机中，爱情作为一个表象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最开始，于连通过爱情的形式进入上层社会，企图报复，在小说的结局，德？瑞那夫人带着孩子殉死，玛蒂尔德拥抱着于连的头颅亲手安葬了他。爱情帮助他进入上层社会，这其实是作者故意触摸法国上层社会婚外情传统，在《红与黑》的最后，作者评论道，“舆论统治，尽管它带来了自由，但它的坏处是插手与它无关的事，例如：私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贝尔德确是在私生活、婚外情真相暴露后，出于怨恨和绝望，杀人被判刑，但是小说不局限于此，爱情只是一个侧面，他借此探寻出更多的社会渊源。
在《人生》中，巧珍是高加林的心之所念，作者创作巧珍这样一个光辉纯洁的角色淡化了作品的批评力度，巧珍对他的无限包容包含着同阶层的关怀，黄亚萍尽管对高加林也是纯粹的爱，但却受到阶级意识的影响。高加林的爱情虽然不是他追名逐利的工具，但他对爱情的态度却是他功利、矛盾的内心想法的表征，读者可从此中窥视他各个人生阶段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二、性格辩证法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理解人性》中描述道，“我们所谓的性格特征，指的是某一个体在竭力使自己与他所处的世界相适应时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性格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只有在考虑某一个体与他的环境的关系时，才能谈得上性格特征”，所以性格的广度是难以衡量的，我将选取两部小说的题目为突破口，从中可以发现性格的广度辐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路遥以“人生”为题，为通俗意义的“高加林求职记”赋予了一层沉重的社会概念，揭露了一个社会现象--80年代的农村青年的发展方向，“关系”和“捷径”是否是可取之路。而关于“红与黑”的解释，红可能包含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有维护复辟统治的旧贵族和资产阶级自由党派，于此相对，“黑”更多赋予了一层浓厚的黑色恶魔的宗教色彩。其实中世纪文学就已经充分暴露了教会的伪善行径，但结合欧洲的宗教背景，不论哪一种批判实现主义文学，只有深入人的信仰深处，为它注入一剂强力针，才能达到对人的灵魂深处的救赎；更有人理解为“红、黑”是棋盘上的赌注。但就我而言，红与黑的所指的外延远远超乎语言意义的的能指，也就是它包含了更多的当下意义和读者接受心理，因此显得愈加深厚。
但回到对人物的性格探索，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概念，所以首先要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人与人维系在一起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感；社会感是我们有效地测度精神生活现象的独一无二的标准。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80年代对“人”的意识和自我觉醒的开掘，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的禁锢，小说中的社会感被小部分的“捷径”取悦，高加林是矛盾的--他经历了自己的乡村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抢夺的创伤，后却有同样的机会依靠劳动局局长二爸的职权进入县委通讯组。高加林周围的社会关系使他认识到一个生活的捷径，所以他走向了这条路，
除此，对性格进行估价的第二个标准：与社会感最敌对的力量是对个人权力和个人优势的追求傾向。在最开始与自身相矛盾的社会感中，高加林也有对个人优势的追求，他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诗歌和散文，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但是却不抵高明楼的权力优势，所以当他通过同样的手段进入权力机关后，他开始追求权力、审视自己的身份，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的代价就是，始乱终弃了一个好巧珍。
这在《红与黑》于连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他更表现为一种“攻击性性格”，表现出悲观主义的情绪，对世界采取敌对的态度，外在体现为虚荣的处事态度，他厌恶宗教，却会背《圣经》，他懂得利用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提现得尤为明显的是他对玛蒂尔德的态度，并且于连手段残忍，他以开枪打死德瑞那夫人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伪善和虚荣。
有了这两种观点，我们就能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受着相对程度的社会感的決定，还受着努力追求个人权力的扩张的决定，而这两种倾向总处在相互的矛盾对立中。这个生机勃勃的游戏，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我们所渭的性格。因此，对性格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扩充的概念。
三、救赎
最后，主要谈谈两部小说通过结局的形式揭示的有关于救赎的意义。《人生》在最后一章清楚提示这“并非结局”，最后一章讲了高加林回到村子，本以为村民会对自己另眼相看，而最后一章描绘的全是村民对他的包容和关爱，所以最后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结局通过他人“道德审判—道德关爱”的手段，让高加林得以回归故土，在此中，顺德爷爷最能代表中国农民最慈爱、最坚韧的品质，他帮助高加林获得从外界的认同走向心灵的自我救赎。
而《红与黑》中，司汤达将于连个人命运放大到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于连走的道路艰险并且最后通向死亡，他的自我救赎全关乎与自身。小说最后标示称这是“献给少数幸福的人”，作者的意思是希望少数幸福的人去感悟不幸者的命运，还是坚信，不幸的人各有不幸，但对于“幸福”的定义可以各不相同，虽然他不能找到可行的路改变社会，但我们却不能评价他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勇敢的选择了自我救赎的方式，在此中他感受到真实的幸福。于连临死前，想起丹东上断头台前说的一段话，“这真奇特，斩首这个动词，不能有各种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将被斩首，你将被斩首，但不能说，我已经被斩首”。他以反问的形式破灭了对宗教的幻想，“基督教的上帝暴君，我从未爱过他，我甚至从来不愿意相信有人会真心诚意的爱他，他是毫无慈悲心的，他将以非常可怕的方式惩罚我”，所以他拒绝以皈依世俗教会的形式获得减刑的审判，而是走向了直面死亡的“存在主义式”的结局，以“我的意志”直面“上帝的意志”，找到生命的自然本性。
四、轻重之争
尽管两部作品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渊源，但无可置疑，由于历史、小说与现代性的关系，文学与现实总能超越时代局限连接起来，因为文学是具有“可然性”的艺术形态，因此无不具有当下意义。我们更有责任去开拓“并非结局”的结局，探索“少数幸福的人”的意义。
首先要看到“高加林”和“于连”的追求途径的不正当性，以及由此体会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这份重从横向来看，受到蠢蠢欲动的不安的社会情绪影响，尤其是在物欲横肆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更容易受到物质的考验。纵向则来源于个人欲望和权力对自身意志的操纵，有些人甚至会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达到目的，横纵两者不正当的配合很可能导致攻击性人格的诞生，性格的“平行四边形”歪曲，從而威胁社会以及个人生命。所以青年们要保持正确价值观，积极探索正当的人生奋斗途径，当然在其中，要始终怀着一颗进取精神的初心，否则则容易走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1]艾阿德勒：《理解人性》，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司汤达：《红与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