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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萨德的“恶名”来自于他的代表作《茱斯蒂娜》（又名《贞洁的厄运》或《美德的不幸》）。这本书惊世骇俗，被称为“恶的福音书”可以说，“恶”是这法国作家重点关注的主题。在《茱斯蒂娜》中，“恶”是指罪恶的行为以及恶行反映的人性，其根源来自大环境的恶，社会的贫富差距，法律的不作为和放纵。宗教变成恶人为自己辩护的工具，为恶人的欲望和放纵的人性服务。在写作手法上，萨德有意地构成一种“镜廊式”的语言特点和空间结构感；以“窥淫”的方式重新夺回对自身欲望的掌控。最后，萨德展示的是美德受到惩罚、恶行获得奖励的矛盾。
关键词：萨德；茱斯蒂娜；恶的含义
引言
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期著名的情色作家萨德（1740-1814），以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作品《茱斯蒂娜》、《情罪》、《索多玛120天》等和自身的社会丑闻而备受推崇又“臭名昭著”。其中，《茱斯蒂娜》描写了美德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萨德毫无顾忌地曝光同性恋、性虐待等种种在当时主流社会道德所看来的“丑恶”。事实上，在西方，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萨德的作品才真正地被解禁。在《茱斯蒂娜》中，社会财富的严重不均既是萨德着重刻画表现的，也是催生其笔下一切“恶”的根源：诬陷、欺辱、荒淫、偷窃、诈骗一系列道德上的败坏乃至病态的人性。这样的“恶”并不局限在某一群人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结合了各阶层的特点。
一、萨德与他的时代
1740年，萨德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小受到非常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因此具有极为深厚的学识基础，同时发展出他早熟的创作能力。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从青年起，萨德行事风格就浪荡不羁。1763年，萨德草率结婚，然而婚后的萨德不仅不加收敛，反而更加放荡风流，在几年时间内，因为数次性犯罪而入狱，甚至还诱拐了自己的小姨子。1778年，三十七岁的萨德再次入狱，这一次他从万森监狱辗转到了巴士底狱，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才获得自由，然而此后又因为作“秽书”而入狱。萨德一生之中在狱中的时间前前后后有二十八年之多，他在监狱里阅读了《百科全书》，接触到了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作品，而他自己的多部作品都是在监狱里创作而出的。
萨德生活于法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代，封建社会动荡不安，特权阶层独揽要职、骄奢淫逸，阶层之间矛盾日益激化；自然科学发展，人们开始尝试用客观规律和物理数学原理来重新审视和解释世界的运动和发展；启蒙运动风起云涌，推崇“人道”的人文主义，开启民智，颠覆封建神学认知体系，同时又刺激了欲望。萨德就是在两个时代的边缘跻身而出，以其放荡形骸的经历和创作成为十八世纪情色文学作家中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笔下，不仅封建阶级是暴虐丑陋的，僧侣是淫秽不堪的，就连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平等”和“博爱”，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是坚决反对的，认为其违背了大自然的真实状态。萨德以一种几乎偏激的态度追求自由，打破道德，毁灭神像，力图建立一个具有新秩序的社会。
二、萨德笔下社会各阶层的“恶”
1.富人阶层：骄奢淫逸
《茱斯蒂娜》中，多次出现了富有的特权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的富有来自对一般大众的剥削，又对贫弱者充满蔑视，毫无同情：“像我们这类人，样样事情都干，就是不做善事，我们最不愿做的就是善事，最讨厌的就是施舍……”在这里，财富成了作恶的借口，而恶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在《茱斯蒂娜》里，恶行也确实得到了回报。例如弑母的德·布鲁萨克侯爵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继续荒淫的自由，甚至得到了叔父巨大的遗产。正如萨德在《茱斯蒂娜》中所写到的，“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比他生活所需的多三倍，当然就难以保证他不会再去巧取豪夺”。
2.穷人阶层：以暴制暴
对于穷人来说，产生“恶”的由来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反抗。例如女犯人拉？杜布瓦所说的：“可是假如我们的不幸，我们忍受不幸的耐心，我们的善意，我们的逆来顺受，只能够增加我们的铐镣的话，我们的犯罪就变成了他们的产物，我们如果拒绝用犯罪来减轻他们套在我们的头上的枷锁，我们就大大地上当了。”在穷人看来，贫与弱是相伴的，道德和神祗只是阻碍人们去追寻自己平等的身份，而这样做的手段就是犯罪。在《茱斯蒂娜》中，拉·杜布瓦也的确通过犯罪获得了大笔财富。
3.社会机器：助纣为虐
在主人公茱斯蒂娜作为“有德者”而十次遭到惩罚的经历里，法律和国家武装大多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放高利贷者的污蔑使主人公茱斯蒂娜几乎被绞死；因为茱斯蒂娜拒绝毒害布鲁萨克夫人而遭受陷害背上了杀人罪；因为茱斯蒂娜从火灾中救出了孩子却引起了一场诉讼……在《茱斯蒂娜》中，法律是无力的，“法律徒劳地想恢复秩序而且将人带回到道德的轨道上去，可惜法律太软弱了，无法成功……”法律的本质上的软弱性正是由于其发源于特权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当在一个“全部腐化堕落”的社会中，法律本身并不能成为对抗大多数人利益的武器，而更多的时候它是沦落成为背德者嫁祸和损害的工具的。因此，贫弱者得不到保护。法律和执行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背德者的帮凶。
三、萨德笔下宗教的“恶”
在《茱斯蒂娜》中，萨德并不是直接对宗教发表论见，而是以茱斯蒂娜为口舌，用一种祈求式的，说教式的语气与恶人对话。对茱斯蒂娜来说，一方面她从宗教那里得到安慰，另一反面妄想以宗教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道德感，束缚恶人的放荡行为，却次次以惨痛的失败告终。
在萨德笔下，宗教的出生便带着原罪，而它的錯误不止于此。宗教符号从这样一个“原始谎话”中被创造出来：“造物主只不过是愚昧和专制的产物，强者要奴役弱者的时候，总是说服弱者相信压在他身上的镣铐是经过上帝圣祝的……”从这里开始，萨德对宗教的攻击缩小到了对上帝的攻击。他认为如果天主真的创造一切，那么必然创造邪恶与腐化，既然如此，天主的信徒就无须也无权抵抗罪恶，摧毁罪恶。 《茱斯蒂娜》中，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捍卫自己的信仰和贞洁，与煽动性的、诱惑性的说教进行绝望的抗争——甚至到了令读者都逐渐在阅读中对她倒戈相向的地步。茱斯蒂娜在文中的十次受难都是纯洁而孤独的，她没有说服任何人，也没有被任何人说服。背德之人坚定地作恶，美德之人坚定地受难，这两股力量互相纠缠，彼此试图使对方屈服。通过茱斯蒂娜这样一种纯洁的，健忘的，受难的，是羔羊也是牧者基督的形象，萨德有意去实现上述种种对抗和矛盾。而茱斯蒂娜所具有的这种一成不变的，逆来顺受的贞洁本身就映射了萨德对宗教的怀疑：如果被亵渎对象的存在根本不被相信，也就没有亵渎之说。因此贞洁遭致恶报，或是小概念的事件，或是社会的不公正，或是人物自身性格的悲剧，而与上帝无关。
四、萨德的“恶”与“空间”艺术
在《茱斯蒂娜》中，许多读者感到印象深刻的往往都是主人公茱斯蒂娜被囚禁在修道院中。在这个完全地狱般的淫窟里，茱斯蒂娜被强奸、虐待、调教。不仅如此，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密室般的场景，而每次出现密室必定与茱斯蒂娜受到侮辱和损害联系起来：修道院、监狱、外科医生罗丹的地窖、与外界隔绝的印造价超的城堡。与密室紧紧联系的，是暴力、淫乱、欺骗、侮辱、奴役等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恶行。在封闭的环境里，一方面意味着逃避法律的监管，另一方面为欲望的发泄提供了一个完全不被打扰的空间。
镜廊也可以是一种堕落式的享乐。欲望的发泄并不以发泄作为最终结果，在发泄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刺激形式，是镜廊式空间感被创造出的另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圣玛利亚修道院。茱斯蒂娜在这里被轮奸，更重要的是，她参与了一种集体性的淫乱。她的角色从单纯的性暴力的受害者，发展到了观察者。她目睹了四个淫僧折磨一众少女的各式各样的丑行和暴虐。事实上，每个人天性或多或少都有窥淫癖，而萨德让茱斯蒂娜成为了一双窥淫的眼睛，一种萨德自身或读者可能的快乐源泉。萨德创造出这样的空间感，这些禁闭的用以完成淫乱或施暴的场所，用想象力进行着越狱。萨德本人被剥夺了自由和不寻常欲望的发泄渠道，而昏暗、浑浊、暧昧的幽闭方式是一种压抑下的反抗，也是对自身掌控力的夺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迫切地需要成为密室的“主人”，不仅仅是占有对有限空间的主导权，也是“主人”对“自我”的完全掌控的诉求。可以说，这种自我掌控的观念从一个“非正常”的角度折射了现代人本主义兴起之后的“自我”观念，即相信个人是自身的主宰，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人不仅会对外界刺激作出下意识的反应，也不会仅仅受到本能的驱使，人具有自由意志，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目的和行动方向。然而在表达这种对自身意志局限的焦虑的同时，通过《茱斯蒂娜》，萨德也预示了这种自我观念在扩张到极致时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即对肉体感官的过分沉溺，对人性阴暗面的放纵，对不正常欲望的过度追求等，以及这些行为可能为他人带来的伤害。
另一方面，茱斯蒂娜的十次遭遇都是相似的，萨德把茱斯蒂娜一次又一次地投入被诱惑，被迫害的循环之中。这种单一的事件叙述构成一个个环形的封闭结构，线索清晰，模式明显，于是，萨德笔下的人物和情节都被放置于一个“镜廊式”的空间结构之中。因此，可以说萨德叙事的特点是一种“无止无休地重复，不厌其烦地用固有的技法把主人公置于雷同而又对称的境地”的“永恒的老调重弹”。回到萨德本人的遭遇来看，这种封闭，甚至是幽闭的空间也是存在的。《茱斯蒂娜》的创作就是萨德在巴士底狱中完成的。萨德是这样描述他所处的禁闭空间的：“监狱的世界是个完全密封的世界，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对于萨德来说，写作是一种越狱，而方式就是将他笔下的人物投进与他自身一模一样的绝望的幽闭之中。茱斯蒂娜从一个牢笼辗转到另一个魔窟，如同处身于一个单调的，绝望的，黑暗的镜式回廊。
五、结语
萨德《茱斯蒂娜》中的“恶”是指罪恶的行为以及恶行反映的人性，其根源来自大环境的恶，社会的贫富差距，法律的不作为和放纵。在《茱斯蒂娜》中，宗教变成恶人为自己辩护的工具，为恶人的欲望和放纵的人性服务。在写作手法上，萨德“无止无休地重复， 不厌其烦地用固有的技法把主人公置于雷同而又对称的境地”，构成了一种“镜廊式”的语言特点和空间结构感；以“窥淫”的方式重新夺回对自身欲望的掌控。最后，萨德以美德受到惩罚、惡行获得奖励的矛盾展现出一种“有深度、有其人性病态根由的顽固而严峻的恶。”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陈雅谦，《世界文学评介丛书-超现实的梦幻：象征主义文学》，海南出版社，1993
[3]陈梦雨，《<恶之花>中“恶的善意”探析》，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No.6.2008
[4]郭宏安《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海南出版社，1993
[5]龙潜《对上帝的亵渎——读萨德<贞洁的厄运>》，摘自铜仁学院学报，第11卷，第1期，2009
[6]龙潜《永恒的老调重弹——萨德<贞洁的厄运>叙事分析》，摘自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4卷，第8期，2008
[7]柳鸣九《对恶的抗议——关于萨德的善恶观》，摘自《淑女蒙尘记》原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8]让·波朗《可疑的茱斯蒂娜或廉耻心的报复秘密》，摘自柳鸣九《淑女蒙尘记》原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9]萨德，《淑女蒙尘记》（陈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关键词：萨德；茱斯蒂娜；恶的含义
引言
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期著名的情色作家萨德（1740-1814），以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作品《茱斯蒂娜》、《情罪》、《索多玛120天》等和自身的社会丑闻而备受推崇又“臭名昭著”。其中，《茱斯蒂娜》描写了美德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萨德毫无顾忌地曝光同性恋、性虐待等种种在当时主流社会道德所看来的“丑恶”。事实上，在西方，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萨德的作品才真正地被解禁。在《茱斯蒂娜》中，社会财富的严重不均既是萨德着重刻画表现的，也是催生其笔下一切“恶”的根源：诬陷、欺辱、荒淫、偷窃、诈骗一系列道德上的败坏乃至病态的人性。这样的“恶”并不局限在某一群人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结合了各阶层的特点。
一、萨德与他的时代
1740年，萨德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小受到非常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因此具有极为深厚的学识基础，同时发展出他早熟的创作能力。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从青年起，萨德行事风格就浪荡不羁。1763年，萨德草率结婚，然而婚后的萨德不仅不加收敛，反而更加放荡风流，在几年时间内，因为数次性犯罪而入狱，甚至还诱拐了自己的小姨子。1778年，三十七岁的萨德再次入狱，这一次他从万森监狱辗转到了巴士底狱，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才获得自由，然而此后又因为作“秽书”而入狱。萨德一生之中在狱中的时间前前后后有二十八年之多，他在监狱里阅读了《百科全书》，接触到了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作品，而他自己的多部作品都是在监狱里创作而出的。
萨德生活于法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代，封建社会动荡不安，特权阶层独揽要职、骄奢淫逸，阶层之间矛盾日益激化；自然科学发展，人们开始尝试用客观规律和物理数学原理来重新审视和解释世界的运动和发展；启蒙运动风起云涌，推崇“人道”的人文主义，开启民智，颠覆封建神学认知体系，同时又刺激了欲望。萨德就是在两个时代的边缘跻身而出，以其放荡形骸的经历和创作成为十八世纪情色文学作家中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笔下，不仅封建阶级是暴虐丑陋的，僧侣是淫秽不堪的，就连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平等”和“博爱”，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是坚决反对的，认为其违背了大自然的真实状态。萨德以一种几乎偏激的态度追求自由，打破道德，毁灭神像，力图建立一个具有新秩序的社会。
二、萨德笔下社会各阶层的“恶”
1.富人阶层：骄奢淫逸
《茱斯蒂娜》中，多次出现了富有的特权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的富有来自对一般大众的剥削，又对贫弱者充满蔑视，毫无同情：“像我们这类人，样样事情都干，就是不做善事，我们最不愿做的就是善事，最讨厌的就是施舍……”在这里，财富成了作恶的借口，而恶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在《茱斯蒂娜》里，恶行也确实得到了回报。例如弑母的德·布鲁萨克侯爵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继续荒淫的自由，甚至得到了叔父巨大的遗产。正如萨德在《茱斯蒂娜》中所写到的，“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比他生活所需的多三倍，当然就难以保证他不会再去巧取豪夺”。
2.穷人阶层：以暴制暴
对于穷人来说，产生“恶”的由来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反抗。例如女犯人拉？杜布瓦所说的：“可是假如我们的不幸，我们忍受不幸的耐心，我们的善意，我们的逆来顺受，只能够增加我们的铐镣的话，我们的犯罪就变成了他们的产物，我们如果拒绝用犯罪来减轻他们套在我们的头上的枷锁，我们就大大地上当了。”在穷人看来，贫与弱是相伴的，道德和神祗只是阻碍人们去追寻自己平等的身份，而这样做的手段就是犯罪。在《茱斯蒂娜》中，拉·杜布瓦也的确通过犯罪获得了大笔财富。
3.社会机器：助纣为虐
在主人公茱斯蒂娜作为“有德者”而十次遭到惩罚的经历里，法律和国家武装大多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放高利贷者的污蔑使主人公茱斯蒂娜几乎被绞死；因为茱斯蒂娜拒绝毒害布鲁萨克夫人而遭受陷害背上了杀人罪；因为茱斯蒂娜从火灾中救出了孩子却引起了一场诉讼……在《茱斯蒂娜》中，法律是无力的，“法律徒劳地想恢复秩序而且将人带回到道德的轨道上去，可惜法律太软弱了，无法成功……”法律的本质上的软弱性正是由于其发源于特权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当在一个“全部腐化堕落”的社会中，法律本身并不能成为对抗大多数人利益的武器，而更多的时候它是沦落成为背德者嫁祸和损害的工具的。因此，贫弱者得不到保护。法律和执行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背德者的帮凶。
三、萨德笔下宗教的“恶”
在《茱斯蒂娜》中，萨德并不是直接对宗教发表论见，而是以茱斯蒂娜为口舌，用一种祈求式的，说教式的语气与恶人对话。对茱斯蒂娜来说，一方面她从宗教那里得到安慰，另一反面妄想以宗教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道德感，束缚恶人的放荡行为，却次次以惨痛的失败告终。
在萨德笔下，宗教的出生便带着原罪，而它的錯误不止于此。宗教符号从这样一个“原始谎话”中被创造出来：“造物主只不过是愚昧和专制的产物，强者要奴役弱者的时候，总是说服弱者相信压在他身上的镣铐是经过上帝圣祝的……”从这里开始，萨德对宗教的攻击缩小到了对上帝的攻击。他认为如果天主真的创造一切，那么必然创造邪恶与腐化，既然如此，天主的信徒就无须也无权抵抗罪恶，摧毁罪恶。 《茱斯蒂娜》中，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捍卫自己的信仰和贞洁，与煽动性的、诱惑性的说教进行绝望的抗争——甚至到了令读者都逐渐在阅读中对她倒戈相向的地步。茱斯蒂娜在文中的十次受难都是纯洁而孤独的，她没有说服任何人，也没有被任何人说服。背德之人坚定地作恶，美德之人坚定地受难，这两股力量互相纠缠，彼此试图使对方屈服。通过茱斯蒂娜这样一种纯洁的，健忘的，受难的，是羔羊也是牧者基督的形象，萨德有意去实现上述种种对抗和矛盾。而茱斯蒂娜所具有的这种一成不变的，逆来顺受的贞洁本身就映射了萨德对宗教的怀疑：如果被亵渎对象的存在根本不被相信，也就没有亵渎之说。因此贞洁遭致恶报，或是小概念的事件，或是社会的不公正，或是人物自身性格的悲剧，而与上帝无关。
四、萨德的“恶”与“空间”艺术
在《茱斯蒂娜》中，许多读者感到印象深刻的往往都是主人公茱斯蒂娜被囚禁在修道院中。在这个完全地狱般的淫窟里，茱斯蒂娜被强奸、虐待、调教。不仅如此，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密室般的场景，而每次出现密室必定与茱斯蒂娜受到侮辱和损害联系起来：修道院、监狱、外科医生罗丹的地窖、与外界隔绝的印造价超的城堡。与密室紧紧联系的，是暴力、淫乱、欺骗、侮辱、奴役等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恶行。在封闭的环境里，一方面意味着逃避法律的监管，另一方面为欲望的发泄提供了一个完全不被打扰的空间。
镜廊也可以是一种堕落式的享乐。欲望的发泄并不以发泄作为最终结果，在发泄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刺激形式，是镜廊式空间感被创造出的另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圣玛利亚修道院。茱斯蒂娜在这里被轮奸，更重要的是，她参与了一种集体性的淫乱。她的角色从单纯的性暴力的受害者，发展到了观察者。她目睹了四个淫僧折磨一众少女的各式各样的丑行和暴虐。事实上，每个人天性或多或少都有窥淫癖，而萨德让茱斯蒂娜成为了一双窥淫的眼睛，一种萨德自身或读者可能的快乐源泉。萨德创造出这样的空间感，这些禁闭的用以完成淫乱或施暴的场所，用想象力进行着越狱。萨德本人被剥夺了自由和不寻常欲望的发泄渠道，而昏暗、浑浊、暧昧的幽闭方式是一种压抑下的反抗，也是对自身掌控力的夺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迫切地需要成为密室的“主人”，不仅仅是占有对有限空间的主导权，也是“主人”对“自我”的完全掌控的诉求。可以说，这种自我掌控的观念从一个“非正常”的角度折射了现代人本主义兴起之后的“自我”观念，即相信个人是自身的主宰，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人不仅会对外界刺激作出下意识的反应，也不会仅仅受到本能的驱使，人具有自由意志，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目的和行动方向。然而在表达这种对自身意志局限的焦虑的同时，通过《茱斯蒂娜》，萨德也预示了这种自我观念在扩张到极致时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即对肉体感官的过分沉溺，对人性阴暗面的放纵，对不正常欲望的过度追求等，以及这些行为可能为他人带来的伤害。
另一方面，茱斯蒂娜的十次遭遇都是相似的，萨德把茱斯蒂娜一次又一次地投入被诱惑，被迫害的循环之中。这种单一的事件叙述构成一个个环形的封闭结构，线索清晰，模式明显，于是，萨德笔下的人物和情节都被放置于一个“镜廊式”的空间结构之中。因此，可以说萨德叙事的特点是一种“无止无休地重复，不厌其烦地用固有的技法把主人公置于雷同而又对称的境地”的“永恒的老调重弹”。回到萨德本人的遭遇来看，这种封闭，甚至是幽闭的空间也是存在的。《茱斯蒂娜》的创作就是萨德在巴士底狱中完成的。萨德是这样描述他所处的禁闭空间的：“监狱的世界是个完全密封的世界，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对于萨德来说，写作是一种越狱，而方式就是将他笔下的人物投进与他自身一模一样的绝望的幽闭之中。茱斯蒂娜从一个牢笼辗转到另一个魔窟，如同处身于一个单调的，绝望的，黑暗的镜式回廊。
五、结语
萨德《茱斯蒂娜》中的“恶”是指罪恶的行为以及恶行反映的人性，其根源来自大环境的恶，社会的贫富差距，法律的不作为和放纵。在《茱斯蒂娜》中，宗教变成恶人为自己辩护的工具，为恶人的欲望和放纵的人性服务。在写作手法上，萨德“无止无休地重复， 不厌其烦地用固有的技法把主人公置于雷同而又对称的境地”，构成了一种“镜廊式”的语言特点和空间结构感；以“窥淫”的方式重新夺回对自身欲望的掌控。最后，萨德以美德受到惩罚、惡行获得奖励的矛盾展现出一种“有深度、有其人性病态根由的顽固而严峻的恶。”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陈雅谦，《世界文学评介丛书-超现实的梦幻：象征主义文学》，海南出版社，1993
[3]陈梦雨，《<恶之花>中“恶的善意”探析》，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No.6.2008
[4]郭宏安《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海南出版社，1993
[5]龙潜《对上帝的亵渎——读萨德<贞洁的厄运>》，摘自铜仁学院学报，第11卷，第1期，2009
[6]龙潜《永恒的老调重弹——萨德<贞洁的厄运>叙事分析》，摘自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4卷，第8期，2008
[7]柳鸣九《对恶的抗议——关于萨德的善恶观》，摘自《淑女蒙尘记》原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8]让·波朗《可疑的茱斯蒂娜或廉耻心的报复秘密》，摘自柳鸣九《淑女蒙尘记》原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9]萨德，《淑女蒙尘记》（陈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