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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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留守儿童是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的特殊群体,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多重困境交织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挑战。从优势视角对西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进行干预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依托抗逆力理论,对8名展现出较高水平抗逆力的留守儿童进行研究,充分探讨个体与环境中存在的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研究显示,监护、安全、认知等风险制造了抗逆力的生成土壤,个体身心健康、学校教师和同辈群体支持、社区邻里互助最终促使抗逆力形成。
  关键词:西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抗逆力;风险因素;保护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70-03
  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产生了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3个月以上或一方外出务工3个月以上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妇联在2013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城市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18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有6102.55万人,占儿童总数的21.88%。由于与父母地理隔绝、由祖父辈或其他亲属的“非正常式”养育以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伤害事件,留守儿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民政、教育、公安、团委、妇联等单位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帮扶举措,为留守儿童及其家庭解决了大量的问题;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也对留守儿童的各类问题展开研究,为实务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可行性建议。然而,留守儿童的伤害事件仍然不时出现,这一现象让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视角和干预路径。一些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較研究指出,政府帮扶的前提和学术界研究的假设,都把留守儿童看成是“有问题的”“弱势的”,留守儿童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也存在于非留守儿童当中,一些留守儿童身处的环境虽然不好,但他们的成长不比非留守儿童差,甚至比他们更优秀。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广西东北部,是西部国定贫困县。2017年全县留守儿童2 162人,占未成年人总人数10.3%,分布范围广,有基数大、流动性快的特点。该县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服务项目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留守儿童家庭评估时发现:一些经济条件差、家庭关系复杂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优秀、老师评价高、行为习惯良好、同辈关系融洽。这些留守儿童是借助什么克服逆境的?他们的表现能够给社会工作者提供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都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抗逆力的概念及运作模式
  20世纪70年代,西方心理学家发现,处于高危环境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意志消沉,反而能够适应环境,实现良好发展。于是研究者从积极的角度寻求“缘何一些人被严重压力/逆境压垮而为数不少者却似未受到高危生存环境的损伤性影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抗逆力(resilience)的概念。抗逆力又称为心理弹性、心理韧性、复原力等,该概念经历了结果说、过程说和品质说等。尽管说法不一,但概念中包含三个统一要素:一是个体所处环境不利,二是个体具备“免疫”能力,三是出现适应良好的结果[1]。抗逆力是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博弈的过程。风险因素并不是指那些特殊的、临床的、生物学的或者认知方面的儿童的弱点,而是指环境因素中单个或者整合的那些造成儿童在生存方面更容易失败的因素[2]。保护因素是可以削减风险因素的因素,包括内在因素也包括环境因素[3]。Hunt认为,个体在遭遇压力或风险时,通过保护因素的作用,会形成健康策略、保护策略、生存策略三种由强至弱的抗逆力。后续学者对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进行鉴别,席居哲等认为应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和文化社会特征四个维度27个具体条目进行考量[4]。或从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学校层面、社区层面具体分析[5]。保护、风险因素受时间、人物、情景、地域等多种变量的影响,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从而使得抗逆力这个概念难以操作化,李燕平等运用生命历程分析法,在故事讲述中建构保护/风险因素[6]。鉴于此,本文借助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服务项目,对8名没有陷入困境、实现良好发展的留守儿童(详见表1)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可知他们产生了较强的抗逆力,通过生活片段,描述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互动模式,进而展现抗逆力的生成机制。
  二、西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抗逆力的生成
  (一)风险因素
  1.监护风险
  民法通则中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防止被监护人受到不法侵害、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等义务。在经济方面,C1-C8父母均在外地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能够对研究对象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祖父母辈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衰退,照顾研究对象的生活显得力不从心。C1的奶奶身体不好,腿脚疼痛,活动能力下降,到学校接送C1已经显得十分艰难。C2的奶奶有高血压,常年需要服用多种药物。可见,监护人能够提供基本照顾已经很不错,更不要说开展学业辅导等高层次照顾。在对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方面,监护人能做的十分有限。C2的小舅舅不愿意承担C2的监护职责,解释为管好了是应该的,管不好就要负责任,干脆不管。他爱好喝酒,每次寨子里红白喜事均喝得烂醉,并解释为人情来往,不多喝点说不过去。C3的舅舅爱好打牌,是村子里牌摊上的常客,常常不分昼夜。C1-C8的监护人均有抽烟的习惯,他们认为抽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没有意识到抽烟对身体健康以及儿童产生的危害。儿童的社会化始于家庭,家庭生活成员是社会学习的重要对象,喝酒、抽烟、打牌等不良行为习惯,无疑会对研究对象产生不良影响。
  2.安全风险
  学校是留守儿童的重要活动场域,校园安全问题关系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近年来,消防、体育活动、挤压踩踏、校园暴力等事故时有发生,威胁着在校学生的安全。C8经历的校园意外让他十分难忘:同学在追逐打闹间,不小心将他推倒,造成脑震荡,在家休息两个月,期间身体出现头晕呕吐、走路不稳等状况,给生活、学习带来了极大影响。虽然教育部门非常重视校园安全问题,但却不能完全避免,一旦发生,就会对留守儿童造成巨大伤害。   除学校外,家庭和社区是留守儿童活动的次重要场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的通知》指出,要依托专业服务机构,面向全体社区居民开展社会服务、文体教育、社区安全等服务项目,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群体服务需求。然而在走访中发现,由于人员、经费等诸多困难,各行政村很难做到向社区特殊群体提供社区安全教育。
  3.认知风险
  研究对象生长在一个复杂的家庭环境中,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性格较为敏感。研究对象在谈及自己的处境时,存在不合理的认知,认为自己总是处在不利的情景。C2:“我母亲去世了,爸爸也不要我了,知道很多人都看不起我,他们总在背后偷偷议论我、笑我。”C5:“无论我做得再好,外婆總有话说,可能我不跟我妈姓,外婆把我当成外人。”以上研究对象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形成了“看不起我”“总是不满意”“当成外人”等主观认知。敏感的性格使他们对周围事物做出严重估计,长时间生活在焦虑中。
  (二)保护因素
  1.身心健康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任何行动的前提都需要健康的体魄。笔者对C1-C8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疾病史、观察身体状况,并将身高、体重等与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进行比对,发现这些儿童身高体重均达标,无生理缺陷、患重大疾病,且营养供给较好,没有发育不良或过度肥胖的情况。特别在C2家中,奶奶使用“小帅哥、比我还高、壮得很”等词汇对他的身体情况进行描述,可见他的身体情况良好,这为他应对风险、实现自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良好的行为习惯是重要的保护因素之一。当问及“平时在家中做些什么”“如何安排学习和娱乐时间”等有关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时,研究对象的回答均符合“乖孩子”的特征。老师反映C3表现良好,与同学关系融洽,见到老师主动打招呼。C6平时都住在学校里,作息非常有规律,回家后基本都在做作业,还帮助奶奶做家务。C8周末回家后能够写完作业才出去玩,吃饭的时候能够按时回家。从以上研究对象“按时做作业”“帮忙做家务”“主动打招呼”“合理安排娱乐和学习的时间”等表现可见,他们养成了良好的作息、学习、娱乐、社交习惯,并得到学校老师、监护人的赞扬和认可。
  人生目标和毅力是促成研究对象战胜困难的动力。在“你的理想是什么,你为此付出了什么行动”,“你曾经遇到过什么困难,你是如何解决的”等问题上,研究对象均能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理想,并对达到理想目标有粗略的规划,在面对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困难时,有克服困难的信心。C6的梦想是考上军校,她知道军校要求很高,所以不仅努力学习,也注意身体锻炼。C7很在意朋友的评价,她总是小心跟朋友相处,她明白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别人才不会看不起自己。从C6自我严格要求和C7“变得更强大”的表现可以看出,研究对象能够沿着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断前进,虽有困难,但能咬牙坚持。
  2.老师关怀
  随着留守儿童问题的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对留守儿童也给予了很多关注,老师承担了留守儿童的部分帮扶工作。C1的老师常与她父母联系,也会到家中来家访,了解她的生活动态。C8的老师虽然家访的次数较少,但常通过电话询问他在家里的表现及作业完成的情况。C7的老师通过打电话与她奶奶取得联系,据C7奶奶的反映,老师对C7的评价很高,常打电话告知一些政府的优惠政策,缓解经济困难。以上案例中,学校老师通过实地入户、电话家访、互联网平台等手段,密切了与研究对象监护人的联系,并询问生活、学习情况,并提供一些政策信息,体现出老师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支持。
  3.同辈支持
  同学或朋友是青少年在学校场域中接触最多的一类群体,他们往往有着相似的年龄、爱好、习惯,他们的接触相当频繁,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很大。研究对象与周围同学的关系基本不错。C2所在的大寨子里有不少同龄人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能够结伴上学,一同娱乐,一同学习。C3的数学不错,乐于帮助同学解答数学题,在同学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竞选副班长时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支持。可见,同学之间的融洽关系,让研究对象获得了同学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支持。
  4.邻里互助
  龙胜各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在乡下,仍然保持着较为淳朴的民风,邻里之间的“互济”成为优秀传统。只要寨子里有红白喜事,寨上的人就会主动“帮忙”,如C6的爷爷去世时,周围的邻居自发承担起总理、采购、厨房、酒保、清扫等等岗位职责,将后事办理得井井有条。寨里的村民还对研究对象及其家人共享信息,如C5的邻居运用自己的成功经历为C5的奶奶分享初升高经验,C8的邻居为C8的爷爷提供医疗信息分享等。可见,研究对象父母虽然外出,但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支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隔代监护人监护能力不足,使研究对象间接受益。
  (三)抗逆力的生成机制
  1.个人层面:身心健康是抵御各类风险的基石
  由上述个案可知,身心健康是指研究对象具有良好的身体情况、良好的行为习惯、有目标和毅力。良好的身体情况,使研究对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去面对于生活中各种挑战,能够正常融入社会,接受正常的教育,开展正常的社会交往,较身患疾病、残疾的儿童,研究对象具备很大优势。研究对象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按时做作业、不懂就问、认真听讲、做笔记、善于思考总结等,这些习惯的养成为他们优异的学习奠定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对师长有礼貌、帮忙做家务、合理安排学习娱乐时间等,这些习惯的养成让他们成为学校、家庭中的“榜样”,在反复的夸奖和赞扬下,该行为又得到了强化。目标和毅力是研究对象的前进动力,有了远大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使他们不断克服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2.学校层面:老师和同辈群体支持有力
  研究对象均为寄宿,老师是研究对象的重要关系人,对研究对象起着引导和教育的作用。老师运用安全教育、生活关怀、亲职教育等方式降低研究对象面临的安全风险。在学校,研究对象面临着校园安全问题,老师运用主题班会、活动宣传、个别谈话等形式向研究对象输送消防、校园暴力、课间活动、上下学路上等安全知识。在校外,老师通过电话、家访的形式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况,并进行学习监督、学业帮扶、生活关照、情感支持,承担起部分校外教育的职责。对监护人,老师还运用家长会、家访的形式,向研究对象监护人输送沟通技巧、家庭教育等知识,增强监护人的监管能力,间接降低研究对象的安全风险。可见,老师提供的校外安全教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安全教育的不足。   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研究对象从小得到的关怀较少,性格较为敏感,容易对事实形成过度认知。同辈之间具有同质性,通过一起回家、同去学校、共同玩耍、共同学习、互相帮助等形式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之间更容易袒露内心真实想法。性格的形成除遗传因素外,他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以上案例中同辈的支持,让研究对象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就、班级中的认可、情感上的支持以及生活中的关爱。同辈支持的内容是研究对象个人成长的重要部分,是监护人和老师无法给予的,具有很强的独特性。
  3.社区层面:邻里互助弥补监护缺憾
  研究对象面临着家庭背景复杂、亲属不良习惯、监护能力不足等监护风险影响。家庭背景复杂,导致研究对象缺乏亲情温暖;家庭成员不良习惯对研究对象行为习惯养成不利;隔代监护人身体衰老,监护能力不足。邻里间通过物质支持、情感支持、劳力支持、信息支持等方式,向研究对象及其家庭提供援助。邻里的情感支持,为研究对象传递亲情温暖,填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遗憾。通过物质支持,帮助研究对象家庭缓解经济危机。通过劳力支持,帮助隔代监护人处理无法承受的劳力活。通过信息支持,为研究对象家庭提供升学、学习、生活方面的指导和建议。邻里间的相互支持,解除了在外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研究对象的家庭稳定,为他们实现成功发展奠定基础。
  三、结语
  研究对象能够在留守环境中适应良好并非偶然,保护因素在与风险因素互动的结果中胜出使研究对象生成了高水平的抗逆力。以上个案研究显示,西部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主要面临监护风险、安全风险、认知风险,构成了激活抗逆力的前提要素,个体身心健康、学校老师和同辈群体支持、社区内邻里互助是抗逆力生成的關键。西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抗逆力的生成机制给社会工作者的启示是:从个人与环境层面入手,充分识别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依据最小风险和最大保护原则设计方案,使留守儿童形成高水平抗逆力,进而达到助人自助的最终目的。具体而言,个人层面,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社交技能、远大志向和克服困难的毅力;环境层面,开展家庭支持服务、发展同辈互助小组、发扬邻里互帮互助良好传统、开展社区安全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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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燕平,杜曦.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研究—以曾留守大学生的生命史为视角[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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