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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始者的毛泽东，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族性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处理好“中”与“外”、“古”与“今”的关系;科学性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既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大众性是指在坚持文化内容源于人民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人民的功能。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毛泽东文化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度延伸和广度扩展，是坚持与发展共在、继承与创新共存的。
关键词：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01-02
毛泽东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其中的文化理论及其实践经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探索，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道路选择与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着革命年代的文化工作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方针任务具有开创性、指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实践的需要，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各代领导人带领各族人民不断开拓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要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毛泽东文化思想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从源头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选择，深刻理解其内涵意义，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间的关系。
一、民族性
研究马恩著作中有关文化世界性的问题，就必然涉及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十分重视一种文化的民族特性;为了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从马恩的论述到毛泽东的探索再到之后各代领导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一条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不断融合创新的伟大之路。
马克思认为，一种文化要想避免被毁灭的命运，就必须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并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化会逐步克服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那时，世界文学的时代便将到来。毛泽东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今天的文化源于古代的文化，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历史;同时，要注重文化的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结合自己的特点，做到批判地借鉴。并以食物的消化过程做形象的比喻，通过咀嚼消化，吸收营养，排出有害物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邓小平在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文化的民族性放到了更广阔的视角下。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鲜明的时代性，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文化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则总结道，文化建设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并提出了文化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从各代领导人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民族性这一原则，民族性既体现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同时也体现在着眼于时代的发展、以世界性的眼光、广阔的胸襟积极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吸收有益成分，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不失开放性与包容性。这种民族性的探索正是始于毛泽东，他反对盲目照抄、机械搬用，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发展原则，有力地批判了文化发展中的教条主义，是正确处理“古”与“今”、“内”与“外”等关系的重要方法。为新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时空视野。之后的各代领导人在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前提下，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性、批判性、继承性、创新性等特点，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二、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科学的方式来解读文化的本质。认为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这就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我们树立起正确的文化发展观。从毛泽东开始，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就以科学性为重要前提，并在一以贯之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理论发展。科学性规定了在文化建设时不仅需要具有科学的思维与态度，还要有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还要正确地把握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
科学性首先体现在毛泽东立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所理解的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并列的范畴，认为文化的最终根源存在于政治、经济之中并且对政治、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指出一定的文化生活必定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反映，认为随着经济高潮的来临，文化的高潮也将随之而来;反对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研究文化问题，而是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们生活才是革命作家进行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样，毛泽东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把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文化的物质的、经济的根源;同时，他也指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其次，科学性体现在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上。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论述了中国文化建设一定要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看作是一门能够联系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阶段，我国在理论上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原则，遵循了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上则构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新体系，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的思想。最后，科学性还表现在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之后各代领导人多次提及的创新发展、关注文化动态等，都是为了强调文化的时代特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些科学的认识，为之后的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依据。邓小平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文化领域的东西。江泽民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对当代的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同时还要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沿。胡锦涛则将文化的发展置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中，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习近平同样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问题，指出繁荣文化的根本在于改革，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同时，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巩固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
在观点对照中，我们看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每代领导人的共识，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观为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的领导人多次强调文化的实践性等特征，也正是毛泽东文化观的延续，比如，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客观需要出发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得到了解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毛泽东文化观中开创性的内容是绝不能忽视的。
三、大众性
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群众立场被广大人民所接受，马克思将现实中的广大群众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并将最终目标设定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上。认为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应该“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发展。”[2]毛泽东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中国发展的实践中，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3]的文化观，这就指向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立场。归根结底，我国不断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上中国化的关键点。
毛泽东文化观的大众性，不仅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服务对象，更涉及文化发展的途径，如，“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4]，“要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5]等等。尤其是“二为”方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在实践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在中央文件中要求各地普及小学教育，扫除文盲。之后的各代领导者坚持贯彻“为人民服务”这一方针，如，江泽民进一步将毛泽东的“二为”方针表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6]。胡锦涛指出，一切文化都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在情感上热爱人民，还要在行动上主动了解人民，用真情、真诚，真正地理解人民。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7]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如大力支持兴办文化团体等。习近平也表示，要“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①中国梦的提出，更是丰富了大众性的内涵，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众性的深入探索。
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的原则，还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出现过严重的失误，违背了文化发展的方针和原则。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要积极吸收毛泽东文化观中正确、合理的成分，坚持文化建设的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2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8.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8.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5]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48.
[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8.
[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4.
关键词：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01-02
毛泽东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其中的文化理论及其实践经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探索，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道路选择与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着革命年代的文化工作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方针任务具有开创性、指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实践的需要，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各代领导人带领各族人民不断开拓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要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毛泽东文化思想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从源头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选择，深刻理解其内涵意义，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间的关系。
一、民族性
研究马恩著作中有关文化世界性的问题，就必然涉及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十分重视一种文化的民族特性;为了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从马恩的论述到毛泽东的探索再到之后各代领导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一条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不断融合创新的伟大之路。
马克思认为，一种文化要想避免被毁灭的命运，就必须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并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化会逐步克服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那时，世界文学的时代便将到来。毛泽东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今天的文化源于古代的文化，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历史;同时，要注重文化的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结合自己的特点，做到批判地借鉴。并以食物的消化过程做形象的比喻，通过咀嚼消化，吸收营养，排出有害物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邓小平在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文化的民族性放到了更广阔的视角下。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鲜明的时代性，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文化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则总结道，文化建设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并提出了文化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从各代领导人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民族性这一原则，民族性既体现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同时也体现在着眼于时代的发展、以世界性的眼光、广阔的胸襟积极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吸收有益成分，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不失开放性与包容性。这种民族性的探索正是始于毛泽东，他反对盲目照抄、机械搬用，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发展原则，有力地批判了文化发展中的教条主义，是正确处理“古”与“今”、“内”与“外”等关系的重要方法。为新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时空视野。之后的各代领导人在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前提下，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性、批判性、继承性、创新性等特点，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二、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科学的方式来解读文化的本质。认为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这就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我们树立起正确的文化发展观。从毛泽东开始，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就以科学性为重要前提，并在一以贯之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理论发展。科学性规定了在文化建设时不仅需要具有科学的思维与态度，还要有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还要正确地把握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
科学性首先体现在毛泽东立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所理解的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并列的范畴，认为文化的最终根源存在于政治、经济之中并且对政治、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指出一定的文化生活必定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反映，认为随着经济高潮的来临，文化的高潮也将随之而来;反对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研究文化问题，而是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们生活才是革命作家进行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样，毛泽东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把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文化的物质的、经济的根源;同时，他也指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其次，科学性体现在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上。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论述了中国文化建设一定要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看作是一门能够联系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阶段，我国在理论上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原则，遵循了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上则构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新体系，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的思想。最后，科学性还表现在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之后各代领导人多次提及的创新发展、关注文化动态等，都是为了强调文化的时代特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些科学的认识，为之后的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依据。邓小平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文化领域的东西。江泽民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对当代的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同时还要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沿。胡锦涛则将文化的发展置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中，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习近平同样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问题，指出繁荣文化的根本在于改革，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同时，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巩固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
在观点对照中，我们看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每代领导人的共识，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观为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的领导人多次强调文化的实践性等特征，也正是毛泽东文化观的延续，比如，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客观需要出发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得到了解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毛泽东文化观中开创性的内容是绝不能忽视的。
三、大众性
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群众立场被广大人民所接受，马克思将现实中的广大群众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并将最终目标设定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上。认为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应该“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发展。”[2]毛泽东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中国发展的实践中，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3]的文化观，这就指向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立场。归根结底，我国不断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上中国化的关键点。
毛泽东文化观的大众性，不仅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服务对象，更涉及文化发展的途径，如，“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4]，“要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5]等等。尤其是“二为”方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在实践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在中央文件中要求各地普及小学教育，扫除文盲。之后的各代领导者坚持贯彻“为人民服务”这一方针，如，江泽民进一步将毛泽东的“二为”方针表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6]。胡锦涛指出，一切文化都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在情感上热爱人民，还要在行动上主动了解人民，用真情、真诚，真正地理解人民。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7]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如大力支持兴办文化团体等。习近平也表示，要“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①中国梦的提出，更是丰富了大众性的内涵，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众性的深入探索。
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的原则，还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出现过严重的失误，违背了文化发展的方针和原则。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要积极吸收毛泽东文化观中正确、合理的成分，坚持文化建设的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2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8.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8.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5]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48.
[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8.
[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4.